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四大企业集团【图片来源 网络】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韩国四大企业集团三星、SK、现代汽车和LG的业绩在韩国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超过40%，韩国经济对大企的高度依赖显著。 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的祖国革新党议员车圭根于9日从公平交易委员会收到的资料显示，去年韩国四大企业集团总销售额达980.512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1608万亿元），占韩国GDP的40.8%，较2019年的783.4180万亿韩元增加约25.2%。然而，雇佣水平仅从2019年的69.925万名增至去年的74.5902万名，增幅约为7.9%，远低于销售额的增长率。 若将调查范围扩大至30强企业，总销售额达1845.675万亿韩元，占韩国GDP的76.9%。对此，车圭根援引201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韩国经济正呈对大企业过度依赖的“畸形”发展态势。他表示，过度依赖少数财阀企业集团来支撑韩国经济增长，就如同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增加经济脆弱性。尽管如此，尹锡悦政府仍向大企业倾斜，提供税收减免及政策性资金支持等优惠措施，这无疑加剧经济力的集中力度。

韩国统计厅4日发布《2023年死亡原因统计结果》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常态化后，去年韩国死亡人数较前一年有所减少，而自杀率时隔两年再次上升，其中10多岁青少年死亡人数在所有年龄中唯一出现增加。 去年韩国死亡人数共计35.2511万人，较前一年减少5.5%（2.0428万人），是自2019年以来时隔四年首次减少。死亡人数减少的原因在于新冠疫情在2022年大规模扩散后，逐步进入常态化阶段。2022年因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大幅增加，导致死亡总人数达到37.3万人，创下198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此后疫情逐渐平稳，去年死亡人数也随之下降。 去年因新冠死亡的人数为7442人，较前一年急剧减少76.2%（2.3838万人）。新冠病毒在死亡原因中的排名也从2022年的第3位下降到去年的第10位。 去年自杀死亡人数为1.3978万人，较前一年增加8.3%（1072人）。显示每10万人中自杀人数的自杀率为27.3人，较前一年上升8.5%（2.2人）。这是自2021年以来自杀率再次出现上升。统计厅分析称，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困难持续影响日常生活，同时疫后的相对剥夺感也可能对自杀率上升产生一定影响。 从年龄来看，60多岁（13.6%）、50多岁（12.1%）和10多岁（10.4%）的自杀率增幅较高。10多岁青少年群体的自杀死亡人数为803人，同比增加0.9%，在所有年龄中唯一出现增长。在10多岁至30多岁的年轻人群死亡原因中，自杀均排在首位。从性别来看，男性自杀率为38.3人，女性为16.5人，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2.3倍。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年龄标准化自杀率计算，韩国的自杀率为24.8人，依旧是全球最高，OECD国家的平均自杀率为10.7人。OECD年龄标准化自杀率是根据OECD标准人口计算的自杀率，用于消除各国之间年龄结构差异的影响，便于比较。 去年的死亡首要原因依旧是癌症。自1983年统计开始以来，癌症一直位居死亡原因首位。每10万人中的癌症死亡率为166.7人，较前一年上升2.5%（4.1人）。从癌症种类来看，肺癌（36.5人）、肝癌（19.8人）、大肠癌（18.3人）、胰腺癌（15人）和胃癌（14.1人）死亡率较高。 与前一年相比，前列腺癌（9.1%）、子宫癌（8.4%）和白血病（6.5%）死亡率有所上升。相反，乳腺癌（0.8%）、肝癌（0.5%）和食道癌（0.2%）死亡率有所下降。 在1至9岁及40岁以上群体中，癌症是死亡的首要原因。40岁群体中乳腺癌（4.8人）死亡率最高；50岁群体中肝癌（16.4人）死亡率最高；60岁以上群体中肺癌死亡率最高。 除癌症外，心脏病（64.8人）、肺炎（57.5人）、脑血管疾病（47.3人）和自杀（27.3人）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与前一年相比，败血症（13%）、肺炎（10.4%）和慢性下呼吸道疾病（5.1%）死亡率有所上升。交通事故（5.1%）、脑血管疾病（4.6%）和阿尔茨海默病（4.2%）死亡率则有所下降。 上月10日，金建希在首尔麻浦大桥查看防自杀热线电话装置。【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个体工商户在整体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今年跌破20%，自1963年编制相关统计以来尚属首次。近来产业结构变化带来劳动力市场调整，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非工资劳动者比例持续下降，而工资劳动者比例则不断上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韩国的非工资劳动者比例依旧相对较高。 据韩国统计厅30日数据，以1至8月月均数值为基准，今年个体工商户共计563.6万人，在就业人口（2854.4万人）中占比19.7%。今年还余下4个月，但在劳动力市场不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年均比例跌破20%已成定局。个体工商户比例自1963年的37.2%以来持续下降，在1989年跌破30%（28.8%），去年勉强维持在20%。 