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能手机、平板等设备高度普及的背景下，韩国社会眼部健康问题正发生结构性变化。 儿童和青少年近视发生年龄明显提前，且近视程度持续加重。同时，随着老龄人群白内障手术数量不断攀升，人工晶体移位修复需求随之浮现。 韩国眼科界普遍认为，这已不再是单纯的视力下降问题，可能为视网膜脱离、青光眼等致盲眼病等风险。对此，在仁川地区长期从事临床一线诊疗的眼科医生李应锡（音）指出，当前韩国在眼部健康管理方面仍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针对青少年近视和老年人术后并发症，眼科医疗应由被动治疗转向提前介入。 ▲青少年近视问题不止于配镜 根据韩国眼科学会调查数据，小学一年级学生的近视率约为三成，而高中阶段这一比例接近四分之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在往高度近视发展。 李应锡强调，高度近视并非简单的屈光问题，而是眼轴过长引发的后果。视网膜变薄、移位风险上升、青光眼提前与近视度数增长速度有关。 在此背景下，夜戴型角膜塑形镜逐渐成为非手术干预的选择。分析指出，问题出现在简单的使用方式。李应锡表示，角膜塑形不是戴上就结束的产品，而是需要根据角膜曲率、厚度、散光轴、泪膜稳定性等多项参数精细设计。如果缺乏频繁检查，反而可能带来角膜变形或感染等风险。 ▲近视管理核心因素 与成年人不同，儿童和青少年的眼部状态变化极快。李应锡表示，有些孩子一个月，甚至几周，眼轴就会发生明显变化。 这也使得诊疗时间至关重要。韩国学业与课外培训高度密集，许多家庭难以安排好就诊时间。分析认为，如果复查时间不断推迟，干预效果会明显减弱。因此，一些医疗机构非常重视夜间和周末的近视诊疗，其视为提升眼部管理质量的时间适配举措，而非单纯的服务扩展。 ▲白内障手术进入“后十年时代” 术后修复成新分水岭 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速，白内障手术量每年超过七十万例。当手术数量不断增长，术后并发症不断上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工晶体移位与悬韧带退化有关，可导致视力下降，严重时甚至累及视网膜。过去，行业更关注“手术是否成功”，但现在必须延伸到五年、十年后的效果。 李应锡指出，传统处理方式往往需要更换人工晶体，导致患者原本选择的多焦点功能难以保留。近年来，一些精细化的无缝线巩膜固定术逐渐受到关注，要求手术者同时具备视网膜与白内障丰富经验。这已经不是单一科室独立完成的手术。 ▲眼科医疗不应止步于屈光手术 在视力矫正手术高度普及的背景下，部分医疗机构逐渐形成“单一手术导向”的诊疗模式。对此，李应锡持谨慎态度，并表示：“视网膜移位、急性青光眼发作、黄斑病变，这些并不会通过一次手术而痊愈。” 尤其是在高度近视人群不断年轻化的情况下，术前术后检查中发现眼部急症的概率显著提高。如果需要再转诊，往往会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因此，能够在同一体系内完成视网膜、青光眼及复杂白内障并发症的能力，正逐渐成为眼科医疗质量的重要标尺。 ▲“眼部健康无法世代相传” 治疗周期管理成关键 李应锡用这样一句话概括眼健康管理的核心逻辑，他表示，眼睛与人的时间并不同步。 儿童近视控制、青年眼底监测、中年期视力矫正评估、老年白内障及术后检查，逐渐成为一个医疗体系。在学习与工作负荷较重的社会环境中，视力已成为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条件。如何在精确诊断、及时干预与合理时间安排之间取得平衡，眼科医疗体将逐渐成熟。 仁川的I'M AIN EYE CLINIC等专注于频繁检查与多学科协作的机构表明，眼部健康治疗不在是单一技术的体现，而在系统性医疗过程。

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阶段，韩国个体工商户数量持续增加。与此同时，面临就业困难的青年群体也纷纷选择自主创业，却因经营不善迅速陷入债务困境，难以偿还贷款。 韩国统计厅近日公布的《2024年个人经营者债务》报告显示，尽管今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贷款规模小幅下降，但贷款逾期率却创下历史新高。 过去五年间，个体工商户贷款逾期率持续攀升，尤其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增幅显著。2019年至去年，银行贷款逾期率仅从0.12%升至0.19%，但非银行贷款逾期率却从0.91%飙升至2.1%，增幅超过一倍。 韩国银行（央行）数据显示，去年中小企业运营资金贷款的平均利率在银行为4.8%，而储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则超过8%，进一步加重了个体工商户的偿债压力。 数据显示，29岁以下青年个体工商户的平均贷款余额虽然不高，但逾期率却高于所有年龄层。