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受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及生育率持续走低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30多岁女性逐渐成为推动就业率增长的主要群体。即便育有子女仍选择继续就业的女性规模不断扩大，低龄子女对女性就业的抑制作用趋于减弱。同时，韩国政府持续加大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的支持力度，并强化针对因育儿经历职业中断女性的就业支援措施。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于18日发布的《女性劳动市场主要特点及启示》报告显示，去年15至64岁女性就业率达62.1%，创自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具体来看，25至29岁女性就业率自2016年超越同年龄段男性以来持续保持领先，去年达74.5%；30至34岁女性就业率亦攀升至73.5%，刷新历史最高水平。35至39岁女性群体就业率自2022年起呈显著回升，去年达68.9%。该年龄段女性就业率通常呈“M型曲线”特征，即因生育和育儿等因素在30多岁期间出现回落，至40多岁再度回升。 2019至2024年间，25至39岁女性就业率累计上升7.51个百分点。其中，广播通信业（1.92%）、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1.6%）、公共行政（1.59%）、制造业（1.11%）、保健社会福利业（1.04%）等行业拉动整体女性就业率上升。分析指出，女性就业率持续上升主要受育有学前年龄（0至6岁）子女的女性比例下降、经济独立女性数量增加、未婚女性比例上升以及高学历女性群体扩大等方面因素推动。 尽管子女因素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但影响程度已有所减弱。调查显示，2016年，低年级小学生子女使母亲就业率下降的可能性为9.7%，而到2023年该比例降至9%。此外，高年级小学生子女对母亲就业已不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负面影响，中学生及高中生子女亦未表现出对母亲就业的抑制作用。 韩国政府也根据劳动市场结构变化强化相关政策支持。目前，女性就业政策的主管部门已由雇佣劳动部移交至性别平等家族部（原女性家族部），旨在从性别平等角度进一步强化女性就业政策体系。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韩国育儿假使用人数达14.1909万人，超过去年全年13.2535万人的水平。 政府在2026年度预算案中将与育儿假相关的预算同比增加1.3%，达4.72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9.14亿元）。其中，育儿假津贴预算最多，达3.3935万亿韩元，其次为产前产后休假津贴（3791亿韩元）和育儿期工时缩减津贴（2680亿韩元）。 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指出，政府应结合女性劳动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制定符合长期职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构建将短期育儿休假与长期育儿期工时缩减等弹性工作制度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离异男女在寻求再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多将“经济实力不足”视为首要问题，而女性则最担忧“外貌缺乏吸引力”。 韩国再婚婚介机构Only You面向532名有再婚意愿的离异男女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7日发布调查结果显示，35%的男性受访者将“经济实力不足”列为主要障碍；而在女性受访者中，“外貌缺乏吸引力”占比最高，达33.9%。 在关于“自身外貌中对再婚最不利的因素”问题，男性提及最多的是“显老”，占26.3%；女性则最多选择“五官普通”，占28.2%。男女受访者中排名第二的不利因素相同，均为“肥胖”，其中男性占24.1%，女性占23.3%。其他被提及的因素中，男性还包括“发量不足”（18.1%）和“身材矮小”（15%）；女性则包括“身材矮小”（18.1%）和“身体比例不佳”（15%）。 Only You表示，再婚的根本目标在于追求比单身生活更高的幸福感，因此建议有意再婚者不必过分执着于经济条件或外貌等单一条件，而应更注重寻找在沟通交流、相处默契及兴趣爱好等方面更为契合的伴侣。

