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诸多挑战，纷纷缩减业务或撤出中国市场。这一趋势涉及多个行业，包括汽车、化妆品、智能手机、显示器、电池、石化和钢铁等。专家认为，在中国内需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提升、外资企业优惠政策减少、生产成本上升、中国政策等因素影响到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业务。 韩国产业研究院、大韩商工会议所北京事务所和中国韩国商会面向217家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经营环境实态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结果显示，制造业受到当地内需低迷拖累，面临着重重挑战。汽车和化学行业由于疲软和与当地行业竞争激化，而面临较大困难；纺织服装业及电气电子业则受到出口疲软；金属机械等行业受到人力成本问题；零售业则主要受到出口疲软的困扰。 有观点认为，除了内需低迷外，韩国企业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也是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现代汽车中国法人北京现代继出售北京第一工厂后，去年底以16.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将重庆工厂出售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位于仁川市南洞区的仁川商工会议所总部【图片提供 仁川商工会议所】 在此背景下，韩国仁川商工会议所（以下简称仁川商会）通过与中国政府和有关机构合作构建了民间交流渠道，为促进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开展多方位合作。仁川商会所成立于1885年，通过以会员为中心的组织体系和开展保护会员企业权益的活动，获得绝大多数企业的深深信赖。除了为韩国企业进军海外提供支持外，也为外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提供积极支援。近日，仁川商会会长朴柱奉接受了亚洲日报专访，对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与支持方案、地方城市交流重要性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洲日报》：今年9月24日至27日，访问中国辽宁省和沈阳市。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认为是否获得预期的出差成果？ 朴柱奉：为期四天的出差圆满结束。此次访问是为纪念由沈阳市政府邀请并举办的“仁川与沈阳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十周年”及“2024沈阳市韩国周”活动。尽管当前韩中关系略显紧张，代表团仍与辽宁省委书记郝鹏及沈阳市委书记王新伟成功会面，并与辽宁省和沈阳市贸促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MOU），为双方会员企业的经济交流奠定良好基础。未来，两地将在贸易投资、文化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希望与当地机构进一步深化多领域多层次友好交往、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更好发展。 仁川商工会议所会长朴柱奉【图片提供 仁川商工会议所】 ▲《亚洲日报》：与辽宁省和沈阳市签署的MOU主要涵盖哪些方面？未来有具体计划？ 朴柱奉：首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双方将促进两地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并将支持经济贸易代表团派遣、展会和论坛举办。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我们将努力解决两地企业的国际贸易纠纷问题。对具体计划来说，在未来5个月内，计划派遣经贸交流团，并计划在展会宣传韩国企业推出的优质产品。 ▲《亚洲日报》：认为韩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在此过程中，仁川商会的作用是什么？ 朴柱奉：中国市场正在经历快速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技术竞争力及设计领域迅速提升，本地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对于韩国企业而言，进军中国市场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的化妆品卫生许可等政策的频繁变动使韩国中小企业难以应对。 