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物价与经济低迷的双重压力下，韩国流通业面临经营困境，为降低运营成本、缓解财务压力，从大型流通企业到美妆、食品等领域的多家公司相继启动自愿离职计划。自愿离职计划作为通过提供离职补偿鼓励员工主动辞职的人力资源调整措施，通常伴随一定规模的慰劳金、子女教育补贴等经济支持。但自愿离职对象范围已不仅限于40岁以上员工，更扩展至部分30多岁的年轻职员，反映出当前业内整体面临下行压力。 据韩国流通业界5日信息，GS零售近期面向年满46岁且在职满20年以上的员工推进自愿离职计划。GS零售作为GS集团旗下负责便利店品牌GS25及电视购物平台GS Shop的子公司，向自愿离职员工除支付退休金外，还将额外提供相当于年薪1.5倍的慰劳金，并对离职员工的子女给予最高4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2万元）的学费资助。 乐天集团旗下多家流通及食品子公司近期也陆续实施自愿离职计划，对象主要集中于40岁以上员工。运营便利店品牌7-Eleven的Korea Seven公司在继去年推行后，于今年10月再次启动相关计划，覆盖年满40岁或在当前岗位任职满8年的员工，管理岗位则放宽至45岁或任职满10年员工。同时，乐天会员（Lotte Members）于上月首次推行自愿离职，面向1982年以前出生、在职满5年的员工；乐天七星饮料亦于上月接受1980年以前出生、入职满10年员工的自愿离职申请。相关企业均为自愿离职人员提供包括慰劳金、再就业支援金及子女大学学费在内的综合补贴。 据悉，自愿离职范围已进一步延伸至30多岁年龄层。在美妆行业，LG生活健康为调整线下销售人力，于今年10月面向免税店、百货店等一线销售岗位启动自愿离职计划，申请对象为年满35岁、1990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员工。 此外，三养集团也在近期针对临近退休年龄的员工实施自愿离职。今年8至9月，公司针对办公室职员推进相关程序，提供的补偿包括相当于30个月基本工资，并对在职员工的大学生子女提供最长4年的全额学费资助。对于有意再就业的人员，企业还将提供最长6个月的再就业支援服务，包括就业咨询与职业技能培训等配套措施。

一项调查显示，女性越认为生育后仍能继续工作，其生育意愿就越高。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恩智（音）4日在首尔LSW会议中心举行的“2025面板调查学术大会”上公布了这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2024年“世代与性别（GGS Korea）”预备调查，对19至44岁男女共1059人的生育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群体中，若预期生育后能够继续工作，其生育意愿将显著提高；相反，若认为难以维持就业，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尤其在无子女及中低收入女性中表现更为明显。 相比之下，男性虽普遍表达出更高的生育意愿，但“生育后能否继续工作”的预期对其意愿影响不大，与女性表现出明显差异。 金恩智表示，这一结果表明，生育意愿并非单纯源于个人价值判断，而是与生育后能否获得稳定的就业条件密切相关。她强调，韩国社会亟须摆脱传统家庭模式，建立一种既能保障持续就业、又能支持家庭组建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另一项研究也显示，生育正逐步成为女性在劳动市场受阻的关键时点。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李瑞贤（音）表示，生育后男性的劳动市场表现并无明显下滑，而女性的就业率、收入和工作时长却持续下降。尤其在就业率与收入方面，生育后的跌幅最为显著，且即使经过10年也难以恢复至生育前水平。 她补充说，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群体在生育后经历的就业与收入下降幅度更为突出，说明性别角色规范正在强化“母职惩罚”的程度和持续性。 在低生育率问题加剧的背景下，学界指出，重建社会信任、提升性别平等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副研究员金恩贞（音）基于2008年至2024年的女性家庭面板调查数据，从年龄、时期与世代三个维度分析女性对婚姻与生育必要性的认知变化。分析显示，以2014年为分界点，25至35岁女性对婚姻和生育必要性的认知出现显著下滑。 金恩贞指出，这一时期恰逢“世越号”沉船事故、性别冲突加剧等多重社会因素叠加，社会不安情绪与对政府的不信任同步上升，深刻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育观与生活选择。她表示，应顺应1990年代出生群体更为务实的价值取向，通过系统性改革，减轻婚育带来的职业中断等不利影响，营造使婚育不再被视为社会或经济负担的环境。

近年来，韩国年轻夫妻在举办婚礼后推迟婚姻登记的现象日益普遍，维持虽共同生活却未在法律上确立婚姻关系的“事实婚姻”状态。这一趋势不仅与住房、贷款及税收等制度密切相关，折射出在房价高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选择进行现实性重估。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在韩国举行婚礼的夫妻中，约19%在婚后一年内未完成婚姻登记。同时，延迟登记超过两年的比例亦约达9%，反映出部分轻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应对现行制度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韩国社会普遍将婚礼仪式与婚姻登记视为一体同步的行为，延迟登记通常仅出现在留学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况下。