无报酬家庭劳动者（不领取工资在个体工商户工作的家人或亲戚）为88.2万人，在就业人口中占比3.1%。因此，合计个体工商户和无报酬劳动者的非工资劳动者为651.8万人，在整体就业人口中占比22.8%。该比例从1963年的68.5%持续下降，今年降至22.8%，创下60多年来的最低值，比例缩减至三分之一。 与此相反，工资劳动者比例从1963年的31.5%大幅增长至今年的77.2%。非工资劳动者和工资劳动者比例从1963年的68.5%和31.5%转变为今年的22.8%和77.2%。两者比例逆转发生在40年前的1984年，当时非工资劳动者和工资劳动者比例从1983年的50.6%和49.4%变为1984年的47.1%和52.9%。 个体工商户等非工资劳动者比例不断减少，但与其他OECD成员国相比，韩国依旧处于较高位置。OECD数据显示，去年韩国非工资劳动者比例为23.2%，在公开相关数据的30个成员国中排名第五，仅次于哥伦比亚（46.6%）、墨西哥（31.4%）、智利（24.5%）和哥斯达黎加（24.4%）。把巴西、希腊、土耳其包含在内的情况下，韩国大概排名第八。 非工资劳动者比例最低的OECD成员国是加拿大，仅为6.8%，日本则为9.5%，韩国是日本的2.4倍。中小风险企业研究院研究委员卢民善（音）表示：“个体工商户比例逐渐下降，但与主要国家相比依旧处于较高水平。为了更好的社会发展，比例还需要进一步降低。应抑制缺乏准备的生计型创业，推动创新型创业，同时还需引导个体工商户向工资劳动者转型。” 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 韩联社】

在海外年轻群体中，“Sober Curious”风潮正在蔓延，这一结合“清醒的”（sober）和“好奇的”（curious）新造词的意思是对“保持清醒”产生好奇。实践Sober Curious的MZ一代（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出生者）认为可以收获清醒的早晨和健康的身体，甚至纷纷通过社交网络分享戒酒挑战，鼓励他人加入戒酒行列。随着酒类消费的减少，酒类行业也开始推出无酒精和低度数的酒精饮品。 Sober Curious戒酒趋势源于人们对“是否真的需要饮酒”的疑问，并在MZ一代中迅速扩散。这一趋势不仅对日常生活和社交文化产生影响，甚至改变酒类公司的市场策略。作为一种社会运动，Sober Curious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清醒比饮酒更好”是Sober Curious理念的核心，在没有严格的戒酒标准下，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心态。美国《福布斯》杂志描述Sober Curious称，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到酒精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并慎重考虑是否需要饮酒。也就是说，重要的是人们不再严格衡量自己饮酒多少，而是反思是否真的需要饮酒。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美国的Sober Curious文化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开始流行。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搜索“Sober Curious”就可以轻松找到诸如“我为何选择戒酒”、“戒酒N天的感想”等分享戒酒经历的视频。评论区中也有不少正在实践戒酒并鼓励他人的声音。 在韩国，Sober Curious的流行稍晚于美国，但健身人口增加也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统计显示，每周进行30分钟以上运动的参与率从2012年的35%增长到去年的52%。以30多岁人群为中心的健身群体增加，戒酒现象也随之越来越普遍。 随着Sober Curious的流行，全球酒类消费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成员国人均每年酒类消费量从2011年的9升下降到2019年的8.6升。同一时期，韩国的人均消费量也从8.9升降至8.3升。 在以酒闻名的国家，年轻一代的“避酒”现象也愈发明显。德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德国啤酒销量为83.8亿升，较1993年减少25.2%。在日本，啤酒消费量仅为30年前的25%。 MZ一代是酒类消费下降的核心推动力。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aT）数据显示，去年美国18至34岁人口中饮酒比例为62%，较20年前下降约10个百分点。日本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0至24岁人群中约80%表示“平时并不想喝酒”。 各大品牌推出的无酒精啤酒【图片来源 网络】 为了应对Sober Curious带来的冲击，酒类公司纷纷开始布局无酒精和低酒精饮品市场。日本在2008年首次推出啤酒味汽水后，朝日、麒麟等主要制造商也陆续推出无酒精啤酒。德国慕尼黑啤酒节也首次设立无酒精啤酒专区。去年，青岛啤酒在首尔的HIPHOPPLAYA音乐节上仅对无酒精产品进行推广，进一步凸显无酒精消费的增长。 市场调研机构IWRS数据显示，2018至2022年间，全球无酒精和低酒精饮料市场年均增长约5%，预计截至2027年保持年均7%的增长率。同时，“美味的酒”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传统酒类消费开始向多样化转变。去年韩国的啤酒和烧酒月均消费比例分别下降2.1%和6.4%，而传统酒和其他酒类消费比例则有所增加。 仁荷大学消费学教授李银姬表示，比起以往的比拼酒量，当前酒类消费趋势已经转变为享受酒的味道和氛围，这也反映出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和MZ一代的偏好，不饮酒人口逐渐增加，剩下的饮酒人口也更倾向于不过度饮酒。 青岛啤酒无酒精系列【图片来源 青岛啤酒】