去年青年个体工商户贷款逾期率达1.29%，同比上升0.98个百分点。 从贷款逾期情况来看，整体借款人中每100人有2.32人处于逾期状态，非银行机构的这一比例为3人。青年经营者的情况更为严峻，每100名青年借款人中近4人（3.71%）出现逾期；若使用非银行贷款，逾期率更高达4.34%。 值得关注的是，韩国个体工商户与微型商户的财务风险被视为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去年韩国个体工商户占比达22.8%，在33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七，远高于日本（9.2%）和美国（6.1%）。 随着“婴儿潮”群体进入退休阶段，未来10年韩国每年约有100万人退休，其中相当一部分将选择经营餐厅或便利店。央行预计，60岁以上个体工商户人数将从去年的214万增至2032年的248万。 在此背景下，专家指出，应制定更加系统化和长期化的应对政策。央行在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韩国个体工商户比例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服务业未能实现规模化，建议通过"服务业规模化"扩大适合高龄群体的正规就业岗位。 仁荷大学教授韩宰埈（音）指出：“债务减免政策只是常用手段之一，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振兴内需、提升整体消费与经营环境才是治本之策。” 世宗大学教授金大钟（音）则认为，韩元贬值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但个体工商户无法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现金流压力严重。政府应优先推出公共费用补贴、税收减免等短期措施，帮助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

韩国政府正与中方就下月在华举办多名韩国歌手参与的大型K-POP演唱会进行协商，李在明尽早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期待持续升温，举办演唱会被视为两国政府层面推动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也引发外界对“限韩令”是否会进一步松绑的高度关注。 据多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韩方已就下月在华举办演唱会事宜与中方展开协商，并向HYBE、SM、YG和JYP等四大娱乐公司询问旗下主要艺人的行程安排。总统室对此持谨慎态度，称尚未敲定任何事项。本报记者向HYBE娱乐公司负责人求证，得到的也是“无可奉告”的回答。但执政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中方立场，我方不宜率先公开日程，但中方对举办演唱会提议持积极态度。 在上月1日举行的韩中领导人会谈上，关于在中国举办K-POP演唱会的构想便被提及。据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永培透露，在当时举行的国宴上，韩国总统李在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大众文化交流委员会共同委员长朴振荣进行了交流。习近平主席当时对韩方提出的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出的提议表示出兴趣，并当场对外交部长王毅做出指示。由于习近平在会谈中正式邀请李在明访华，外界也普遍猜测此次K-POP演唱会可能与李在明访华存在联动性。 政界与娱乐界普遍对本次演唱会寄予厚望，认为可能成为“限韩令”实质松绑甚至解除的重要契机。自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中方采取反制措施后，韩国文化内容在华传播受到严重限制，大规模K-POP演出已多年无法举行。今年8月，韩国女团Kep1er原定在福州举行演唱会，但在开演前夕无限期延期。政界与娱乐界普遍对本次演唱会寄予厚望，认为可能成为“限韩令”实质松绑甚至解除的重要契机。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限韩令”不仅出于外交考量，还与习近平近年来强调的“中华文明复兴”等文化理念有关，单靠政府主导的一场演唱会，是否足以推动全面解禁，仍存在不确定性。

