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作为韩国政坛最具话题性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成长背景、从政经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李在明曾任共同民主党党首、京畿道知事及城南市市长，于1964年12月22日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 李在明出身贫寒，在七兄妹中排行老五。幼时随家人迁居至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彼时正值韩国制造业蓬勃发展时期，该地区吸引了大批农村务工人员进城打工。全家蜗居于板桥洞简陋的棚户区内，生活条件极为拮据。其父从事熔炉工作，每日与高温铁坯为伴；母亲则靠打零工补贴家用。为分担家庭重担，年幼的李在明在小学时期便开始参与体力劳动。 初中毕业后，迫于生计压力，李在明不得不中断学业，进入一家压铸工厂工作。在充斥着有毒气体和安全隐患的工作环境中，他不仅因长期吸入橡胶加热产生的毒气导致肺部及皮肤严重损伤，更在一次机械事故中造成左手永久性伤残。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仍坚持自学完成高中学历认证，并于20岁时考入韩国顶尖学府中央大学法学院，创造了当时工人子弟教育逆袭的奇迹。 求学期间，李在明持续勤工俭学，从事家教、洗碗工、司法文书等多种工作。与多数家境优渥的同窗不同，他仍需定期寄钱补贴家用，肩负着远超同龄人的生活重担。 大学时期，李在明深受“社会正义”与“人权法”相关课程影响，立志成为一名公益律师。1986年，他通过司法考试后，于1989年完成司法研修院课程，毅然放弃高薪律所机会，选择回到城南市开设小型律师事务所，专注代理劳工权益及弱势群体维权案件。 执业期间，李在明积极投身市民团体活动，在劳动权益保障、反歧视、反强制拆迁等领域屡次发声，成功代理多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维权案件，逐渐成为当地知名人权律师。这段经历为他日后从政奠定了坚实基础和社会声誉。 2006年，李在明首度参选国会议员，但因政治经验不足而落选。2010年重整旗鼓，成功当选城南市市长，开启政治生涯新篇章。任内推行包括“透明预算制度”、“青年分红金计划”、“弱势群体支援政策”等一系列创新举措，虽引发部分争议，但获得市民广泛认可，于2014年顺利连任。 2018年，李在明当选京畿道知事，将施政理念扩展至更广范围，推动包括“青年基本收入”、“京畿灾难基本支援金”等创新性社会福利政策。此外，在房地产领域主张加强市场监管、限制开发利益不当分配等。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主张实施快速补贴和地方政府自主防疫措施，展现出果断的危机应对能力。 2021年，李在明在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中胜出，代表进步阵营参加2022年总统大选。他提出公平经济、扩大福利、司法改革等政纲，与保守派候选人尹锡悦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他以0.73%的微弱差距惜败，创下韩国总统选举史上最小票差纪录。 选后，李在明继续保持高度政治活跃度。先是参加仁川桂阳乙选区的国会议员补缺选举并成功当选并重返政坛。并于同年8月，当选共同民主党党首，正式掌握最大在野党的领导权。任内持续推动“公平国家”建设议程，同时面临多项涉及地方开发项目的司法调查。2023年9月，他因抗议政府施政方略，进行为期24天的绝食行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随后因健康恶化住院。 李在明作为韩国政坛极具代表性的平民政治家，他的从政轨迹既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公民参政特征，也折射出韩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多维图景。他草根出身的个人经历和政治主张深刻反映了韩国社会对公平正义、权力制衡等核心议题的持续探讨，在当前韩国政治格局面临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其未来政治动向仍将是韩国政坛关注焦点。

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落下帷幕。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日消息，第21届总统选举计票工作当天全部结束，结果显示，新当选总统李在明得票率为49.42%。得票数为1728.7513万张，创历届大选之最。 国民力量总统候选人金文洙得票率为41.15%，改革新党总统候选人李俊锡为8.34%。李在明的得票数刷新前总统尹锡悦在第20届大选创下的最高纪录（1639.4815万张），得票率则未能超过前总统朴槿惠在第18届大选上创下的最高纪录（51.55%）。