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26日发布的202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健康统计》（Health Statistics 2024）摘要，2022年韩国每千人临床医生数降至OECD成员国的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韩国每千人临床医生数为2.6人，低于OECD成员国3.8人的平均值。2021年，墨西哥的2.5人曾排名倒数第一，但最新数据显示，韩国与墨西哥均为2.6人，处于最低水平。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的临床医生数为2.7人，加拿大为2.8人，均未达到3人。而奥地利为5.4人，挪威4.9人，德国4.6人，瑞士、丹麦均为4.5人，显著高于韩国。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临床医生数量中还包括了韩医师，如将其排除在外，实际数量可能更低。尽管韩国医学院毕业生数量为每10万人7.6人，略高于以色列（7.2人）、日本（7.3人）和加拿大（7.5人），但远低于OECD的平均值14.3人。自2017年以来，OECD成员国的医学院毕业生人数已从13.1人增至14.3人，而韩国这一数字始终保持在7.6人未变。 与此同时，韩国医生收入水平在OECD国家中位居前列。专科医生年均收入为19.4857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高于OECD平均12.8368万美元，仅次于荷兰和德国。 韩国的护理人员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22年，韩国每千名护理人员数为9.1人，专业护理人员为7人，均低于OECD平均值9.7人和9人。然而，护理专业毕业生数量为每10万人44.9人，远高于OECD平均值33.5人。尽管如此，护理人员的年均收入为5.2602万美元，低于OECD平均的6.0431万美元。 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每千人总医院床位数为12.8张，远高于OECD的平均4.3张。然而，公立医院床位数仅为1.2张，不到OECD平均2.7张的一半。与2017年相比，总医院床位数有所增加，而公立医院床位数则从1.3张减少到1.2张，显示出公立医疗资源的相对不足。 在医疗服务使用频率方面，韩国每人每年平均门诊就诊次数为17.5次，位列OECD首位，远超平均6.3次。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19.6天，仅次于日本（27.3天），居OECD第二位。急性期住院的平均天数为7.2天，排名第七。 韩国的医疗支出占GDP的9.4%，略高于OECD平均的9.2%，但韩国家庭直接负担的医疗费用占比达38.8%，远高于OECD平均的18.9%，凸显出医疗费用对家庭的经济压力。 韩国人均预期寿命为83.6岁，位列OECD第三，仅次于日本（84.1岁）和瑞士（83.7岁）。婴儿死亡率为每千名新生儿2.4人，低于OECD平均4.1人。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主要疾病的死亡率也均低于OECD平均水平，避免性死亡率排名倒数第四。 然而，韩国的自杀率高居OECD榜首，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每10万人24.3人，是OECD平均的两倍多。同时，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为76.9人，明显高于OECD的64.2人。仅有52.4%的韩国人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良好，低于OECD平均67.6%。 韩国吸烟率已从2017年的17.5%下降至14.7%，但仍高于OECD平均的13.8%。酒精消费量按纯酒精计算为8升，低于OECD的平均8.9升。超重或肥胖人口比例为36.7%，显著低于OECD平均的57.5%，其中男性超重或肥胖率为44.3%，女性为29%。 在长期护理方面，韩国每百名65岁以上人口中的护理从业人员数量为4.8人，低于OECD平均的5.6人。65岁以上老年人中，居家护理接受率为8.1%，机构护理接受率为2.6%，均低于OECD平均的10.2%和3.5%。 【图片来源 韩联社】

受人口老龄化和单人家庭持续增长的影响，30年后韩国每5户家庭中，就有1户家庭户主年龄在80岁以上。 统计厅22日发布的《未来人口估算2022至2052年》预测，到2052年，户主年龄在80岁以上的家庭可能将达到487.5万户，是2022年119.4万户的3倍多。 80岁以上的家庭将在2033年（205.8万户）突破200万户后，于2039年突破300万户，2045年突破400万户，到2052年，全体家庭（2327.7万户）中的20.9%户主年龄可能将在80岁以上。 2022年，80岁以上家庭占全体家庭比重为5.5%，2036年有望突破10%后到2051年突破20%。 预测称，户主年龄在80-89岁的家庭将从2022年的108.7万户增至2052年的379.2万户，90-99岁家庭将从10.6万户增至105.2万户，户主年龄超过100岁的家庭将从2022年的2000户增至3.2万户。 出生于第二波“婴儿潮”（1964至1974年）的大部分人群将于2052年步入80岁以上，因丧偶等原因独居的“空巢”老人预计将大幅增加。到2052年，户主年龄在80岁以上的单人家庭将增至228.5万户，占全体单人家庭（962万户）的比重将达23.8%。80岁以上的两人家庭有望达200.7万户，而传统意义上的三口之家和四口之家将减少至47.3万户和9.1万户，五人以上的家庭将仅为2万户。 到2052年，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上的家庭可能将达到1178.8万户，占全体家庭的半数，户主的中位年龄为65.4岁。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的家庭将从2022年的498.8万户逐渐减少，到2039年跌破300万大关，2052年减少至274.4万户，占全体家庭比重从23%缩小至11.8%。 