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首都圈房价持续上涨，韩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增加，金融脆弱性指数（FVI）连续三个季度上升，为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出现这一趋势。 韩国银行（央行）11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金融脆弱性指数为32.9，较前一季度（31.9）小幅上升1个百分点。该指数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已连续三个季度呈上升趋势。 金融脆弱性指数是衡量中长期金融风险的关键指标，综合反映资产价格（房地产、股票、债券）、信用扩张（家庭、企业、对外债务）以及金融系统韧性等因素。该数值越高，意味着未来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经济承受的冲击越大。 央行解释称，近期指数上升主要受多项宏观审慎指标恶化影响。其中，家庭债务占名义GDP比例在今年第二季度升至89.7%，较第一季度（89.4%）上升0.3个百分点，这是自2021年第二季度（98.8%）升至第三季度（99.2%）以来，时隔15个季度首次出现回升。 房地产市场的过热现象进一步推高了家庭债务水平。尽管政府接连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但以首都圈为中心的房价仍维持上涨势头。央行经济统计系统数据显示，今年10月首尔公寓销售价格指数达100.984（以2022年1月为基准100），自2022年9月（100.297）以来首次突破100点关口。该指数自去年5月（90.130）起已连续17个月上扬。 此外，金融机构稳健性指标同样呈现恶化趋势。截至今年第三季度，韩国四大金融控股公司（KB、新韩、韩亚、友利）的关注类贷款总额达18.3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93亿元），创历史新高；不良贷款规模也增至9.27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0%。 央行方面指出，尽管家庭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但首都圈房价上涨预期依然强烈，金融失衡带来的风险持续存在。央行同时警告称，对脆弱行业及长期低迷产业敞口较大的金融机构，其资产质量可能进一步恶化。

“Young Forty”是近年来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词汇。该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最初用以形容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20至30岁年轻群体心态与审美取向的中年人。然而，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其语义逐渐发生显著转变，从原先带有积极色彩的“年轻心态”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装嫩中年”。在社交媒体中，“Young Forty”日益成为被讽刺与调侃的标签，甚至进一步衍生出“Sweet Young Forty”等新梗，用以戏谑那些被认为刻意迎合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群体。 面对“Young Forty”这一新兴网络标签，40岁群体难掩困惑与愤懑。他们表示，好不容易摆脱“油腻”等刻板印象，又陷入新一轮的年龄框架束缚。他们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不少人仅仅是延续自己从年轻时便已形成的穿着风格与品牌偏好，却频频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年轻时尚似乎被视为20至30岁世代的专属，任何跨越年龄界限的审美表达都可能招致嘲讽，被解读为“拒绝承认衰老”。 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审美分歧，然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讽刺“Young Forty”的往往是20至30岁的MZ世代，他们的攻击并非单纯源于审美优越感，更多是经济失衡与结构性焦虑的情绪投射。 就40岁一代而言，他们多属于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X世代，曾在外汇危机、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社会波动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在经济趋于稳定时期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数据显示，该年龄层在劳动收入、净资产及消费能力方面均处于社会主力地位。 相比之下，20至30岁年轻一代正面临高房价、高失业率与低增长环境的多重压力。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前景日益模糊。此外，随着结婚年龄普遍推迟，40岁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无形中成为年轻一代的竞争者。 