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凌晨，韩国国务总理金民锡到访位于首尔市九老区的南九老凌晨人力市场，为劳动者们分发年糕。

一项调查显示，首尔职场人士平均月薪达476.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4万元），在韩国位居首位，蔚山以475万韩元紧随其后。 雇佣劳动部于上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拥有至少一名稳定就职员工的全部企业平均工资为421.5万韩元。 首尔之所以成为职场人士平均月薪最高的城市，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IT）、金融、专业科学技术等高薪产业高度集中。此外，首尔不仅坐拥多家主要韩国大企业，更是众多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持续不断的人口流入推动高端劳动力需求增长，进一步推高薪资水平，使首尔职场人士平均月薪超过全国平均值。 蔚山以475万韩元的平均月薪位列第二，该城市聚集汽车、造船、化学等大型制造企业。然而，以住宿、餐饮等低薪服务业为主的济州地区平均薪资最低，仅为327.9万韩元。 反映消费者物价水平的实际工资总额，首尔和蔚山同样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仁川（3.6%）和全罗南道（3.4%）的实际工资涨幅显著，而光州（-0.4%）和全罗北道（0.0%）则出现停滞或下滑。同比薪资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仁川（5.8%）和全罗南道（5.7%），而光州广域市（1.5%）与济州地区（1.6%）则相对较低。 数据显示，全国人均月劳动时间为174.2小时。忠清南道（178.8小时）和庆尚南道（178.6小时）的劳动时间超过平均水平，该地区制造业比重较大，而制造业普遍需要较长的劳动时间。服务业比重较高的济州地区（168.7小时）与大田（169.3小时）劳动时间相对较短。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劳动生产率仍远低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分析指出，在未提高生产率的前提下，仅仅缩短劳动时间，将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大韩商工会议所可持续增长倡议（SGI）与西江大学教授朴正洙（音）22日发布的共同研究结果显示，韩国劳动生产率为6.5万美元，以2023年为基准，在3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22位。这一数值仅为已实施每周4天工作制的比利时（12.5万美元）和冰岛（14.4万美元）的一半，大幅落后于正在试点每周4天工作制的法国（9.9万美元）、德国（9.9万美元）和英国（10.1万美元）。 SGI指出，缩短工时有望提高工作满意度，同时休闲时间的增加有望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对企业而言，如果劳动生产率未能提升却仅缩短工时，可能导致年度生产业绩下滑和人力成本上升，从而加重经营压力。2000至2017年期间，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增速几乎相同，但自2018年起工资涨幅远超生产率，差距迅速扩大。具体而言，2000至2017年名义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均为3.2%，而2018至2023年间，工资增长率为4%，劳动生产率却仅增长1.7%。 对比2011至2017年与2018至2022年企业资产回报率（ROA），劳动密集型企业下降1.8个百分点，降幅大于资本密集型企业的1.1个百分点。同期中小型企业资金回报率下降1.5个百分点，降幅远超大企（-0.4个百分点）。 大韩商工会议所SGI研究委员金千九（音）表示：“大企业可借助资本和技术投资弥补生产率不足，但中小企业难以将工资压力转嫁至产品价格，且研发投入有限。在经济疲软、人力成本上升以及生产率提升受限的多重影响下，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经营风险。” 因此，报告中提出灵活调整工作时间，推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人员重组，支持中小企业成长与发展等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对尖端产业适用每周52小时工作制，基于岗位和业绩发放薪酬以及合理改善劳动规章的修订程序等。

为推行一周4.5天工作制尽快落地，政府将在今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法制处日前制定立法计划，将缩短实际劳动时间纳入其中。但经济界对此表示忧虑，称考虑到韩国劳动市场特点，当务之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非缩短劳动时间，仓促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将进一步削弱企业竞争力。 据经济界和劳动界消息，雇佣劳动部上月向国政企划委员会报告了有关缩短劳动时间的三阶段战略路线图。主要内容为今年内制定《实际劳动时间缩短支援法》和每周4.5天工作制支援项目后，明年推进禁止包干工资立法，并在2027年后正式开始推广每周4.5天工作制。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竞选时，承诺通过制定缩短实际劳动时间和引入每周4.5天工作制，在2030年前将劳动时间缩短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以下。 随着劳动部提出的路线图被纳入法制处的国政课题立法计划，4.5天工作制落地有望提速，但经济界对仓促推行持强烈担忧态度。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比缩短劳动时间更为迫切。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以2023年数据为准，韩国的劳动生产率为每小时54.6美元，仅相当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70.6美元）的77.4%，七国集团（G7）平均水平的67.8%。 其他经济界人士也表示，若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只会增加企业的人力成本等负担，当务之急是实现劳动市场灵活化等。某经济团体负责人表示，若不具体考虑行业和企业特点，“一刀切”缩短劳动时间，压力将转嫁给企业，或引发劳动一线混乱。为了让每周4.5天工作制平稳落地，必须制定劳动市场灵活化等补充措施。 政府认为，相关法律出台后，将对积极推行4.5天工作制等缩短劳动时间的企业提供政策及财政支援，雇佣能力有限的中小及中坚企业将从中受益。但中小企业对此持相反意见，一家中小企业负责人表示，仓促推行4.5天工作制将加重企业成本负担，削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缩短劳动时间前需提高企业生产力，改善僵化的劳动环境。