老龄化加速的同时，韩国老年人贫困现象也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发布的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基准，韩国的老人贫困率达43.4%，居经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首，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3.1%）的3倍多。 KDI在去年发布的《老人贫困研究》报告中指出，出生于1950年前的老年人由于未能享受到经济飞速发展的红利，收入较低，加入国民年金（养老金）的时间较短，贫困率逼近50%，而195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贫困率降至30%以下，差异明显。 本月13日，首尔麻浦区举行老年人口就业博览会。【图片提供 韩联社】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显示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韩国政府部门宏观杠杆率为45.4%，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BIS的宏观杠杆率指标显示剔除非营利公共机构和非金融国有企业后的狭义国家债务水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准不同。根据BIS标准，韩国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在2020年第一季度末首次突破40%，达到40.3%，此后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韩国政府部门宏观杠杆率在2022年第三季度末暂时降至41.2%，但在同年第四季度末回升至41.5%，去年第一季度末达到44.1%，第二季度末为44.2%，第三季度末为43.1%，第四季度末为44%。今年第一季度末，这一比例首次突破45%，创下BIS自1990年第四季度末提供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BIS估算，今年第一季度末，韩国政府债务规模为1119.2597万亿韩元（8234.03亿美元），无论以韩元还是美元计算，政府债务规模均达到历史最高值。 另外，家庭和企业债务与GDP的比例则双双下降。家庭债务与GDP之比从去年第四季度末的93.6%降至今年第一季度末的92%，企业债务比例则从113%降至112.2%。因此，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之和的私人信贷与GDP之比也从206.5%降至204.2%。 基准年从2015年变更为2020年后，韩国家庭债务比例国际排名也随之从第4位降至第5位。截至第一季度末，韩国家庭债务比例位居瑞士（127.7%）、澳大利亚（110.3%）、加拿大（101.4%）和荷兰（94.9%）之后，排名第五。 对于政府债务风险，韩国银行（央行）此前也多次发出警告。央行在6月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2019年韩国综合财政收支出现赤字，随后新冠疫情导致政府支出增加不可避免，赤字持续至今。央行还强调，对于非储备货币国家而言，国家债务迅速增加可能会导致国家信用评级下降而出现资本外流，同时引发金融和外汇市场动荡，因此需要保持警惕。 央行相关人士表示，人口老龄化导致福利支出增加，政府支出中存在难以轻易减少或调整的部分。实际上，去年的法定义务支出占比53.3%，超过自由支配支出比例（46.7%）。 【图片来源 韩联社】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2024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在二十国集团（G20）中垫底。尽管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环比增长率均达到了G20平均水平的0.7%，韩国却录得-0.2%的负增长，远低于OECD国家0.5%的平均增速。 OECD在官网发布的报告中指出，“韩国和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不仅低于G20平均水平，且分别出现了0.2%和0.1%的萎缩。” 相比之下，日本经济表现亮眼，环比增长0.7%，展现出强劲的复苏态势。此外，报告称，“美国二季度0.7%的增速高于一季度的0.4%，而美国、中国（+0.7%）和印度（+1.3%）是G20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表明这些全球主要经济体带动了G20整体经济的增长。 在G20国家中，巴西和沙特阿拉伯分别以1.4%的增长率领跑，印尼（+1.2%）、英国（+0.6%）、加拿大（+0.5%）、南非（+0.4%）也表现不俗。OECD指出，G20国家二季度的平均增速为0.7%，而OECD国家的平均增速为0.5%。 此外，墨西哥、欧元区、法国、欧盟、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速均为0.2%，土耳其为0.1%。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和俄罗斯的二季度GDP数据未被纳入此次统计。OECD总结称，尽管全球经济增速较一季度的0.8%有所放缓，G20经济在2024年二季度同比增长0.7%，整体表现保持相对稳定。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在其《9月经济趋势》报告中指出，虽然韩国出口有所回升，但内需疲软抑制了经济增长。KDI分析称，“尽管出口表现强劲，但零售销售和建筑投资持续疲软，内需复苏迹象仍不明显。受高利率政策影响，内需恢复缓慢，成为制约经济改善的主要因素。” 有专家指出，韩国二季度的经济下滑可能与一季度“意外增长”（1.3%）带来的基数效应有关。为应对经济放缓，韩国政府在第三季度加大力度推动内需复苏，特别是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一系列促消费举措，包括农产品、水产品折扣活动和民生礼包等。此外，政府还宣布中秋假期内国内机场停车场将免费开放，以进一步刺激民间消费。 中秋假期前的13日，市民们前往首尔东大门区清凉里市场采购。【图片来源 韩联社】