当年轻一代感到希望被剥夺，便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射至那些“稍早一步获得机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40岁一代是“在机遇之门关闭前幸运挤入的幸存者”，不仅享有相对优渥的经济红利，还试图在文化话语权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心理落差使得他们对“Young Forty”产生强烈反感。然而，将整个四十岁群体一概视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不公允。他们同样承受着子女教育、养老压力与职业竞争等多重负担，实则是夹在代际与结构之间的“被挤压的一代”。 年龄歧视并非新鲜议题。过去诸如“老顽固”“老古董”等标签的流行，曾不断激化代际隔阂；而在性别议题中，“绿茶”“直男癌”等歧视性用语也在无形中撕裂公共舆论空间。标签化的恶意最终将侵蚀社会信任，使理性对话陷入疲惫与对立。 要缓解当前争议，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就业不足、财富分配失衡、房价持续高企，才是“代际怨怼”的真正根源。数据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已连续六个月低于老年群体。今年八月，青年就业率仅为45%，低于60岁以上群体的48%。在难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年轻人转向创业，然而去年30岁以下创业者中，超过20%在一年内倒闭，这一比例是40岁创业者的两倍。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但青年议题在政策实践中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缩短工时等偏向中老年群体的议题。同时，房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世代的剥夺感。几十年前仅需数千万韩元即可购置的住宅，如今动辄上亿韩元。养老金改革亦呈“多缴多得”的结构性倾向，使年轻一代再次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红利之外。 那些以“玩笑”形式传播的网络梗，若长期缺乏引导与疏解，可能不断发酵，可演变为激烈的“世代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割裂。当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社会情绪容易转化为群体敌意。若不及时缓解青年的焦虑与不公感，“Young Forty”现象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韩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激烈对立，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

韩国进口SUV市场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今年特斯拉首次超越宝马和奔驰，夺得进口SUV销量冠军。然而，“中国产”特斯拉的一家独大不仅是简单的销售竞争，同时引发产业依赖和贸易失衡的担忧。特斯拉在韩所售车型均产自中国上海工厂，加上电池缺陷和维修服务不足等问题叠加，用户的不安情绪正在加剧。 据韩国进口汽车协会21日数据，今年1至9月特斯拉SUV销量达到3.7143万辆，大幅领先宝马（2.4391万辆）和奔驰（1.7578万辆）。在整个进口SUV市场的占有率约达30%。在韩国销售的特斯拉SUV Model Y均产自中国上海工厂。也就是说进口SUV市场冠军实际上由中国产电动车占据。 特斯拉经典SUV车型Model Y自上半年起进口量激增，5月以后每月销量超过4000辆，完全颠覆市场格局。中国产特斯拉销量的激增带动中国产电动车整体进口的扩大。韩国贸易统计振兴院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中国产电动驱动车辆进口数量为5.738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这从统计数据上再次确认电动汽车市场的“中国产主流化”趋势。 与此同时，用户投诉也在急剧增加。近期特斯拉韩国公司销售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BMS）缺陷案例超过4600起，政府已启动缺陷调查。特斯拉电池维修平均需要23.4天，是韩国电动汽车平均维修时间（约11天）的两倍，而全国服务中心仅有14家。维修网络不足问题十分严重。 中国产整车市场占比扩大引发对韩国产业基础影响的担忧。在电池、电机等主要电装零部件对中国依赖度已经较高的情况下，如果整车也由中国生产车辆主导，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的进出口失衡进一步恶化。业内人士表示，特斯拉以中国生产车型攻略韩国市场的战略取得成功后，其他全球品牌也可能增加中国生产比重，这是制造主导权正在向中国转移的标志性案例。

