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ng Forty”是近年来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词汇。该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最初用以形容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20至30岁年轻群体心态与审美取向的中年人。然而，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其语义逐渐发生显著转变，从原先带有积极色彩的“年轻心态”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装嫩中年”。在社交媒体中，“Young Forty”日益成为被讽刺与调侃的标签，甚至进一步衍生出“Sweet Young Forty”等新梗，用以戏谑那些被认为刻意迎合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群体。 面对“Young Forty”这一新兴网络标签，40岁群体难掩困惑与愤懑。他们表示，好不容易摆脱“油腻”等刻板印象，又陷入新一轮的年龄框架束缚。他们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不少人仅仅是延续自己从年轻时便已形成的穿着风格与品牌偏好，却频频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年轻时尚似乎被视为20至30岁世代的专属，任何跨越年龄界限的审美表达都可能招致嘲讽，被解读为“拒绝承认衰老”。 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审美分歧，然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讽刺“Young Forty”的往往是20至30岁的MZ世代，他们的攻击并非单纯源于审美优越感，更多是经济失衡与结构性焦虑的情绪投射。 就40岁一代而言，他们多属于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X世代，曾在外汇危机、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社会波动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在经济趋于稳定时期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数据显示，该年龄层在劳动收入、净资产及消费能力方面均处于社会主力地位。 相比之下，20至30岁年轻一代正面临高房价、高失业率与低增长环境的多重压力。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前景日益模糊。此外，随着结婚年龄普遍推迟，40岁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无形中成为年轻一代的竞争者。 当年轻一代感到希望被剥夺，便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射至那些“稍早一步获得机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40岁一代是“在机遇之门关闭前幸运挤入的幸存者”，不仅享有相对优渥的经济红利，还试图在文化话语权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心理落差使得他们对“Young Forty”产生强烈反感。然而，将整个四十岁群体一概视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不公允。他们同样承受着子女教育、养老压力与职业竞争等多重负担，实则是夹在代际与结构之间的“被挤压的一代”。 年龄歧视并非新鲜议题。过去诸如“老顽固”“老古董”等标签的流行，曾不断激化代际隔阂；而在性别议题中，“绿茶”“直男癌”等歧视性用语也在无形中撕裂公共舆论空间。标签化的恶意最终将侵蚀社会信任，使理性对话陷入疲惫与对立。 要缓解当前争议，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就业不足、财富分配失衡、房价持续高企，才是“代际怨怼”的真正根源。数据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已连续六个月低于老年群体。今年八月，青年就业率仅为45%，低于60岁以上群体的48%。在难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年轻人转向创业，然而去年30岁以下创业者中，超过20%在一年内倒闭，这一比例是40岁创业者的两倍。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但青年议题在政策实践中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缩短工时等偏向中老年群体的议题。同时，房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世代的剥夺感。几十年前仅需数千万韩元即可购置的住宅，如今动辄上亿韩元。养老金改革亦呈“多缴多得”的结构性倾向，使年轻一代再次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红利之外。 那些以“玩笑”形式传播的网络梗，若长期缺乏引导与疏解，可能不断发酵，可演变为激烈的“世代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割裂。当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社会情绪容易转化为群体敌意。若不及时缓解青年的焦虑与不公感，“Young Forty”现象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韩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激烈对立，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