9月11日下午，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成太胤（中）在韩国新闻中心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吹风会，详细介绍了韩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政府的四大结构性改革计划以及应对低出生率的政策举措。【摄影 记者 崔锦宁】 9月11日下午，韩国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成太胤在韩国新闻中心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吹风会，详细介绍了韩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政府的四大结构性改革计划以及应对低出生率的政策举措。成太胤强调，尹锡悦政府自上台以来，始终坚持健全财政与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相关举措已开始显现成效，韩国经济正稳步走向复苏。 ▲经济形势向好 国际机构上调增长预期 成太胤首先介绍了韩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他强调，尹锡悦政府通过健全财政和市场主导的经济政策，逐渐推动韩国经济走上稳步复苏的轨道。2024年第二季度，韩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3%，显示出相较于过去14个季度的显著增长。权威国际金融机构因此对韩国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 他提到，经合组织（OECD）在2024年5月将对韩国的经济增长率预测上调至2.6%，较之前的2.2%提高了0.4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2024年7月将韩国的经济增长预测从2.3%上调至2.5%。这些调整反映出韩国经济的良好表现，特别是在出口和就业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 韩国的出口数据表现亮眼，8月份韩国的出口额创下了历史新高，且连续11个月实现了正增长，贸易收支连续15个月保持顺差。2024年全年的出口目标设定在7000亿美元，韩国正稳步向这一目标迈进。 与此同时，通胀水平也呈现稳定趋势。8月份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为2.0%，创下了3年5个月来的最低水平，显示出物价逐渐稳定的趋势。核心物价上涨率保持在2.1%，并连续10个月处于下降趋势，显示出通胀压力正在逐步缓解。 在外资流入方面，今年上半年，韩国吸引了153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自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连续两年外国直接投资超过300亿美元。今年的目标为350亿美元，政府表示将全力达成这一目标。此外，外国股票投资者在去年结束了连续两年的净卖出，净买入达到10.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57亿元），今年1至7月的净买入规模已经超过去年的总量，表明投资者对韩国市场的信心增强。 就业方面，成太胤指出，韩国的就业率连续30个月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失业率处于历史最低点，这些指标充分反映了尹锡悦政府经济政策的积极效果。 ▲四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成太胤在吹风会上详细阐述了尹锡悦政府正在推行的四大结构性改革，即劳动、教育、养老金和医疗改革。他指出，韩国当前面临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正在对经济运行构成负担，因此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生产力，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1. 劳动改革 成太胤表示，韩国的劳动市场和工时制度亟待改革，现行的工时和工资制度较为僵化，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需求。政府计划通过调整工时制度，灵活安排劳动时间，以提高生产效率。此外，工资结构也将得到改革，以便更合理地分配劳动报酬，提升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力。 为保护弱势劳动群体，政府计划制定《劳动弱者保护法》，直接保障未加入工会的劳动者权益，确保他们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打造一个更加灵活且公平的劳动环境，提升韩国整体劳动市场的竞争力。 2. 教育改革 在教育改革方面，成太胤指出，韩国政府致力于提供多样化的教育选择，并为所有国民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政府计划整合幼儿园和托儿所的服务，推出“幼保一体化”方案，这是30年来韩国教育领域最重大的变革之一，旨在为父母和孩子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教育和保育服务。 