自2017年起，仁川商会与仁川市政府合作实施针对中国市场的专项营销支持项目，内容涵盖贸易代表团派遣、展会参展、买家洽谈会举办等。此外，还帮助企业获取海外认证、提供外语翻译及出口基础设施支持。目前，230家企业通过我们的支持项目，成功进军了中国市场。此次签署的MOU也是仁川商会持续与中国18个国际商会保持交流的成果之一，旨在为仁川地区企业获得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仁川商工会议所会长朴柱奉【图片提供 仁川商工会议所】 ▲《亚洲日报》：在当前韩中企业交流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认为推动地方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如何影响韩中关系？ 朴柱奉：在国际关系形势复杂的环境下，认为地方城市间的合作更显重要。对此，仁川市早在2015年被选为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示范城市，与中国威海市共同设立了代表处，以支持企业进入双方市场。同时，自2016年以来每年举办的“仁川中国论坛”，已成为韩国首屈一指的中国交流与合作平台，聚集了民间、政府、产业及学界，共同探讨韩中政策对话与未来商业合作。 仁川商会将在推动地方城市间建立信任、加强合作方面继续努力。未来，将与中国相关机构合作，构建更加坚固、可持续的关系网络。为两国企业、学界及文化界提供对话平台，我亲自来扮演非正式经济外交渠道的角色，进一步深化韩中地方间合作关系。

17日，据业界统计数据，截至目前，CU、GS25、7-Eleven和Emart24韩国四大便利店品牌在全国范围内已开设约4000家无人便利店，较2019年的200家，五年内增长约20倍。 无人便利店分为全无人型和混合型两种。全无人型是自助式服务店铺，混合型则是在上午或白天有员工值守，而在凌晨等特定时段采用无人运营模式。 根据数据，在便利店品牌中，无人便利店数量最多的便利店品牌是Emart24，共有2100家，其次分别是GS25（800家）、7-Eleven（600家）和CU（400家）。 近年来，随着韩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涨，无人便利店数量也呈现增长趋势。根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的数据，明年最低时薪达到1.003韩元（约合人民币50元）。这是自2014年最低时薪升至5000韩元以来，时隔11年首次突破万韩元大关。随着店主人力成本负担也的增加，无人便利店正变得更加受欢迎。 从便利店店主方面来看，无人便利店无需雇佣大量的员工进行营业和管理，可以大幅降低人力成本。这是推动无人便利店市场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便利店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尽管无人便利店有助于减轻人工成本压力，但其快速扩张仍可能面临一些限制。最大的问题是在销售香烟、酒类等禁止未成年人购买的商品时，无人设备无法代替员工的监管作用。 GS25的无人便利店【图片提供 GS25】

韩国食品行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在内需疲软和政治不确定性叠加影响下，K-Food的国际竞争力面临冲击。 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的数据，截至本月第一周，K-Food的出口额达到92.5亿美元，同比增长8.3%，创历史新高。原本预期今年有望实现100亿美元的出口目标。然而，由于近期海外买家会议的接连取消，使得明年的业绩前景变得不确定。海外买家的决策对于出口至关重要，如果国家信誉度受损，长期来看将导致出口下滑，从而影响企业的业绩表现。 食品行业担忧，如果韩国国家信誉度因总统尹锡悦弹劾事件受损，韩国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此外，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也让食品制造商感到忧虑。3日，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后，外汇市场美元兑韩元汇率一度飙升至1442韩元，高汇率导致企业进口食品原材料成本增加，并可能推动进口物价上涨，从而抑制消费。 由于内需市场持续低迷，食品企业纷纷寻求海外市场的突破，对海外市场的反应尤为敏感。然而，面对政治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却显得力不从心，感到无力应对。