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这句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精准折射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200万人。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内需增长乏力与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压力之下，市场吸纳青年就业的能力持续减弱，就业信心亦呈下滑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全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5%，创近12个月最低水平，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显示出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着毕业季来临，超过1222万名应届毕业生集中涌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岗位竞争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青年选择以“缓就业”方式暂避压力，包括报考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出国留学，甚至主动延迟毕业。社交媒体上，诸如“毕业典礼与外卖员身份转场”类的内容一度成热梗，突出青年群体在就业困境中的自嘲与无奈。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在今年明显缩减招聘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仅为4530人，同比大幅减少近69%；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招聘规模也分别同比下降47%和34.8%。有分析认为，当前就业环境趋紧，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尽管双方此前通过多次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贸关系，但平均仍维持在30%左右的高关税，持续对中国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据统计，美国曾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导致近9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流失风险。虽然后续关税水平有所回调，但仍预计有400万至600万个岗位受到实质性影响。高盛集团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1600万个出口相关就业岗位或将面临潜在威胁。即便关税出现下调，制造业就业稳定性亦难以迅速恢复。 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政府正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稳定就业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推出新型货币政策，为养老、护理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行业的资金注入。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在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企业招聘需求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安邦分析师陈力指出：“高校毕业生仍大量聚集于易被人工智能（AI）替代的传统行业，结构性错配问题不断加剧。若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 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第二轮升温趋势，为市场前景再添不确定性。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抬头，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届时，可能引发出口行业新一轮裁员潮。 同时，中美贸易博弈呈与以往不同的“质变”。美方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是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新能源、电动汽车、AI芯片、绿色技术等代表未来产业竞争核心的领域，这使中国重点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承受外部压力，原本吸引大量青年人才的新兴行业也逐失去增长动力。一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应届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曾以为进入AI和新能源赛道就是踏上快车道，可如今外资撤离、项目缩减，连面试机会也减少。” 此外，青年群体中的“低质量就业”现象正持续蔓延。在难以获得专业匹配岗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转向外卖配送、直播助理、微商等灵活就业形态。这类岗位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16至30岁青年占比超过30%。有分析认为，这种“被动灵活”的就业状态不仅掩盖了真实失业水平，也更加深了青年群体的职业焦虑与社会流动困境。 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中，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波动，都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前途与一个家庭的生计。在结构性矛盾凸显、外部环境冲击持续以及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切实筑牢“就业底线”，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并破解的重大命题。

