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20日在首尔外媒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李在明政府的劳动与就业政策方向发表演讲。 金荣训在主题演讲中指出，韩国劳动市场正面临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李在明政府将以“尊重劳动、促进增长”为核心方向，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劳动市场结构，积极应对就业形态变化等新课题。 金荣训补充称，政府将重点推进青年、女性、中老年人及外籍劳动者等群体的就业政策，确保不同群体能够广泛参与经济活动。 在青年就业方面，金荣训表示，政府将针对选择“躺平”的青年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同时扩大优质中小企业的岗位供给，帮助青年迈好职业第一步。在女性就业方面，金荣训称，政府将继续推进性别薪酬平等，并通过扩大制度和财政支持，让职场父母能够安心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针对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950万名“婴儿潮”一代，金荣训表示，政府计划通过职业培训和生涯规划，推动社会层面延迟退休年龄的实施。 针对外籍劳动者，金荣训强调，在劳动人口减少和地区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外籍劳动者是韩国社会的重要伙伴。政府将建立系统化的外籍劳动者管理和保障体系，强化劳动安全和权益保护。 金荣训还提及近期在柬埔寨发生的就业诈骗案件，表示政府将与警方密切合作，封堵非法招聘网站和社交媒体诈骗渠道，同时从根本上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防止求职者被虚假信息误导。

据韩国女性家族部5日消息，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对2980家提交2024年度业务报告的公示企业进行分析后发现，去年男女工资差距较前一年进一步扩大。其中，男性平均年薪为97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女性为6773万韩元，男女之间平均工资差距为30.7%，较前一年的26.3%增加4.4个百分点。男女平均工资均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但女性降幅（-6.7%）大于男性（-0.8%），导致差距扩大。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信息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等雇员较多的行业中，性别工资差距较前一年进一步扩大，拉大整体差距。制造业的差距从2023年的20%上升至去年的29.1%，增加9.1个百分点；信息通信业从30.3%升至34.6%，增加4.3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则从30.2%升至31.2%，增加1个百分点。 去年性别工资差距最大的行业依次为批发零售业（44.1%）、建筑业（41.6%）、信息通信业（34.6%）。差距较小的行业包括艺术体育及休闲相关服务业（15.8%）、餐饮住宿业（17.7%）、电力·燃气·蒸汽及空气调节供应业（22.5%）。此外，公示企业的平均在职年限为男性11.8年，女性9.4年，性别间的在职年限差距为20.9%，较前一年的23%缩小2.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对344家公共机构的性别工资数据分析显示，男性平均工资为7267万韩元，女性为5816万韩元，性别工资差距为20%，较前一年的22.7%缩小2.7个百分点。公共机构的平均在职年限为男性10.5年、女性8.4年，性别差距为19.9%，较前一年的29%缩小9.1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在职年限差距缩小通常会带动工资差距的缩小。在去年公示企业中，在职年限差距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反而扩大。女性家族部分析称，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工资不仅受到在职年限影响，还与职位、雇佣形式等多种因素相关。 女性家族部表示，未来在进行性别工资差距分析时，计划纳入年龄、职位、雇佣形式、职业中断与否、职务特性等多重变量，更加精准查明差距原因。同时，女性家族部还计划通过引入“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推动企业公开薪酬信息，努力缩小性别工资差距。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21日发布的《以国民为中心医疗改革推进方案研究》报告显示，首都圈每千人拥有的重点医疗专科医生平均数量为1.86人，而非首都圈地区则仅为0.46人，不足首都圈的四分之一，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显著。 该研究基于内科、外科、产科、儿科、急诊医学科、心胸外科、神经科及神经外科等八大核心医疗专科的医生数量，并结合各区域人口规模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显示，相较于皮肤科、整形外科及眼科等经济效益较高的专科，重点医疗领域因经济回报较低、工作负荷重及医疗事故风险较高等因素，面临更为严重的医师回避现象，导致该类医疗人力严重短缺，且资源高度集中于首都圈。 从地区分布来看，首尔每千人重点医疗专科医生数量居全国之首，达3.02人，其次依次为京畿道（2.42人）、釜山（0.81人）、大邱（0.59人）、仁川（0.55人）及庆尚南道（0.53人）。其余地区如光州、庆尚北道（0.36人）、大田、全罗北道（0.34人）、忠清南道（0.31人）、全罗南道（0.29人）、江原道（0.25人）、忠清北道（0.24人）、蔚山（0.18人）、济州（0.12人）及世宗（0.06人）则普遍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中指出，尽管非首都地区医生的薪资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定居条件、职业发展机会及社会资源等因素，医疗人才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仍然持续，地区间医疗人力失衡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缓解。此外，相较于其他领域，重点医疗领域因报酬水平偏低及职业风险较高，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地区的医疗服务空白。随着医疗人力持续向首都圈集聚，未来不同专科与不同区域间的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预计将进一步扩大。因此，有必要提高重点医疗服务的报酬水平，并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医疗收费体系。 针对医学院扩招问题，报告中指出，尽管前政府先前增加2000名招生名额，后因医政争议回调至3058人，但随着韩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及慢性疾病患病率持续攀升，若维持当前招生规模，预计未来医疗供给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并预测称，截至2035年，韩国将面临约1万名医生的短缺。医疗人力不足不仅可能导致医疗服务覆盖不足，还可能加剧地区间健康水平的不平等，因此亟需确立并维持合理的医学人才培养规模。 保健社会研究院强调，关于“合理招生规模”及“扩招实施路径”的决策，政府应在与医疗界进行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内医学教育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政策落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韩国临床医生（含韩医）的每千人拥有量为2.6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二；若不包含韩医，则这一数字降至约2.1人，处于OECD最低水平。

