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跟着央视大剧《太平年》游浙江成为文旅爆款，实现了一部剧带火多座城。多位代表委员接受采访时谈及此剧中“纳土归宋”的当代意义，表达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心愿。 与此同时，在韩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一个话题持续数周高居热门榜：“我们难道就拍不出《太平年》这样的剧吗？”韩国观众的这份“着急”，始于对精良制作的欣赏，最终却落在了历史观与创作态度的落差上。他们羡慕的并非8K超高清的摄影镜头，或是用2000多片甲片制成的战甲，而是创作者敢于相信观众能够理解历史人物复杂而深邃的灵魂。 在这场讨论中，剧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成为焦点——这就是出场不足半小时的配角慎温其。这个在吴越国内乱中坚守气节、不肯诬陷旧主的文臣，其“温其如玉”的风骨让中外观众深深着迷。慎温其“忠直传家”的风骨，并非编剧的杜撰，而是一个家族真实的血脉传承。 ▲钱弘俶去世46年后 外孙被任命为吴兴太守 一部《太平年》，揭开了战乱纷争中五代十国的腥风血雨。而吴越国王钱弘俶不计王族之利，毅然“纳土归宋”的壮举，震古烁今，令人荡气回肠。 公元978年，吴越国王钱弘俶遵照吴越国开国国王、其祖父钱镠“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的遗训，为保百姓安宁，主动将所辖13州、1军、86县（约55万户百姓）献给北宋，史称“纳土归宋”。钱弘俶此举，虽是亲手结束了吴越国71年的历史，却避免了一场残酷的战争，使江南富庶之地的数十万生灵免于涂炭。“纳土归宋”被后世视为顾全大局、以民为本、推进统一的历史典范。 据史料记载，钱弘俶“纳土归宋”后，为显示对北宋朝廷的忠诚，“举家迁居”至开封，人数多达3000至5000人，北上的官船达千余艘。从“保留部分亲随与礼制待遇”等记载来看，钱弘俶带入北宋的除了直系亲属，包括子女、儿媳、女婿、孙辈和外孙辈等，还包括部分近臣、侍从，以及家族旁支亲属。据考，当年吴越国都杭州的钱王宗亲，几乎全部北迁。 尽管朝廷厚待有加，钱弘俶也早已彻底放下吴越国王身段，不参与朝政，但他和家族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朝廷监控状态，一步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出来走动，他也终生未能返回吴越故地。 吴越国王钱弘俶少年得志，纵横驰骋，一手打造了人文厚重、经济富庶的吴越之地。今天的长三角以及闽东浙南等富饶之地，正是吴越国王当年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之国。史料记载，钱弘俶生前虽常有意回避吴越往事，但偶有南望故地，凝神良久。钱弘俶去世后，其子钱惟溍本欲率族人南归杭州，被宋太宗下诏阻止，只许在邓州或汴京定居。 在钱弘俶“纳土归宋”几十年之后，北宋进入仁宗朝。宋仁宗赵祯为政仁厚，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极高声誉，被史家公认为“千古第一仁君”。正是在此时期，宋仁宗下了一道诏书：将钱弘俶三公主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钱弘俶的外孙慎镛，任命为吴兴太守（湖州知州）。 ▲文人风骨熠熠生辉 造福一方的慎温其后人 慎镛之曾祖父慎温其，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忠臣，以“临刑不屈”的气节闻名，史书誉之为汉之苏武、唐之颜杲卿。电视剧《太平年》里慎温其的戏份虽不太多，却令观众对“温其如玉”的文臣风骨感佩不已。而正是慎温其宁死不诬旧主的文人风骨和忠孝品行，令吴越国王甚为信任，先后被钱弘佐、钱弘俶两任吴越国王重用，官至元帅府大判官。之后，慎温其的一儿一孙先后迎娶了吴越国王的两位公主，成就了吴越王室和慎氏家族一段“双驸马”的历史佳话。 其中，慎温其的孙子慎从吉，迎娶的是钱弘俶的三公主。现存于洛阳博物馆的吴越王钱弘俶墓志铭所写“次适慎从吉（钱弘俶三公主嫁给了慎从吉）”，二人所生的第三子就是浙江湖州潞村的开基者慎镛。从墓志铭分析，慎镛的母亲三公主应该是孙太真（王妃孙氏）所生，雷峰塔也确是钱弘俶为孙太真所建。 