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韩国就业人数已连续两年仅增加十余万人，就业增长动能明显放缓。建筑业和制造业岗位持续减少，30多岁“休息”人口规模创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但在高龄群体就业扩大的带动下，整体就业率仍刷新历史纪录。 据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5日发布的《2025年12月及年度就业动向》，2025年全年就业人数为2876.9万人，较上年增加19.3万人。尽管较前一年略有回升，但增幅仍未突破20万人水平。 从年度走势来看，就业增幅在2022年达到81.6万人的阶段性高点后持续回落。2023年增至32.7万人，2024年降至15.9万人，去年虽出现小幅反弹，但整体增长势头依然偏弱。 分行业来看，就业结构分化态势明显。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12.5万人，农林渔业减少10.7万人，制造业减少7.3万人。其中，建筑业降幅创下2013年产业分类调整以来新高，制造业则录得自2019年以来六年最大降幅。 与此相对，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23.7万人，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增加5.4万人，金融及保险业增加4.4万人，相关领域就业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规模达31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按年龄结构来看，20多岁就业人数减少17万人，40多岁减少5万人，50多岁减少2.6万人；而60岁以上就业人数增加34.5万人，30多岁增加10.2万人，高龄层就业扩张趋势持续。 就业率方面，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2.9%，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创196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新高。按经合组织（OECD）标准（15至64岁）计算，就业率为69.8%，同样刷新历史纪录。 失业人口为83万人，同比增加7000人，其中30多岁失业人口增加6000人，达到15.5万人。总体失业率为2.8%，与上年持平，但20多岁群体失业率升至6.1%，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处于“休息状态”的人数持续增加，达到255.5万人，同比增加8.8万人。其中，30多岁“休息”人口为30.9万人，创2003年相关统计建立以来新高；15至29岁青年“休息”人口为42.8万人，位居历史第二。 国家数据处社会统计局局长彬贤俊（音）表示，30多岁“休息”人口增加，与低生育率和不婚趋势加剧密切相关。过去因结婚或生育而主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人群，如今更多进入“休息”状态。此外，企业招聘方式转向不定期招聘，并更偏向录用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也使部分原本应被归入失业人口的人群被统计为“休息”人口。

受韩国低生育率影响，今年小学入学新生人数预计将跌破30万人。 韩国教育部基于韩国教育开发院教育基础统计、国家数据处人口预测以及行政安全部居民登记人口统计数据综合测算，并于13日公布的《2025年中小学在校生人数报告》显示，今年全国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预计为29.8178万人。 此前，教育部在去年1月的预测中表示，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将于2027年降至30万人以下。然而，在对居民登记人口、入学率等多重变量重新评估后，该时间点被提前至今年。 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的变化，反映出学龄人口的快速萎缩。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统计，受低生育率等因素影响，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71.35万人下降至2000年的69.9032万人，首次跌破70万。此后，该数值在2008年为53.4816万人，2009年骤降至46.8233万人，在40万区间徘徊一段时间后，近年降幅明显加快，2023年为40.1752万人，2024年降至35.3713万人，去年进一步减少至32.404万人。与2023年相比，今年的预测值在仅三年内减少约25.8%，减少人数达10.3574万人。 教育部指出，小学一年级学生人数预计将持续下降，2027年将降至27.7674万人，2028年为26.2309万人，2029年为24.7591万人，2030年为23.2268万人，2031年预计仅为22.0481万人。2031年的预测规模同比将减少约32%。 从整体来看，全国中小学在校生总数预计将从去年的501.531万人降至今年的483.689万人，正式跌破500万大关。此后将继续下降，预计2027年为466.1385万人，2028年为448.8023万人，2029年为428.0164万人，2030年为405.6402万人，2031年将进一步降至381.1087万人，或跌破400万人。 学龄人口的急剧减少成为韩国教育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受学生人数不足影响，各地中小学相继出现关停现象，非首都圈地区部分大学在招生方面也面临困难。此外，围绕教育部推进的教师编制缩减计划，教师团体提出反对，称其“无异于放弃公立教育”，相关矛盾与冲突持续存在。教育界相关人士表示，低生育率导致的学龄人口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教育界在尽量降低冲击的同时，也应努力减少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与摩擦。