近五年来，随着女性就业人数增速逐渐高于男性，男女就业规模差距大幅收窄。男性非经济活动人口呈现增长趋势，性别间参与经济活动程度明显分化，但在就业质量方面仍存在性别鸿沟。 据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7日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韩国整体就业人数为2896.7万人，较2020年增加188.2万人。其中，女性就业者达1294.4万人，同比增长11.44%；男性则为1602.3万人，仅同比增长3.57%。由此，男女就业人数差距从2020年的385.4万人缩减至今年的307.9万人，同比减少20.1%。 与此相反，非经济活动人口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整体非经济活动人口从2020年的1686.4万人降至今年的1622万人，但男性人数却逆势上升。男性非经济活动人口从2020年的609.4万人降至2022年的584.7万人后，连续两年上升至今年的621.5万人；女性则从1077万人持续下降至1000.5万人。由此，男女非经济活动人口差距也从467.6万人缩至379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躺平”群体中，男性较去年同期增加7.9万人，而女性则减少6000人。分析指出，女性就业增长主要得益于行业结构变化。男性偏好的建筑业面临长期雇佣寒冬；而女性较多从事的保健社会福利照护服务业则因人口结构变化持续释放需求。 数据显示，计划在一年内求职的男性主要倾向于建筑业（15.5%）、科学服务业（11.3%）和矿业·制造业（10.9%）；女性则更青睐保健社会福利业（25%）、批发零售及餐饮住宿业（17.4%）和教育服务业（11.7%）。不过，建筑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骤减逾20%，订单量也转为负增长；制造业同样受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就业状况持续放缓。 分行业来看，9月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保健社会福利业（10.1%）、教育行业（2.9%）、住宿·餐饮业（1.1%）以及批发零售业（0.7%），而建筑业（-8.4万人）与制造业（-6.1万人）已分别连续17个月和15个月呈现萎缩态势。 然而，分析指出，女性就业人数快速增长，但其中获得“优质岗位”的女性比例有限，性别间的就业结构差距仍有待弥合。

韩国政府正推动“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以缩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居首的性别薪酬差距。 根据韩国性别平等家庭部9日消息，为研讨制度推进方向，政府于7日在首尔市政府召开座谈会，邀请劳动、经营、女性及法律领域专家出席，就制度内容提出意见。 “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是一项旨在缩小性别薪酬差距的综合性政策，计划公开公营和民营企业的性别薪酬实际情况，也是李在明政府的核心国政课题之一。政府自2023年起已在公共部门实施“性别劳动公示制度”，以检视公共机构的性别平等就业状况，未来拟将适用范围扩大至民间企业。 推动薪酬公示制度的背景在于，尽管韩国女性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持续提升，性别薪酬差距仍然显著。OECD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女性正式员工的中位收入比男性低29%，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11%），在38个成员国中差距最大。为强化就业平等政策的执行力，政府已将原由雇佣劳动部负责的部分就业相关事务移交给性别平等家庭部。 性别平等家庭部表示，将在综合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明确制度实施方向，并通过修改《男女雇佣平等法》或《女性经济活动法》等相关法规，加快薪酬公示制度落地。 在全球范围内，多国因薪酬透明度不足阻碍性别平等文化形成，纷纷引入各类薪酬公示制度。加拿大规定，联邦政府监管的100人以上企业和机关须按雇佣形式、岗位和性别，公开招聘、晋升、解雇情况及薪酬信息。瑞典实施“企业薪酬审计制度”，要求雇佣10人以上的企业整理员工薪资并提交审计结果，劳动者可通过平等机构或工会获取相关信息。欧盟则规定，雇佣25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每年向主管机关申报薪酬信息，用人单位需对劳动者提出的性别薪酬差距质询作出说明。 专家指出，各国劳动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韩国需参考海外经验，设计更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框架。同时，如何让民营企业在无抵触的情况下接受制度，将成为其能否顺利落地的关键。 性别平等家庭部相关人士表示，薪酬公示制度不应被视为对企业的惩戒措施。政府将重点强化其作为促进企业自我诊断、缩小性别雇佣差距并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作用。