紧急戒严宣布后，消费心理急剧冷却，加上消费者关注点转向弹劾局势，情况愈发严峻。 某食品行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目前暂未受到重大打击，但如果弹劾事态长期化，可能导致国际上对韩国国家信誉度的下降，从而影响出口。如果全球市场将韩国视为潜在战争地区，这将对韩国的贸易信誉度造成负面影响。” 农林畜产食品部表示，将通过与出口企业召开座谈会和面谈，深入了解出口面临的情况和困难，同时加强与业界的沟通合作，利用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aT)、韩国农渔村公社等相关机构，共享主要国家的动态，推动行业的稳定发展。 3日下午，在首尔江南区COEX举办的“2024海外营销综合博览会”上，买家们正在参观K-Food的展览。【图片来源 韩联社】

据韩国食品行业16日消息，随着高汇率导致产品价格上涨的担忧日益加剧，食品企业和餐饮行业预计物价上涨趋势持续，进一步的价格上调恐难避免。对进口原材料的高度依赖导致韩国食品行业面临成本上涨压力，从小麦粉到咖啡豆、可可等主要食品原料，均受气候危机影响，国际价格持续攀升。 如果高汇率持续，进口价格则会进一步上涨，从海外采购的各类食材成本随之攀升，并逐步反映在餐饮价格上。总统尹锡悦本月3日宣布紧急戒严后，美元兑韩元汇率一度突破1440韩元，目前在1430韩元上下波动。与此同时，韩元持续贬值，加剧进口成本上升。受中东战争和美国大选等国际局势影响，美元强势依旧显著。今年10月和11月，韩国进口物价已经分别上涨2.1%和1.1%，并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餐饮价格也在持续攀升。韩国消费者院价格信息数据显示，今年1至11月，首尔地区人气较高的8种餐饮菜单平均价格上涨4%。具体来看，紫菜包饭从今年1月的3323韩元（约合人民币17元）涨至11月的3500韩元，涨幅达5.3%，成为涨幅最高品类。韩国家庭聚餐常见餐饮之一五花肉（200克）今年5月在首尔首次突破2万韩元大关，而参鸡汤的价格7月也超过1.7万韩元。市场预计价格上涨趋势或持续至明年。 在政治局势动荡的背景下，分析认为食品和餐饮企业可能趁乱涨价。实际上，在朴槿惠前总统弹劾期间，农心、巴黎贝甜以及BBQ等企业有过涨价前例。此外，政府此前一直抑制的价格调整需求也可能集中爆发。企业长期承受成本压力，因此价格上调的可能性大幅增加，但目前主要食品企业尚未制定具体的涨价计划。 【图片来源 韩联社】

在中美两国不断升级出口管制措施的背景下，韩国近日发生的紧急戒严事态导致经济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牵引韩国经济发展的出口或受到冲击，引发各界担忧。 据韩国政府6日消息，产业通商资源部正在评估美国最新出台的高带宽存储器（HBM）及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修订案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当地时间2日公布最新修订案，把日本、荷兰等33个国家列为半导体设备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DPR）豁免国，而韩国并未入选。美国认为韩国未实施与美国相同强度的对华出口管制。 对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正在综合分析国际出口管制机制的讨论情况及对行业的影响，以决定是否采取与美国相同水平的对华出口管制。 与此同时，中国也迅速采取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3日宣布把镓、锗等部分关键材料列为军民两用物项，并对美实施出口限制。镓和锗是半导体和电子产品的核心材料，而锑则广泛应用于半导体、电池及核武器制造。专家指出，这类限制措施可能对韩国企业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 在中美贸易战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韩国在两个大国之间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损失。此外，随着明年1月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正式启动，全球贸易环境或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此前提出对各国普遍征收10%至20%的关税，对中国的关税更是高达60%至100%。 在这种外部环境下，韩国国内的政治风险同时也在加剧。