一项调查显示，与德国、日本、法国、瑞典等同龄人相比，韩国年轻人虽认同生育为生活带来巨大的幸福感，但同时对育儿经济负担的担忧也高于上述国家。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1日发布《国外人口政策案例研究》报告，研究于2024年面向韩国、德国、日本、法国、瑞典等五国各2500名年龄在20-49岁的受访者实施婚姻、生育及育儿观念调查。 在未婚受访者中，韩国的结婚意愿最高为52.9%，其次依次为瑞典（50.2%）、德国（46.5%）、法国（38.25）和日本（32%）。然而，在被问及生育意愿时，排名出现变化，瑞典最高为43.2%，其次为法国（38.8%）和德国（38.6%），韩国（31.2%）和日本（20.3%）垫底。 有生育意愿的受访者中，韩国人计划平均生育1.74名子女，在五国中垫底。德国和瑞典均为2.35名，法国为2.11名，日本为1.96名。 在被问及生育对生活的影响时，五国受访者普遍认同生育会增加生活的喜悦与满足感。韩国认同率最高达74.3%，法国、瑞典和德国分别为67.9%、64.9%和62.7%，日本为57.5%。 然而在生育对生活的负面影响一问中，认为生育会加重经济负担的受访者比例同样为韩国最高，达到92.7%，其次依次为日本（73.2%）、法国（75.5%）、德国（ 77.6%）和瑞典（65.2% ）。 韩国受访者既强烈认同生育子女为生活带来的情感价值，同时也最担忧生育造成的经济负担。保健社会研究院称，调查显示生育经济负担与韩国较低的总和生育率密切相关，若能缓解对生育的负面观念，同时加强实质性的制度支持，未来生育率仍有出现积极变化的可能。

一项调查显示，因怀孕、生育及家庭照护责任而中断职业生涯后再次就业的女性中，每10人中就有4人的薪资水平低于中断之前。此外，女性在职业中断后重新求职的平均时间长达四年以上。 首尔市女性家庭基金会面向居住在首尔的2754名19至64岁上班族（女性2045人，男性709人）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1日发布的《首尔市性别平等就业政策研究》报告显示，因怀孕、生育或照护家庭而经历职业中断后，成功再就业的女性中，有42.5%的受访者表示薪资水平较中断前有所下降。在全体受访者中，565人表示曾因上述原因经历职业中断，其中女性为513人，男性为52人。 关于职业中断后复职薪资水平，表示基本持平的男性比例达53.8%，高于女性的35.9%。在薪资有所上升的比例上，女性为21.6%，男性为21.2%，差距较小。职业中断后再就业的女性中，32.2%的受访者认为新岗位有助于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显著高于男性的15.4%。报告分析称，女性在承担照护责任的情况下，即使薪资有所降低，也倾向于选择更有利于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职位。 从职业中断到重新就业所需时间来看，女性平均需48.4个月，男性为20.4个月，显示出因怀孕、生育及家庭照护导致的职业中断对女性就业连续性的影响更持久。 整体就业结构方面，受访者中正式员工的比例在女性中为65.3%，低于男性的73.6%。女性日均工作时间为7.8小时，也短于男性的8.3小时。在规模小于50人的小型企业就业的比例，女性为56.3%，高于男性的46.4%。女性月平均工资为287.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7万元），低于男性的388.5万韩元。此外，女性因使用育儿假或缩短工时而遭受负面评价的比例达25.9%，同样高于男性的14.8%。 报告强调，许多女性在生育与育儿阶段经历职业中断，即使重新就业仍面临诸多困难。为此，首尔市有必要从缩小性别差距、消除结构性不平等的角度出发，对现有就业政策进行系统性重塑与优化。

随着新一年开启，韩中两国在产业与经济层面的互动迎来新节点。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韩中两国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与科技竞争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塑合作模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中韩关系走向及产业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在2023年降至0.721的历史低点，2024年虽小幅回升至0.748，但整体趋势仍未扭转。中国亦面临类似挑战，近年生育率持续低于1.5，业内担忧2025年或将跌破1。 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姜昊求所长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韩中两国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与产业供需结构的长期制约因素。尽管韩国自2006年起实施《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中国自2013年起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但单一政策难以扭转结构性趋势。 在此背景下，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构建“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共同框架”。