一项调查显示，七成20多岁的韩国理工科硕博人才表示“计划或正在准备赴海外工作”。 韩国银行（央行）面向1916名韩国理工科硕博人才进行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结果显示，42.9%的受访者表示“未来3年内考虑赴海外就业”。 从年龄段来看，20多岁受访者的比例最高，达72.4%，其次是30多岁（61.1%）和40多岁（44.3%），呈现出年龄越低、海外就业意愿越强的趋势。 报告指出，赴美的韩国理工科人才规模在近10年间翻了一番。2010年在美的韩国籍理工科博士约为9000人，到2021年已增至1.8万人，每年净流出约200名理工科博士。 调查显示，“经济报酬”是最主要的出国动因，66.7%的受访者将其列为首要理由。韩国银行分析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收入差距明显。海外研究人员入职13年时平均年薪可达36.6万美元，而韩国研究人员入职19年时的最高年薪仅为12.7万美元。 除薪酬外，科研生态与人脉网络（61.1%）、发展机会（48.8%）、子女教育（33.4%）、生活条件（26.1%）等因素也被列为促使人才流出的主要原因。 分析认为，若受访者对收入、就业稳定性及晋升机会的满意度（5个等级）各提升一个等级，其海外跳槽概率将分别下降4个、5.4个和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改善工作待遇与激励机制可有效降低人才外流风险。 韩国银行宏观分析组组长崔埈（音）表示，要防止理工科人才持续外流，必须尽快建立以绩效为导向、更加灵活的薪酬体系。他还强调，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与制度支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16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SK集团会长崔泰源向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分割逾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亿元）离婚财产的二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申，同时驳回崔泰源上诉，维持二审要求其支付卢素英20亿韩元精神损失赔偿费的原判。 大法院在判决中称，卢素英父亲、前韩国总统卢泰愚的300亿韩元秘密资金被视为贿赂，尽管这笔资金流入了SK集团，但由于资金来源非法，不应作为财产分割对象。崔泰源在经营SK集团过程中已转让或赠予的股份及资金以二审辩论终结日为准已不再持有，无法列入财产分割范围，因此推翻二审结论。这起“世纪离婚”案的财产分割部分将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大法院推翻二审判决的决定性证据是认定卢泰愚秘密资金为非法资金，即使对崔泰源财富累积造成影响，也不能被视为是卢泰愚及卢素英的贡献。 大法院称，即使维持原审认定卢泰愚向崔泰源父亲崔钟贤提供300亿韩元资金，但这笔资金来源可能为卢泰愚在担任总统期间接受的贿赂。卢泰愚将这笔巨额资金提供给亲家及子女作为经济支援，并对此三缄其口，导致国家无法追查这笔资金，这一行为违背良俗与社会秩序，具有反社会性、反伦理性和反道德性，不属于法律保护对象。 卢素英方面主张“并非要求返还卢泰愚提供的资金，而是在财产分割中考虑自己的贡献”，大法院表示仍无法掩饰这一行为的非法性质。综上所述，大法院认定，原审将卢泰愚的经济支援视为卢素英的贡献，影响了财产分割的比例计算，因此推翻判决。 此外，大法院还认为，二审将崔泰源已处理不再持有的财产纳入分割对象，这一判断也存在错误。崔泰源向韩国高等教育基金会和亲戚赠予的SK及SK C&C股份，返还SK集团的薪酬等总计927亿韩元。 大法院解释称，婚姻关系破裂后，若一方处分财产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无关，则可视为在二审辩论终结日仍持有该财产并纳入分割对象；但若该处分与共同生活或共同财产的形成、维持相关，则除非在二审辩论终结时仍然存在，否则不能纳入分割对象。原告的各项财产处分均发生在原审认定的婚姻关系破裂日（2019年12月4日）前，是原告作为SK集团经营者为有效管理公司而实施的经营活动，可视作旨在维持或增持原告名下的SK控股公司股份以及夫妇共同财富的行为。 崔泰源与卢素英1988年9月结婚，育有三名子女。2015年崔泰源通过媒体表示，已与卢素英分道扬镳，承认与第三者育有私生子。2017年7月，崔泰源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因调解未果而提起离婚诉讼，卢素英于2019年12月表示同意离婚并提出反诉。 此案在韩国广受关注，被称为“世纪离婚”大案。2022年12月，一审判决崔泰源向卢素英分割665亿韩元的财产，并支付1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去年5月，二审法庭裁决崔泰源应向卢素英分割1.3808万亿韩元财产，并支付20亿韩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崔泰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韩国迎来中秋节，全国各地洋溢着节日气氛。过节方式因时代、地域不同而各异。有人返乡与家人亲友团聚叙旧，也有人选择外出旅行，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欢度佳节。然而，沉浸在节日氛围中的韩国民众，假期过后往往感到身心疲惫、提不起精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节后综合征”——指节日前后出现的身体和心理不适症状。 