尽管K-POP风靡全球，但在聚光灯聚焦娱乐大厂偶像组合的同时，背后是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中小公司。据运营韩国唱片排行榜Circle Chart的韩国音乐内容协会10日消息，去年销量排名前400位的唱片中，54.78%来自HYBE、SM、JYP和YG等四大娱乐公司。 综合流媒体、下载量和背景音乐（BGM）等数据的年度数字排行榜中，包括排名前两位的aespa的《Supernova》和TWS的《Plot Twist》在内的前10首歌曲内，7首出自四大娱乐公司旗下歌手。 某中小娱乐企划公司代表称，经济整体不景气，去年12月紧急戒严后，外部活动急剧减少直到目前也未完全恢复。不少中小公司过去半年基本处于“零收入”状态，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海外演出市场情形也不容乐观，除大公司旗下少数顶流艺人能够举行大规模世界巡演外，中小公司偶像组合的海外演出号召力反而下降。一位旗下拥有知名偶像的企划公司负责人透露，组合去年在美洲巡演时一票难求，但今年只售出了一半左右。由于艺人出场费水涨船高导致票价上升，当地粉丝购买力跟不上，门票销量随之减少。 除销售下降外，新冠疫情后急剧上涨的唱片制作成本令不少中小公司雪上加霜。一部制作精良的MV成本动辄超过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00万元），在SNS等网络社区的营销费用通常也需数亿韩元。若聘用发型、化妆、造型团队跟随海外巡演一周，至少需要1亿韩元以上，编舞费用超过1亿韩元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这一情况下，仅今年就相继有Weeekly、Purple Kiss等多个偶像组合宣布停止活动。接连推出《你是我的那年盛夏》《楼宇间盛放的玫瑰》等人气歌曲的组合H1-KEY也在出道3年后跳槽至Choi Creative Lab公司，各界推测与前公司财政危机不无关系。 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任命JYP娱乐公司制作人朴轸永担任大众文化交流委员会共同委员长，令流行音乐界的期待有所升温，希望大众文化交流委员会能够倾听K-POP产业一线的声音。 韩国音乐内容协会秘书长崔光镐（音）称，朴轸永身兼艺人、舞者、词曲制作人、经纪公司企划人等多重身份，在音乐产业几乎全部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经验，期待他能够平衡协调音乐产业内复杂的利害关系，通过K-POP进一步巩固韩国在全球的品牌形象。

一项调查显示，在韩国主要连锁业态中，总部与加盟店之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总部销售额保持增长，加盟店销售额反降。 企业分析研究机构Leaders Index基于公平交易委员会特许经营信息公开系统及电子公告系统数据，对咖啡饮品、炸鸡、比萨、便利店、烘焙、餐饮及美妆等七大行业在过去三年间的经营表现进行分析，并于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七大行业的加盟店总数从2022年的8.7108万家增至去年的9.2885万家，增长6.6%。同期，总部销售额从43.156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168.4亿元）增至47.7963万亿韩元，增长10.8%；然而，加盟店的平均销售额却从3.2723亿韩元降至3.0248亿韩元，下降7.6%。 在全体行业中，比萨行业的总部与加盟店失衡现象最为突出。七家比萨品牌的总销售额在三年间从4189亿韩元大幅上升至1.1193万亿韩元，增长66.5%；而加盟店的平均销售额则从3.5381亿韩元降至3.1163亿韩元，下降11.9%。同期，比萨加盟店数量从1757家增至1895家，增长7.9%，显示出市场明显趋于饱和。类似趋势也出现在餐饮与烘焙行业。54家餐饮品牌的总部销售额实现29.7%的增长，但加盟店平均销售额下降16.4%；烘焙行业中，8家总部销售额虽增长5%，加盟店平均销售额却下滑18.7%。 在七大行业中，唯有咖啡与饮品行业实现加盟店数量与销售额的双重增长。17家相关品牌的加盟店数量从9661家增至1.1513万家，增长19.2%，增幅居各行业之首。同时，总部销售额从2.9563万亿韩元增至3.9447万亿韩元，增长33.4%，同期加盟店平均年销售额也提升14.1%。此外，便利店行业在加盟店总数上仍保持领先，去年达5.5331万家，其中CU以1.8458万家位居首位。 Leaders Index指出，餐饮、炸鸡、比萨及便利店等行业普遍面临加盟店数量持续增加而单店销售额下降的局面，这是典型的市场饱和现象。分析认为，过去三年间，韩国连锁市场的结构性不平衡正在持续加剧。

过去五年间，韩国整形外科、皮肤科等诊所数量大幅增加，但儿科诊所却在减少，医疗科目间的两极分化趋势愈发明显。专家指出，这一现象可能导致低出生率和老龄化时代下，支撑国民健康的基本医疗体系出现空白。 韩国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国民力量党议员金美爱5日援引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的《诊所级注册科目现况》资料显示，2019年至2024年间，整形外科从991家增至1195家，增长20.6%。同期，皮肤科增长11.8%，麻醉疼痛科增长20.4%，上述与美容和非医保诊疗密切相关的科目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典型的基础医疗科目儿科却从2227家减少至2187家，下降1.8%。妇产科从1311家增至1321家，增幅仅为0.8%，几乎停滞。这一趋势今年还在延续，截至8月，整形外科和皮肤科继续增加，而儿科则减少至2175家，降幅进一步扩大。 在新开诊所市场中，诊疗科目倾斜现象更为突出。去年新开业的1996家诊所中，整形、皮肤、麻醉疼痛科合计占比达12.1%（242家），而儿科和妇产科合计仅占5.9%（118家）。如果结合开业与停业后的净增减情况来看，差距更加显著。去年一年间，皮肤科净增45家，麻醉疼痛科净增43家，但儿科仅净增5家，妇产科净增9家。尤其是今年1月至8月，儿科关停数量超过新开业，净减15家。 金美爱议员表示：“新开诊所与注册科目正在以选择性诊疗为中心重组。儿科减少，妇产科增长停滞的现状，在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的背景下，直接威胁国民健康与安全。” 专家警告称，如果这种趋势长期持续，儿科挂号大排长龙可能成为常态，分娩基础设施崩溃，地方及弱势群体会率先遭遇基础医疗空白的冲击。 金美爱强调：“国家要营造适合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环境，必须尽快解决地区分娩资源薄弱问题，填补儿科诊疗空白。政府亟需推进对基础医疗科目的人员和医保支付结构的改革与支持。”