这一框架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间全面实施。业内普遍期待，中国作为2026年APEC会议的主办方，预期为机制运作提供制度支撑。姜昊求所长表示，在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与银发产业的协同作用下，两国将共同探索互利共赢合作路径。 他指出，回顾去年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双方对彼此的经济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着中国制造业与技术领域持续升级，韩中关系有望从过去的垂直分工结构，逐步转向水平竞争与并行发展。这一转变并非短期政治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双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互补性减弱，摩擦反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空间收窄，而是合作重心转向未来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 分析认为，韩中两国在首脑会谈中提出“水平协作”为竞争中的务实选择。姜昊求所长强调，交流仍是缓和摩擦、重建信任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旅游、文化与服务产业等领域。 近期中日关系明显趋紧，可能对韩中关系产生间接影响。分析指出，在东北亚局势复杂化的环境下，中国或将格外重视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外交，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持地区整体平衡。 如果李在明访华行程如期推进，且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将对韩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这不仅有助于修复政治互信，也可能在新能源、制造升级、供应链协作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有望实现落地。 在人工智能领域，业界普遍看好韩中合作前景。姜昊求所长指出，韩国在高端半导体、HBM存储器等关键硬件上具备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应用场景、算力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AI产业对能源、数据中心与电力网络的依赖不断增强，两国在电力基础设施、新能源、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领域存在协作空间。如果在技术标准、应用场景与产业链分工上互补，AI合作有望成为水平协作的范例。 在企业层面，韩中企业相互进入对方市场的趋势日益明显。从中国电商平台、智能硬件品牌进入韩国市场，到韩国企业在中国深耕高端制造与内容产业，双方企业正基于市场环境与技术比较优势展开新一轮布局。姜昊求所长指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技术与市场规模做出的理性选择。只要规则透明、竞争有序，水平竞争与合作并行将有助于两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在就业方面，低增长环境叠加AI技术飞速发展，对两国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AI仍以辅助生产为主，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技术应用能力将成为决定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两国应加强技能培训与产业转型的政策协调，以缓冲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 总体来看，姜昊求所长坦言，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但在清醒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沟通与务实合作，仍可构建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关系结构。 新的一年里，韩中两国站在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双方在竞争中能否实现互利共赢，不仅影响韩中关系走向，也将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1. 激活AI产业链 DeepSeek持续扩大生态圈 深度求索（DeepSeek）自上线20天即突破日活跃用户数（DAU）2215万，成为继ChatGPT后的现象级人工智能（AI）产品。其开源模型推动中国生成式AI走向全球，并带动云厂商、芯片及应用层快速部署，形成完整生态。 2.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约2880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回顾2024年工作、部署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任务，并提出提振消费、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绿色转型、保障民生等重点措施；大会还审议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预算草案，并就全国人大代表法修正草案作说明，强调完善代表履职保障和制度机制，以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 3.