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首都圈婴儿潮一代（1955年至1974年出生者）每10人就有7人表示，如果地方中小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将有意愿返乡定居。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委托市场调研机构Mono Research以500名首都圈婴儿潮一代为对象开展调查，并于5日公布结果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能在非首都圈中小企业就业，会考虑返乡定居。其中，男性的返乡意向比例（79.9%）高于女性（66.9%）。 受访者选择返乡的主要原因包括：“维持健康生活”（24.6%）、“追求悠闲生活与休息”（22.9%）、“亲近自然环境”（20.7%）、“降低居住与生活成本”（15.6%）。而无意返乡者则多担忧“医疗·教育·文化等基础设施不足”（27.8%）、“习惯城市生活”（17%）和“交通不便”（15.2%）。 在理想返乡地区方面，忠清圈（32.9%）最受青睐，其后依次为江原圈（27.4%）、湖南圈（15.9%）和岭南圈（10.4%）。职位选择上，管理及办公文员岗（30.7%）占比最高，其次为服务与销售岗（20.7%）、农林渔业（15.9%）及生产制造岗（14.8%）。工作形式偏好方面，47.7%的受访者倾向兼职，9.6%选择全职，42.7%表示两者皆可。 对于最低月薪要求，32.6%的受访者期望“200万至2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877至1.2346万元）”，30.7%选择“150万至200万韩元”，26.8%要求“250万至300万韩元”，平均期望月薪为227万韩元。 韩经协于上月23日提出“婴儿潮一代、地方中小城市与地方中小企业”三方合作模型，旨在通过支持婴儿潮一代在地方中小企业就业，构建“保障晚年生活、缓解地方用工荒、激活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体系。本次调查中，79%的受访者表示若该模型落地，返乡意愿将进一步提升。韩经协分析称，这表明三方模型能有效促进返乡潮。为实现该模型，政策需优先解决“提供租赁住房等稳定居住设施”（22.6%），其次为“保障稳定工作岗位”（18.6%）和“强化地区医疗与福利服务”（12%）。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镐（音）表示：“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现象与内需萎缩正加剧区域经济困境。若能引导即将退休的首都圈婴儿潮一代返乡并实现再就业，不仅有助于缓解首都圈压力，更将成为激活地方经济与内需的重要契机。”

曾几何时，遍布韩国街头的人生四格自助照相馆正在被娃娃机店所取代。近一个月内，几乎每个街区都新开两三家娃娃机店，扩张速度惊人。 随着娃娃机连锁店的兴起，大型娃娃机店人气持续攀升。大型娃娃机店内不仅陈列着数十种玩偶，抓娃娃的玩法更是五花八门，以吸引更多消费者。韩国主要商圈同一街区两侧并列多家娃娃机店，不少消费者辗转于不同店铺之间，只为寻找心仪玩偶或探访“最容易抓中”的娃娃机。然而，这种单一娱乐模式的泛滥，反而削弱了商圈整体的竞争力与多样性。 一项调查显示，青少年娃娃机使用比例高达77%，然而，抓娃娃具备小额、频繁、概率操控可能性等三种赌博特征，成瘾性与变相赌博风险引发社会担忧。 目前，抓娃娃因奖品价值较低，在《游戏产业振兴法》上归类为所有年龄段均可娱乐的活动，尚未规定为赌博行为。然而，业界普遍认为娃娃机具有博彩性，不少人因沉迷游戏而产生严重的心理依赖。 国民力量党议员秦钟午在近日举行的韩国国家赌博管制委员会（NGCC）国政监查会议上指出，抓娃娃并非单纯娱乐，而是操纵消费者心理的概率游戏，具有明显的投机性质。秦钟午特别批评NGCC在自2015年起每年实施的“青少年赌博问题现状调查”中，从去年起删除“抓娃娃”的专项统计。 此外，大部分娃娃机店为无人商店，因此难以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管制。每逢放学时段，学校或补习班附近娃娃机店总挤满学生，不少孩子毫不吝惜地将大部分零花钱投入娃娃机。 因此，对于抓娃娃的潜在风险，亟需建立有效监管机制。虽然单次消费金额不高，但反复尝试累积的支出不容小觑。由于“几乎要抓到”的心理刺激，消费者往往在半小时内花费数万韩元。值得注意的是，每台娃娃机均有人为设置的中奖概率，经营者可通过调节娃娃机的机械爪力度、设置随机强力模式等手段控制娃娃抓获率，使抓到娃娃的几率变得极低。 另外，随着娃娃机店在韩国急速扩张，未经过安全认证的仿冒产品流入现象大幅增加。根据行政安全部与关税厅近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郑日永提交的资料，去年全国新增娃娃机店等青少年游戏提供场所832家，较2023年的287家激增2.9倍，而今年截至目前新增1234家。同期，关税厅在通关过程中查获的仿冒儿童玩具及文具从2023年的752件激增至去年的4414件，增幅高达约487%。 尽管假冒伪劣产品进口量大幅攀升，自2017年起关税厅并未对儿童产品进行专项稽查。