近来，韩国餐饮行业掀起一股与大型知识产权（IP）合作的热潮。咖啡连锁品牌纷纷携手K-POP艺人、知名卡通形象等IP推出联名菜单及周边商品，旨在通过跨界合作吸引新消费群体、提升品牌认知度，从而实现销售额增长，强化用户品牌忠诚度。 据业界近日消息，MEGA咖啡自去年起与SM娱乐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持续开展艺人联名合作。该品牌采取按季度更换合作艺人的策略，去年春季与H.O.T.、夏季与NCT WISH、秋季与RIIZE、冬季与Super Junior相继推出联名产品。通过“购买饮品获赠周边”的模式，吸引许多粉丝到店消费。 此类合作推动了门店扩张与业绩增长。MEGA咖啡销售额从2023年的368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7.4亿元）跃升至2024年的4960亿韩元，连年刷新纪录。业界预测，去年销售额突破6000亿韩元，再创新高。分析认为，价格竞争力叠加周边商品人气，有力推动业绩增长。 COMPOSE咖啡同样在强化周边商品策略。继去年与三丽鸥合作后，今年再度推出迪士尼人气角色“史迪奇”联名周边。此前三丽鸥系列周边上市6日销量突破10万件，部分门店首发当日便告售罄。此类热门合作不仅带动周边销售，更持续吸引消费者到店、提升品牌认知度，进而促进整体业绩增长。业界推测，COMPOSE咖啡2024年897亿韩元的销售额在去年有望实现翻倍，突破2000亿韩元大关。 长期活跃于周边商品业务的韩国星巴克，正将合作领域从卡通、娱乐、时尚延伸至体育界。去年4月，该品牌将SSG兰德斯与LG双子队的三场连赛设定为“星巴克日”，并推出纪念版联名球衣，商品开售5分钟即告售罄。星巴克去年前三季度销售额达2.367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3.8%。 分析指出，在成本压力加剧的背景下，周边商品合作有助于品牌销售额上升、防止客户流失。业内人士表示，受国际咖啡豆价格上涨及汇率波动影响，进口成本持续攀升，仅靠提价应对局限性。周边商品及联名营销的意义在于稳定客户群体与品牌忠诚度，而非追求短期盈利。

韩国去年对华贸易出口额较前一年增长逾4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尽管近期韩中关系回暖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出口表现，但业内普遍认为，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OB啤酒生产的“蓝妹啤酒（Blue Girl）”流通结构的调整。 根据韩国关税厅19日发布的贸易统计，截至去年11月，对中国啤酒出口累计达到1448万美元，同比增长401.3%，在全球市场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去年因韩国品牌受欢迎度上升，以2167万美元、同比增长46.5%位居首位的蒙古。 从表面来看，这一增长似乎反映出自2016年以来持续的“限韩令”逐步松动、中国市场重新打开的迹象。然而，国内主要啤酒企业普遍指出，对中国的直接出口占比依然有限。 海特真露虽通过中国法人出口部分产品，但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仍然不高。乐天七星饮料方面，由于中国本土啤酒品牌竞争力强劲，其啤酒出口业务同样未能取得明显成效。 业内认为，此次出口增长的关键原因在于OB啤酒“蓝妹啤酒”的出口路径发生调整。隶属于业内认为，此次出口增长的关键原因在于OB啤酒“蓝妹啤酒”的出口路径发生调整。的OB啤酒负责生产德国啤酒品牌“蓝妹啤酒”的，并出口至香港捷成集团。作为拉格产品，“蓝妹啤酒”自2007年以来已连续18年稳居香港市场占有率首位，被视为当地的“国民啤酒”。 OB啤酒方面表示，“Blue Girl的流通路径已调整为经由大陆运往香港”。截至去年11月，出口至香港的啤酒额为1081万美元，同比减少55.1%。若将出口至大陆和香港的金额合计，规模约为2500万美元，即便计入12月出口量，也未能超过去年大陆323万美元、香港2628万美元合计约3000万美元的水平。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啤酒市场长期由青岛、雪花、哈尔滨等本土品牌主导，其他国际品牌也大多在当地设有生产基地。不过，随着韩中首脑会谈后出口登记程序逐步简化，相关变化有望对今后的出口环境带来积极影响。

荷兰国际集团（ING）预测，在半导体出口强劲带动下，今年韩国经济有望实现2%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产业间复苏节奏明显分化，“K型复苏”持续深化，内需与非制造业低迷态势制约整体景气改善效果。 ING指出，受韩元贬值影响，美元兑韩元汇率短期内或逼近1500韩元（约合人民币7元）。考虑到外汇市场波动性和首都圈住宅价格过热风险，韩国银行（央行）预测，全年基准利率将稳定在当前水平（2.5%）。 尽管今年韩国经济指标在半导体带动下有所改善，但受高汇率与内需不振影响，指标与体感景气之间的显著背离或将延续。据金融界19日消息，ING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表示，韩国经济仍高度依赖稳健的半导体需求，而其他产业复苏仍乏力。 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之间的差异明显。上月标准普尔全球（S&P Global）发布的韩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时隔两个月重回5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出现回暖迹象。