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建筑和设备投资持续低迷的拖累，去年韩国经济仅实现1%的增长。这一增速虽与韩国银行（央行）去年11月的预期一致，但仅为2024年增速（2%）的一半。 韩国银行2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1%，第四季度GDP环比下降0.3%。 从季度走势来看，去年第一季度环比下降0.2%，第二季度增速回升至0.7%，第三季度进一步升至1.3%，但第四季度GDP出现负增长，环比下降0.3%。 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不仅比韩国银行两个月前的预期（0.2%）低0.5个百分点，也创下自2022年第四季度（-0.4%）以来近三年的最低水平。 韩国银行分析指出，受第三季度高增长带来的基数效应及建筑投资持续低迷影响，第四季度GDP增速大幅下滑。不过，由于实际结果与预测值差距较大，市场普遍认为央行此前的经济展望可能过于乐观。 分领域来看，尽管乘用车等商品消费减少，但医疗等服务消费回暖，去年第四季度民间消费环比增长0.3%；政府消费也因健康保险给付支出增加而环比增长0.6%。 然而，投资领域明显承压。在建筑和土木工程项目双双不振的情况下，建筑投资大幅下降3.9%；设备投资亦因汽车等运输设备需求减少而下滑1.8%。对外贸易方面，受汽车、机械及设备出口减少影响，出口萎缩2.1%，进口则以天然气、汽车为主减少1.7%。 分行业来看，受运输设备、机械及设备等领域不振影响，制造业下降1.5%；水电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大幅下滑9.2%；建筑业也萎缩5%。与此相反，农林渔业增长4.6%，服务业表现相对较好。 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第四季度内需和净出口分别拉低经济增速0.1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其中，内需贡献率较前三季度（1.2个百分点）骤降1.3个百分点。建筑投资和设备投资分别拉低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和政府消费则各对经济增长贡献0.1个百分点。 数据还显示，第四季度实际国民总收入（GDI）环比增长0.8%，全年GDI增长1.7%，均高于实际GDP的第四季度和全年增速。

一项调查显示，今年超过半数韩国国民计划增加消费支出，这一比例较去年有所上升。若按收入水平划分，消费意愿呈显著分化。收入排名前60%的群体中，计划扩大消费的比例较高；而在收入排名后40%的群体中，多数人则表示将缩减消费。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上月面向1000名成年人展开《2026年国民消费支出计划调查》，并于22日公布的结果显示，54.8%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将增加消费支出。其中，计划增幅在0%至5%之间的比例最高，达24.4%；计划增加5%至10%的占13.9%；计划增加10%至15%的同为13.9%。此外，45.2%的受访者计划减少消费，其中降幅在0%至5%之间的占13.7%，减少5%至10%的占9%，减少10%至15%的占7.3%。 据分析，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计划差异明显。在收入处于下游40%（第1至第2分位）的受访者中，多数倾向于减少消费；而收入处于上游60%（第3至第5分位）的受访者则更多计划增加消费。具体来看，在表示将减少消费的群体中，收入下位20%（第1分位）比例最高，达60.3%；其次依次为第2分位（50.9%）、第3分位（40.1%）、第5分位（38.7%）和第4分位（36.5%）。 关于增加消费的原因，消费观念变化以18.7%的占比居于首位，其次是就业预期改善及劳动收入增加（14.4%）和物价趋于稳定（13.8%）。反之，计划缩减消费的主要原因包括高物价（29.2%）、对失业或劳动收入减少的担忧（21.7%）以及资产与其他收入下降（9.2%）。 关于今年影响消费活动的最大风险因素，44.1%的受访者认为是高汇率与高物价持续；此外，税收及公共费用负担加重（15.6%）以及民间债务与金融市场不稳定（12.1%）也被视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 关于消费回暖预期，超过半数（53.3%）受访者认为将在今年下半年之后。具体来看，22.4%的受访者预测在2026年下半年，19.3%认为在2027年，11.6%则认为需至2028年或更晚。尽管不少家庭有意扩大消费，但实际可支配财力仍显不足。 在涉及家庭消费能力的提问中，41.2%的受访者表示消费能力不足，认为充足的仅占8.3%。韩经协指出，若实际消费能力持续走弱，或未来消费复苏仅集中于部分收入群体，则内需刺激效果可能受限，因此亟需出台提升消费能力、改善低收入阶层消费环境的政策举措。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应在推行下调个别消费税等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支持政策基础上，通过放宽对大型超市的监管等措施推进流通结构改革，以巩固当前内需复苏的良好态势。