韩国自2004年引入每周五天工作制后，时隔21年劳动市场乃至经济社会整体将迎来重大变革，应对低生育老龄化、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大势所趋，劳动界要求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呼声水涨船高，政府将此列为重点国政课题，出于对人工成本上升和青年就业萎缩的担忧，劳动界对此虽忧心忡忡，但在无法回避的时代变革背景下，预计相关议题讨论将持续升温。 ▲4.5天工作制+延长退休年龄=可持续就业模式 据雇佣劳动部8日消息，以2022年数据为准，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904小时，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时间1719小时高出185个小时。在OECD成员国中，仅次于哥伦比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智利和以色列五国。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面向主要31个国家实施衡量工作与生活平衡水平的“时间主权”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的劳动时间高居第3位，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仅排名第20位。 随着人工智能（AI）普及，生产力创新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长期劳动不仅影响劳动者的生活质量，还导致经济丧失活力，因此对4.5天工作制的讨论应运而生。 65岁以上人口占整体人口比重已达20.3%，韩国已跑步进入超高龄社会，推迟退休年龄迫在眉睫。按照目前趋势，2030年韩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达25%，2050年将超过40%，社会将面临劳动力低下、养老金及福利负担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等棘手问题。 目前讨论的基本框架是将延长退休年龄与每周4.5天工作制相结合，通过减少工作时间，保障长期雇佣和共享工作岗位，从而巩固社会经济稳定，构建可持续就业模式。 ▲“一刀切”推行或引发副作用 但在韩国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局面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贸然进行调整可能进一步扩大差距。2016年，韩国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后，引发福利集中于大企业高龄员工、提前退休增加等副作用。 韩国银行（央行）日前在与首尔大学教授金大逸的共同研究中指出，在维持现有工资与雇佣体系的前提下，仅延长退休年龄，可能反复导致青年就业萎缩、提前退休增加、劳动市场两极化加剧等问题。 根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的统计，有关工资封顶的法律诉讼在2022年为121起，去年大幅增至292起。去年提前退休人数较2013年增长87.3%，远高于同期正常退休人数增幅（69.1%）。 从企业立场来看，生产效率下降和人力成本增加是最头疼的难题。韩国经济人协会推算，延长退休年龄5年后，60-64岁的高龄劳动者雇佣成本将达到30.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50亿元），这一数字可雇佣90万名25-29岁的青年劳动者。 难以实现在海外生产或自动化的中小企业将首当其冲受到打击，自实施每周52小时工作制后，研发领域已出现成果下滑势头。 延世大学经济专业教授梁峻模称，中小企业“招工难”非一日之寒，（若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力短缺，最终不仅将令企业和员工受到损失，也将打击国家整体经济。 ▲已获社会民意广泛认同 尽管利益相关方各执一词争论不相上下，李在明政府成立后将这一议题纳入国政课题，预计相关讨论将提速。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承诺将韩国平均劳动时间缩短至OECD平均水平以下，计划在今年年内推动立法并出台政府支持方案，推进每周4.5天工作制及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至65岁。 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强调，在工资不减少前提下可实现每周4.5天工作制，将通过社会对话和立法推进延长退休年龄。 韩国最大工会组织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日前在李在明会面上表示，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已势在必行，必须果断引入每周4.5天工作制示范项目，将明年打造为缩短工作时间的历史性元年。 现代汽车工会近来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延长退休及推行4.5天工作制。全国金融产业工会也定于本月26日举行总罢工，提出同样要求。 韩国Research今年2月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1%的受访者赞成每周4.5天工作制，但60%受访者认为减少工时的同时工资应维持原有水平。但企业方面仍担忧生产力下降和成本上升，主张应同时调整工资与就业。预计相关讨论今后仍将面临不小阻力。

