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制度的讨论不断，法律界长期以来的惯例和判断标准也受到质疑。制度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其实际运作过程和影响是否得到充分审视仍不明确。 本系列不在于评判个别制度或立法的对错，而是希望理性地追踪检察、法院、律师构成的法律系统的现实。了解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的感受，有助于理解制度的变化。刑事司法程序的最终判断由法院作出。无论调查方向如何，是否需要逮捕，最终的有罪或无罪判决决定了刑事程序的正当性。 围绕法院判决的争议由来已久。相似案件结论不同，同一指控结果不同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现象与制度的初衷并不无关。 刑事审判采用三审制，旨在让不同法官独立判断。如果判断总是相同，就没有必要设置三审制。证据的解释、证词的可信度、法律适用由各审判庭根据宪法保障的法官独立性来判断。 争议的焦点不在于判断可能不同，而在于同案不同结论时，是否充分解释了差异的标准和逻辑。当判决结果不同，是否以当事人可接受的方式解释了差异。 在判断是否逮捕的阶段也存在类似问题。逮捕令依据犯罪嫌疑的证明和逃跑或毁灭证据的可能性来判断。但实际过程中，嫌疑性质、案件进展、调查情况等也被考虑。同一案件判断可能不同是制度上预设的。 这其中有程序上的原因。逮捕判断和本案审判通常由不同的审判庭负责。逮捕阶段只考虑逮捕必要性，本案审判只判断有罪或无罪。由于判断对象和范围不同，调查阶段为何判断需要逮捕，法院为何接受该判断，常在本案判决书中未充分体现。虽然有制度途径重新审视逮捕判断，但难以在本案审判的背景中形成一体化的解释。 即使无罪判决后，问题仍然存在。调查阶段的逮捕判断在审判过程中有何意义，对最终结论有何影响，常被吸收到判决结论中。判决书说明有罪或无罪的理由，但不回顾之前判断的适当性。 结果是调查和审判的判断停留在不同领域。调查阶段的判断止于调查，审判仅以审判逻辑解释。即使无罪宣判，制度上回答“为何被逮捕”的机制有限。判断过程被记录，但如何形成及变化的解释过程未充分制度化。 法院一直坚持其职责是判断个案的有罪或无罪，而非评估整体调查惯例。司法的角色在于根据法律和证据得出结论。然而，界限越清晰，调查和审判之间的判断断裂也越明显。 判决的可预测性与司法信任直接相关。即使制度允许判断不同，若当事人无法理解差异原因，法律难以作为稳定的规范运作。法官的独立性和判决的说服力不是对立概念，而是应共同发挥作用的要素。 刑事司法程序从调查开始，以判决结束。当最终判断过程未充分解释时，之前所有程序的正当性也受到质疑。如何解释判决标准和判断背景是法院无法回避的课题。※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因InvoSa事件遭受损失的股东对科隆生命科学和科隆TissueGene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法院再次判决公司胜诉。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民事合议30部（审判长金锡范）驳回了214名股东对科隆生命科学及其名誉会长李雄烈、前代表李宇锡等人提出的65亿韩元损害赔偿请求。 同日，1082名股东对科隆TissueGene及李名誉会长等人提起的197亿韩元赔偿请求也被驳回。 InvoSa是科隆生命科学的美国子公司科隆TissueGene开发的关节炎基因治疗药物，2017年获得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的批准。然而，2019年3月发现其主要成分之一并非原先公布的软骨细胞，而是来源于肾脏的293细胞，导致批准被撤销，股价暴跌，股东损失惨重。 股东指控科隆生命科学和科隆TissueGene在知晓成分变更的情况下进行虚假或不实公告，要求赔偿。但法院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未采纳股东的主张。 法院认为，“即使主要成分发生变化，也难以认定药效或安全性本质上改变，公司未故意虚假陈述或遗漏重大投资信息。” 去年12月和上月，法院分别驳回了64亿和86亿韩元的类似诉讼。 刑事判决结果与民事判决一致。李雄烈因涉嫌使用不同于批准成分的细胞制造和销售InvoSa以增加销售额，于2020年被起诉，但在2024年11月一审中被判无罪。 法院认为难以认定其故意性或隐瞒行为。与其一同被起诉的前代表李宇锡等管理层也均被判无罪。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28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希涉嫌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资本市场法》及《政治资金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同时追缴犯罪所得1281万元韩元（约合人民币6.2万元）。 继尹锡悦后，法院一审对金建希做出有期徒刑判决，前总统夫妇在一审中同时被判刑，在韩国宪政史上尚属首次。 