一项调查显示，自韩国“6·27贷款调控”政策实施数月以来，首尔小户型公寓的月租交易量显著上升。受全租贷款额度收紧影响，租客可选择范围收窄，市场供应房源明显减少。行业分析指出，该贷款调控政策加剧了普通民众在居住方面的经济负担。 据韩国国土交通部于3日公布的实价交易系统数据，今年7月，首尔6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公寓的租赁交易中，月租占比达54.5%，环比（51.8%）上升2.7个百分点。小户型公寓的月租比例自6月起已超过五成。考虑到目前数据统计尚未完全结束，该数值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业内分析认为，受贷款限制政策影响，首都圈全租贷款额度缩减，是推动月租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在全租价格并未出现下降的背景下，租客实际可支配资金减少，促使更多人转向月租模式。根据“6·27贷款调控”政策，青年群体的全租贷款上限从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2.2万元）降至1.5亿韩元，新婚夫妇的贷款额度也从3亿韩元下调至2.5亿韩元。此外，韩国住宅城市保障公社（HUG）的首都圈全租贷款担保比例也从90%降至80%。同时，新规要求购房者在办理住房抵押贷款后六个月内必须完成迁入申报，这也进一步抑制了全租市场的供应，推动月租需求上升。 小户型公寓的月租比例涨幅显著高于其他面积。数据显示，首尔整体公寓租赁交易中月租占比在6月为42.3%，7月升至43.9%，政策实施前后一个月内增长1.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大户型公寓（专有面积135平方米以上）的月租比例仅从37.2%小幅升至38.3%。 有观点认为，此次贷款管制对资金实力不足、高度依赖贷款支付全租保证金的群体影响最为显著。NH农协银行房地产专家尹秀敏（音）表示：“小户型公寓的全租需求群体普遍资金储备有限，对贷款依赖度较高，因此直接受新规冲击。从年龄结构看，青年群体所受影响尤为突出。尤其在贷款审查趋严的态势下，越来越多租客正转向月租模式。”

2025仁中论坛（INChina Forum）2日在仁川松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转型期的世界与中韩关系”为主题，旨在纪念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实施十周年和仁川-青岛结好30周年，为两国搭建多层次交流对话平台。 本次论坛由仁川市政府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仁川研究院、仁川商工会议所、仁川大学中国学术院、仁川文化财团、仁川人才终生教育振兴院、仁川旅游发展局、现代中国学会等机构共同承办。 论坛主要活动包括中韩专家对话、中韩青年对话、观众互动问答等环节。此外，论坛还为两国企业提供了合作交流平台。仁川市邀请25家中国企业与韩国中小企业现场对接洽谈，并与中国友好城市代表团深入交流。此外，第八届仁川—威海地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同期召开，进一步深化两市外交合作。 仁川市市长刘正福在致辞中表示：“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仁川市将继续深化中韩城市外交。明年恰逢仁中论坛成立十周年，我们将携手仁川市民，把论坛打造成更加充实、更具意义的交流平台。”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致辞中强调：“仁川一直走在中韩交流合作的前列。今后希望在人工智能、绿色经济、先进制造、生物科技、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中韩合作空间。” 仁中论坛于2016年由仁川市政府主导成立，汇聚仁川与中国交流合作的丰富经验，致力于打造仁川与中国交流、商务、知识共享平台。仁川市每年通过举办国际会议，积极发挥平台在对华交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贫困经历与低学历会延缓青年就业、独立和结婚进程，并加剧相关负面影响及抑郁情绪。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1日发布《青年转型路径变化的影响及人口社会政策含义》报告，并于2日公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韩国福祉面板调查（KoWePS）2005年至2022年的数据，对约1200名年龄在24至39岁的青年进行分析，将人生阶段划分为20多岁、30岁前期和30岁后期，并通过时序分析测算其40岁时的生活质量指标。 研究结果显示，有贫困经历的青年在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这四类人生事件上的实现情况明显低于未经历贫困的群体。具体来看，39岁时未经历贫困的青年中，完成四项人生事件的比例为48.69%，而有贫困经历者仅为35.26%，整体平均水平为47.04%。 即便已经毕业并就业，但仍未能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在贫困群体中为16.03%，非贫困群体则为12.33%，差距依然明显。更为突出的是，25岁时，贫困青年中毕业后仍未就业、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高达25.64%，至39岁时仍有10.9%；而非贫困青年在25岁时仅为8.1%，至39岁则降至不足4%。 研究团队分析指出，贫困群体从毕业到就业的转型较为迟缓，即便顺利就业，他们在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 学历水平同样影响青年的人生进程，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完成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四类人生事件的比例明显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进一步分析显示，四类人生事件的发生时间与40岁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就业越迟，抑郁情绪越强，自尊水平越低。研究团队指出：“失业不仅导致生活不稳定，同时还会受到因选择全职家庭主妇角色而产生的影响。” 婚姻因素亦不容忽视。未婚或晚婚群体的抑郁情绪明显高于已婚群体，且结婚时间越晚，情感满足度和生活满意度越低。 研究团队建议：“教育、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等人生阶段若停滞，其负面影响会不断累积。因此，应在青年早期介入，通过政策干预，防止贫困成为转型障碍。” 