本月制造业企业心理指数（CBSI）预期值为93.6，环比上升1.9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包括服务业在内的非制造业仍深陷低迷。本月非制造业CBSI预期值仅为86.6，环比大幅下滑4.1个百分点。这表明，非制造业企业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明显加重。 ING还指出，制造业内部分化也持续扩大。以半导体为中心的信息通信（IT）领域保持增长态势，但石化、钢铁、家电、电池等主要产业受全球供给过剩与需求放缓影响，依旧表现低迷。 这种产业结构不平衡也为政府宏观政策推进带来障碍。ING分析称，若实施过度宽松的宏观政策，可能放大金融与财政不稳定风险，导致政策当局可选空间受限。未来政策判断的关键变量，将集中在汇率走势与首都圈房价。 在利率政策方面，ING认为，鉴于当前金融不稳定性与外汇市场波动，更需审慎应对。报告预测，基准利率全年维持在2.5%的可能性较高。 就外汇市场而言，ING对短期韩元走势发出警示，预计美元兑韩元汇率可能在短期内升至1500韩元区间，中期则有望回落至1450韩元左右。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8日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去年20多岁就业人数为344.2万人，同比减少17万人。该年龄段就业人数已连续3年下滑，且降幅持续扩大。 业内普遍认为，人口规模缩小是20多岁就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该年龄段人口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5年减少。不过，从数据对比来看，就业人数的降幅明显高于人口减幅，显示除人口因素外，就业环境等结构性影响正在加重。 数据显示，去年20多岁人口同比减少3.5%，而就业人数降幅达到4.7%。就业率同样呈现下行态势，去年20多岁人群就业率为60.2%，较前一年下降0.8个百分点。这也是自新冠疫情冲击就业市场的2020年以来，该年龄段就业率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对此，韩国加图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梁俊晳指出，尽管20多岁人口持续减少，但就业者数量下滑的速度更快。他表示，过去多数人在20多岁阶段完成就业，而近年来，为寻找更理想岗位而将就业时间推迟至30多岁的趋势正在增强。 与此同时，青年群体中处于“休息”状态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持续扩大。去年，20多岁“休息”人口增至40.8万人，占该年龄段人口的7.1%，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30多岁人群中，“休息”人口也增至30.9万人，同样刷新统计纪录。 这一变化也可从去年8月公布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补充调查中得到印证。调查显示，在回答“休息”的15至29岁人群中，34.1%表示因“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而选择暂时休息，反映出青年群体期望岗位供给不足的问题。30多岁人群中，32%因“身体状况不佳”而处于休息状态，另有27.3%同样因“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而暂停求职。 从就业行政统计来看，对工作经验较少或缺乏经验的青年而言，大企业的就业门槛近年来并未明显放宽。2024年，大企业岗位总数为442.6万个，同比仅增加1.7万个，其中由同一劳动者持续占据的岗位比例上升0.8个百分点，达到84.4%。 相较之下，由离职或退休产生的替代性岗位占大企业岗位总数的11.5%，而因企业扩张或新设所创造的新增岗位仅占4.1%，显示面向青年群体的新增就业空间依然有限。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据业界16日消息，自今年初以来韩国特许经营行业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严峻局面。围绕差额加盟金的司法风险逐步显现，加之《加盟事业法》监管趋严、外卖平台手续费争议持续发酵，业界普遍担忧经营环境将进一步趋紧。 韩国大法院于15日就韩国必胜客加盟店主要求返还2016至2022年期间所缴纳的差额加盟金，向总部提起的不当得利返还诉讼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根据判决结果，韩国必胜客需向94名加盟店主返还共计21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差额加盟金。 业内认为，此次判决可能对整个特许经营行业产生影响。原因在于不少加盟总部在合同中并未明确差额加盟金，而将其视为流通利润或行业正常收益，这一疏忽今后极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同时，上月11日在国会通过的《加盟事业法》修正案被视为加重行业负担的重要因素。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引入加盟店主团体登记制度，并强制加盟总部与已登记团体进行协商。随着加盟店主团体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加盟总部在重要事项上需采取更正式、更持续的协商。 尽管业界普遍认同制度初衷，但对一线执行层面的混乱仍存担忧。业内人士表示：“在协商事项和程序标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仅强化义务要求，核心经营决策可能被迫延后，最终导致决策效率下降，进而削弱企业竞争力。” 此外，外卖平台手续费问题同样影响特许经营行业。去年就外卖平台收费制度讨论不断升温，但随着韩美关税谈判正式启动，相关监管讨论有所减少。不过，近期政府和国会释放出推动“外卖手续费限制”的立法意愿。 也有观点指出，过去，开店和品牌扩张是发展核心动力，但如今已进入仅凭品牌难以成长的阶段。由于需要同时考虑监管环境变化、司法风险和社会要求，在韩国做特许经营并非易事。