过去，“节后综合征”被认为是需要操持家务、准备年节饭菜的主妇才会面临的问题。但近年来，随着过节方式日趋多样化，不同年龄层都以各自的形式遭遇“节后综合征”。 每逢节日返乡探亲，中年群体不得不面对长时间驾驶和高速公路拥堵，假期大半时间消耗在路上。长时间驾驶导致肩颈和腰部疼痛。颈肩部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或固定姿势，容易出现慢性收缩并逐渐僵硬，导致血液循环不畅，乳酸等代谢废物堆积，引发疲劳感与疼痛。 尤其对主妇而言，长时间弯腰或伏案准备节日餐食，同样会对肩颈和腰部造成负担。若长时间蹲坐，还会使血液循环不畅，出现双脚发麻症状，同时加重肩关节或膝关节压力，甚至诱发或加剧关节疼痛。 中秋长假期间，10至20多岁的年轻人往往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头部不自觉前倾，原本呈C形的颈椎可能因此变直，甚至出现反向C形变形。这种姿势易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增加颈椎负担，使年轻人面临颈椎病风险。 同时，亲友在节日期间对学业成绩或就业情况的关切询问，也常给年轻人带来心理压力。为预防这类“节后综合征”，建议适当控制手机使用时间，每隔两小时进行颈部伸展运动。通过合理休息与适度运动缓解学业压力，也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 30多岁群体同样深受困扰。繁重的家务劳动、节日期间增加的经济支出，以及催促婚姻，都可能成为这一代人的身心负担。节日期间，还常见一种“空巢”现象。长辈与子女、家人热闹共度假期后，当子女返城离开时，容易陷入孤独感，出现情绪低落、食欲不振、失眠等症状。这类情绪波动不仅影响心理状态，也可能对整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中秋节本是家人、亲友团圆的喜庆时刻，但其中夹杂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不仅是MZ世代（1980年至2000年出生者），几乎所有年龄层在节日期间都可能面临身心压力。如果未能及时疏解，甚至可能引发疾病。 庆熙大学韩方医院神经精神科教授金允娜（音）指出：“过去，节后综合征主要集中在中年女性身上，但近年来10至30多岁群体也出现节后综合征。加上升学与就业压力、经济负担、婚姻催促及各种社会问题，节日前后各年龄层的'火病'患者都呈增加趋势。” 她还提醒：“火病不会随节日结束而迅速好转，治疗难度较大，因此预防尤为重要。预防的关键在于培养情绪和压力管理能力，改善引发火病的环境，增强自我调适能力，才能有效降低风险。”

韩国KB金融集团旗下KB经营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进行养老准备”，但认为自己“准备充分”的比例不足两成。尤其是单人家庭中，六成以上自认养老准备不足。 该研究所在今年5月至6月期间，面向全国25至74岁的3000名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7.8%的受访者认为养老准备“必不可少”，但仅有19.1%的人认为“已经准备好”。 从家庭类型来看，夫妻共同生活的“双人家庭”中，26.6%表示已为养老做好准备；育有子女的“父母子女家庭”为18.1%；而单人家庭的比例仅为12.9%，高达61.9%的单身受访者表示养老准备不足。 调查还显示，在尚未退休的群体中，理想退休年龄为65岁，但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仅为56岁。此外，受访者认为退休后每月约需3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生活费，但预计实际可筹措的资金仅为230万韩元。其中，夫妻家庭预期可筹资257万韩元，父母子女家庭为247万韩元，单人家庭则为165万韩元。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单人家庭数量已突破1000万户，占全体家庭比例高达4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人以上传统家庭数量显著减少。 在传统韩国社会中，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是主流模式。长辈赡养、子女教育、社会关系学习等功能都在家庭内部自然实现。孩子在众多亲属的陪伴下成长，学会尊长爱幼、相互体谅的品德。尽管物质条件未必富裕，但深厚的人情味却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 然而，随着单人家庭不断增加，这一传统结构逐渐瓦解，转向以父母和子女为核心家庭模式。核心家庭的优势在于父母能够集中精力给予子女关爱与教育，更好地培养其个性与能力。但另一方面，一旦父母自身存在问题或疏于家庭教育，孩子在人格塑造和社会性发展方面便会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现代社会中家庭成员天各一方，亲戚关系日渐疏远，老年人常常在缺乏子女陪伴的孤独中度过晚年。这带来了社会冷漠与孤立感的蔓延。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纽带的松动影响整个社会的温情与稳定。个人主义虽然可享受更多自由，避免传统观念中的种种束缚，但却无法填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若这种趋势持续发展，韩国社会将面临更多冷漠、孤立与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 值此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如何重建健康的家庭文化成为值得深思的社会议题。专家建议，应当重新认识家庭的重要价值，加强代际间的沟通交流，让孩子在与亲戚的互动中感受人情温暖。