近期我和韩国朋友接触时，不少人都很关心当前的中日关系紧张，向我询问为什么中方对日本领导人涉台湾问题言论作出强烈反应。我解释了中方反应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也愿通过发表这篇文章帮助韩国各界增进对中方立场和看法的理解与共鸣。 第一，日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祖国尚未实现统一，是14亿多中国人民心中的痛。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在台湾问题上玩火，都是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动刀子。 此次日本领导人宣称“台海有事是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方现职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公开表达试图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野心。这是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方核心利益，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不仅中方，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许多正义人士都深感惊愕、明确批评。为了维护自身主权与领土完整，中方必然作出强烈反应。 第二，日方逃避侵略历史罪责，公然对中方背信弃义。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争手段强行侵占台湾、澎湖列岛，之后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包括制造一系列屠杀惨案、疯狂掠夺台湾资源、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强征台湾青年和妇女。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应该彻底认罪、谢罪和赎罪。 中日探讨复交时，中方明确提出“复交三原则”，核心是严格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此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均对台湾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这些是日本政府作出的郑重承诺，具有国际法效力，没有任何模糊、曲解的空间，无论日本哪个党派、哪个人执政都必须坚持。日本领导人涉台错误言论，全然不顾自身承诺，毫无信义可言。为了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中方必然作出强烈反应。 第三，日方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国际法文件早已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日本应将窃取的台湾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和战后对日处置原则，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领导人涉台错误言论否定战后国际秩序，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深层次看，以所谓“存亡危机”为由扩军备战，以所谓“自卫”为名发动对外侵略，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伎俩。日本新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已抛出一系列危险扩军设想，其炒作台湾问题，也是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为了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和平安宁，中方必然作出强烈反应。 中韩日三国互为重要近邻，理应友好相处、合作共赢。中方坚持亲仁善邻，一贯积极致力于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此付出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妥协退让。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韩国光复80周年。中韩双方作为二战的受害国和战胜国，隆重举行纪念庆祝活动，以捍卫胜利成果，弘扬正确史观。在这一关键年头，日本作为战败国和加害国最应该做的，是深刻反省侵略殖民历史，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罪行，公开重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切实取信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中韩两国人民。然而，日方一系列危险挑衅言行，不得不让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充满担忧、高度警惕。中方对日强烈反应、坚决反制，完全有理有据、正当合理，不仅是在维护中方尊严和利益，也是在捍卫国际正义、维护地区和平。相信中方的做法会得到韩国国民的理解和支持。