《哪吒2》票房154.45亿 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密钥于6月30日到期，累计总票房154.45亿元，总观影人次3.24亿，上映至今共打破113项纪录，获得308项里程碑成就，包括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中国影史观影人次冠军、全球影史票房榜第5位、全球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冠军。 4.公布育儿补贴方案 三周岁前每孩每年3600元 7月28日，国家公布育儿补贴制度方案，自2025年1月1日起，所有一孩、二孩、三孩婴幼儿每年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3周岁，已出生婴幼儿可按月折算领取，补贴由父母或监护人向户籍所在地线上申领，预计每年惠及2000多万家庭，该制度旨在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支持生育，同时推动形成更完善的生育友好环境，体现国家“投资于人”的长期战略。 5.中国举行盛大阅兵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9月3日，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了地面方队、装备方队和空中梯队，展示了人民军队新时代建设成果和国产主战装备，宣示中华民族捍卫和平与正义的决心，同时回顾抗战历史，彰显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与军队现代化水平。 6.中共中央发布“十五五”规划建议 中共中央于10月23日提出“十五五”时期发展建议，明确这一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承前启后期。建议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构建强大国内市场和高水平开放格局，持续改善民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 7.“习特会”时隔六年举行达成多项协议 为全球贸易秩序注入信心 10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釜山金海空军基地举行时隔六年零四个月的首脑会谈，双方在稀土出口、芬太尼管制及农产品贸易等领域达成实质协议，为缓解中美贸易冲突、稳定全球经济释放积极信号，并为明年互访及高层对话机制化奠定基础，同时显示务实合作可行，但技术竞争与地缘政治分歧仍存。 8.中国游客访韩热度攀升 免签政策成关键推手 随着中国团体游全面恢复、韩中航班运力回升及韩国政府对中国游客实施免签政策，访韩中国游客数量持续攀升。今年10月访客达47.25万人次，同比增长20.5%，累计人数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然而，由于整体消费能力放缓，免税店销售仍呈下降趋势，消费规模恢复相对滞后。业内认为，延续免签政策的同时，应通过提升游客停留体验、丰富旅游产品和优化城市服务，推动消费增长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9.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 中日关系跌至冰点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言论，引发中方强烈抗议，中日关系降至建交以来冰点，政治互信崩塌、民间交流和经济往来受冲击，中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国内民众自发抵制赴日旅游与消费，体现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的坚定立场。 10.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 12月9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洪章在空间站顺利完成首次出舱任务，历时8小时45分。任务中，张陆率先出舱，进行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武飞随后出舱协同作业，张洪章在天和核心舱内提供舱内支持。航天员首次使用红蓝饰带的舱外服D和E，顺利完成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温控适配器多层罩更换等关键操作。此次出舱任务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紧密配合下圆满完成，展现了我国空间站运行能力、舱外作业保障水平及地面协同支撑能力的稳步提升。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1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随着韩国多胎妊娠及出生率持续上升，且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分析认为，有必要调整政策方向，以降低其对孕妇和胎儿造成的健康风险。 报告显示，在韩国整体新生儿中，双胞胎比例从2015年的3.7%（1.6166万人）上升至去年的5.7%（1.3461万人）。同期，三胞胎及以上的多胎比例也由2.4%（392人）增至3.4%（457人）。