在当代社会，没有人甘愿以弱者自居，然而现实往往迫使弱势群体需要通过“自我证明”来争取本应享有的基本权益。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关爱座位，恰似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当代社会在公平与效率、形式与实质之间的深层矛盾。当乘客呈明显的老弱病残特征时，使用关爱座位的正当性方能获得普遍认同；而那些外表健康却承受着隐性病痛困扰的乘客，则不可避免地陷入“自证困境”的尴尬境地。 关于孕妇专座的社会争议同样引人深思。孕早期女性由于体征尚不明显，若使用关爱座位或孕妇专座，往往需要承受异样眼光甚至引发争执。韩国政府尝试通过发放孕妇标识来缓解这一社会问题，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既有未被注意的情况，也存在视而不见的现象。折射出社会认知的盲区，也暴露出公众意识的缺位。 当犬儒主义思潮将社会善意曲解为“道德表演”时，我们实质上正在消解文明社会的价值基石。部分群体试图通过否定善行价值来缓解自身不作为的道德焦虑，这种倾向恰如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所警示的“当我们无力成为光明时，便竭力证明光明并不存在”的社会心理。那些刻意回避老人身影的瞬间，正是社会良知发出的深沉叩问。 表面平等的“先到先得”原则未必体现真正的社会公平。要求弱势群体必须通过证明自身“弱势身份”才能获得应有照顾，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尴尬。对于那些隐性弱势群体而言，适应这种显性规则往往举步维艰。理想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应当超越冰冷的"先到先得"逻辑，正如北欧国家践行的“主动让座文化”，通过将道德选择转化为社会习惯，最终形成“不让座反而需要解释”的良性约束机制。这种文化范式的建构过程，恰是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生动注脚。 当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从“特定区域”扩展至“公共空间”时，部分人便产生了权益被不当侵占的认知偏差。然而，特殊座位并非任何个体的专属权利，普通座位同样如此。在社会共识尚未完全形成的过渡阶段，政策先行固然存在完善空间，但所谓“被剥夺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之说，显然缺乏法理和伦理基础。 社会文明的刻度，往往体现在对“不可见痛苦”的感知能力上。当每个座位都成为温暖他人的驿站时，标志着我们真正迈入了成熟社会的门槛。政策可以先行，但唯有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共鸣，才能使那些被刻意安排在角落的特殊座位，最终回归到公共生活的中心位置。

韩国政府近期宣布将分阶段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然而专家指出，该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有效缓解持续低迷的出生率问题。 韩国女性家族部日前在“202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妇女经济会议”上，就提升女性经济参与度的政策方案进行了专题研讨。当天默克医疗保健全球执行副总裁李分辉（音）在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范围内仍有24亿女性无法获得平等的经济参与机会，且全球76%的无偿照护工作由女性承担。她强调，必须通过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协同合作，不断完善社会照护基础设施，构建家庭友好工作环境。 默克集团在性别平等领域表现卓越，不仅入选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最佳女性企业”榜单，更连续四年在企业平等指数评估中获得满分。针对近期热议的“四天工作制”政策，李分辉表示，单纯缩短工作时长并非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的有效方案。即便实施周一至周四上班、周五至周日育儿制度，也无法确保儿童仅在周末出现健康问题。她建议政府部门与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在工作家庭平衡政策方面的经验交流。 默克韩国代表克里斯托夫·哈曼（Christoph Hamann）指出，尽管韩国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但受传统“察言观色”文化影响，许多政策福利未能充分发挥实效。他表示，即便是已晋升至高管的韩国女性，当子女患病时往往不会直接向上级说明情况，而是选择以个人病假形式处理。这种文化现象亟待改变，应当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职场环境，使员工能够坦然表达需求并充分享受既有政策福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瓦莱丽·弗雷（Valerie Frey）分析认为，当“工作与生活平衡”被打破，女性往往被迫在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做出抉择，直接加剧出生率下滑趋势。工作时间过长还会剥夺父母与子女共处的晚间时光。 她还表示，应当重新审视并提升社会对照护劳动的价值认知。虽然卡车司机等职业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照护工作者，但后者实际上需要具备更高程度的共情能力、专业耐心以及精准的时间管理技能。目前，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正在积极推进照护行业薪资改革。同时，鉴于该行业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高达九成，也应着力推动更多男性投身照护服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