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涵盖金融支持、社会服务与职业培训的“青年成长账户”，以及推行“参与收入型岗位保障制”，由政府提供如照护服务、气候变化应对等社会必要岗位，帮助青年获得稳定就业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青年岗位持续缩减，韩国劳动力市场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1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20至29岁青年就业岗位总计达291.9万个，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6.8万个，连续10个季度呈下降态势。 具体来看，制造业（-2万）、建筑业（-2.4万个）、批发零售业（-2.4万个）和通信业（-2.1万个）等行业岗位持续萎缩，青年不断面临就业压力。尤其是制造业，自2018年以来位已连续7年岗位下降，数量从73.7万个减至60.7万个；建筑业岗位则连续7个季度下滑，批发零售业更是出现长达12个季度的下降趋势。 统计厅相关人士表示：“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通信业就业人员主要为20岁以下人群。20至29岁人口规模缩减进一步加剧了该年龄段就业岗位的减少。” 整体来看，韩国就业岗位总数达2053.6万个，较去年增加约1.5万个。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福利需求扩大，推动60岁以上人群就业增加。60岁以上就业岗位达377.6万个，较去年增加19.7万个。其中保健与社会福利业岗位（以养老护理员为主）增长迅速，达到7.8万个；商业设施管理、商业支持及租赁服务业岗位也增长2.2万个。 同时，今年第一季度岗位消失约219.7万个，较去年增加2.2万个。其中制造业岗位减少35.7万个，建筑业则减少49.9万个。岗位消失比例依次为建筑业（22.7%）、制造业（16.3%）和批发零售业（13.2%）。 高丽大学劳动问题研究所教授金成熙（音）表示：“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主要行业持续疲软，加之青年面临‘就业难’，导致就业人数持续下降。此外，面向高龄层增设的保健福利业岗位大多都为短期工，难以反映整体就业状况。因此，政府不仅需出台针对青年就业的对策，也应配套制定中老年群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综合方案。”

长期以来，公务员被视为稳定的“铁饭碗”，但在韩国，这一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薪资待遇相对偏低，年轻人对公务员职位的热情正在快速降温。 根据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及青年层经济活动人口调查附加调查结果，截至今年5月，在20至34岁非经济活动人口中，过去一周内备考7级、9级公务员招录考试的“考公族”人数为12.9万人，同比减少3万人，创自2017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 数据显示，备考一般公务员的青年人数已连续4年呈下降趋势。从各年度来看，2017年为30.6万人，2018年和2019年降至24万人，2020年一度反弹至26.8万人，2021年更是攀升至31.3万人的峰值。但此后人数急剧下滑，2022年骤减至23.9万人，2023年降至21.4万人，去年首次跌破16万人，今年进一步减少至12.9万人。 不仅是一般公务员，其他公共部门职业也呈现类似趋势。备考包括行政高考（5级公务员）专利代理人、会计师等专业资格考试的人数从2021年的10.5万人降至今年的8.1万人。 此外，备考教师资格考试的青年人数从2020年的4万人减至去年的2.3万人，今年维持在2.4万人左右。公营企业和媒体机构的备考人数也从2020年的11.7万人降至去年的8.2万人，今年虽小幅回升至9.2万人，但仍处于低位。 相比之下，今年5月选择进入民营企业就业的青年人数同比增加4.1万人，达到23万人，创下2017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 公务员职业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薪资待遇偏低”。韩国人事革新处面向2.7万名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并于去年11月发布结果显示，公务员职业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与民营企业相比报酬偏低”（88.3%）。其他原因依次为“恶性投诉造成的工作压力”（39.8%）、“等级森严的组织文化”（15.9%）。 面对这一现状，韩国全国公务员工会2030青年委员会上月呼吁政府改善公务员待遇，防止人才因经济因素流失。 针对基层公务员流失加剧的问题，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在6月国务会议上强调，必须改善初级公务员待遇。人事革新处回应称，将“重点提高低年资、一线及实务岗位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并计划在2027年前将9级公务员起薪提升至每月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

韩中青年职业选择取向呈显著差异，折射出两国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次特征。韩国青年普遍倾向于选择医生、律师、公务员等需持证上岗的传统职业，或追求演艺界等短期高回报行业；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更愿意投身科技创新与创业领域，展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更高容忍度。这一现象的形成源于两国产业结构差异、政策导向不同，以及对社会风险认知的根本区别。 韩国社会“医学热”现象持续升温，顶尖考生争相报考医学院，背后是医生职业稳定的高收入和崇高地位。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律师、会计师等专业领域。同时，演艺圈因其快速致富的可能性，成为年轻人实现财富梦想的新选择。 职业选择倾向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严峻就业环境下的理性应对策略。面对日益激烈的职场竞争、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以及持续扩大的财富差距，上述职业确实提供了相对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然而，当大量优秀人才过度集中于传统稳定行业时，整体社会的技术创新活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新兴产业、创新企业以及新型就业机会的培育，往往依赖于创业精神和技术革命的土壤。 中国社会对传统稳定职业的热衷程度明显低于韩国。