临近年末，韩国商业银行“日历大战”再度升温。今年尤为引人关注的是，由歌手IU（李知恩）担任代言人的友利银行桌面日历，不仅在银行营业网点“一本难求”，甚至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也出现了转售现象。 商业银行免费发放的纸质日历备受韩国人喜爱。不少韩国人相信“银行日历象征着财源广进”，希望领一本讨个好彩头。尽管部分银行出于环保和节约成本的考虑，正在减少日历印制量，但消费者需求却持续上升。 据悉，NH农协银行自11月25日起限量发放的2.5万本日历，不到一小时便被抢领一空。此外，友利银行连续两年推出IU日历，今年通过银行应用程序“WON Banking”向1万名用户免费发放，咨询量不断攀升。 由于营业网点库存有限，各银行对日历的发放标准也有所不同。部分银行优先提供给VIP客户或APP用户，有的银行仅发给开通新卡的客户。随着银行日历供不应求的情况日益严重，不少平时难得去银行的人，为了领一份日历起早排队。甚至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部分消费者开始转售银行日历，IU日历售价为5000至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至48元）。 面对银行日历的火热需求，各大银行纷纷推出创意日历，借此强化品牌认知度。KB国民银行以集团吉祥物“Star Friends”为主题，重新演绎经典文学作品场景。韩亚银行则与白南准艺术中心合作，推出纪念韩国媒体艺术家白南准逝世20周年的艺术主题日历；新韩银行推出吉祥物“Shinhan Friends”与插画结合的主题日历。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手机查看时间，但银行免费发放的纸质日历仍然备受韩国人喜爱。未来我们也将持续推出特色日历，提升品牌价值。”

近期，韩国再次陷入严重的个人信息泄露风波。电商巨头Coupang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约3370万个账户信息外泄。对于人口为5100万的韩国而言，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此次事件震惊全国，再次引发韩国民众对网络安全与隐私保护的集体焦虑。 事实上，韩国民众对“个人信息外泄”的新闻已见怪不怪。从流通业、时尚品牌到电信公司，接二连三的泄露事故让人们逐渐麻木，甚至产生“我的信息早就成了公共物品”的无奈感。仅今年以来，SK电讯、Coupang等掌握海量客户信息的韩国企业就相继发生信息泄露事件。笔者也是这两家公司的用户，但即便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也一直缺乏足够的警惕意识。 然而，麻木并不等于安全。尽管泄露的信息不包含银行账户等财务数据，但姓名、邮箱、手机号、住址、订单记录等信息，足以成为电信诈骗的工具。 专家指出，此类事件的根源在于企业内部管理体系薄弱与防护机制老化。多家企业推出的服务，表面上信息流转顺畅、使用便捷，背后却是安全制度漏洞重重。除了信息泄露，买卖个人信息的现象更为严重。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此类信息交易的公司不计其数。 舆论普遍认为，若企业继续将信息安全视为“附属任务”，以最低成本应付监管，只会让公众信任持续流失。除了加强系统防护与应急机制，企业高层应为信息泄露承担实际责任，政府也需通过更严格的立法与经济处罚倒逼企业重视数据管理。同时，对受害者的补偿与心理支持也应制度化，不能仅停留在道歉与象征性赔偿的层面。 个人信息泄露不是单一企业的偶发危机，而是现代社会享受数字便利必须面对的代价与警示。如何在数据经济时代重建“安全感”，已成为韩国公共治理与企业伦理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

9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宗教法人若违反宪法和法律、从事反社会或违法活动，应依法予以解散。李在明强调，法人团体与个人一样，如实施犯罪或违法行为，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据韩国总统办公室消息，李在明当天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主持国务会议时，就宗教团体涉嫌政治介入问题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法律适用情况。李在明向法制处长曺源徹询问，针对“以非法资金介入政治活动”的宗教团体，政府能否依法采取解散措施。 