近日，韩国政府围绕“每周4.5天工作制”及延迟退休等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在此背景下，部分企业已率先引入并实施四天工作制，展现出对劳动市场新趋势的积极响应。业界分析认为，此类实践有望为韩国劳动市场结构性改革提供示范案例。然而，若要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推行此类制度，仍需政府出台配套政策支持，并推动劳资双方在观念上达成共识。 据业界8日消息，目前韩国多家企业正自主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以提升工作灵活性。其中，SK电信与SK Square是实施该制度的主要代表企业，其推行的“快乐星期五”制度允许员工在两周内工作满80小时后，于周五享受休息。 此外，SK电信还设立了“Next Career”制度，面向50岁以上或工龄满25年的员工提供最长两年的带薪休假，以助其规划职业生涯及人生发展。休假期间，员工仍可享受部分工资、子女教育补助及医疗补贴等福利。休假结束后，员工可自主选择返回岗位或正式退休，从而为高龄员工探索新的人生路径提供制度支持。 SK海力士则通过实行“杰出工程师（Distinguished Engineer）”和“荣誉工程师（Honored Engineer）”制度，选拔不受退休年龄限制的优秀技术人才。获选员工可不受职级与年龄约束，参与重大技术攻关和中长期研发项目，并承担知识传承与培养后辈的职务。 三星电子则推行弹性工作制，员工在完成月均40小时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可自主安排上下班时间。同时，三星还为育有三名及以上子女的员工提供退休后再聘机会，经评估后可续签劳动合同，最长聘用期为两年。LG电子也实施了类似的自律型工作时间管理制度，允许员工在保障每周工作40小时的基础上自由决定出勤时间，该制度获得了员工的广泛好评。 大型企业外，企业培训机构HuNet早在2022年7月率先引入“四天工作制”。实施一年后，该公司招聘竞争率上升3倍以上，当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调查显示，93.5%的员工对该制度表示“满意”，94.1%的员工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在地方政府中，济州道和蔚山市中区也通过灵活用工方式实施了“4.5天工作制”。 企业界普遍认为，此类劳动制度的转型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相关实践有望成为行业标杆。然而，由于不同企业在经营环境与财务实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全面推广仍面临一定挑战。专家指出，无论是缩短周工时还是延迟退休，都应通过营造宽松自主的制度氛围予以推动，而非依赖强制性立法。同时，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才是根本解决方案。为此，企业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AI）转型，劳动者则应提高工作效率，目前韩国劳动生产率仅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77%，劳资双方需协同努力，共同转变观念。 世宗大学经营学系教授金大钟（音）强调：“企业应借助AI实现管理效率最大化，员工则须显著提升工作专注度与投入感。政府也需考虑对积极推动制度转型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

“文凭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这句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精准折射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200万人。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内需增长乏力与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压力之下，市场吸纳青年就业的能力持续减弱，就业信心亦呈下滑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全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5%，创近12个月最低水平，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显示出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着毕业季来临，超过1222万名应届毕业生集中涌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岗位竞争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青年选择以“缓就业”方式暂避压力，包括报考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出国留学，甚至主动延迟毕业。社交媒体上，诸如“毕业典礼与外卖员身份转场”类的内容一度成热梗，突出青年群体在就业困境中的自嘲与无奈。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在今年明显缩减招聘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仅为4530人，同比大幅减少近69%；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招聘规模也分别同比下降47%和34.8%。有分析认为，当前就业环境趋紧，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尽管双方此前通过多次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贸关系，但平均仍维持在30%左右的高关税，持续对中国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据统计，美国曾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导致近9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流失风险。虽然后续关税水平有所回调，但仍预计有400万至600万个岗位受到实质性影响。高盛集团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1600万个出口相关就业岗位或将面临潜在威胁。即便关税出现下调，制造业就业稳定性亦难以迅速恢复。 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政府正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稳定就业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推出新型货币政策，为养老、护理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行业的资金注入。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在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企业招聘需求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安邦分析师陈力指出：“高校毕业生仍大量聚集于易被人工智能（AI）替代的传统行业，结构性错配问题不断加剧。若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 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第二轮升温趋势，为市场前景再添不确定性。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抬头，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届时，可能引发出口行业新一轮裁员潮。 同时，中美贸易博弈呈与以往不同的“质变”。美方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是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新能源、电动汽车、AI芯片、绿色技术等代表未来产业竞争核心的领域，这使中国重点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承受外部压力，原本吸引大量青年人才的新兴行业也逐失去增长动力。一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应届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曾以为进入AI和新能源赛道就是踏上快车道，可如今外资撤离、项目缩减，连面试机会也减少。” 此外，青年群体中的“低质量就业”现象正持续蔓延。在难以获得专业匹配岗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转向外卖配送、直播助理、微商等灵活就业形态。这类岗位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16至30岁青年占比超过30%。有分析认为，这种“被动灵活”的就业状态不仅掩盖了真实失业水平，也更加深了青年群体的职业焦虑与社会流动困境。 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中，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波动，都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前途与一个家庭的生计。在结构性矛盾凸显、外部环境冲击持续以及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切实筑牢“就业底线”，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并破解的重大命题。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青年岗位持续缩减，韩国劳动力市场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1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20至29岁青年就业岗位总计达291.9万个，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6.8万个，连续10个季度呈下降态势。 具体来看，制造业（-2万）、建筑业（-2.4万个）、批发零售业（-2.4万个）和通信业（-2.1万个）等行业岗位持续萎缩，青年不断面临就业压力。尤其是制造业，自2018年以来位已连续7年岗位下降，数量从73.7万个减至60.7万个；建筑业岗位则连续7个季度下滑，批发零售业更是出现长达12个季度的下降趋势。 统计厅相关人士表示：“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通信业就业人员主要为20岁以下人群。20至29岁人口规模缩减进一步加剧了该年龄段就业岗位的减少。” 整体来看，韩国就业岗位总数达2053.6万个，较去年增加约1.5万个。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福利需求扩大，推动60岁以上人群就业增加。60岁以上就业岗位达377.6万个，较去年增加19.7万个。其中保健与社会福利业岗位（以养老护理员为主）增长迅速，达到7.8万个；商业设施管理、商业支持及租赁服务业岗位也增长2.2万个。 同时，今年第一季度岗位消失约219.7万个，较去年增加2.2万个。其中制造业岗位减少35.7万个，建筑业则减少49.9万个。岗位消失比例依次为建筑业（22.7%）、制造业（16.3%）和批发零售业（13.2%）。 高丽大学劳动问题研究所教授金成熙（音）表示：“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主要行业持续疲软，加之青年面临‘就业难’，导致就业人数持续下降。此外，面向高龄层增设的保健福利业岗位大多都为短期工，难以反映整体就业状况。因此，政府不仅需出台针对青年就业的对策，也应配套制定中老年群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综合方案。”