然而近年来，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迟登记的现象迅速扩散，并在过去两三年间显著增加，逐渐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趋势。 年轻夫妻选择推迟登记，与当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资格受限”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在优惠住房申请政策方面，韩国实行“一户一宅”申购制度。婚前，双方作为独立的“单身户”均具备申请资格；而一旦登记结婚，则合并为“单一家庭户”，仅能共同申请一次住房申购，导致婚后购房机会相应减少。 同时，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拥有住房，婚后申购顺位将相应后移，即便成功申购，亦将被视为“一户两宅”，从而面临更高的取得税与财产税负担。使得许多经济能力尚不稳固的年轻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记而被归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畴。 此外，韩国多项面向青年的住房贷款政策以个人收入作为审核标准。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利率较低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而婚后则需合并计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额而丧失相关优惠资格。韩国银行及房地产政策专家指出，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机性购房，却在无意中对首次组建家庭的年轻人构成了结构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续上涨的房价也是推动“事实婚姻”现象扩散的重要原因。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去年首尔公寓平均成交价已突破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0万元），较五年前上涨约40%。以韩国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即便完全不进行消费，仍需要约15年时间方能凑齐购房首付。这一数据被韩国年轻群体视为“现实版结婚压力指数”。专家指出，在高房价、高利率与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年轻夫妻已将“是否登记结婚”视为一项重大财务决策，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确立家庭关系的仪式性环节。 婚姻登记延迟现象直接反映在韩国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儿约为1.4万人，占全体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专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上升不仅与婚育观念转变有关，也与“事实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记程序滞后密切相关。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上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现上升，与年轻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记”的模式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新生儿多数出生于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但在法律统计中仍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从而推高了整体比例。 据悉，过去几年在中国部分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实婚姻”现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为获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规避购房次数限制，选择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待完成购房后再恢复登记。此类“通过调整家庭结构以规避制度性成本”的行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由于处于“事实婚姻”状态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计划，该现象间接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负担显著上升是影响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记成为“经济风险”。韩国国会在相关政策讨论中提出，“不应使结婚成为年轻人的不利选项”。专家普遍认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法定婚姻主导型”向“事实婚姻渐增型”的结构性转变，而住房与金融制度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进而引发登记行为滞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未来，如何有效稳定住房市场预期，并重建对婚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成为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议题。