尽管医生职业收入稳定，但整体薪酬水平与韩国同行存在差距；更多年轻人将目光投向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认为这些行业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收益空间。然而，在中国科技行业有“35岁魔咒”的说法，折射出该领域的竞争压力和人才溢出。即便是知名企业核心技术人员，年过35岁同样面临裁员风险。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率高达16.1%，位居各行业前列。这一现状促使从业者普遍意识到，即便是顶尖学府毕业的工程师也必须持续保持竞争力，“铁饭碗”职业保障已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选择直面职业不确定性，将其转化为创新创业的动力。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就业困难”成为青年创业者主要创业动机，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创业热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就业市场压力所驱动，而非单纯追求自我价值或财富积累的理想化创业。而这种“生存型创业”模式意外成就了中国创新的独特优势。截至2024年，中国以369家独角兽企业领跑全球，占据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数据显示，2022年新晋独角兽占比达13%。尤其在人工智能（AI）、半导体、生物医药和新能源等战略领域表现突出，持续涌现的新兴产业重塑全球科技竞争格局。 北京独角兽企业超过百家，主要集中在AI、生物科技和电动汽车等高科技领域；上海约60家，以金融科技和电商为主；深圳近50家，擅长硬件与芯片；广州约20家，聚焦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杭州独角兽企业数量虽仅维持在15家左右，但企业质量显著。 以杭州市为例，在线医疗服务平台微医（WeDoctor）估值约70亿美元，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数字化医疗服务网络；金融科技企业同盾科技估值达13亿美元，在风险控制和信用评估领域具有领先优势；深度求索（DeepSeek）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宇树科技（Unitree Robotics）则在四足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制造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杭州凭借在AI、机器人和医疗科技等领域的六家核心创新企业，已获得“小龙之城”的美誉。 中国创新创业生态的蓬勃发展，得益于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自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实施以来，政府持续完善创新创业基础设施。近年来，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2020年推出的“新基建”计划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2021年实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23年颁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为创新企业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创业补贴、产学研协同等多元化措施激发创新活力，同时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包容度也在不断提升。成功创业者的示范效应不断强化，形成了创新创业的良性循环。 相比之下，韩国虽然也建立了相应的创业支持政策体系，但社会整体价值取向仍倾向于追求职业稳定性。创业失败带来的社会压力、复杂的监管环境以及对国际市场拓展支持不足等因素，客观上制约了韩国创业生态的扩展空间。 因此，韩国青年倾向于通过选择稳定性职业来规避风险，而中国青年则更善于将风险转化为创新动力。这种差异将在长期发展中深刻影响两国的产业结构与全球竞争力。如果韩国持续维持当前的职业选择模式，创新速度将面临放缓风险；而中国通过将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正在快速扩张技术与创业生态系统。 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看，完成基础产业积累的国家应当向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这一转型过程需要有效整合资本、人才和政策资源，重点培育高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和AI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然而，韩国经济转型面临明显滞后。主要源于产业结构转型缓慢，过度依赖半导体、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人才结构失衡，顶尖人才集中于医疗、法律等传统行业；创业环境保守，监管门槛高且社会容忍度低。若这一态势持续，在未来十年韩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竞争力或将持续削弱。 专家指出，韩国要建立更具活力的创业生态需在三个关键领域着力，包括深化全球合作网络建设，积极引入海外优质人才与资本；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最具发展潜力的创业团队和核心技术；推动创业文化转型，实现风险共担。同时，社会层面需要转变观念，将创业失败视为宝贵的经验积累而非个人污点。 青年的职业选择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当这种选择形成规模效应时，将直接塑造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未来。当前，中国正通过将发展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稳步迈向世界级技术创业强国；而韩国则需要在个人职业稳定性需求与国家创新发展要求之间，探索建立新的平衡点和发展路径。