尽管政府持续推动监管改革，但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韩国企业仍普遍将融资渠道受限、税收负担以及劳动市场监管视为当前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主要障碍。 大韩商工会议所SGI于28日发布的《韩国企业环境现状与新增长的改善课题》报告显示，在针对主要经营障碍的调研中，33.9%的企业将“融资渠道困难”列为首要问题，其次依次为“税率及税务行政”（20.9%）和“劳动监管”（15.8%）等因素。 数据显示，认为融资困难或税收负担较重的企业，在设备与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比例，相比感受负担较轻的企业低出20个百分点以上。相反，面临较大劳动监管压力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自动化或技术开发策略，该类企业反而增加了在设备及无形资产方面的投入。 报告指出，由监管带来的企业经营压力亦反映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3至2024年商品市场监管指数（PMR）中。“行政及监管负担”指标显示，2018年与2023至2024年的指标维持相同水平，表明企业实际面临的制度性负担仍未缓解。据调查，韩国企业完成许可程序所需的平均时间为193.1天，是OECD平均水平（18.4天）的十倍以上。 韩国企业在融资、劳动、税收等日常经营环境乃至整体监管体系方面仍面临广泛挑战。此外，据产业通商资源部开展的外资企业经营实态调查，44.4%的受访外企将“监管制度的改善”列为推动韩国产业发展的最优先议题。 大韩商工会议所SGI强调，在企业成长路径中，监管压力递增、政策支持减少的逆向结构，不利于激发企业成长动能。当前亟需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大对成长型企业的奖励与扶持力度，从而重塑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

韩国国会日前通过俗称“黄色信封法”的《劳动组合与劳动关系调整法》（简称《劳组法》）第2、3条修订案后，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在韩外资企业考虑缩减在韩投资或直接撤出。 “黄色信封法”是指24日在韩国国会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的《劳组法》部分修订内容。该修订案扩大适用范围，加强发包企业对外包企业员工的责任，并限制企业对工会或劳工的损害赔偿请求范围。 驻韩外国企业联合会（KOFA）面向100家在韩外资企业代表及人事主管进行问卷调查，并于27日公布结果显示，35.6%的受访企业表示考虑缩减投资或撤出韩国，64.4%的企业则认为没有影响。 在有关《劳组法》第3条关于争议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修订部分，外企普遍反应消极。具体来看，关于限制损害赔偿责任的条款，给出积极评价的受访企业仅占7%，消极评价高达47%，中立为46%。关于扩大保护罢工劳工的条款，积极与消极评价分别为40%和44%，中立为16%。对于限制非法罢工民事责任的条款，积极评价占比30%，消极50%，中立20%。 KOFA成立于1999年9月，是一个连接约1.5万家在韩外资企业与韩国政府的非营利机构，目前拥有约600家会员企业。本次调查中，参与企业母公司来自欧洲的占比53.5%，北美22.8%，亚洲21.8%。从员工规模来看，100至299人企业最多，占比27.7%；其次是30人以下（23.8%）、300至499人（16.8%）、50至99人（12.9%）、1000人以上（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