围绕中国经济的判断，近年来不断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方高喊“崩溃论”，另一方则强调“中国仍保持5%左右的增长，是不可忽视的巨大市场”。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当前的中国，尚未走到崩溃边缘；但与此同时，也已不再是能够重新托举韩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如果不能同时认清这两点，相关政策与战略仍可能建立在错误预期之上。 从表面数据看，中国去年实现了5.0%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完成了既定目标。在中美关税摩擦、内需疲软以及房地产风险叠加的背景下，这一成绩显示出中国国家体系在资源动员和宏观调控方面的能力。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出口与工业生产总体保持韧性。因此，简单将中国界定为“危机经济体”，显然失之偏颇。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数字背后的结构”。从季度走势看，增长率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年末即便加大刺激力度，也未出现实质性反弹。更值得警惕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这意味着，房地产与基础设施这两大传统增长支柱正同步失速。这已不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发展模式的结构性约束。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十多年前的中国。2010年代，中国对韩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吸纳器”。只要中国扩大投资、拉动需求，钢铁、化工、炼油、机械及零部件等韩国主力产业便可随之增长。然而当前，中国内需疲弱、投资收缩，过剩产能正加速向海外释放。在这一结构下，中国不再只是韩国的客户，而正在转变为直接竞争者。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对战略性产业的布局。在电动汽车、电池、光伏以及高端装备领域，中国重新启用“低价、大规模、国家支持”的组合工具，而这些领域恰恰与韩国产业竞争力高度重叠。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其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大。若韩国在等待中国复苏的过程中按兵不动，产业空间反而可能被持续压缩。 尽管如此，仍有人习惯性地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回暖，一切都会好转”。这是一种由过去经验造成的错觉。事实上，中国自身已明确选择了放缓增长节奏的发展路径：重稳定胜于速度，重国家导向胜于民间活力，重安全与技术自立胜于单纯规模扩张。在这样的政策取向下，期待中国从外部支撑韩国经济增长，并不现实。 “中国并不危险”与“不能依赖中国”这两点，并不矛盾。中国正进入一个可控的低速增长阶段，这并非危机，却也难以为周边经济体提供显著机遇。对于像韩国这样出口依赖度高、产业结构与中国高度相似的国家而言，这一现实尤为严峻。 因此，真正需要转变的是认知与态度。中国经济不应再被视为“等待复苏的变量”，而应被当作一个长期存在的“常量”。与其围绕中国起伏调整策略，不如构建在中国因素之外亦可运转的增长路径。市场多元化、技术差距的持续拉开、内需基础的夯实，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课题，再次变得迫切而现实。 政策层面亦是如此。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刺激政策带动韩国出口复苏，已成为干扰判断的因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中国维持5%的增长，还是放缓至4%，其向韩国传导的红利，与过去相比都已大幅缩水。 历史或许不会简单重复，但教训始终存在。日本曾在过度依赖中国增长的阶段错失转型窗口，最终步入长期停滞，这并非遥远的他国故事。我们既无须夸大中国经济的风险，也没有时间在“等待复苏”中消耗战略耐心。 中国不会崩溃，但也不会拯救我们。唯有正视这一看似冷静却极为关键的现实，韩国经济新的出路，才可能真正进入讨论阶段。这不是期待的问题，而是战略的问题。

分析称，今年全球整车市场将延续去年的温和增长趋势。韩国汽车研究院15日发布《2026年主要国家汽车市场展望》报告预测，今年全球52个国家（地区）整车销量有望达到9071万辆，同比增长3.3%。 具体来看，中国销量预计为2934万辆，同比增长5.9%，美国预计为1642万辆，同比减少2%，印度和日本分别为557万辆和47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和4.2%，德国为317万辆，同比减少0.3%。 报告同时指出，考虑到中日关系紧张等新的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今年全球汽车市场最终增幅可能与去年相当，维持在2.2%的水平。中国、日本市场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调评估，而南美地区受委内瑞拉相关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影响，不确定性上升。 报告预计韩国国内今年内需增速放缓，出口与生产规模将与去年持平。今年国内销量预计为172万辆，同比增长1.7%，其中国产车和进口车销量分别为136.1万辆和35.8万辆，同比增幅分别为0.5%和6.9%。汽车出口量预计从去年的273.6万辆小幅增至273.7万辆，产量预计从409万辆增至409.8万辆。内需、出口与生产均面临下行压力。内需方面，特斯拉及中国品牌等进口车的市场攻势可能进一步增强，出口方面，美国与欧洲等主要市场存在小幅回落风险。 从去年1至11月数据来看，中国、印度和日本汽车市场增长明显，韩国表现也相对稳健。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销量同比增长3.8%，达到2482.3万辆，贡献了全球销量增幅的一半，美国为1518.3万辆，印度为507万辆，日本为422.4万辆，增幅分别达到1.9%、4.1%和3.4%。 同期，韩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2.8%，达到155万辆，主要受进口车热销带动。其中，特斯拉销量达5.5万辆，为去年同期的两倍。报告分析指出，若假设特斯拉销量维持在前一年水平，韩国整体销量汽车增幅将从2.8%降至1%。