韩国江陵原州大学多文化学副教授金圭灿（音）及其研究团队于本月16日在《韩国移民政策学会报》发表题为《留学生居留资格转换与地区定居经验研究》的学术报告并指出，外籍留学生在韩国高校完成学业后，虽尝试通过就业在韩长期定居，但往往因签证转换面临制度性障碍，进而导致居留状态不稳定。 研究团队于2024年9至12月期间，对12名毕业于韩国四年制及以上高等院校，或尝试将留学签证转换为专业人才（E-7）、地区特化（F-2-R）或永久居留（F-5）等类型的外国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者国籍涵盖哥伦比亚、越南、喀麦隆、尼泊尔、蒙古等八个国家。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在毕业后普遍遭遇多重制度性阻碍与较高的不确定性。 其中，面向毕业生求职准备阶段的D-10签证制度受到较多批评。受访者反映，该签证不允许持有者从事兼职或小时制工作，导致在求职期间难以维持基本生计；同时，续签所需账户存款金额亦构成显著经济压力。一名受访者指出，D-10签证有效期仅为六个月，且要求账户中始终持有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6万元）以上的存款，这对于刚步入社会的毕业生而言往往难以承担。 被多数留学生视为目标的专业人才签证（E-7）同样存在较高的申请门槛。该制度对职位与所学专业的相关性要求较为严格，并设置了相对较高的收入标准，收入条件甚至超出许多韩国应届毕业生的薪资水平，且申请过程高度依赖用人单位的主动配合。 此外，研究人员的E-3签证持有者失业时可能立即丧失居留效力，且需每1至2年办理续签，这种短期化的居留安排使得留学生难以进行长远的人生规划。报告指出，当前签证体系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某种程度上向外界传递出韩国移民政策在实质上并不鼓励留学生长期定居的矛盾信号。受此影响，部分留学生并未选择在韩定居，而是将在韩经历作为跳板，转而积极筹划移民至美国、欧洲等第三国。 报告强调，当前亟需建立一套稳定且可预期的居留资格转换体系，地方高校、政府及相关企业应加强协同合作，共同构建支持留学生就业与签证转换的制度化机制。此外，对于在母国仍有家庭的毕业生，若能扩大其家属随行或共同居住的机会，将有助于提升他们在韩国长期定居的意愿。

受高汇率与供给过剩影响，韩国航空业去年第四季度业绩预计表现黯淡。业界预测，韩国六家上市航空公司中有五家营业亏损。 据航空业界16日消息，大韩航空去年第四季度营收为4.551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15亿元），同比增加13.5%；但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1%。 据金融信息服务机构FnGuide数据，韩亚航空第四季度营业利润预期亏损1220亿韩元，按季度计算连续三个季度陷入赤字。分析认为，2024年货运业务收入占公司总营收的24.4%，去年8月起出售11架货机导致货运业务空缺，对整体收益造成影响。 四家上市低成本航空公司（LCC）同样未能在第四季度摆脱亏损。其中，情况最为严峻的是德威航空，第四季度营业亏损预期为319亿韩元，有望连续七个季度亏损。分析指出，公司2024年新开通欧洲航线，这一航线与中国及中东航空公司展开低价竞争，导致盈利能力下降。为改善财务状况，德威航空计划于今年3月通过增资筹集1912亿韩元，用于提升财务安全性以及引进中型远程新机。 济州航空同样表现低迷，第四季度营业亏损预计为216亿韩元，预计连续五个季度陷入赤字。大韩航空旗下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也未能幸免，真航空和釜山航空第四季度营业亏损预期分别为72亿韩元和140亿韩元，均已连续三个季度亏损。 航空公司业绩集体下滑，主要源于第四季度客运需求恢复缓慢，而供给却显著增加。韩国国土交通部航空信息门户系统数据显示，第四季度韩国11家本土航空公司的座位供给量约为3892万席，同比增加8.5%；同期旅客运输量约为3339万人次，仅增长5.5%，整体客座率降至85.8%，同比下滑2.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汇率上升影响航空公司的盈利压力。由于航空公司以美元结算的燃油费用占营业成本的约30%，汇率上升直接降低盈利能力。 业内普遍认为，为改善今年航空业盈利，需首先解决供给过剩问题，并同时迎来汇率回落。

新冠疫情期间，育儿负担高度集中于女性，导致养育婴幼儿的母亲经济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分析指出，尽管双职工家庭趋于普遍，且政府持续推动旨在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政策，但在特殊社会情境下，育儿责任仍主要由母亲承担。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与明知大学教授基于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KICCE）发布的消费实态调查数据，对养育0至7岁子女的家庭进行分析，并于15日联合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婴幼儿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报告显示，每千人中新冠病例每增加一人，母亲参与经济活动的概率便下降2.02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间亦减少2.49%。