然而，针对成年人滥用海外直购贩卖商品的行为，海关自2021年以来每年都开展专项打击。具体来看，儿童用品通关量从2023年的6.3713万件增加至去年的6.7183万件，但同期安全检测数量却从5562件降至4805件。 为营造健康的游戏文化，韩国游戏物管理委员会（GRAC）与韩国Arcade游戏产业协会将于近期针对全国娃娃机店启动联合整治行动。此次行动旨在应对当前娃娃机店数量激增的现状，重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构建安全有序的游戏环境。 总而言之，抓娃娃因其潜在博彩性与成瘾性，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男性还是女性，纷纷沉迷于此。为构建健康的娱乐文化，政府出台针对性监管规定势在必行。尽管难以预测这股抓娃娃热潮将持续多久，但在其风靡期间，有关部门亟需通过有效举措最大限度防范成瘾风险。同时，每位消费者也应建立自我约束意识，设定消费限额、及时中止游戏，自律行为同样至关重要。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20日在首尔外媒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李在明政府的劳动与就业政策方向发表演讲。 金荣训在主题演讲中指出，韩国劳动市场正面临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李在明政府将以“尊重劳动、促进增长”为核心方向，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劳动市场结构，积极应对就业形态变化等新课题。 金荣训补充称，政府将重点推进青年、女性、中老年人及外籍劳动者等群体的就业政策，确保不同群体能够广泛参与经济活动。 在青年就业方面，金荣训表示，政府将针对选择“躺平”的青年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同时扩大优质中小企业的岗位供给，帮助青年迈好职业第一步。在女性就业方面，金荣训称，政府将继续推进性别薪酬平等，并通过扩大制度和财政支持，让职场父母能够安心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针对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950万名“婴儿潮”一代，金荣训表示，政府计划通过职业培训和生涯规划，推动社会层面延迟退休年龄的实施。 针对外籍劳动者，金荣训强调，在劳动人口减少和地区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外籍劳动者是韩国社会的重要伙伴。政府将建立系统化的外籍劳动者管理和保障体系，强化劳动安全和权益保护。 金荣训还提及近期在柬埔寨发生的就业诈骗案件，表示政府将与警方密切合作，封堵非法招聘网站和社交媒体诈骗渠道，同时从根本上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防止求职者被虚假信息误导。

由MUSINSA旗下女性设计师时尚平台29CM主办、首尔设计财团协办的“2025 DDP设计博览会（DDP Design Fair）”于15日在首尔东大门设计广场（DDP）正式开幕。作为韩国规模最大的设计类商务展会，本届活动为期五天，将持续至19日，集中展现当下韩国设计与生活方式的最新趋势。 今年的DDP设计博览会是自创办以来首次由公共机构与民间企业联合主办，标志着韩国生活方式产业正朝着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本届博览会以“人人都是生活的设计师（Everyone is a Life Designer）”为主题，鼓励观众以“生活设计师”的视角参与其中，主动探索并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早在今年5月，29CM便与首尔设计财团签署了业务合作协议（MOU），共同规划展览空间和观众体验。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合作，让设计不仅停留在产品层面，更成为连接生活、表达品味的桥梁。” 本届博览会共汇聚70个品牌，涵盖家具、家居用品、护肤等多个领域。展会以兼具设计感与实用性的生活提案为核心，从日常用品到空间布置，全面呈现韩国生活方式产业的广度与深度。此外，由首尔设计创业中心支持的青年设计师品牌也在现场展示了新生代设计师的创意与活力。 为扩大受众覆盖，29CM自13日起在自有应用程序（APP）上推出“DDP设计博览会”特别企划展，提供与现场同等的线上购买优惠，并联合多家参展品牌推出直播节目“29LIVE”，实现线上线下的无缝联动。 展会首日，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DDP展厅人潮涌动，观众在各主题展区间穿梭，不少热门品牌展台前排起长队，现场氛围热烈。记者注意到，参展品牌普遍推出限时折扣，同时还展示了多款尚未上线的新产品。一位前来参展的首尔市民表示：“很多品牌以前只能在线上看到，这次能亲手触摸，感受材质和设计，体验感非常好。” 展会的最大亮点之一是以“29公寓（29APT）”为主题的29CM品牌馆。