法院对金建希所涉三项嫌疑作出判断，其中操纵德意志汽车股价及无偿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均（音）提供的民调嫌疑被判无罪，但对其从统一教方面收受价值约1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的香奈儿手袋，以及价值约6200万韩元的格拉夫（Graff）项链，法院认定构成犯罪。 法庭指出，作为总统夫人，金建希本应以高度清廉标准要求自己，却滥用自身地位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尹锡悦执政时期被政界私下代称为“V0”（排名高于代称总统的“V”）的金建希，不仅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拘捕起诉的第一夫人，也成为首位在被判刑的第一夫人。纵观韩国宪政史，前总统夫妇同时被判刑也属首次。此前尹锡悦因涉嫌妨碍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执行逮捕令，在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尹锡悦于去年7月被拘捕起诉，金建希则于去年8月被独立检察组起诉。 除当天被一审宣判的嫌疑外，金建希还被指控介入总统办公室及官邸迁移、收受“黄金龟”等贿赂等多项嫌疑，目前仍在接受审理。 尹锡悦涉嫌“12·3紧急戒严”相关内乱头目审判将于下月19日进行一审宣判。此外，他还因涉嫌为合理化紧急戒严向平壤投放无人机等，共涉及8起刑事审判。

21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开庭对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协助内乱头目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23年，并当庭实施逮捕。 此前内乱独立检察组（以下简称独检组）请求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法院最终做出高于检方量刑建议的判决。 韩德洙所涉嫌疑大部分被判定为罪名成立，法院认定，2024年12月3日发布的紧急戒严令及相关布告行为，已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内乱”，并将本案定性为“12·3内乱事件”。 审判庭指出，被告作为经民主程序赋予正当性与责任的国务总理，负有遵守宪法、维护宪政秩序的高度义务。然而，被告抱着戒严行为可能成功的想法选择回避自身责任，实质性参与内乱行为，严重背弃其宪法职责。若“12·3内乱事件”得逞，韩国可能重新坠入侵犯国民基本权利、破坏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独裁政治深渊，社会将由此遭受难以弥补的创伤。 此外，法院还认定，被告在事后并未积极查明真相、承担责任，反而出于维护个人安危的目的，指示或参与隐匿戒严相关文件，伪造并销毁虚假公文，试图制造戒严程序合法的假象，并在宪法法院总统弹劾审判中作伪证，构成严重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 在宣判后，法庭以被告存在毁灭证据的可能为由，当庭对韩德洙实施逮捕，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在法庭上逮捕前国务总理。 韩德洙被指控在担任国务总理期间，未能履行制衡总统滥用紧急权力的职责，对非法戒严行为予以放任，于去年8月29日以协助内乱头目罪被起诉。 判决还认定，韩德洙在戒严解除后，为弥补最初戒严令的法律瑕疵，与前总统尹锡悦、前国防部长金龙显等人在一份事后制作的戒严宣布文件上签字，随后将该文件销毁。 此外，今年2月，韩德洙在宪法法院总统弹劾审判中作证时声称不知情戒严宣布文件，被认定构成伪证罪。

据业界16日消息，自今年初以来韩国特许经营行业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严峻局面。围绕差额加盟金的司法风险逐步显现，加之《加盟事业法》监管趋严、外卖平台手续费争议持续发酵，业界普遍担忧经营环境将进一步趋紧。 韩国大法院于15日就韩国必胜客加盟店主要求返还2016至2022年期间所缴纳的差额加盟金，向总部提起的不当得利返还诉讼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根据判决结果，韩国必胜客需向94名加盟店主返还共计21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差额加盟金。 业内认为，此次判决可能对整个特许经营行业产生影响。原因在于不少加盟总部在合同中并未明确差额加盟金，而将其视为流通利润或行业正常收益，这一疏忽今后极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同时，上月11日在国会通过的《加盟事业法》修正案被视为加重行业负担的重要因素。