此外，政府计划到2026年，将“늘봄学校”（课后教育学校）扩展至全国所有小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外教育机会，以提升韩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并解决双职工父母的后顾之忧。 3. 养老金改革 针对养老金改革，成太胤表示，韩国现行的养老金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缴纳少、领取多，缺乏可持续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计划通过调整保险费率和提升基金运营收益率，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确保未来世代能够享有充足的老年收入保障。 他详细介绍了尹锡悦政府的改革目标，即通过提高基金运营收益率和引入OECD国家广泛采用的自动调整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养老金制度。此外，政府还将推行按世代差异化的保险费率调整，确保年轻世代的缴费负担较低，而老年世代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增强制度的稳定性，政府计划将国家对国民养老金支付义务的责任写入法律。 同时，政府将改进针对领取生活补贴者的基础养老金减额问题，并推动退职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活跃化，构建公私结合的养老金体系，为国民提供多层次的老年收入保障。 4. 医疗改革 在医疗改革方面，成太胤强调，政府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国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都能够享有平等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此，政府正在建立区域性必需医疗服务体系，尤其在偏远地区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每一位公民都能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 为此，政府计划改革现有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培养更多优秀的医生，并加强地区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上级综合医院的结构。此外，政府将改善重症急救等关键医疗服务的供应，建立公平的补偿体系，并为医疗人员提供法律保障，确保他们在发生医疗事故时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未来五年内，政府计划投入10万亿韩元用于医疗改革，摆脱对健康保险资金的过度依赖。 ▲应对低出生率 政府推出多项支持措施 成太胤特别提到，韩国正面临人口危机，低出生率已成为威胁国家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尹锡悦政府在今年6月宣布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并推出了涵盖工作与家庭平衡、教育和住房三个领域的151项应对措施。他指出，2024年第二季度，韩国的出生人口增加了1.2%，结婚人数也分别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0.7%和17.1%，显示出积极的趋势。 为应对低出生率危机，政府还提交了设立“人口战略规划部”的法案，并在总统办公室设立了“低出生率首席办公室”，负责统筹应对措施。成太胤强调，过度竞争文化和人口过度向首都圈集中，是韩国人口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政府计划通过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改善地方教育和医疗条件，以吸引更多人回流地方，缓解首都圈的压力。 ▲改革挑战与展望 成太胤坦言，推动这些结构性改革并非易事，可能面临巨大的阻力与挑战。然而，尹锡悦政府认为，四大改革以及低出生率的应对措施并不是为了短期政治利益，而是为了韩国的长期发展，确保国家的生存与繁荣。 他还引用了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称韩国为“增长超级明星”，是全球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范例。成太胤强调，政府将继续努力，确保韩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并呼吁国际社会和外媒记者持续关注和支持韩国的改革与发展。 图为成太胤在发言中。【摄影 记者 崔锦宁】

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三国通过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加强合作，这些领域包括人员交流、应对气候变化、经济贸易、科学技术与数字转型、灾害救助与安全、医疗与老龄化。也就是说，包括曾经的“人口大国”中国在内，东亚三国正在一同面临出生率低迷与人口老龄化社会难题。 韩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挑战。2022年韩国总生育率跌至0.78，并连续多年处在全球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老龄化现象也在迅速加剧。截至2023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18%，而2030年这一比例预计超过四分之一。因出生率持续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韩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峻。这种情况不仅威胁到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压力。 