在内需市场逐步趋于饱和的背景下，韩国时尚企业正加快进军全球第二大市场——中国的步伐。不同于以往以试水为主的单点布局，相关企业正通过与当地流通企业设立合资公司（JV）、在核心商圈布局旗舰店等方式推进本土化战略，阶段性成果逐步显现。 据业界12日消息，韩国时尚电商平台MUSINSA去年8月与中国体育用品集团安踏体育（Anta Sports）成立合资法人，正式启动中国市场布局。以去年12月在上海开设首家线下门店为起点，MUSINSA进军中国仅100天内交易额便突破1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80万元），线上方面，天猫平台销售额在三个月内增长至原来的9倍。 在此基础上，MUSINSA计划今年以上海南京东路这一代表性商圈为起点，进一步向上海其他核心商圈及杭州等重点城市扩展门店网络，并计划在明年之前将中国境内门店数量扩大至10家以上，同时提出到2030年累计开设100家门店的中长期目标。 可隆工业FnC部门同样通过与安踏体育的合资模式，持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业务规模。该公司早在2017年便与安踏以5∶5的股比成立合资公司“可隆体育（KOLON SPORT）中国”，并在此基础上于去年实现销售额逼近1万亿韩元。 在高端化与品牌体验并重的战略推动下，相关成效正逐步显现。三星物产时尚部门旗下品牌Juun.J与滨波（Beanpole）相继进驻上海芮欧百货等高端商业设施，开设独立门店，持续强化品牌的高端形象。其中，滨波依托中国法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运营约70家门店，稳步推进线下网络布局。 与此同时，LF集团旗下品牌哈吉斯（HAZZYS）也计划于本月在上海新天地开设全球旗舰店，进一步提速在华市场布局。LF集团方面表示，将以目前遍布中国各地的约580家门店网络为基础，持续强化品牌认知度并扩大市场影响力。 新兴品牌的表现同样引发市场关注。LF集团子公司CTDOTS旗下设计师品牌Dunst，依托线上平台积累的人气，近期在上海举办快闪店活动，吸引约1万人到场。活动结束后，品牌销售额环比增长约90%，凸显出中国消费者对新兴韩国时尚品牌的积极反应 业内普遍认为，韩国时尚企业加快布局中国市场，意在突破国内需求放缓的增长瓶颈，并借助K-文化的持续影响力，抢占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的战略高地。数据显示，中国时尚市场年规模约为665万亿韩元，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其中，体育与户外品类增长势头尤为突出，预计到2026年相关市场规模将突破7500亿元人民币。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受人口结构变化和消费两极化等因素影响，韩国时尚市场已进入增长停滞阶段。相较之下，随着消费信心逐步回暖，中国市场中体育、户外等部分品类仍具备持续扩大的潜力。该人士还表示，通过合资公司模式分散经营风险，并结合以快闪店为代表、能够强化粉丝黏性的线下体验型战略，正成为韩国时尚品牌在中国市场寻求突破的重要路径。

在韩国总统李在明访华期间，以经济代表团成员身份随行的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强调了重返中国市场的决心。 据韩国经济界5日消息，郑义宣在北京举行的韩中商务论坛前的交流活动中表示：“如果此次韩中领导人会谈能够促成两国关系改善，相信也会对现代汽车带来很大帮助。我们将以谦虚的态度全力以赴。” 中国曾是现代汽车与起亚汽车全球战略中的核心市场。鼎盛时期，两家公司在华年销量合计接近180万辆。然而，随着萨德（THAAD）问题引发韩中关系趋紧，现代汽车与起亚汽车在华销量大幅下滑。数据显示，去年1至11月两家公司在华销量仅为17.7万辆，市场占有率降至0.82%，不足1%。 现代汽车位于重庆的工厂虽于2017年竣工、设备先进，但自2021年起停产，并于2023年挂牌出售。该工厂经中国国有企业转手后，近期被出售给长安汽车旗下新能源品牌深蓝汽车。 此外，自2000年代初在华拥有8至9处生产基地以来，现代汽车的本地生产体系不断收缩，目前仅剩北京第二、第三工厂仍在运营，主要用于部分电动化车型及出口车型的生产，而非面向内需的大规模制造。 近年来，现代汽车集团正将中国重新定位为“战略性平台市场”，通过强化技术实力和高端品牌形象推动市场认知转型。现代汽车已推出面向中国市场的电动SUV“Elexio”，并推进“在中国、为中国”的本土化战略。起亚方面，则以盐城工厂为核心，持续生产起亚狮跑（Sportage）、面向中国内需的KX1等燃油休旅车型（RV），并同步生产电动车EV5，维持其在中国的电动车制造据点。