入境韩国的外籍劳工在申请非专业就业（E-9）签证时，仍呈现明显的首都圈集中趋势。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渭相办公室24日透露，截至今年8月，共有3.8655万名外籍劳工获得E-9签证，其中约35.8%（1.382万）集中在首都圈。 首都圈签证发放比例自2020年达到39.6%后，2021年突破40%，虽随后略有回落，但仍占三分之一以上。今年第二季度，通过E-9签证入境的27.5361万名外籍劳工中，首都圈人数达到10.5015万，占比38.1%。 E-9签证原本旨在缓解中小企业用工困难，适用于制造业、农畜产业、渔业、建筑业等人力紧缺行业，以及人口不足地区的企业劳动力供给，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发展。 然而，人口接近饱和的首都圈，外籍劳动力集中现象愈发突出，导致制度初衷逐渐弱化。为应对这一问题，政府自2023年7月起规定外籍劳动者只能在同一地区更换工作场所。今年4月进一步限制，仅允许从首都圈调往非首都圈，但首都圈的集中现象仍未缓解。 与此同时，今年外籍劳工的E-9签证申请数量明显低于总配额。截至8月，申请总数为4.4448万件，仅占总配额13万件的34.2%，最终发放签证3.6053万件。制造业配额为7.5万人，但实际申请仅3.1166万件；服务业配额为3000人，申请仅526件。一些中小企业在用工紧张的情况下仍非法雇佣滞留人员，但劳动部门未能查明具体原因，因此受到批评。 金渭相指出：“外籍劳动力过度集中流向首都圈，已对地方根基产业的持续运作造成压力。为缓解人口流失地区中小企业长期存在的用工短缺问题，有必要在E-9签证制度中体现区域均衡原则。”

一项调查资料显示，居住在韩国的外籍研究人员中，印度和中国籍研究人员占比近六成。 韩国国会科学技术信息广播通信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李政宪23日发布的法务部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年8月期间，在韩居住的外籍研究人员总数达4629人。 从国籍分布来看，印度籍研究人员以2262人位居首位，占总数近一半；中国籍研究人员518人，排名第二。两国研究员合计占总人数的60.1%。此外，巴基斯坦（304人）、伊朗（184人）、越南（162人）等国也是主要来源国。 分析认为，在韩外籍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亚洲和中东地区，这些国家在信息技术、工程等理工科领域拥有人才优势。 从研究签证（E-3）发放情况来看，2020年为639人，2021年增至1059人，此后连续三年下降，2022年为1031人、2023年为835人、去年降至621人。今年截至8月，已有444人持研究签证入境。 李政宪指出，在高端海外人才持续减少的同时，特定国家集中度过高的问题亟需缓解。由于研究签证涉及敏感技术泄露或滥用风险，政府部门需从安保角度加强应对。他建议，政府在拓展全球合作的同时，应同步建立研究安全制度，为可持续人才引进夯实基础。 在高端科技人才成为国家竞争力核心的背景下，韩国国家科学技术人力开发院（KIRD）近日宣布，将推进面向在韩外籍理工科研究人员的“海外研究人力全周期定居支持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约占韩国理工科硕博研究人员总数10%的外籍人才更好适应韩国生活，从日常生活到科研、职业发展、就业等各个环节提供全方位支持。支持内容包括生活指南手册、伙伴互助计划、专家咨询等服务。 今年，该项目将在韩国四大科学技术院、科学技术联合大学院大学（UST）、基础科学研究院（IBS）试点实施，计划自明年起扩大至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同时，KIRD针对硕博研究生，将提供职业探索与就业能力提升培训、韩国研发（R&D）模拟课题策划、科研实习等专项支持。博士后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则可获得韩国研发体系培训、领导力教育等高层次服务。

在全球房地产市场风云变幻的背景下，韩国出台了一项备受瞩目的房地产新政策。上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为有效抑制海外资金流入引发的房地产投机行为，将在首尔、京畿道和仁川等核心区域对无居留权资格的外国人实施购房限制令。这一消息迅速成为全球房产界的热议焦点。 根据新规定，外国个人、外国法人以及外国政府在指定区域进行住宅交易时，必须获得地方政府的事前批准。该措施覆盖首尔、仁川7个区以及京畿道23个市郡，已于上月26日正式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更为严格的是，新政策对获批购房的外国人提出了明确的居住要求。外国人须在获得许可后的四个月内入住，并在当地居住至少两年。同时，政策明确禁止外国人通过租客押金进行“押金投资”等投机行为。对于违规者，地方政府可下达限期整改令，对拒不履行者将处以最高相当于房价10%的年度罚款。 这类限制措施在国际社会上并非先例。