李在明此前曾指出，韩国存在宗教组织系统性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组织性介入政治活动的情况。他提到，日本曾对类似情况采取解散宗教法人的措施，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相关法律依据。 曺源徹在会上表示，宗教法人解散较符合《民法》第38条规定。该条款规定，若法人从事目的外活动、违反设立许可条件或从事损害公益的行为，主管机关可取消其法人许可。但他同时指出，必须确认宗教团体的行为是否达到“持续且严重违法”的标准。 李在明进一步询问解散相关程序、法律效果以及资产归属等问题。曺源徹介绍，韩国目前由主管机关直接作出许可取消决定；若法人章程未明确规定资产处理方式，财产将没收并上交国家。 总统府发言人姜有贞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总统在会议上并未点名具体宗教团体，仅就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政府可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解，相关讨论属于法律解释层面。

中国正在加速布局晶硅—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领域，试图把在硅基太阳能电池市场的绝对优势延伸至下一代技术。面对严重产能过剩导致的利润恶化，中国光伏产业急需寻找新的突破口，而叠层电池则成为关键机会。韩国、日本、欧洲等国家也积极追赶，全球竞争迅速升温。 目前，中国企业在叠层电池效率领域保持领先。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认证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叠层电池效率排名前两位的企业均来自中国。今年4月，隆基绿能以34.85%的光电转换效率刷新世界纪录；晶科能源上月宣布实现34.76%，位居第二。此外，通威太阳能、天合光能、晶澳太阳能也相继突破30%效率水平。 以上记录均基于实验室小面积样品，距离商业化尚有距离。因此，大面积化与规模化生产能力成为竞争核心。中国正在加快推进量产布局，协鑫能源今年6月建成吉瓦级（GW）叠层电池产线，极电光能此前也建成同规模生产设备，万度光能和纤纳光电运营100兆瓦级（MW）产线。可见中国试图通过“量”与“质”双重优势继续主导全球市场。 实际上，中国光伏产业同时面临严峻危机。光伏行业媒体《PV Magazine》数据显示，隆基、晶科、晶澳今年第三季度均出现大额亏损。去年全球光伏需求为595GW，而中国产量高达1123GW，行业陷入激烈“价格战”。在这一背景下，更高效且成本结构更优的叠层电池成为中国光伏行业的关键生存出口。 全球其他竞争企业也在加快行动。英国Oxford PV去年建成100MW试产线并向美国完成首次出货；韩国韩华Q CELLS在忠北镇川建设40MW试点产线，目标2028年实现商业化；日本夏普与积水化学计划最迟于明年初投入市场。 专家认为，叠层电池尚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目前无人真正“胜出”。技术瓶颈仍待突破，包括易受空气中水分、氧气影响导致效率衰减的耐久性问题，以及依赖含铅材料的环保风险。韩国正在研发以锡替代铅的材料以改善这一结构问题。 综合来看，中国把叠层电池视为走出产能过剩危机的关键，而韩国、欧洲、日本则期望借此摆脱对中国光伏产业链的依赖，实现反超。围绕叠层电池商业化的全球争夺战已经全面展开。

首尔市力推的汉江“水上巴士”项目自今年9月正式投入运营以来，在短短两个月内便因安全、定位及财政效率等问题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一被市长吴世勋寄予厚望、称为“汉江文艺复兴”象征的项目，正面临着现实环境的严峻考验。 ▲理想与现实差距：对标伦敦泰晤士河 吴世勋于2023年首次宣布引入汉江水上巴士，当年3月，吴世勋率团访问英国伦敦，并乘坐泰晤士河的“河滨巴士”（River Bus）后开始考虑引进韩国。然而，汉江水上巴士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与借鉴模版泰晤士河截然不同的环境。 核心差距体现在公共交通衔接上，泰晤士河的码头大多紧邻住宅商业区，与地铁、公交站无缝连接，乘客步行即可抵达。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站、堤岸（Embankmen）站等主要码头均建有公共交通换乘设施。反观汉江沿岸码头，与周边社区存在距离，换乘公共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削弱了作为“通勤交通工具”的实用性。 早在2007年，首尔市情开发研究院（现首尔研究院）就在《汉江水上交通开发方案》报告中指出，受限于码头可及性与换乘体系不完善，汉江水上交通系统短期内难以成为市民上下班通勤的替代方案，建议采取长期分阶段引入策略。