据《News1》委托市场调研机构Mono Research面向韩国非金融领域1000家主要企业开展相关调查显示，在“预计2026年面临的最大经营风险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中，占比最高的是“汇率波动性”，达34.9%。其后依次为全球经济放缓（28.5%）、对美关税（13.4%）、供应链不稳定（11%）、人才问题（5.8%）、韩国国内监管（2.9%）以及地缘政治风险（2.3%）。此外，还有部分企业提及“内需低迷”等因素。 除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外，其余所有行业均将“汇率波动性”视为最大经营风险。其中，机械行业的占比最高，达60%；钢铁与造船业为50%；石化与石油行业为35.7%，均高于整体平均水平（34.9%）。 韩国企业对全球供应链风险的体感调查中，表示“体感风险为中等”的占68%，“较高风险”的占30%。在威胁全球供应链的主要因素中，“汇率剧烈波动”同样位居首位，占比达36.7%。其后依次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28.2%）、中美矛盾（13.3%）、原材料及零部件供应受阻（11.2%）、能源价格大幅波动（6.4%）、气候与环境监管趋严（2.6%）以及网络攻击（1.6%）。分行业来看，机械（75%）、钢铁与造船（45.5%）、医疗与生物健康（45.5%）认为汇率剧烈波动将威胁全球供应链的回答较多。 因此，今年企业计划着重管理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其次为运营风险（36%）和网络安全（8%）。 作为韩国出口两大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行业，28.1%的受访企业表示对美关税为新年最大的经营风险。此外，汽车行业在评估威胁全球供应链的主要因素时，也将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列为首位，占比达42.3%。 此外，半数企业（50%）认为新年经营环境与去年基本相同，认为持续恶化的占33%，表示得以改善的仅为17%。其中，建筑与建设行业认为经营环境将持续恶化的比例最高，达60%。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2026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转折。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十五五”规划（2026至2030年）的起点，不仅明确了今年经济的整体走向，也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政策框架奠定基础。 在此次会议，中国政府精准判断经济矛盾，明确“供强需弱”是当前主要问题，反映出政策认知层面的显著转变。中国不再将经济下行压力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而是将长期积累的供给过剩问题与当前需求偏弱并列为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释放出从侧重需求刺激转向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 今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键词聚焦于“质量”与“效率”。与以往注重规模扩张与高速增长的政策取向不同，新一轮政策框架更强调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及创新能力建设。政策重心由短期的稳增长逐步转向通过结构性改革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炳瑞认为，中国对经济形势判断的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供强需弱”的提出，体现出政策层面对产业领域过度投资、低效供给长期挤压需求空间的清醒认识。未来政策预计将采取“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竞争力。 他指出，此次政策转向至少涵盖四方面深意。首先是问题界定的变化。将供给过剩明确纳入主要矛盾，意味着未来宏观调控不再局限于需求侧刺激，而是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便在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承压，也将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腾出空间。 其次是创新战略由“速度优先”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会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AI）治理体系，显示出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与风险防范，致力于构建稳定、可信的创新生态。 第三是改革重点从“应急管理”转向“制度建设”。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升为改革重点，被视为对光伏、动力电池、钢铁等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与价格战问题的直接回应。政策明确将低价恶性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视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结构性顽疾，力图通过法治化手段予以根治。通过制度约束规范市场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虽在短期可能带来调整阵痛，但有助于中长期产业秩序与盈利能力的恢复。 