哪怕每年至少一次，让亲属团聚、互致问候，让孩子们亲身体验大家庭的凝聚力与文化传承，这既是对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未来社会的投资。 社会的真正幸福，不仅源于个人的自由和物质富足，更来自家庭的温暖与人情的滋润。与其选择节日外出旅行，不如带着家人祭扫先人墓地，通过祭祖、探亲等方式体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怀。只有重建有温度的家庭文化，韩国社会才能在现代化浪潮中找到真正的内心安宁与幸福归宿。家庭纽带的重建，不仅关乎个人福祉，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电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环境低迷的大背景下，韩国两大电子巨头三星电子和LG电子正在通过人力优化和新品布局寻求突围。 据电子行业16日消息，三星电子影像显示（VD）部门近期扩大面向部长以上员工的自愿退休提案，并停止接收其他部门调入人员，全面启动组织瘦身。此前，三星主要针对即将进入薪酬递减或业绩欠佳的高管小幅推行自愿退休，现在询问范围明显扩大，凸显公司在人力效率方面的紧缩态度。 LG电子负责电视业务的MS事业本部也时隔两年重启自愿退休制度，面向50岁以上或业绩不佳的员工，提供最高三年薪资补偿及子女学费支援。分析认为，面对全球需求疲软与中国企业低价攻势，韩国企业正在通过人力优化主动“止损”。 中国企业在全球电视市场的影响能力近来快速提升。市场调研机构奥姆迪亚（Omdia）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TCL、海信和LG电子的出货份额分别为19.2%、13.7%、11.9%和10.7%。在高端电视市场，海信与TCL合计份额达到39%，较去年同期上升12个百分点；三星则由39%降至28%。现代证券预测，三星VD部门今年营业利润或从1.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6.59亿元）骤降至6350亿韩元，LG电子MS事业本部在第二季度已出现营业亏损。 为突破困局，三星在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会IFA 2025上，全球首发115英寸RGB Micro LED电视，定位LCD与OLED之间的全新一代高端产品，并强调在色彩还原和显示效果上的优势。业内人士评价称，此类产品有助于韩企在高端市场构筑壁垒，抵御中国品牌渗透。不过，该机型定价在4000万韩元中段，远高于OLED电视，引发市场扩张前景的质疑。三星方面表示，明年初计划推出65至98英寸的多种尺寸，并以更具竞争优势的价格扩大产线。 LG电子则继续主打OLED，同时谨慎推进RGB电视。LG电子首席执行官（CEO）赵周完透露，公司计划明年初推出RGB电视，为顾客提供更多选择。分析人士认为，面对全球电视市场增长放缓和竞争格局重塑，三星和LG正在通过人力结构调整与新款产品研发“双管齐下”，以此巩固在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青年单亲家庭在就业率、收入水平和住房拥有率方面显著落后于双亲家庭。 韩国统计厅11日发布的《2023年20至39岁青年单亲家庭社会与经济特性分析》报告显示，2023年青年单亲家庭户主登记就业率为65%，较双亲家庭（86.9%）低21.9个百分点。青年单亲家庭数量为8.1452万户，占全部有子女青年家庭（106.4839万户）的7.6%，较2020年（6.7%）增加0.9个百分点。但青年单亲家庭数量则较2020年（9.3181万户）减少12.6%。 从性别分布看，单亲家庭女性户主占比高达78.2%，双亲家庭男性户主则占比达73.9%。从年龄分布看，30多岁单亲家庭户主占比（89.9%）低于双亲家庭（95.7%），而20多岁单亲家庭户主占比（10.1%）显著高于20多岁双亲家庭（4.3%），单亲家庭呈年轻化趋势。 此外，单亲家庭男性户主就业率（78.1%）较双亲家庭（92.8%）低14.7个百分点；女性户主就业率（61.4%）较双亲家庭（70.4%）低9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上，青年单亲家庭户主年收入中位数为273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较双亲家庭（5197万韩元）低2464万韩元，这一数值仅达到双亲家庭的52.6%。单亲家庭户主中，男性年收入中位数（4238万韩元）较女性（2508万韩元）高出1730万韩元。男性单亲家庭户主年收入中位数低于双亲家庭1367万韩元，女性单亲家庭户主年收入中位数与双亲家庭的差距则为515万韩元。 住房拥有率方面同样存在明显差距。2023年青年单亲家庭住房拥有率为24%，仅为双亲家庭（47.7%）的一半。单亲家庭中男性户主住房拥有率（31.9%）较女性（21.7%）高出10.2个百分点。 从居住环境来看，单亲家庭公寓居住比例（54.7%）远低于双亲家庭（81.3%），而单独住宅（24.6%）与低层多户型住宅（15.2%）的居住比例均高于双亲家庭，反映出单亲家庭相对不利的居住条件。

近日，韩国政府围绕“每周4.5天工作制”及延迟退休等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在此背景下，部分企业已率先引入并实施四天工作制，展现出对劳动市场新趋势的积极响应。业界分析认为，此类实践有望为韩国劳动市场结构性改革提供示范案例。然而，若要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推行此类制度，仍需政府出台配套政策支持，并推动劳资双方在观念上达成共识。 据业界8日消息，目前韩国多家企业正自主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以提升工作灵活性。其中，SK电信与SK Square是实施该制度的主要代表企业，其推行的“快乐星期五”制度允许员工在两周内工作满80小时后，于周五享受休息。 