以去年为基准，韩国每1000例分娩中双胞胎出生数达28.8例，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极高水平。 在世界多胎出生数据（HMBD）所包含的国家中，韩国仅次于希腊（29.5例），位居第二，几乎是HMBD国家平均水平（15.5例）的两倍。三胞胎及以上多胎出生率同样偏高，每1000例分娩中有0.67例，在HMBD国家中位居首位，是平均水平（0.2例）的约三倍。 分析指出，韩国整体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但双胞胎出生率却居高不下且持续上升，与国际上普遍呈现的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比。报告还分析，在韩国生育年龄不断推迟、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部分家庭倾向于通过一次妊娠和分娩同时生育两个孩子，这种“生育便利主义”正成为韩国特有趋势。 数据显示，韩国产妇平均分娩年龄已从2015年的32.2岁升至去年的33.7岁。双胞胎产妇的平均分娩年龄更高，为35.3岁。此外，接受不孕不育治疗的人数也从2018年的12.1038万人增至去年的16.1083万人，7年间增长约33%。 因此，多胎妊娠与分娩相关扶持政策不断扩展，包括对不孕夫妇医疗补助、高危孕妇医疗费用支持、早产儿支援对策等。此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向多胎家庭提供出生祝贺金、产后调理费用等补贴。然而，报告指出，韩国现有的多胎生育相关政策仍主要聚焦于妊娠期或分娩后的事后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多胎妊娠和分娩对孕妇及胎儿均伴随较高风险，并非为值得鼓励的生育选择。自2000年起，许多国家已推出预防多胎生育的相关政策，有效降低了多胎出生率。 报告强调，有关部门应在孕前阶段加强健康保障，制定并落实降低多胎妊娠率的政策，同时着力提升妊娠期及分娩前后相关支持措施的质量与实效性。

“江北区泳薰小学、城北区友村小学、中区LILA小学……”每到招生季，这些名字频繁出现在韩国家长的搜索记录中，成为网络社区的关键词。作为首尔最受青睐的私立小学，它们今年再次吸引近三万名家长与学生参与入学抽签。然而，与公立小学“零门槛”就近入学不同，首尔私立小学的入学竞争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根据首尔市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26学年度首尔38所私立小学计划招生3614名新生，但报名人数达2.9488万人，平均竞争率为8.2比1，创下自首尔市教育厅限制报考小学数量后的最高纪录。尽管韩国生育率已多年全球垫底，学龄人口持续下降，但私立小学入学竞争却逐年攀升，摇号概率堪比“中乐透”。 在2024年以前，报考首尔私立小学可同时申请多所学校无上限，导致2023年的平均竞争率高达12.6比1，为了缓解过度竞争，首尔市教育厅从2024年起规定每一名学生最多只能报考三所私立小学。 今年起首尔市教育厅首次上线私立小学入学门户网站，报名、抽签、录取所有环节全程线上操作。抽签摇号方式采用由校长输入随机数，再与系统数据合成的“乱机自动抽签”，较之前学校各自抽签的机制更为透明。整个流程还通过优兔（Youtube）全程直播，完全消除“暗箱操作”嫌疑。 与完全免费的公立小学相比，首尔私立小学学费通常在1500万韩元至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至10万元）之间，但家长仍趋之若鹜，折射出韩国社会教育焦虑与育儿现实的深层结构性矛盾。私立小学人气持续升温的核心原因是满足了双职工家庭的托管需求。韩国公立小学低年级通常放学时间为下午1点至2点，双职工父母需要安排一系列跆拳道、钢琴、美术等课外补习班来填补时间上的空白。而私立小学提供延时至父母下班时的多样化课后课程，完善的校车接送服务、高质量的午餐与点心，在校内基本可以“一站式”覆盖学生的学习需求。 尽管韩国政府多年来推进教育改革，但不少家长仍认为奉行“快乐学习”理念的公立小学课程较为轻松，课后照护服务不足。因此对于时间相对不自由的双职工父母来说，私立小学不仅是学习场所，更是安全放心的日间照护机构，可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但也有专家指出，校车虽然便利，但长距离上下学可能增加孩子疲劳，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不足。 其次，在英语教育领域，私立小学“赢在起跑线”上。按照教育部规定，公立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但私立小学从一年级入学起就开始英语课程，多采用外教沉浸式教学，部分学科使用全英文授课。 教育界普遍认为，私立小学持续走红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学生家长对于公共教育的不信任问题。尤其在韩国少子化趋势下，“只生一个孩子，必须给他（她）最好的教育”的投资心理让家长愿意承担高昂学费来换取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专家指出，人口越来越少，但教育“内卷”却越来越激烈。前光州教育大学校长朴南基（音）称，私立小学竞争率连续走高，背后是家庭结构变化、教育需求提升，以及公共教育体系功能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在教育改革未取得根本突破，公立学校提升吸引力之前，私立小学的“入学大战”将持续升温，或成为韩国教育不平等结构的加速器。公立与私立的教育环境差距将越来越大，这不仅关乎每名学生的择校，也是韩国教育公平的重大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