3日，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截至下午4时，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为71.5%，创下历届大选同期最高纪录。 据选举管理委员会官网数据，全国登记选民总数为4439.1871万人，截至当日下午4时，已有3173.4725万人完成投票。该统计包括5月29日至30日的提前投票（投票率34.74%，投票人数超过1500万），以及海外投票、船上投票和居所投票等方式。 从各地区投票率来看，全罗南道以79.3%的投票率居首，其次是光州（78.3%）、全罗北道（77.5%）、世宗（75.4%）等。济州（68.1%）、忠南（68.7%）、釜山（69%）等地投票率相对较低。首都圈方面，首尔为71.5%、京畿道71.4%、仁川69.8%，除首尔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本届大选提前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最终投票率有望自1997年第15届大选以来首次突破80%。截至下午3时，除去提前投票，本次本投票率约为36%。 根据选管委安排，全国各投票站将于当晚8时正式关闭，之后投票箱将被统一送往全国254处计票所。预计计票工作将于8时30分至40分之间启动，初步计票结果有望在4日凌晨出炉，最终结果预计将于4日上午揭晓。

3日，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启动正式投票。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截至下午1点，投票率为62.1%，创下历届大选新高。 从各地区投票率来看，全罗南道以74.1%的投票率居首，其次依次为全罗北道（71.8%）和光州（71.8%）等。釜山（58.1%）、大邱（59.3%）、仁川（60.1%）等地投票率相对较低，首尔为61.2%。 当晚8时投票结束后，投票管理员和参观人员在警方的护送下将封存的票箱搬运至计票站。 考虑到搬运票箱所需的时间，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预计计票工作于当晚8时30至40分间陆续启动，选举结果最早可于当晚12时左右初现轮廓。本届大选的所有计票工作将在4日上午6时左右结束。

为切实保障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3日）各项工作顺利实施，韩国警察厅于2日公布全方位安保方案。警察厅表示，当天在全国1.4295万个投票站点将投2.859万名警力以应对突发情况，重点确保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选管委”）管理的提前投票箱、正式投票箱及居所投票箱的运输安全工作。 警方决定自总统选举投票日（3日）上午6时起，至新任总统正式就职前，全面启动最高等级警备机制“甲级紧急令”。该指令实施期间，全国警务系统进入紧急勤务状态，全员取消休假，确保100%警力可调度。警方计划在全国254个开票所部署约7600名警力实施定点安防，同时在各投票站点及计票场所周边部署当地警察机动队实施动态巡防。 首尔警察厅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在首尔4574个投票站与计票所投入1约1.08万名警力，实施阶段性管控。具体来看，将在2260个投票站部署4500名警力执行定点执勤与巡逻工作，另设4500名武装警力协助选管委押运投票箱工作。针对开票阶段，首尔25个开票所将各安排约50名警力，共计1200余人，重点在麻浦、东大门、永登浦、江南四大核心区域部署机动队警力，维持秩序直至开票结束。 根据法定程序，预计于4日中午选管委向总统当选人颁发当选证书后，新任总统的安保工作由总统警卫处承接。