3日22时25分，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进入紧急戒严状态，6小时后经国会表决紧急戒严得以解除，这一突发事件引发外汇与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紧急戒严宣布后，美元兑韩元汇率一度飙升至1446.5韩元，接近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同时，外资大量撤离，导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和科斯达克指数（KOSDAQ）双双下跌约2%。 韩国财界也因此陷入震荡。事发后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会见韩国经济六大团体代表。与会人士呼吁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为企业创造稳定的经营环境。 此次戒严事件的后续影响可能长期存在，随着外部不确定性增加以及企业经营风险扩大，出口增长放缓趋势或进一步恶化。崇实大学全球通商学系教授具基普（音）指出，资本外流可能导致企业融资困难，生产成本上升，并引发生产萎缩的连锁反应。 3日晚，首尔站内正在播放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的新闻。【图片来源 韩联社】

在全球“K-食品”热潮中，韩国辛奇（泡菜）因被认为是一种能增强免疫力的健康食品，国际需求量迅速上升。今年，辛奇出口量有望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然而，国内市场却因低价中国辛奇的冲击，导致贸易逆差问题愈加严峻。 根据韩国关税厅5日发布的出口入贸易统计数据，今年1月至10月，韩国辛奇出口量累计达3.8659万吨，同比（3.7115万吨）增长4.2%，已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总量的历史最高纪录。自2018年出口量为2.8197万吨以来，五年间增长超过50%。与此同时，辛奇出口额达到1.3466亿美元，同比（1.3057亿美元）增加3.1%。 尽管出口表现亮眼，但辛奇进口量的增长速度更为显著。今年1月至10月，辛奇进口量达25.4267万吨，同比增长7.4%；进口额为1.5469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3.1%。由此，辛奇贸易逆差从去年同期的616万美元激增至2003万美元，扩大了三倍以上。在未来两个月内，随着进出口态势的发展，这一逆差可能进一步拉大。 然而，韩国进口的辛奇数量竟远超出口，且几乎全部来自中国。价格差距是中国辛奇占领韩国市场的主要原因。截至今年10月，韩国国内辛奇的平均零售价为每公斤1.219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2.6元），同比上涨19.1%。相比之下，出口辛奇的吨均价为3484美元，而进口辛奇仅为608美元，价格相差近六倍。廉价中国辛奇深受餐饮企业青睐，需求持续攀升。 此外，异常气候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也影响了普通消费者的辛奇消费。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今年10月韩国辛奇名义销售额为280亿韩元，同比（253亿韩元）增长10.7%。但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销售额仅为220亿韩元，增幅缩小至1.8%。同期销售量也下降3.5%，从去年的2306吨减少至2224吨。 解决辛奇贸易逆差问题的关键在于稳定农产品价格。高波动性的农产品价格不仅直接影响辛奇的销售价格，还增加了生产成本。数据显示，10人以上规模的辛奇制造企业出货额从2016年的1.1751万亿韩元增长至2022年的1.6917万亿韩元，年均增长6.3%。然而，生产总成本年均增长8.1%，导致营业利 润率从2016年的10.3%下降至2021年的7.4%。 尽管面临挑战，辛奇产业仍具备扩大发展的有利条件。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相关人士指出，自2013年韩国辛奇腌制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2020年，韩国将“辛奇日”定为法定纪念日，随后美国、巴西、阿根廷、英国等国也相继设立辛奇日。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辛奇产业在全球的地位，并为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奠定了基础。