韩国已经进入“躺平”青年40万+时代，社会上不乏批评他们“好吃懒做”的谴责之声，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把“躺平”归咎于个人惰性，无疑是对问题肤浅的误解。 韩国银行去年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显示，40万“躺平”青年中，七成以上有过就业经历，仅5万人未曾工作。他们大多数并不是没有努力，而是在挫折面前被迫停下脚步。不少人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最终选择“躺平”。 有人说他们眼高手低，但真相是就业机会正在萎缩。青年招聘已经连续15个月减少，餐饮住宿行业的兼职岗位也跌至疫情时期水平。其他年龄人口的就业逐渐恢复，唯独青年就业质量持续恶化。供需失衡才是核心问题。 大韩商工会议所调查显示，八成以上企业更加青睐经验人士而非新人，AI的普及进一步压缩新手的机会。对于刚毕业的青年来说，不是不想工作，而是找不到入口。在挫败感的不断累积下，一部分人甚至与社会脱节，韩国约50万“隐居”青年中，有人坦言想工作但没机会。这不是懒惰，是绝望。 “降低眼界”不是答案。短期内，政府需要刺激内需，为增加青年岗位的企业提供激励，或推动海外就业机会。长期看，改善劳动环境至关重要。调查显示，九成青年愿意进入中小企业工作，前提是薪资福利合理与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应该形成“工作不以生命为代价”的氛围。 韩国政府提出扩大就业安全网络、培养AI人才，但这远远不够，恢复公营岗位、增加地方就业机会也应提上日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在青年普遍“躺平”时保持活力。 青年“躺平”是一种自我保护，正如作家郑熙真所说，是极端竞争下的无奈选择。最近热播韩剧《未知的首尔》也传递出类似信息，逃避或停下，只要是为了活下去，都是勇敢。“躺平”的青年，或许比谁都焦虑。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沉默与退缩不是懒惰，而是社会必须正视的警钟。能否为他们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决定国家的明天。给他们喘息的空间，创造更多机会，才能让青年重新燃起希望。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委托昌原大学教授李美淑（音）开展研究，并于18日发布的《“躺平”青年增长所致经济成本估算》结果显示，近五年韩国因不升学、不就业的“躺平”青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41亿元）。尽管青年人口减少，但“躺平”青年人数则持续增长，并在上月创下历史新高。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5岁至29岁青年人数从2019年的966万人减至2023年的879万人。然而，同期“躺平”青年人数从43万人增至48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及以上学历“躺平”青年人数从2019年的15.9万人增至2023年的18.4万人，显示出高学历青年在当前经济形势与就业环境下，更加谨慎地做出职业选择。 2023年，“躺平”青年预期月收入约为180万韩元，仅为同龄就业青年收入（217万韩元）的83%。报告指出，原本能够获得高收入的青年群体脱离经济活动，正加剧社会经济损失。 报告是通过汇总各年度“躺平”青年人口、其预期收入以及雇主应承担的社会保障缴款，测算出过去五年因该群体造成的经济成本总额达53.4万亿韩元。其中，年度成本从2019年的8.9万亿韩元增至2023年的11.5万亿韩元。 报告还指出，应根据教育水平提供定制化政策支持，建立早期发现与信息共享体系，并推动心理与康复支持项目等措施，帮助青年参与经济活动。具体包括实施“青年无力感克服计划”、恢复型勤工助学制度，以及“青年陪伴导师”制度等。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尚浩（音）表示：“由于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企业招聘岗位减少，青年就业困境日益严峻。在推行精准扶持政策的同时，亟需通过提振内需、放宽监管等措施增强企业活力，以扩大就业岗位规模。”

受制造业与建筑业就业低迷及青年岗位不足影响，韩国上月整体就业增长势头出现放缓。尤其是20多岁“躺平”人口达到42.1万人，创下统计以来的7月历史新高。 韩国统计厅13日发布《7月就业动向》显示，上月就业人数共计2902.9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7.1万人，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10万余人的增长水平。 就业人数自3月增加19.3万人以来，4月（19.4万人）、5月（24.5万人）、6月（18.3万人）的增幅均徘徊在20万人左右。此次连续两个月出现缩减，为2月（13.6万人）以后的最低增幅。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7.8万人，已连续13个月下降；建筑业在行业低迷背景下减少9.2万人，已连续15个月下滑，但上述两个行业与前一个月相比降幅均有收窄。 反映内需的餐饮住宿业就业人数也减少7.1万人，连续3个月下降，降幅创下新冠疫情期间2021年11月（-8.6万人）以来的最大值。统计厅社会统计局长表示，“民生恢复消费券”在调查结束后发放，因此效果尚未反映在统计之中。 农林渔业就业人数减少12.7万人，除了受到农渔业人口减少影响之外，还受4月寒潮和霜冻、7月酷暑和暴雨等极端气候影响，目前已连续4个月出现10万余人的减幅。与此相关的农林渔业熟练工人也减少13万人。 此外，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26.3万人）、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9.1万人）等领域的就业人数有所增加。 从年龄来看，60岁以上（+34.2万人）和30多岁（+9.3万人）就业人数增加，但20多岁减少13.5万人，青年（15至29岁）就业人数整体减少15.8万人。 从就业形式来看，正式工增加31.9万人，临时工增加1.6万人，但日用工减少4.8万人。个体商户和无偿帮工等非薪资就业人员减少11.6万人。 上月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3.4%，较去年同期上升0.1%，创下7月历史最高纪录。以经合组织（OECD）标准统计的15至64岁就业率为70.2%，同比上升0.4%。15至29岁青年就业率则下降0.7%至45.8%。上月失业人数为72.6万人，同比减少1.1万人，失业率为2.4%，为1999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7月最低水平。 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在内的经济活动人口共计2975.4万人，同比增加16万人。非经济活动人口为1600.4万人，同比增加0.8万人，其中“躺平”人口增加6.9万人。尤其是20多岁“躺平”人口达到42.1万人，较去年增加5000人，为2003年开始统计以来的7月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