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正式投票将于3日启动，全国设置1.4295万处投票站，投票时间为上午6时至晚上8时，全体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 上周举行的缺席投票最终投票率为34.74%，为历届总统选举中第二高。但庆尚道、首都圈和忠清地区等地的投票率相对较低，上述地区的最终投票率十分关键。 计票将于当晚8时30分至40分间陆续启动，全国各计票站将投入7万多名工作人员。本届大选计票工作将首次引入“人工复核机制”（手检票），工作人员将在投票机分拣完毕后逐票进行人工确认。 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预计在晚12时左右计票完成七八成时即可初步掌握投票结果。但最终结果还将受实际投票率、各地区计票进度以及候选人之间差距的影响。 据推测，当选总统最早将于4日上午7时许正式获得总统职权，并开启任期。根据《公职选举法》规定，新任总统任期在前任总统任期结束次日的0时开启。但对于此次因总统职位空缺而举行的大选，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大选投票结果议案，当选总统随后正式启动任期。届时，包括韩军统帅权在内的总统固有权限将从代总统李周浩自动转移至新任总统。 另据韩国国会消息，第21届韩国总统就职典礼有望于4日在国会举行。由于本届总统换届不走工作交接程序，新总统直接上任，预计就职典礼将以就职宣誓为主要内容从简举行，或省略普信阁敲钟、仪仗队行进和鸣放礼炮等活动。

物价一路“坐火箭”，除了工资不涨啥都涨成为新常态，消费者精打细算每一分钱，对于打开钱包慎之又慎。在一卷紫菜包饭动辄5000韩元（约合人民币26元）、一碗冷面至少1万韩元的当下，主打性价比的自助餐再度受到消费者青睐。 最具代表性的是衣恋集团旗下的平价自助餐“Ashley Queens”，工作日午餐价格一人仅需1.99万韩元便可无限量品尝200多种丰富菜肴，受到打工人的追捧，也称为家庭外出就餐的好去处，周末晚餐的平均排队时间超过一小时。 新冠疫情期间一度门口罗雀的“Ashley Queens”在爆发式的人气推动下，门店数量从不足50家增至目前的110家。去年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4706亿韩元，今年定下了销售额7000亿韩元的目标。 上月30日，“Ashley Queens”在首尔市广津区九宜洞开出旗舰店，占地1214平方米，可容纳340人同时就餐，是“Ashley Queens”旗下最大规模门店，开业当天从早晨7点起便有顾客慕名而来排队，火爆人气可见一斑。 由希杰Food Ville运营的自助餐“VIPS”去年门店的平均销售额同比增长35%，接待顾客数量与2022年相比增长19%。在新冠疫情期间，“VIPS”一度暂停拓展新门店，关闭部分门店的同时提升现有门店的管理效率。从2020年至2023年，“VIPS”门店销售额年均增长35%，今年计划以主要城市为中心，拓展在全国的门店网络。 不仅是平价自助，高端自助也逆势增长。据餐饮界近日消息，韩华集团旗下的韩华食品科技（Food Tech）正在准备推出全新自助餐品牌，计划进驻现代首尔等大型百货商场。韩华集团之所以开辟自助餐赛道，是因为去年12月开业的“63自助餐龙山”大获成功，开业仅一个月吸引顾客超过1万人次。虽然“63自助餐龙山”的价格从9.9万韩元起步，但由于精选使用高品质食材，仍被消费者评价为价格合理。 高级酒店自助餐销售也稳步增长，朝鲜大酒店（Grand Josun）的自助餐厅“Aria”今年第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大增16.4%，广场酒店和乐天酒店的自助餐“Seven Square”和“LA Seine”的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1%和6%。 在整体餐饮行业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自助餐却意外重新火爆。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餐饮业景气动向指数为70.76，为新冠疫情流行期的2021年第一季度（66.01）后的最低纪录。通常第一季度因新年消费旺季同比上升，但今年不升反降实属罕见。 相反，自助餐厅却持续火爆。市场调查机构欧睿信息咨询（Euromonitor）的数据显示，韩国自助餐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4000亿韩元增至2023年的8900亿韩元，去年超过9300亿韩元。按照目前趋势，业界预测今年有望突破1万亿韩元大关。 业内人士指出，“下馆子自由”实现难度升级，高价和平价自助餐共同生存主要是满足了消费者对“心价比”的要求。高物价成为常态，预计自助餐仍将持续火爆。