韩国9月结婚人数同比大增20.1%，创相关统计启动以来同月最大增幅，结婚登记量亦刷新近10年新高。作为出生的前置指标，婚姻数量显著回升，被视为韩国出生人口有望在短期内继续增长的积极信号。 韩国国家数据局26日发布的《9月人口动态》显示，今年9月全国共登记结婚1.8462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3005对，同比增长20.1%，为1981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自2024年3月起，韩国结婚登记已连续18个月增加，规模创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累计结婚人数达到5.8305万对，同比增加6600对（12.8%）。按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市道的结婚登记均呈增长趋势。分析指出，适婚人口规模回升、社会对婚姻观念的变化，以及因中秋节日期差异导致的行政统计增加等因素，共同推动结婚数量上升。 出生指标同样回暖。今年9月全国出生人数为2.2369万人，同比增加1780名（8.6%），创下2020年以来同月最高纪录。今年累计出生人数达19.104万人，同比上升7%。女性一生预期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总和生育率）则为0.85。 同月死亡人数为2.8101万人，同比减少1136人（3.9%）。由于死亡人数仍高于出生人数，9月人口自然减少5732人。 另一方面，10月人口迁移规模为44.2万人，同比减少15.2%（7.9万人）。从地区流动情况看，仁川（净流入2512人）、京畿道（2495人）等10个市道呈净流入，而首尔（净流出4705人）、釜山（1244人）等7个市道则出现人口净流出。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韩国银行（央行）通过分析国家数据处（统计厅）资料，并在24日《韩银消息》报告中指出，妻子收入越高，丈夫越愿意参与育儿与家务；丈夫越早下班，妻子的家务负担也随之减少，这一现象或成为改善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线索。 报告显示，在双职工家庭中，当一方在职场的工作时间变长或工资水平提高时，另一方的家务劳动时间也会相应增加。从性别来看，丈夫和妻子都呈现出工作时间越短、孩子越小，家务时间越长的共同特点，但在其他因素上，男女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丈夫的家务时间与自身工资或子女数量无显著关联；相反，妻子的工作时间与工资水平则是影响丈夫家务参与的关键因素。对妻子而言，子女数量、工资水平、工作时间等多项因素都会影响家务劳动时间。 报告具体解释称，妻子工资越高，丈夫就越倾向参与育儿和家务；丈夫如果更早下班，妻子的家务时间就会随之减少。报告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丈夫在生计或加班方面承受的压力更大，而妻子往往必须成为承担家务和育儿的“最后防线”。 报告还指出，韩国女性工资水平仅为男性的约70%，性别薪资差距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大。如果能够缩小这一差距，丈夫在家庭劳动中的参与程度有望提高，并自然带动生育率的回升。 传统观点认为，女性工资上涨会减少生育，但在近年来的高收入国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率反而呈现上升趋势。报道对此强调，未来韩国改善性别薪资差距以及推动丈夫准时下班文化的普及，可能成为扭转低生育率的重要“密码”。

在韩国政府接连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导致房地产市场急速降温，但房价上涨预期依然持续的态势下，以房产赠与替代市场交易的趋势正日益凸显。政府持续强化税负，若业主继续持有多套住房，将面临高额不动产税与财产税，而若选择出售房产，则需承担沉重的资本利得税。因此，“卖不如赠”的财富传承方式在加速普及。 据法院登记信息广场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高价住宅集中的江南三区（江南、瑞草、松坡）的房产赠与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今年1至10月，首尔地区住宅赠与登记总量为6718件。其中，江南区以572件位居首位，其次依次为阳川区（481件）、松坡区（450件）和瑞草区（430件）。江南三区合计赠与1452件，占首尔全市赠与总量的21.6%。 同时，江南三区的房产赠与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江南区在1月、4月、7月和10月分别登记赠与24件、49件、66件和65件；松坡区同期分别为27件、37件、47件和55件；瑞草区则为27件、32件、50件和53件，均呈逐月递增趋势。 房地产市场分析认为，随着政府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计划对多套住房持有者实施更高的资本利得税，部分业主为规避未来可能加重的高额税负，选择提前通过赠与方式将房产转移给子女。此外，在房价进一步上涨前完成赠与，减轻潜在的资本利得税负担。 汉城大学经济不动产学教授权大中（音）指出，长期积累的住房供应短缺与政府连续推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双重影响下，居民对“持有核心区域优质房产”的资产配置理念进一步增强，推动核心地段房价持续走高。同时，频繁出台的调控措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市场对房价持续上涨的预期。因此，越来越多的多套住房持有者认为，与其将房产对外出售不如以较低价格赠与子女并缴纳相对较低的赠与税，从长远来看更具经济合理性。