截至2022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2.8亿，占总人口的14.9%，预计2033年这一比例会接近四分之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比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8%（2023年）的韩国还要快。通常，老龄化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末期才会出现，但在目前依旧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这一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为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中韩两国都在全力改善出生率。韩国为提高出生率投入数百兆韩元，中国则废除计划生育国策，开始鼓励三孩生育。实际上，这一系列鼓励生育政策都并未奏效，出生率反而持续下降。老龄化社会已是东亚的必然未来。以往的政策旨在改变人口变动结构，而现在更应该关注的则是如何积极应对现实。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在韩国，随着核心家庭的普及和经济压力的增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弱化，老年人独居或与配偶生活的比例不断上升。韩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更是加剧这一趋势，导致家庭成员间的空间距离扩大，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减弱。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更接近传统社会，如同过去的四世同堂，直到最近中国依旧普遍视养老为子女责任。问题在于，中国的核心家庭化进程迅速，目前老年夫妇家庭已占总数的51%以上。当家庭养老功能减弱时，国家和社会承担养老责任的比例势必增加，但中国政府的对策依旧是倡导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尊老、孝顺和照顾的道德教育。 老年人收入不稳定也是一大问题。韩国采取一系列政策来改善老人福利和生活质量，包括增加养老金、改善医疗服务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社会参与机会。中国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养老金，考虑到中国公民最早可在50岁（女性普通职工）退休，而预期寿命超过80岁，即国家和社会需要供养老年人30年以上，因此中国政府的担忧也逐渐加深。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中韩两国的人口问题预计会对彼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解决相互关联的东亚地区出生率低迷与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有必要集思广益，相互借鉴有效政策。韩国采取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措施包括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鼓励再就业以及改善老年友好型居住环境等。医疗和看护体系也在不断扩展，韩国所有地区预计截至2025年完成社区综合看护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加强社会接触依旧是一大难题。韩国的老年人自杀率和抑郁症患者数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处在最高水平。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全方位生活变革，老年群体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和适应能力较低，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韩国可以借鉴中国的系统，尤其是便捷的移动服务。众所周知，中国的微信不仅是一个通讯工具，还包含电子身份证、金融交易、各种公共和民间服务预约、公共费用缴纳等几乎所有社会功能。因设计简约直观，中国全国包括偏远山区的大多数老年人都能通过智能手机轻松获取所需服务。 使用上述服务时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难以排除，但在通过适当监管标准的情况下，也许可以成为完善老年人社会接触的有效工具。比如在提高医疗服务普及方面，远程诊断与处方、药物指导、医疗服务预约与使用，以及痴呆和慢性疾病患者管理都有望得到实现。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中国也可以从韩国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政策和成果中获得启发。今年3月，韩国仁川凭借便捷的交通和优越的旅游资源，提议开发中老年文化交流产品，并成功吸引包括“中央电视台老年节目交流团”在内的1500名中国文化交流团体。为访韩的中国老年人提供体验韩国同龄人日常生活和环境的机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中韩两国可能在经济、贸易、外交等方面相互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超越民间交流，进行老龄化社会政策相关人员互访，讨论当前问题并分享应对经验。与此同时，双方也能减少偏见与误解，为中韩两国增进友好关系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