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引入加盟店主团体登记制度，并强制加盟总部与已登记团体进行协商。随着加盟店主团体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加盟总部在重要事项上需采取更正式、更持续的协商。 尽管业界普遍认同制度初衷，但对一线执行层面的混乱仍存担忧。业内人士表示：“在协商事项和程序标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仅强化义务要求，核心经营决策可能被迫延后，最终导致决策效率下降，进而削弱企业竞争力。” 此外，外卖平台手续费问题同样影响特许经营行业。去年就外卖平台收费制度讨论不断升温，但随着韩美关税谈判正式启动，相关监管讨论有所减少。不过，近期政府和国会释放出推动“外卖手续费限制”的立法意愿。 也有观点指出，过去，开店和品牌扩张是发展核心动力，但如今已进入仅凭品牌难以成长的阶段。由于需要同时考虑监管环境变化、司法风险和社会要求，在韩国做特许经营并非易事。

13日深夜，因涉嫌带头发动内乱而被起诉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终审中，被独立检察组（独检组）要求法院判处死刑。独检组还要求法院判处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无期徒刑、判处前国军情报司令卢相元（音）有期徒刑30年。韩国检方以发起内乱嫌疑要求法院对前总统判处死刑为1996年全斗焕之后的首次。 在最终辩论环节，独检组检察官助理朴亿洙将“12·3”紧急戒严定义为“由反国家势力实施的严重破坏宪法秩序事件”，在韩国宪政史上难寻先例，强调必须严惩主导者尹锡悦及核心共犯。独检组认定，在不存在战争、事变或等同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尹锡悦仍强行宣布戒严，并调动戒严部队及警察封锁最高立法机构国会、试图阻挠解除戒严的表决程序，甚至计划抓捕国会议长、执政党及主要在野党领袖及选举管理机构人员。这些行为被检方定性为“以扰乱国家宪法秩序为目的的暴动”，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内乱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检方在结案陈词中反复强调这起事件对“严重破坏宪法秩序”。独检组指出，此次戒严并非短暂的行政失误，而是由总统本人主导、心腹幕僚和军警高层协同推进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系统性行为，目标直指立法权、司法权以及选举制度，危害国家根基。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检方认为已不存在任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 然而，案件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法律层面。尹锡悦本人及其辩护团队在庭审中构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他将戒严描述为“对国民的告知与呼吁”，强调这是总统基于宪法赋予的国家紧急权力，为应对政治僵局、国政瘫痪而采取的“警告型戒严”。在长达90分钟的最后陈述中，尹锡悦反复否认存在暴动、否认故意发起内乱，甚至将独检调查形容为“政治清算”“狂乱的猎巫行动”，称在自己过去26年间的调查和审判经历中，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调查。 尹锡悦的辩护团队则进行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辩护，他们将尹锡悦比作伽利略、布鲁诺等国外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是，因坚持真理被定罪甚至被迫害至死。 尹锡悦与独检组的对立叙事恰恰揭示了案件的核心矛盾：总统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民主宪政体制下，紧急权力是否可以被解释为高度主观、几乎不受即时制衡的“总统专属判断”？检方显然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即便宪法赋予总统戒严权，这一权力也必须受到严格的实体与程序限制，一旦被用于破坏宪法本身，即为犯罪行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尹锡悦结案庭审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大法庭正是30年前，检方对因同一嫌疑被起诉的前总统全斗焕提出死刑量刑建议的法庭。全斗焕当年虽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但却在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且在服刑不久后获得特赦。因此尹锡悦最终被判处死刑并实际执行的可能性极低。 