一项调查显示，受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及生育率持续走低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30多岁女性逐渐成为推动就业率增长的主要群体。即便育有子女仍选择继续就业的女性规模不断扩大，低龄子女对女性就业的抑制作用趋于减弱。同时，韩国政府持续加大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的支持力度，并强化针对因育儿经历职业中断女性的就业支援措施。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于18日发布的《女性劳动市场主要特点及启示》报告显示，去年15至64岁女性就业率达62.1%，创自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具体来看，25至29岁女性就业率自2016年超越同年龄段男性以来持续保持领先，去年达74.5%；30至34岁女性就业率亦攀升至73.5%，刷新历史最高水平。35至39岁女性群体就业率自2022年起呈显著回升，去年达68.9%。该年龄段女性就业率通常呈“M型曲线”特征，即因生育和育儿等因素在30多岁期间出现回落，至40多岁再度回升。 2019至2024年间，25至39岁女性就业率累计上升7.51个百分点。其中，广播通信业（1.92%）、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1.6%）、公共行政（1.59%）、制造业（1.11%）、保健社会福利业（1.04%）等行业拉动整体女性就业率上升。分析指出，女性就业率持续上升主要受育有学前年龄（0至6岁）子女的女性比例下降、经济独立女性数量增加、未婚女性比例上升以及高学历女性群体扩大等方面因素推动。 尽管子女因素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但影响程度已有所减弱。调查显示，2016年，低年级小学生子女使母亲就业率下降的可能性为9.7%，而到2023年该比例降至9%。此外，高年级小学生子女对母亲就业已不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负面影响，中学生及高中生子女亦未表现出对母亲就业的抑制作用。 韩国政府也根据劳动市场结构变化强化相关政策支持。目前，女性就业政策的主管部门已由雇佣劳动部移交至性别平等家族部（原女性家族部），旨在从性别平等角度进一步强化女性就业政策体系。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韩国育儿假使用人数达14.1909万人，超过去年全年13.2535万人的水平。 政府在2026年度预算案中将与育儿假相关的预算同比增加1.3%，达4.72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9.14亿元）。其中，育儿假津贴预算最多，达3.3935万亿韩元，其次为产前产后休假津贴（3791亿韩元）和育儿期工时缩减津贴（2680亿韩元）。 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指出，政府应结合女性劳动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制定符合长期职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构建将短期育儿休假与长期育儿期工时缩减等弹性工作制度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多数父亲最为向往的形象是“像朋友的爸爸”，然而现实中，他们往往不得不扮演“忙碌的爸爸”。 韩国人口保健福祉协会面向418名育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进行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的“育儿前后父亲认知与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在育儿前所设想的理想父亲形象中，“像朋友的爸爸”回答最多，占19.4%，其次为陪伴孩子玩耍的爸爸（14%）、愿意共度时光的爸爸（9.9%）、温柔的爸爸（9.1%）以及善于沟通的爸爸（6.5%）等。 然而，在现实育儿生活中，父亲们认为自身最常呈现的形象则是忙碌的爸爸，占15.1%，其次是只有周末有空的爸爸（8.3%）、困倦的爸爸（7%）、疲惫的爸爸（6.5%），以及责备的爸爸（5.4%）。关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受访者普遍反映，繁忙的工作令人身心俱疲，难以全身心投入育儿；实际育儿过程比预期更为复杂，常面临各种突发状况；缺乏休息时间，心理上难以获得真正的放松。 在成为父亲之前，他们认为自己最擅长的育儿活动是陪孩子玩耍，占44.3%，其次是教育（13.4%）、做饭（11.7%）以及与孩子一起运动（10.5%）。但在实际育儿过程中，他们最有信心的领域却转变为育儿以外的家务劳动，例如打扫、洗碗等，占22.5%，随后才是陪玩，（21.1%）、做饭（13.6%）和给孩子洗澡（10.7%）。 