展区以首尔典型的居住空间为灵感，将高达10米的空间布置为沉浸式“品味公寓”，让观众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感受和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馆内设有四种生活方式类型——“人生极繁主义者”“崇尚休憩者”“宁静的美食家”“浪漫的实用主义者”。观众可通过填写现场问卷选择类型，并进入对应空间，亲身感受不同的生活风格。 作为深受25至39岁女性喜爱的设计师时尚平台，29CM正将业务从服装领域延伸至生活方式全域。继推出“29Home”“29Kids”等子品牌后，公司持续强化“品味策展人”的品牌形象。据统计，今年6月至8月，家具与室内装饰品类交易额同比增长约50%，圣水门店中外籍顾客的销售占比也已突破30%。 随着韩流内容和韩国美妆在海外持续走红，韩国生活方式正逐渐成为新兴潮流。29CM希望借此次展会契机，进一步提升韩国设计的国际影响力。MUSINSA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策展，让更多人了解韩国设计背后的生活哲学与审美态度。未来，我们将持续发掘本土原创品牌，结合线上线下的展览经验，将韩国生活方式推广到全球。”

随着越来越多韩国年轻人选择推迟结婚和生育，数据显示，每10名产妇中就有4人年龄在35岁及以上。同时，早产儿和先天性缺陷儿的医疗费用也大幅上升，截至去年已接近8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0亿元）。 韩国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14日援引保健福祉部资料称，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已从2016年的32.4岁上升至去年的33.7岁，35岁及以上产妇比例也由26.4%升至35.9%。同期，双胞胎及以上多胎占比从2016年的3.9%增至5.7%。 随着高龄产妇比例不断上升，孕期不足37周或出生体重低于2.5公斤的早产儿（包括低体重儿），以及出生两年内被诊断为先天性缺陷的婴儿，其医疗费用每年持续增加。 早产儿的医疗费用从2018年的1846亿韩元增至去年的2649亿韩元，六年间增长44%。同期，先天性缺陷儿的医疗费用从3071亿韩元升至5236亿韩元，增幅达70%。早产儿与先天性缺陷儿的总医疗费用则从4917亿韩元增加至7885亿韩元，增长60%，约为原来的1.6倍。 早产、低体重等情况日益增多，原因虽来自多方面，但主要与生育年龄普遍上升、35岁及以上高龄产妇比例增加以及多胎出生增多密切相关。专家指出，随着高龄产妇数量增加，政策上应进一步强化精密检查、产前管理以及紧急分娩和产科救治的可及性。 金美爱表示：“生育年龄上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保障所有产妇，无论年龄大小，都能安全、健康地分娩。同时，应加快建设地区产妇与新生儿一体化治疗中心，强化产前产后健康管理，并改善地方分娩基础设施。”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青年单亲家庭在就业率、收入水平和住房拥有率方面显著落后于双亲家庭。 韩国统计厅11日发布的《2023年20至39岁青年单亲家庭社会与经济特性分析》报告显示，2023年青年单亲家庭户主登记就业率为65%，较双亲家庭（86.9%）低21.9个百分点。青年单亲家庭数量为8.1452万户，占全部有子女青年家庭（106.4839万户）的7.6%，较2020年（6.7%）增加0.9个百分点。但青年单亲家庭数量则较2020年（9.3181万户）减少12.6%。 从性别分布看，单亲家庭女性户主占比高达78.2%，双亲家庭男性户主则占比达73.9%。从年龄分布看，30多岁单亲家庭户主占比（89.9%）低于双亲家庭（95.7%），而20多岁单亲家庭户主占比（10.1%）显著高于20多岁双亲家庭（4.3%），单亲家庭呈年轻化趋势。 此外，单亲家庭男性户主就业率（78.1%）较双亲家庭（92.8%）低14.7个百分点；女性户主就业率（61.4%）较双亲家庭（70.4%）低9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上，青年单亲家庭户主年收入中位数为273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较双亲家庭（5197万韩元）低2464万韩元，这一数值仅达到双亲家庭的52.6%。单亲家庭户主中，男性年收入中位数（4238万韩元）较女性（2508万韩元）高出1730万韩元。男性单亲家庭户主年收入中位数低于双亲家庭1367万韩元，女性单亲家庭户主年收入中位数与双亲家庭的差距则为515万韩元。 住房拥有率方面同样存在明显差距。2023年青年单亲家庭住房拥有率为24%，仅为双亲家庭（47.7%）的一半。单亲家庭中男性户主住房拥有率（31.9%）较女性（21.7%）高出10.2个百分点。 从居住环境来看，单亲家庭公寓居住比例（54.7%）远低于双亲家庭（81.3%），而单独住宅（24.6%）与低层多户型住宅（15.2%）的居住比例均高于双亲家庭，反映出单亲家庭相对不利的居住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