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气候异常导致农产品减产，价格随之上涨，直接抬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这种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物价上涨现象，被称为“气候通胀”（Climateflation），正在日益显现。 受气候变化影响，巧克力原料可可变得稀缺，价格大幅上涨，韩国国内多家制糖企业相继提价。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1日消息，截至上月26日，可可粉的价格已达每吨9236美元，同比上涨127%，比平年水平高出246%。 可可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异常气候和种植面积减少，导致产量下降。原料成本攀升之下，好丽友宣布自今日起将13种产品的价格平均上调10.6%。其中，“蘑古力”和“Bichobi巧克力饼干”的涨幅高达20%。海太制果则从今日起上调10种巧克力原料占比较高的产品（如“巧克力泡芙球”和“百奇”）的售价，平均涨幅达8.6%。此外，乐天Wellfood早在今年6月已将“巧克力棒”和“加纳巧克力”等17种产品的价格平均上调12%。 不仅巧克力制品，其他食品原材料的价格同样居高不下。作为饼干和方便面生产的重要原料，棕榈油截至上月26日的价格已达每吨1089美元，同比上涨19%，较平年高出21%。棕榈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印尼这一最大生产国因异常气候导致的产量预期减少。 咖啡价格也因异常气候而大幅上涨。截至上月25日，阿拉比卡咖啡价格为每吨7080美元，同比上涨86%，较平年高出117%；罗布斯塔咖啡价格达每吨5158美元，同比上涨107%，较平年飙升189%。 原料成本上升迫使食品企业纷纷调整价格。东西（DONGSUH）食品自上月15日起将速溶咖啡和咖啡饮品的出厂价平均上调8.9%。韩国星巴克则在今年8月以咖啡豆价格上涨为由，上调美式咖啡大杯（473毫升）、特大杯（591毫升）及咖啡豆产品（整豆）的售价。 橄榄油价格也因气候异常而飙升。炸鸡连锁品牌BBQ宣布自去年10月起改用橄榄油与葵花籽油混合油，替代原先的100%特级初榨橄榄油。尽管如此，BBQ仍在今年6月以改善加盟店收益为由，将23种炸鸡菜单的价格平均上调6.3%。 面对日益显著的气候通胀问题，消费者的担忧不断加剧。对此，韩国政府表示将加强与食品企业的合作。农林畜产食品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我们将及时分享主要原材料的市场动态，持续监控价格走势，倾听企业诉求并提供支持，全力以赴稳定加工食品价格。” 1日，首尔市某大型超市陈列的巧克力食品【图片来源 韩联社】

LG北京双子座大厦 【图片来源 网络】 不过在几年前，位于北京市中心、有“神州第一街”之称的长安街上，坐落着LG集团北京双子座大厦和北京SK大厦，见证了韩企在中国的“高光时期”，被视为韩中两国经济合作的象征。但这两座拥有辉煌历史的建筑先后被出售，似乎也成为韩企与中国市场告别的见证。除了LG和SK外，三星、现代汽车、乐天等韩国大企业在中国市场频频碰壁，纷纷选择抛售在华工厂或缩小在华业务规模。 从流通、化妆品、智能手机，到显示器、汽车及零部件、电池、石油化学、钢铁等，各行业韩企先后开始与中国市场做好“分手的决心”。2017年两国因萨德风波提前结束“蜜月期”，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日益提高，以年轻消费者为中心掀起“国潮”消费风尚，韩国企业在中国的生存面临越来越大的难度 今年9月，LG Display（乐金显示）以约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3.5亿元）将位于广州的液晶显示屏（LCD）工厂出售于当地企业，标志着韩企全数撤出中国电视机用液晶显示屏市场。 三星电子已于2019年关闭中国最后一家智能手机工厂——广东惠州工厂。2013年前曾连续登顶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三星电子目前市场占有率不到1%，位于中国的智能手机工厂已全部关闭并转移至越南和印度。 现代汽车在进军中国市场后，巅峰时期拥有5处生产基地。北京三家工厂中，第一工厂于2021年出售，重庆工厂也于今年处以3000亿韩元的价格抛售，常州工厂也已停工待售。起亚在江苏盐城的三家工厂目前也已关闭一家。 不过10年前，现代起亚中国市场份额一直保持在10%以上，目前已跌至1%左右渐被边缘化。 在中国市场处境最为艰难的当属成为萨德风波牺牲品的乐天集团。乐天集团目前在中国仅剩位于成都的商业综合体开发项目，这一项目自萨德事件后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即将被出售。待寻到“接盘侠”后，“深耕”中国市场30多年的乐天将彻底与中国说再见。 曾一度在拥有112家连锁门店的乐天玛特于萨德风波的第二年2018年退出中国市场，乐天百货店也随着成都店今年6月的停业彻底告别中国。 