关于最具挑战的育儿活动问题，多数受访者回答教育，占32.1%，做饭（19.6%）、陪玩（17.7%）以及哄睡（10.5%）紧随其后。在育儿支持政策方面，受访者最期待经济补贴，占33.5%，其次是育儿休假等制度性支持（28.5%）、心理咨询及相关教育（20.4%）以及保育服务（16.3%）等。 人口保健福祉协会会长李三植（音）表示：“调查反映出父亲们对参与育儿抱有较高期待，但在现实中受制于时间与情绪上的压力，面临诸多困难。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相关支持体系，提升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实际参与能力与效能感，使父亲也能真正成为育儿的主体。”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6日发布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8月，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归类为“休息”状态的人数为264.1万人，同比增加7.3万人。 从年龄结构来看，休息人口在70岁以上（增加4万人）、60至69岁（增加1.9万人）、50至59岁（增加1.6万人）以及30至39岁（增加1.9万人）等群体中均呈上升趋势；而在40至49岁（减少6000人）、20至29岁（减少3000人）以及15至19岁（减少1.2万人）群体中则出现下降。从性别来看，男性休息人口为621.5万人，同比增加78万人；女性则为100.5万人，同比减少7万人。 休息人口自2023年的232.2万人、2024年的256.7万人持续攀升至2025年的264.1万人，三年间激增近18%。同期，15岁以上人口仅增长1.12%，显示出休息人口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整体人口增速。 在导致休息状态的主要原因中，身体不佳占比最高，达34.9%。其次为难找到理想工作和退休后持续休息，分别占19%和18.4%。青年群体（15至29岁）中休息人口为44.7万人，占全体的16.9%。在该年龄段中，难找到理想工作被选为主要原因的比例最高，为34.1%，同比（30.8%）有所上升。 截至8月，韩国非经济活动人口规模为1622万人，同比增加9000人。在15岁以上人口中，非经济活动人口占35.4%，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非经济活动人口指年满15周岁，未就业且未处于求职状态的人群。 从具体活动状态来看，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为597.7万人，占36.9%；在校学习或接受培训者为327.1万人，占20.2%；处于休息状态者为264.1万人，占16.3%；因年老未参与经济活动者为248万人，占15.3%；照顾子女者为68.4万人，占4.2%。其中，从事家务劳动者和在校学习者分别增加1.3万人与2.1万人，而年老者与照顾子女者则分别减少5万人和4.8万人。 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表示希望在未来一年内就业或创业的人数为330.1万人，占20.4%，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求职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工作条件（31%）、收入与工资水平（27.5%）以及个人适应性及专业背景（23.8%）。 在期望的月平均工资水平方面，43.6%的受访者选择200至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至1.5万元）区间，占比最高。其次为300万韩元以上，占27.6%，；100至200万韩元以下，占21.7%。希望就业的主要行业依次为卫生与社会福利业（16.8%）、批发零售及餐饮住宿业（13.6%）、公共行政·国防·社会保障行政（11.0%）等。

近日，韩国社交媒体上由“Kopino”群体发布的“寻父启事”持续引发关注，促使社会对跨国非婚生子女遗弃问题的深思。Kopino是Korean（韩国人）与Filipino（菲律宾人）的合成词，特指韩国父亲与菲律宾母亲所生的非婚生子女。据统计，目前在菲律宾生活的Kopino已逾五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陷入“生而不养”的伦理困境。 长期协助菲籍单亲母亲追讨抚养费的民间团体负责人具本昌（音）指出，不少韩国男性在菲留学、工作或经商期间与当地女性建立亲密关系并育有子女，却在回国后彻底失联。如今，Kopino群体主动公开生父照片，既是对血缘亲情的悲情呼唤，亦是对跨国道德责任的集体拷问。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个体层面的伦理失范，更折射出国家层面的制度疏漏与社会冷漠。尽管近年来韩国社会持续倡导多元文化包容，但对于在海外遗留的“道德债务”，却始终缺乏系统性的回应与解决机制。持续发酵的Kopino问题已在菲律宾本土引发显著的反韩情绪。马尼拉街头出现“韩国人回家去”等激进标语，表面上是民族情绪的宣泄，实则反映出被伤害群体对尊严丧失的沉痛抗议。 尽管韩国政府于2019年宣布将加强跨境抚养费追索机制，但在现实中，取证困难、法律援助不足、跨国司法程序复杂等现实瓶颈，仍使多数Kopino家庭求告无门。笔者认为，当前亟需构建包括DNA跨国鉴定体系、专项法律援助基金及非政府组织协作网络在内的综合治理方案。然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仍在于道德层面的觉醒。每一个跨国遗弃案例，都不应被简单视为私人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形象与现代伦理构建的公共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