数据显示，近五年来韩国健康保险职场参保者的被扶养人中，韩国人减少近15%，而外籍人员始终维持在19万余人。部分舆论担忧，由于对外籍人员的收入与财产审查存在实际困难，或将导致持续出现“健康保险搭便车”的现象。然而也有观点指出，外籍参保群体的健康保险财政持续盈余，以及韩国对外籍劳动力的需求，不应草率断定存在滥用问题。 根据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所属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办公室1日从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获得的数据，外籍职场参保者的配偶和子女等被扶养人人数从2020年底的19.5423万人微降至2023年底的19.5201万人，整体规模保持稳定。根据《国民健康保险法》，满足受雇情况、居留资格及期限等一定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享受健康保险，其配偶等也可向健康保险公团申请成为被扶养人。 相较之下，受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影响，韩国人职场参保者的被扶养人人数从2020年底的1840.5万人减少至2023年底的1568.7万人，减少14.8%。根据规定，被扶养人资格需拥有一定规模以上财产和收入的条件，但外籍人员的相关审查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引发制度公平性质疑。尤其是有外籍职场参保者将境外家属登记为被抚养人的案例，更令“健康保险搭便车”争议持续发酵。 但有意见认为，外籍人员医保财政收支持续盈余，对于“搭便车”现象的担忧有些多虑。据健康保险公团数据，外籍人员医保财政收支自2017年的256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3566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7308亿韩元，连续七年实现盈余，累计盈余达3.2377万亿韩元。其中常被质疑的中国籍参保人的健康保险财政赤字从2017年的1108亿韩元大幅缩减至2023年的27亿韩元。 免费医疗运动本部相关人士指示，虽然部分舆论提出“搭便车”问题，但实际上外籍人员的健康保险财政收支为盈。包括3D工作（3D工作是指外国输入劳工所从事的韩国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即“脏、累、险”的工种）在内的多行业已离不开外籍劳动力，应当避免基于片面信息对外籍人员作出轻率判断。

韩国建筑政策研究院（以下简称“建政研”）于1日发布的《建筑业引进一般技能人员（E-7-3签证）实施方案》报告中指出，在人口结构持续恶化的背景下，韩国建筑业正面临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困境，亟需通过扩大外籍技术工人引进规模来缓解行业危机。 报告显示，建筑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遭受出生率持续走低和劳动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同时，本土劳动者对建筑行业就业意愿持续低迷，施工现场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这一结构性矛盾已严重威胁到建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建筑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达50.2岁。其中“技术工种及相关技能人员”和“基础劳务人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1.1岁和53岁，显示出明显的高龄化趋势。特别是基础劳务人员中，60岁以上高龄劳动者占比高达34.7%，50岁年龄段占32.7%。报告指出，熟练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不仅造成生产效率下降，更将削弱韩国建筑业的竞争力及经济发展。 建政研于2022年受国土交通部委托开展的“建筑业熟练工人供需现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5.1%的受访建筑企业表示“技术工人严重短缺”，26.5%的企业表示“略有短缺”，合计超过六成的建筑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用工荒。报告指出，熟练工人持续短缺可能导致工程进度延误，继而推高施工成本。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大型工程项目，工期延误还可能引发后续入驻延期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目前，韩国建筑行业仅能通过E-9非专业就业签证引进外籍劳工。该签证只允许短期（三年）滞留，且仅限从事基础性劳务工作，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因此，报告建议，在建筑业引入特定活动（E-7）签证框架下的“一般技能人员（E-7-3）”制度，该制度允许引进具备专业技能的外籍工人并能延长滞留期限。 据悉，E-7-3签证目前适用于动物饲养、水产养殖、清真食品加工、乐器制造与调律、船舶焊接、船舶电气、船舶涂装、航空器维修及航空零部件制造等九个专业领域。与通过雇佣许可制随机分配的E-9签证不同，E-7-3签证允许雇主根据应聘者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进行自主选拔，更能保障劳动生产效率。此外，该签证允许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延长居留期限并申请家属随行，将有效减少建筑业非法滞留外籍劳工雇佣现象。 建筑业相关人士表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普遍追求高薪职业、适龄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建筑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用工危机。若能建立专业外籍技术人才的合法引进渠道，或能有效解决目前面临的难题。”