曾是中国万千少女“美妆启蒙”的韩国化妆品近年来也风光不再。爱茉莉太平洋旗下品牌赫妍（Hera）、伊蒂之屋等已先后退出中国市场，成为“时代的眼泪”。今年第3季度，爱茉莉太平洋中国法人销售额为750亿韩元，同比大幅下跌42%，营业亏损达300亿韩元。 曾被免税店视为“救命稻草”的中国代购近来也难觅踪影，乐天、新世界、新罗免税店无一不陷入亏损境地。 不仅是韩企，过去争先恐后进军中国市场的美国最大零售流通企业沃尔玛、IT巨头IBM等西方企业也受困于高不可攀市场准入门槛等撤离或缩小在华业务。日本车企本田位于中国的三座工厂近来停产将启动裁员计划。 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去年仅为18.7亿美元，同比剧减78%，在韩国投资对象国中跌至第7位。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在报告中分析指出，中国国内人工成本上升、外企投资优惠减少等经营环境持续恶化，不少企业正在将投资目光转向中国以外的地区。乐天化学、锦湖石油化学等石油化工企业先后在华进行业务规模调整。 专家预测，在中国内需恢复持续延迟的情况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行业，韩企进行中国业务调整和“脱钩”的压力将持续存在。中国企业不断提升的竞争力是韩企最大的威胁，中国内需市场“以量取胜”时代已经结束，韩企应进行结构调整，寻求能实现“厚利少销”的盈利模式。 现代起亚在中国市场份额跌至1%左右。【图片提供 韩联社】

11月20日至21日，“2024年迪士尼内容展示会”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举办，集中展现了韩国内容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在介绍迪士尼院线电影和系列作品的活动中，7场演员与导演座谈会中有6部作品来自韩国。其中，改编自网漫作家姜草的《照明商店》尤为引人注目。这部作品不仅安排了30分钟的试映会，还在两天内进行了专场推介。 韩国内容在迪士尼平台上的成功并非首次。2022年推出的《超异能族》为韩国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口碑基础。该剧连续5周蝉联韩国OTT搜索平台KINO LIGHTS排行榜首位，并吸引了14万名新用户。美国文化娱乐杂志《Variety》盛赞其为“继奈飞《鱿鱼游戏》之后，亚洲又一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热门作品”。 迪士尼亚太地区原创内容战略总监卡罗尔·崔华特（Carol Choi）在发布会上表示，全球范围内前15部非美国地区制作的本地内容中，有9部来自韩国，凸显韩国在全球OTT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尽管国际市场对韩国内容需求旺盛，本地OTT行业却面临严峻挑战。奈飞在2022年和2023年的内容制作投资分别高达167亿美元，而迪士尼的年度总投资更是达到300亿美元（包括院线动画和电影）。相比之下，韩国OTT行业的年度投资仅为6000亿至8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96亿至41.28亿元），在资金规模上明显处于劣势。 制作成本的持续攀升也令韩国OTT行业承受巨大压力。2013年，每集电视剧的平均制作费用约为3.7亿韩元，而十年后，这一数字已激增至原来的4至10倍。从2022年到2023年第三季度，韩国两大OTT平台TVING和Wavve的营业收入分别从1315亿韩元增至2264亿韩元，以及从2301亿韩元增至2459亿韩元。然而，亏损幅度也随之扩大，分别从762亿韩元增加到1177亿韩元，以及从558亿韩元增加到797亿韩元。为缓解财务压力，两家公司于去年12月宣布合并，试图通过资源整合实现成本节约。 在行业转型的关键时刻，专家建议韩国OTT探索新的投资与发行模式。例如，借鉴电影投资分配机制，通过收益分成吸引外部资本。韩国进出口银行研究员金允智（音）指出，制作费不足的电视剧行业需引入更积极的收益管理者，不仅要吸引投资，还要优化资本回报率。 电影市场分析师金亨浩（音）指出，同时，打造独特的本土特色是突围的关键。韩国OTT应借鉴这种模式，通过集中资源吸引忠实观众，形成竞争优势。 在全球市场竞争加剧和制作成本持续上升的背景下，韩国内容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同时推动本地OTT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的关键课题。 电视剧《超异能族》宣传海报【图片来源 迪士尼】