加拿大温哥华、澳大利亚悉尼等地此前都曾因房地产市场过热而出台类似的外籍购房限制政策，以维护本地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外国资金将目光投向韩国房地产市场。首尔等核心城市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城市资源，成为外籍投资者的热门选择。 然而，大量外资的涌入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房价一路飙升，给韩国本土居民的购房需求带来巨大压力。过去几年，首尔热门区域房价持续大幅上涨，而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却远远跟不上房价涨幅，“住房难”问题日益凸显。对此，韩国民众认为，部分外籍购房者的投机行为进一步扰乱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秩序，加剧了供需失衡。 新政策的出台在韩国国内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响。不少普通民众对政府终于向外国“炒房客”出手表示支持，认为这是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体现。然而，也有房地产专家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外国资本的不当限制，与经济全球化和投资开放的理念相悖。 韩国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金仁万指出，让韩国民众感到不满的是，在政府实施“6·27”贷款收紧政策后，韩国本土居民的购房量几乎减半，而外国人的购房量却反而增加了20%以上。但从整体数据来看，外国人持有的住房仅占韩国全部住房的0.52%。 金仁万表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外国人购房本质上属于资本投资行为，如果一味阻止外资进入，反而可能对韩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至于首尔房价，由于需求旺盛而供应不足的基本面并未改变，即使没有外国购房者，未来仍存在上涨的可能性。 展望未来，随着这一禁令的实施，首尔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必将迎来新的变化。在投机性需求减少的情况下，房价有望逐步回归理性区间，韩国居民面临的购房压力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不过，业内专家普遍认为，整体市场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性转变。尽管外国人房地产交易呈现明显增长趋势，但其在整体交易中的占比仍然较小，因此难以从根本上左右市场走势。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近半数儿科医生集中于首尔和京畿道地区，首都圈与地方之间的儿科医疗资源分布差异显著，部分地区医疗水平差距高达两倍。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3日发布的《儿童与青少年医疗体系改善方案研究》显示，截至去年第二季度，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490名，其中首尔（1510人）与京畿道（1691人）合计占比达49%。相比之下，世宗（78人）和济州（71人）的儿科医生数量均不足百人。 从执业机构来看，全国53%的儿科医生（3423人）任职于一级医疗机构（即诊所），而在医院及以上级别医疗机构执业的儿科医生为1808人，约占28%。以18岁以下儿童与青少年人口为基准，2022年全国每千人对应的儿科医生数为0.80人。 从地区分布来看，首尔以每千人1.15名儿科医生居全国首位，釜山（1.01人）、大邱（1.01人）、光州（0.97人）等大城市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庆北地区最低，仅为0.52人，其余包括忠南（0.56人）、全南（0.59人）、忠北（0.62人）、蔚山（0.62人）、济州（0.65人）、世宗（0.69人）及仁川（0.70人）均低于全国均值。 地区间最大差距出现在首尔（1.15人）与忠南（0.56人）之间，相差约两倍。研究团队指出，该现象反映出儿科医生明显向大城市集中，加剧了地区间儿童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均衡。同时，儿科住院医师数量持续减少。2018年，全国儿科住院医师共计816人（其中三级综合医院519人、综合医院297人），至2022年降至395人（分别为293人与102人），降幅达29.8%。 研究团队认为，出生率下降导致的儿童与青少年人口减少，已成为威胁儿科医疗体系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近期，儿科专业医师数量缩减及医疗资源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日益显著。为此，研究团队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改善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强对专业医师培养与职业保障的系统支持、完善儿科医疗服务支付与补偿机制，并通过优化治理体系与推进相关立法修订，以保障儿童医疗服务的稳定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