外媒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路透社、BBC、美联社等普遍认为，韩国自1997年后再也未执行死刑，近年来法院连宣判死刑也十分罕见，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以无期徒刑作为最高惩罚。相比最终量刑结果，此次死刑求刑更具象征意义：它传递的是司法系统对任何形式军事干预政治、破坏宪政秩序的“零容忍”态度。 尹锡悦内乱案的特殊性在于，他并非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出身的威权统治者，而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所谓“明星检察官”出身总统。正是这种“民主合法性”背景，使得其戒严行为在社会心理层面更具冲击性，它挑战了一个核心共识，在民主制度下，是否仍可能出现以“合法权力”之名破坏民主本身的行为？ 从政治角度看，被要求判处死刑更像是一种“制度宣示”。它向未来的执政者传递明确信号：即便身处总统之位，一旦被认定为破坏宪政秩序，也可能面临最严厉的刑事追责。这种宣示意义，甚至可能比最终判决结果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预见的是，下月19日的一审宣判结果无论是死刑、无期徒刑，亦或是更轻的刑罚，都将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宣判结果不仅是对前总统的法律裁决，更是对未来执政者的警示，这起案件将长期影响韩国最高统治者——总统的权利行使边界、司法在政治风暴中的角色定位，以及韩国社会对“非常权力”的集体记忆。

韩国电商巨头Coupang日前宣布，因发生用户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将向受影响的3370万名用户发放总计1.68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2亿元）的代金券作为补偿，每名用户可获5万韩元补偿。但消费者和社会团体对这一看似庞大的赔偿金额却丝毫不买账，批评“形式大于意义”，名为赔偿实为变相营销。 争议焦点在于赔偿方案具体内容，根据Coupang发布的公告，赔偿由可在全平台使用的5000韩元商品代金券、可在外卖平台Coupang Eats使用的5000韩元代金券、可在旅游预约平台Coupang Travel使用的2万韩元代金券以及可在奢侈品平台R.LUX使用的2万韩元代金券组成。代金券均为一次性使用，将于下月15日起开始陆续发放。 消费者表示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Coupang购物和外卖代金券合计仅为1万韩元，而其余4万韩元只能用于使用率较低或单价较高的旅行和奢侈品平台。这意味着，如果想用掉这4万韩元代金券，消费者必须在相关平台消费更多金额，这一无异于“兰五券”的赔偿方案引发消费者团体和公众舆论一片哗然。此外，已经注销账户的用户若想使用代金券，仍需要重新注册登录Coupang账户，被质疑为变相阻止用户流失、强制回流的手段。 韩国消费者参与连带指责Coupang的赔偿方案为“欺骗国民、逃避责任”，消费者团体协议会则表示，所谓的赔偿方案实为变相引诱消费的套路，无法看作是对个人信息泄露提供的补偿。 法律界则认为，这可能是Coupang为应对可能面临的大规模集体诉讼而采取的“战略性补偿”。参考此前类似诉讼，法院判决的个人损失赔偿金额在10万至30万韩元之间，Coupang先发制人提供5万韩元的补偿，可在今后的诉讼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辩解，从而可能降低最终裁定的赔偿金额。 2014年，KB国民信用卡、NH农协信用卡和乐天信用卡三大公司发生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当时大法院做出赔偿每名用户10万韩元的判决。2016年电商平台Interpark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发生时，法院也做出赔偿每人10万韩元的判决。 也有分析认为，在Coupang面对舆论恶化、司法风险和股东责任等多重压力下，这一方案可能是多方权衡下最现实的选择。 30日，国会就Coupang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举行为期两天的联席听证会，Coupang董事会主席金范锡等关键证人继续缺席听证会。金范锡在提交的事由书中表示，目前居住海外，且本月30日至31日已安排其他行程，故难以出席听证会。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7日作出一审判决，疑似中国政府在韩所设“秘密警察站”据点中餐厅“东方明珠”代表王海军因涉嫌违反《食品卫生法》《户外广告法》《舆信专门金融业法》等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期两年执行。 