然而，从吴世勋宣布将引入汉江巴士到正式通航仅用时两年，前期规划与论证时间明显不足。 ▲自然条件制约：季节性与通勤效率瓶颈 汉江的自然条件也制约了水上巴士的实际运行，汉江水量的季节性波动幅度远高于泰晤士河，泰晤士河的最大水量约为最小水量的8倍，而汉江的这一比例则超过100倍。受降雨及上游八堂大坝泄洪量影响，汉江巴士每年因水位超过安全标准而停航的日子可能多达20天。今年9月17日汉江巴士开通仪式当天，首尔突降暴雨，本计划试乘的吴世勋不得已取消日程。相比之下，泰晤士河因恶劣天气中断航行的情形年均仅1至2天。 此外，航速缓慢是另一大硬伤。乘坐汉江巴士从麻谷至蚕室需耗时约1小时47分钟，而搭乘地铁9号线相似路段仅需约43分钟。面对效率质疑，吴世勋曾反问“交通必须追求速度快吗？”，转而强调汉江水上巴士项目旨在为所有市民“提供享受汉江的机会”，这明显与引进项目缓解市民通勤不便的初衷背道而驰。 ▲安全隐忧不断：事故频发与信息透明度争议 即便抛开定位争议，汉江巴士的安全记录也难以让人放心。自5月试运行以来，已发生多次船体底部接触事故。上月15日晚，汉江巴士在蚕室码头附近偏离航道，导致82名乘客被困浅水区超过1小时。 吴世勋在出席听证会时将这起事故归结于人为原因，但坚称在正式运航前已进行充分准备，但这一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此后更被曝出试运行期间的三起事故未及时公开，引发公众信任危机。 反观泰晤士河，从1997年投入运营以来一直执行严格的安全管理标准。除了2016年时曾与一艘管理下游水质环境的作业船发生刮擦外，无一起重大事故记录。 ▲定位模糊转向 从“通勤工具”到“观光项目” 民调或许更能反映市民对于这一项目的态度，今年4月，首尔环境联合在网上对852名居住于首尔、仁川、京畿道的首都圈市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2.5%的受访者认为汉江巴士运营目的为“休闲娱乐”，仅11%的受访者将其视为通勤交通工具。 尽管争议不断，吴世勋市长仍在议会表态请求给予6个月时间以验证运营成效，并承认“存在人为失误”、“进程未如预期”，但强调未来市民将享受到与投资相匹配的价值。 除了汉江水上巴士外，首尔市还在推进以“伦敦眼”（London Eye）为模版的“首尔摩天轮”（Seoul Ring）。该项目选址麻浦区上岩洞世界杯公园内的天空公园，计划于2027年12月竣工。工程投入资金约4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亿元），将吸引民间投资进行建设。这一项目同样来自于吴世勋2023年出访英国乘坐“伦敦眼”时所获取的灵感。 汉江水上巴士当前面临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深层问题：公共项目若在前期忽视严谨的环境评估、科学的定位规划与充分的公众沟通，即便承载着美好的城市发展愿景，也难免在复杂的现实冲击下偏离航线。如何让公共决策更接地气、更重实效，避免让“政绩工程”在落地后演变为需要持续补救的“负担”，是城市治理者需要持续面对的课题。

因涉嫌霸凌及接受非法医疗行为，韩国知名女笑星朴娜莱宣布暂停演艺活动。 朴娜莱8日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文称：“在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前将暂停一切演艺活动。作为一名以传递欢笑与快乐为职业的搞笑艺人，我不能再影响到节目和同事们。” 她在帖子中表示，上月初两位相处如家人般的经纪人突然离职，一直缺乏沟通机会，导致误解与不信任堆积。她表示已于近日与前经纪人会面，澄清了部分误会，但同时强调一切都是自己的疏忽，正在深刻反省，向一直支持自己的粉丝致歉。 朴娜莱将暂时告别作为多年固定成员出演的MBC综艺《我独自生活》，tvN综艺《惊人的星期六》等。 《我独自生活》制作组表示，考虑到事件严重性质及个人的意愿，决定中断朴娜莱出演。《惊人的星期六》制作方也表示，朴娜莱将不再参加之后的节目录制。 由朴娜莱河张度妍等共同出演的MBC新综艺《我也很高兴》制作将取消，这档节目原计划明年1月播出。 朴娜莱作为KBS第21期公开招募的搞笑艺人出道，先后凭借综艺《我独自生活》《帮我找房子》等收获超高人气，曾于2019年获得MBC演艺大赏，次年获得百想艺术大赏女子综艺奖， 本月4日，朴娜莱被指控涉嫌霸凌与贪污，数名前经纪人以涉嫌特殊伤害对其提起诉讼，并举报她挪用公司资金用于私人用途，涉嫌违反《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朴娜莱则反诉前经纪人们涉嫌恐吓，并表示将就贪污嫌疑提起诉讼，双方矛盾激化。 此外，朴娜莱还被指控从一位被称为“注射阿姨”的人员处接受非法医疗及代理处方，争议进一步升级。江南警察署8日表示接到举报称朴娜莱涉嫌违反《毒品管理法》《医疗法》《药师法》等。 大韩医生协会会长林贤泽（音）也以涉嫌违反《医疗法》为由向检方举报“注射阿姨”，并指认朴娜莱为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