此外，SK电信还设立了“Next Career”制度，面向50岁以上或工龄满25年的员工提供最长两年的带薪休假，以助其规划职业生涯及人生发展。休假期间，员工仍可享受部分工资、子女教育补助及医疗补贴等福利。休假结束后，员工可自主选择返回岗位或正式退休，从而为高龄员工探索新的人生路径提供制度支持。 SK海力士则通过实行“杰出工程师（Distinguished Engineer）”和“荣誉工程师（Honored Engineer）”制度，选拔不受退休年龄限制的优秀技术人才。获选员工可不受职级与年龄约束，参与重大技术攻关和中长期研发项目，并承担知识传承与培养后辈的职务。 三星电子则推行弹性工作制，员工在完成月均40小时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可自主安排上下班时间。同时，三星还为育有三名及以上子女的员工提供退休后再聘机会，经评估后可续签劳动合同，最长聘用期为两年。LG电子也实施了类似的自律型工作时间管理制度，允许员工在保障每周工作40小时的基础上自由决定出勤时间，该制度获得了员工的广泛好评。 大型企业外，企业培训机构HuNet早在2022年7月率先引入“四天工作制”。实施一年后，该公司招聘竞争率上升3倍以上，当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调查显示，93.5%的员工对该制度表示“满意”，94.1%的员工认为“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在地方政府中，济州道和蔚山市中区也通过灵活用工方式实施了“4.5天工作制”。 企业界普遍认为，此类劳动制度的转型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相关实践有望成为行业标杆。然而，由于不同企业在经营环境与财务实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全面推广仍面临一定挑战。专家指出，无论是缩短周工时还是延迟退休，都应通过营造宽松自主的制度氛围予以推动，而非依赖强制性立法。同时，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才是根本解决方案。为此，企业应积极推进人工智能（AI）转型，劳动者则应提高工作效率，目前韩国劳动生产率仅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77%，劳资双方需协同努力，共同转变观念。 世宗大学经营学系教授金大钟（音）强调：“企业应借助AI实现管理效率最大化，员工则须显著提升工作专注度与投入感。政府也需考虑对积极推动制度转型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

近五年来，韩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数量显著增加，增长率超过70%，总人数达8.6万余人，这一现象引发了许多年幼子女家长的深切担忧。青少年抑郁症因其症状常被误认为青春期情绪波动，往往造成诊治延误。 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于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4.9983人万人（男性1.8834万人，女性3.1149万人），截至去年增至8.6254万人（男性3.1055万人，女性5.5199万人），增幅达72.6%。其中，10至19岁的青少年患者人数从2020年的4.8645万人（男性1.8012人、女性3.0633万人）增至去年的8.352万人（男性2.9262万人、女性5.4258万人），增加71.7%。 10岁以下儿童患者增幅更为显著，从2020年的1338人（男性822人，女性516人）增至去年的2734人（男性1,793人，女性941人），增幅高达104.3%。相比之下，同期全国抑郁症患者总数从83.7808万人增至110.93万人，增幅为32.4%，儿童与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发病率增长尤为突出。 专家分析指出，青少年抑郁症以往并不常见，然而近年来因学业压力持续加大等因素，该群体所面临的环境压力显著增加，导致相关病例数量逐步攀升。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与成人抑郁症相似，包括情绪持续低落、意志力减退，并常伴有食欲下降、失眠及注意力不集中等表现。许多孩子会主动抱怨“难以集中精力学习”，或对以往热衷的活动失去兴趣。与成人不同的是青少年抑郁症常伴随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或焦虑障碍。部分患儿甚至无法自觉情绪异常，而表现为易怒或对小事过度敏感，这类行为容易被误解为青春期的正常反应。 专家强调，青春期情绪波动虽属正常，但若情绪变化持续影响日常生活，则需警惕抑郁症的可能，并应及时寻求专业治疗。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是否出现对既往爱好兴趣减退、体验快乐的能力下降，以及睡眠和饮食模式发生显著改变、社交回避等行为。 首尔大学医院小儿青少年精神科教授金在元（音）指出，部分孩子在小学阶段成绩优异，进入初中后却出现成绩急剧下滑。家长往往首先考虑ADHD，但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因抑郁症引发的注意力下降。 为预防青少年抑郁症，应为孩子营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减少对电子游戏和手机的过度依赖，鼓励适量参与体育活动，并确保享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与空间。金在元强调：“许多患儿和家长倾向于将抑郁症归因于个人过失，然而抑郁症是任何人都可能罹患的疾病，重点不应在于追究原因，而应着眼于当前与未来的应对。父母最重要的是避免自责，而是与孩子共同面对，携手走向康复与健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