被一并起诉的“东方明珠”法人被判处罚款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王海军妻子被判处罚款200万韩元，两人涉嫌以“东方明珠”名义对餐厅相关费用进行结算，构成违法行为。 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尽管王海军主张自己并未实际经营“东方明珠”，也未参与名义出借，但综合其在餐厅中担任的角色和执行的业务内容，足以认定其为实际经营者。 此外，法院还认定王海军通过虚假申报方式逃避关税。法院称，已确认其与共犯之间通过通讯软件分享合同内容、进口货款支付方式等事实。 不过，对于王海军营业申报期限于2021年12月到期后，未向所辖机关首尔松坡区进行申报继续营业的指控，法院认为《食品卫生法》上的营业申报属羁束行政行为，判定此项指控无罪。 对于2022年12月，王海军在餐厅外墙安装大型户外电子显示屏的行为，法院则以《户外广告法》规定的公诉时效已过为由，做出免诉判决。当时“东方明珠”被质疑为“秘密警察站”后，为进行澄清，未经许可在餐厅外墙安装大型户外电子显示屏，并投放“操纵韩国政治、破坏中韩友好关系”等争议性文案，于去年2月被检方起诉。 此外，法院还分别判处王海军妻子经营的餐饮公司罚金100万韩元，并对参与王某逃税行为的A公司判处罚金500万韩元。

涉嫌胁迫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女性拍摄制作性剥削视频，并在聊天软件“电报”（Telegram）上进行传播的“博士房”聊天室运营者赵周彬（音）因涉嫌违反《儿童青少年性保护法》，再获有期徒刑5年，累计刑期达47年。 据大法院11日消息，赵周彬于2019年对一名当时为未成年人的受害者实施性剥削及性侵，与2022年9月被移交法院。这一案件发生时间早于此前已被定罪的“博士房”事件罪行。 法院一审判处赵周彬有期徒刑5年，完成40小时的性暴力治疗课程，以及在5年内禁止在儿童、青少年及残疾人相关保护机构就业。赵周彬在二审中提出，若将此案的5年刑期与之前已确定的42年4个月刑期合并，将超过数罪并罚的法定上限，属于不当判决。但二审法院依据相关法律原则未采纳其主张，认为对并发犯罪的量刑不受此限。韩国大法院亦认定原审判决无误，驳回赵周彬的上诉，维持原判。 赵主彬此前因在2019年5月至2020年2月期间，胁迫包括儿童、青少年在内的数十名女性受害者制作性剥削影像，并通过Telegram“博士房”进行销售和传播，于2021年10月被大法院最终判处42年有期徒刑。 此外，他于去年2月还因与共犯姜勋一同被追加指控的强制猥亵罪，被大法院最终判处追加4个月有期徒刑。 赵周彬在2019年5月至2020年2月期间，胁迫包括儿童、青少年在内的数十名女性受害者制作性剥削视频，通过“电报”中的“博士房”聊天群进行销售和传播，于2021年10月被大法院判决有期徒刑42年。 去年2月，赵周彬与共犯姜勋（音）一同被追加指控强制猥亵罪，被大法院追加有期徒刑4个月。

自去年“12·3紧急戒严”至前总统尹锡悦遭宪法法院罢免判决的5个月里，韩国社会因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立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接近3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38亿元），相当于每位国民承担约59.55万韩元。 《中央日报》日前委托檀国大学冲突解决研究中心进行“12·3紧急戒严及弹劾冲突成本分析”显示，自去年12月3日宣布紧急戒严起，至今年4月4日尹锡悦遭宪法法院弹劾，各类社会冲突成本约48.3673万亿韩元。社会冲突类型分为意识形态、劳动、环境、地区、阶层和教育六类。 研究中心依照以下三项标准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公共冲突，分别是参与人数达500人以上、在公共空间至少进行1次100人以上的集体活动、针对同一议题的对立行为持续至少7天。冲突成本计算方式为每日参与人数×每日法定工作时间×最低时薪×冲突持续天数。 在所有冲突类型中，“关于总统弹劾的支持与反对”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成本最高，达到 30.7796万亿韩元（63.5%），其次依次为劳资冲突（31.82%）、环境冲突（2.31%）、教育冲突（2.18%）等。 研究中心称，这显示出戒严及弹劾议题如“黑洞”般吞噬其他社会矛盾，放大政治对立并挤压其他议题空间。檀国大学教授金康珉（音）称，意识形态冲突难以达成明确结论，因此往往持续时间更久、解决难度更。当普通公共议题被“意识形态化”后，原本运作良好的冲突管理系统会立即失效。 他还指出，在另一项调查中，2008年的“疯牛病示威”和2017年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事件被认为对民主发展有积极作用，但本次戒严事件未获类似评价，这说明本次事件造成的社会疲劳度更高，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反而更低。” 随着相关政治事件的余波持续，韩国社会对政治对立成本的关注预计还将持续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