相比之下，父亲在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劳动时间方面均未出现显著变化，就业率仅微降0.66个百分点。 在传染病危机的冲击下，照护责任与生计维持的角色分工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所承受的就业冲击，因岗位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形态。具体而言，从事可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劳动时间仅减少2.46%；而从事难以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就业率则双双下降约3.2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可远程办公的母亲主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弥补照护空缺，而在缺乏灵活工作条件的情况下，照护需求的激增则直接导致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 报告分析称，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育儿负担不均衡。随着新冠疫情导致托儿所、幼儿园等保育设施使用受限，照护责任更多地转移至母亲而非父亲。据调查，在确诊病例较多的地区，父亲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水平，而母亲的相应参与率和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滑。母亲相比暂时休职或处于求职状态，更多地直接转为不参与经济活动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凸显出育儿负担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报告指出，育儿责任仍是制约女性持续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在系统性地缓解母亲过度集中的照护负担的同时，着力构建能够实质性扩大父亲育儿参与度的政策与社会基础。

15日，韩国银行（央行）行长李昌镛在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上决定维持基准利率2.5%不变，他表示汇率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但央行不会以调整利率的方式直接干预。 李昌镛表示，尽管去年底韩元汇率一度回落40韩元以上，但今年以来再次升至1美元兑1400美元中后段水平，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年初以来汇率升幅中的四分之三源于美元走强、日元走弱及地缘政治风险，其余约四分之一来自韩国自身的资金供需因素。国民年金（养老金）持续进行外汇对冲，海外投资资金回流，大企业也将部分海外持有外汇汇回国内。但同时，个人投资者在汇率回落时集中买入美元、持续向海外投资，令外汇需求居高不下。 除汇市风险外，物价走高也成为央行决定冻息的考量因素。去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3%，继9月（2.1%）、10月（2.4%）、11月（2.4%）之后，连续第四个月保持2%以上的涨幅。其中，成品油价格上涨6.1%、进口牛肉上涨8%，涨幅尤为明显，被解读为低汇率影响逐步显现。 李昌镛否定应通过加息来降低汇率的意见，他表示若依靠利率抑制汇率，需上调2至3个百分点，这将给大量家庭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央行的利率政策关注的是汇率对通胀的影响，而非汇率本身。 针对高汇率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担忧，李昌镛表示，韩国目前是对外净债权国，外汇储备充足，与过去因外债负担引发危机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他同时反驳“经济崩溃、汇率持续暴涨”的说法，称这是过度悲观的判断。 在经济前景方面，李昌镛对韩国半导体产业持乐观看法，称无论谁将成为人工智能（AI）领域的赢家，未来至少一年内韩国半导体产业前景仍向好。 李昌镛还否认货币过度宽松导致汇率上升的说法，指出央行近年一直致力于抑制家庭负债，广义货币（M2）增速已明显放缓，央行滥发货币推高汇率的说法并不属实。 当天货币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通过冻结利率，央行去年2月和5月两度降息，延续宽松基调。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先后于7月、8月、10月、11月和今年1月连续五次冻结基准利率。 此外，政府稳楼市政策、银行对居民贷款实施总量管控的作用下，首都圈地区房价上涨势头及贷款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在当前阶段央行仍有必要将基准利率维持在现有水平，并继续观察金融市场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