韩国即将迎来长期滞留外籍人口300万时代。外籍劳工填补出生率低迷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岗位空缺，成为支撑韩国基础产业的重要一环。外籍劳工主要集中在看似简单的低薪酬低技能岗位，但在韩国社会却起到重要深层作用，甚至在中小企业和建筑工地取代“躺平”的二三十多岁年轻一代。 外籍劳工逐渐成为韩国社会的关键劳动力，而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普遍看法依旧停滞不前，关于外籍劳工的根本问题也同时存在。“韩国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什么还需要外籍劳工？”、“外籍劳工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否大于社会成本？”、“非法滞留是否会影响社会治安和生活水平？”围绕上述问题的争议从未平息。 HD现代会长权五甲（前排正中）与蔚山造船厂外籍劳工【图片来源 HD现代】 关于外籍劳工和移民的引入，经济效益是否高于社会成本至关重要。引入外籍劳工需要国家和企业承担一定成本，包括提供保险、失业救济等社会安全保障系统带来的费用。此外，去年外籍人士的税款拖欠金额达到4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亿元），管理非法滞留者的人力和体制问题也广受批评。 目前最具争议的是健康保险问题。有意见认为，部分外籍人士享受的医疗福利远高于缴纳的保费，导致韩国民众缴纳的税金用来补贴外国人医疗福利。实际上，去年包括外籍韩裔在内，所有外籍参保人缴纳的健康保险费比享受的医疗福利多出7400亿韩元，五年累计盈余约2.8万亿韩元。 韩国社会一直存在批评外籍人士给当地国民带来拖欠税款、保险赤字等负担的声音，但外籍劳工的工资拖欠问题同样严重。韩国雇佣劳动部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内雇主拖欠外籍劳工的工资总额达到5670亿韩元，每年外籍劳工的工资拖欠被害金额约1200亿韩元。对于外籍劳工而言，每一分钱的损失都可能更加沉重。 外籍劳工的引进确实会带来住宿费用与行政管理等间接成本，但专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韩国社会必须承担的成本。韩国银行与仁川大学的最新共同研究表明，2015至2022年间，外籍劳工占比每增加1%时，本地民众就业机会平均提高1.5%。原因在于合理的劳动力投入可以提高企业生产力，并进一步对产业扩张产生积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外籍劳工的岗位以技能简单的体力劳动为主，这对拥有类似技能的本地中老年人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此外，外籍劳工引入对本地劳工工资的长期影响也并不显著。高增长地区的本地劳工工资有所上涨，而低增长地区则略有下降。韩国银行认为，在高增长地区，外籍劳工的引入可以促使本地劳工从事更具专业性的工作，因此工资有所上升。 通过仁川机场入境韩国的菲律宾家政工【图片来源 机场摄影记者团】 外国人与本国人是否应该适用相同的最低薪资标准也在近来引发广泛争议，这一问题最早由菲律宾家政工引发。首尔市政府为应对低出生率，今年9月初开始引入菲律宾家政工为首尔家庭提供服务。按照韩国最低时薪标准，每周工作40小时的情况下，月薪可达238万韩元，相当于韩国四口之家收入中位数（572万韩元）的一半。对此有提议称，应该对外国人实行不同的最低薪资标准。 对于这一问题，首尔市政府与韩国中央政府、国会之间也存在分歧。首尔市长吴世勋指出，在香港或新加坡等地，每月100万韩元即可聘请菲律宾家政工，相比之下韩国的费用过高。吴世勋建议实行雇佣者和被雇佣者进行一对一合同协商的制度来确定家政人员工资。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文洙则反对称，韩国与新加坡等城邦国家不同，降低家政工资标准可能导致人力流失，造成更高的管理成本。 韩国银行在今年3月提出差异适用最低薪资标准的建议，认为通过提高工资吸引本地劳工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但现行《劳动基准法》与《外国人雇佣法》禁止对外国人进行歧视性待遇。如果对外籍家政实行不同工资标准，外籍劳工可能会流向更加高薪的职业，管理难度或进一步增加。 韩国不仅家政人力短缺严重，造船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等领域也同样面临外籍劳工不可替代的局面。专家对此指出，政府引入外籍劳工是短期的权宜之计，无法真正解决低出生率和人力短缺问题。比起在短期内引入成本较低的外籍劳工，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解决房价问题和构建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社会氛围才是应对根本问题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