第四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由“规模扩张”向“精准提效”转型。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严控债务风险、协同货币政策三大抓手，为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意味着政策资源将更多向国家战略领域与新质生产力方向集聚，从而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 全炳瑞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6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扩大内需”“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居于优先，体现出中国政府意图以强大内需市场为基础，以科技创新培育为新动能，通过制度改革优化产业生态的战略布局。 在扩大内需方面，政策重点从短期消费刺激转向夯实长期内需基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结构更为稳健的消费体系。消费品、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望成为重点受益行业。 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为支点，推动先进经验全国推广，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基础。AI芯片、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有望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全炳瑞分析指出，随着政策方向逐步明晰，中国资本市场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创新驱动、内需扩张与反内卷改革构成三大政策主线，有助于重塑市场投资逻辑。货币政策由“稳健审慎”转向“灵活有效”，增强了市场对流动性环境改善的预期。同时，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进入A股市场，也被视为提升市场稳定性的重要举措。然而，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市场风险仍是需要关注的潜在变量，叠加全球经济放缓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市场波动风险仍然存在。 今年的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行稳致远，而非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清晰传递出中国经济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导向的发展新阶段。强调供需平衡、创新与制度协同、内需与开放并举的政策框架，标志着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全炳瑞表示，这一转型有望推动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逐步摆脱短期投机倾向，朝着以技术实力和长期价值为核心的成熟发展模式演进。在此过程中，韩中两国经济发展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韩国亟需制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长期战略规划，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大幅落后。

1.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 尹锡悦1060天执政落幕 去年12月3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被指违反宪法和法律，检察机关以“内乱罪”对其提出指控。宪法法院今年4月4日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并将其罢免，在执政1060天后提前终结。尹锡悦及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等主要涉案人员，以及夫人金建希已被提起公诉，目前审判正在进行，有望于明年初宣判。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严重破坏韩国宪政基础，即将面临法律制裁。 2.李在明赢得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 得票创历届大选之最 第21届韩国总统李在明于6月4日在国会宣誓就任，在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下台后直接接掌国政，并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执政。他在就职致辞中强调“国民大团结”和务实主义，将恢复民生、振兴经济列为施政重点，宣布启动紧急经济安全战略。在外交与安保方面，李在明表示将在巩固韩美同盟与韩美日合作的基础上，推行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实用外交，同时通过产业扶持和改革举措，推动韩国重回增长与稳定轨道。 3.