随着韩国物价持续上涨、住房成本激增及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等多重经济因素影响，传统单一收入模式已难以维系现代家庭开支需求。同时，伴随性别平等意识提升和女性高等教育普及，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逐年攀升，社会逐步摒弃传统儒家文化框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韩国社会长期受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影响，男性被赋予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女性则专注于家庭与子女教育。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后期韩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实现快速腾飞。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转型趋势显著，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突破历史峰值。 针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提升。同时，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与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加速了双职工家庭模式的普及。 近年来，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工作与家庭平衡支持体系。在政策层面，先后出台包括弹性工作制、育儿休假延长法案、公共托育服务扩充计划等在内的多项措施。企业也积极响应政策导向，通过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为双职工家庭创造更为友好的职场环境。事业与家庭双重价值实现已成为新时代韩国家庭的核心诉求。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双职工家庭数量呈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双职工家庭占比为44.2%，2018年上升至46%。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小幅回落至45%，但去年迅速反弹至48.2%，意味着近半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从数量来看，2015年双职工家庭为537万户，2018年增至568.4万户，去年大幅升至611.6万户，增长趋势显著。 从年龄分布来看，以去年为基准，30至39岁人群的双职工比例达50.1%，同比（42.8%）大幅上升。双职工比例最高的群体集中在40至49岁及50至59岁年龄段，占55.2%。相比之下，60岁以上人群的双职工比例仅为31.1%，在所有年龄层中占比最低。 在育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双职工比例达56.8%，创新高。从子女年龄来看，家中最小子女年龄为6岁以下的双职工家庭比例达51.5%；子女年龄在7至12岁的双职工家庭，占58.6%；而子女年龄在13至17岁的双职工家庭则进一步攀升至62.6%，反映出子女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与家庭收入需求呈正相关。此外，从子女数量来看，养育1名子女的双职工家庭占比为57.2%，2名子女的家庭占比为57%，差异较小。 在新婚夫妇群体中，双职工比例达58.2%，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其中，结婚1年的夫妻双职工比例最高，达61.8%，而随着婚龄增长，该比例逐渐下降，结婚5年的夫妻中双职工比例降至54.9%。从收入水平来看，双职工新婚夫妇的平均年收入为897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5万元），而单职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为536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收入差距显著。在地域分布上，济州岛双职工家庭占比最高，达63.5%，其次为全南（56.4%）、世宗（55.8%）、忠南（53.4%）、忠北（52.9%），大田（45%）等。 随着韩国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专业领域及服务业等多元领域就业机会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家庭转向双职工模式。然而，双职工家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包括家务分工不均、育儿压力及经济负担等问题。由于夫妻双方均投入职场，家庭内部的时间管理、育儿照料及家务分配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下，丈夫的家务参与度普遍较低，导致女性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成为女性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此外，尽管双职工家庭收入较高，但房贷、教育支出等固定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尤其是临时工女性劳动者的收入稳定性较低，进一步加剧经济焦虑。 尽管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持续上升，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数据显示，立陶宛、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双职工家庭比例均超过70%，新加坡亦超过50%。中国则以76%的双职工比例位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大及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绝大多数家庭采取双收入模式。越南（74%）、美国（65%）和日本（58%）紧随其后。相比之下，韩国的双职工比例仍有提升空间。 韩国双职工家庭的快速增长源于经济压力、社会观念转变和政策支持的多重推动。尽管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家庭经济能力，但也暴露出职场性别歧视、育儿支持不足和工作制度僵化等深层问题。要实现工作与家庭的真正平衡，必须系统性地推进职场平等化改革，并完善育儿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