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来韩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州举行元首会谈，这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地区稳定、对朝沟通及中韩战略合作深化等议题交换意见，李在明强调加强战略沟通、推动经济合作向互惠共赢升级，习近平则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对韩关系，愿与韩方携手应对挑战、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另据青瓦台30日消息，应习近平邀请，李在明将于明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自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此行将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4.韩国启动中国团体游客免签 旅游市场热度迅速回升 9月29日，韩国正式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临时免签入境政策，立即带动中国游客回流，爱宝乐园、主要免税店等人气景点客流明显回升。分析认为，该政策是疫后中韩旅游交流重启的重要信号，有望在中国国庆假期及APEC峰会等因素叠加下，进一步扩大访韩中国游客规模，并通过拉动旅游、免税、酒店等相关产业，促进韩国国内消费和经济复苏。 5.韩国青瓦台时代回归 李在明重塑施政沟通模式 韩国总统李在明于12月29日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标志自前总统尹锡悦将总统府迁至龙山以来时隔3年7个月“青瓦台时代”重新开启。这一举措不仅象征与“龙山时代”的政治切割，也意在强化总统与各部门、民众的即时沟通，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总统室同时完成青瓦台安全检查，并对办公空间布局进行优化，以降低权力象征和历史争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此次回迁为施政新阶段奠定基础，但青瓦台未来能持续作为总统办公地点仍存在不确定性。 6.韩首枚民间主导自研火箭"世界"号发射成功 11月27日，韩国首枚由民间主导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Nuri）”号成功发射并将多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韩国自主太空运输能力再获验证，也成为航天事业由政府主导向民官协作、企业主导转型的重要里程碑。韩国政府表示，将以此次成功为起点，进一步推进新一代火箭与深空探测计划，朝“跻身全球五大太空强国”的目标迈进。 7.特朗普宣布征收对等关税 韩美FTA面临新考验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进“对等关税”并同步加征钢铝等高关税措施，使全球贸易摩擦再度升温，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所依托的关税互惠与原产地规则正面临新的考验。关税不确定性冲击金融市场并加剧中美贸易对立的同时，也使高度嵌入中美供应链的韩国企业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警惕被卷入“借道出口”与原产地审查风险，影响FTA关税优惠适用；另一方面，若中美贸易战长期化，机械、电子及关键矿产相关产业链或遭受更大冲击。 8.黄仁勋"带货"炸鸡烧啤 APEC峰会成韩国软实力秀场 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韩国以美食与美妆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集中“亮相”，成为展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窗口。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峰会期间多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品尝炸鸡与“烧啤”，并与韩国商界领袖共享这一饮食场景，相关画面迅速在全球传播，被视为一次极具象征性的“带货”效应，进一步强化了“炸鸡烧啤”作为韩国代表性文化符号的国际认知。 9.韩政府向全民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 韩国政府启动“民生恢复消费券”政策，自7月21日起分阶段向居民发放15万至55万韩元消费补贴，部分长期居留外籍人员亦被纳入对象，涉及永居者、结婚移民者及获认可难民等约35.8万人。政府称此举旨在提振内需、扶持小商户，但有观点认为，政策仍应进一步扩大至同样缴纳居民税的外籍群体，以提升刺激地方经济的效果。 10.韩元兑美元年均汇率创纪录新高 今年按周计算的韩元兑美元的平均收盘价为1422.16韩元，创外汇危机以来新高，最高达4月9日的1484.1韩元，最低为6月30日的1350韩元，呈先跌后回升的趋势。汇率高位运行推动进口物价持续上涨，尤其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波动明显，增加了年末及明年初的物价压力。尽管政府通过口头干预和相关政策在短期内稳定汇率，但结构性因素仍未消除，高汇率对消费支出和整体经济造成持续压力，引发对滞后通胀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