钱弘俶“纳土归宋”后，慎温其率其子孙也随王北上。作为钱弘俶的外孙，慎镛从未倚仗门荫，而是通过科举正途入仕。他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及第，与欧阳修、范仲淹同朝为官。也在当年，宋仁宗任命慎镛为吴兴太守（湖州知州）。 从史料记载看，慎镛自幼聪慧，历任崇文院校勘、礼部郎中等职，并参与校勘《道藏经》和国家地理总志《九域图志》。即便其父亲担任开封府尹后，依然低调如始，律己甚严。母亲对其寄望甚笃。 有宋一代，对钱弘俶及其后人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厚待、严防。钱王子孙所获朝廷待遇颇丰，但均未获实权。唯独钱弘俶外孙这一脉成了罕见的例外。一般的观点认为，首先是宋仁宗的仁厚个性使然，他对钱弘俶的后代，特别是外孙这一支，已经不再刻意防备。其次是对慎温其、慎知礼（慎温其大儿子、钱弘俶墓志铭的撰写者）、慎从吉、慎镛这慎氏四代人的品格和学识上，宋仁宗是高度认可的。 慎镛走马上任，回到了外公钱弘俶的故乡。湖州是吴越国的腹地，是“苏湖熟，天下足”的粮仓，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在这里，慎镛或许想起了曾祖父慎温其曾被贬到太湖边担任“撩浅都”小官负责疏浚淤泥的往事，一心一意疏通太湖溇港。他将家族勤勉务实的精神带到了任上。据地方志记载，慎镛在湖州任太守的三年间，体恤百姓，打击豪强，还曾亲自带人治理地方上惑民的迷信事件，深受民众爱戴。慎镛还与湖州的几家世族大姓进行沟通，彼此消除了隔阂，纷纷为地方经济和教育出力。 ▲崇文尚学、忠义孝悌 守护传承中华文脉千年 慎镛在湖州太守岗位上恪尽职守。从时间推测，慎镛的母亲那时可能还健在。看到儿子回到吴越故地，且有所作为，钱弘俶三公主的内心应该是感到一些宽慰的。不过，慎镛刚正不阿的个性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官场委曲求全。在随后发生的“景祐党争”中，慎镛因坚定支持范仲淹的政治主张，遭到政敌构陷。好在宋仁宗派员深入湖州调查后，发现慎镛为官清廉、德行高洁，所有指控均不成立，最终得以昭雪。此次风波虽未摧毁慎镛的声誉，却让他对朝堂纷争心灰意冷。于是，他辞官定居湖州南门外的潞溪，成为潞村慎氏始祖。 慎镛这一脉定居潞村后，逐渐形成了慎氏家族新的文化根系。根据地方文献和韩国宗亲资料，潞村慎氏自宋至清共出了36位进士，被誉为“一门三十六功名”。其中，明代慎蒙官至监察御史，著有《天下名山诸胜一览记》；其子慎懋官、慎懋赏分别著有《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和《四夷广记》，后者对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录尤其珍贵；清代慎毓林则官至陕甘学政。一个家族的文化脉络与治学传统，就这样跨越朝代，绵延不绝。 还要一提的是，在慎镛去官隐居潞村32年后，宋神宗赵顼于熙宁元年（1068年）又出了一道诏书，命慎镛的侄子慎修出使高丽。慎修后因时代变迁滞留高丽，成为韩国慎氏的开基祖。韩国居昌慎氏大宗会顾问慎宰元接受采访时回忆，自己五六岁起便常听父亲、祖父和宗亲长辈讲起这段家族往事。“最常听到的，就是始祖恭献公慎修原为中国宋朝开封府人士，以使臣身份出使高丽，后来归化，成为我们的祖先。”在他口中，这不是一段遥远的族谱文字，而是从儿时起一代代口耳相传的家族记忆。 这种记忆，也塑造了韩国慎氏后人的精神认同。慎宰元说，在韩国传统社会中，“两班”文化影响深远，慎氏家族一直被视为出过王妃的世家，因此从小便被反复强调身份与责任。家族内部传承最深的教诲，是“忠、孝与奉献”——忠于国家、孝顺父母，并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与此同时，也要守住品格与风骨。每年秋季地方举行时祭，族人聚集祭祖后，长辈都会向后辈讲述家族历史，提醒后人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延续家风。这种传统，至今未断。 慎修虽身在异国，却始终心系故土。相传他曾出资在家乡潞村修建“化龙”“起凤”两座石拱桥，与其伯父慎镛修建的“腾蛟”“天保”两座石桥一道，守护着故乡。也正是这些桥，成为千年后韩国慎氏后裔寻根的重要线索。 事实上，韩国慎氏对中国祖源的确认并非一蹴而就。公开资料显示，1997年前后，韩国慎氏后人曾依据族谱中的“潞溪”“五座古桥”等记载，先后前往甘肃天水、河南开封、浙江衢州等地寻找祖居地，却始终无法与族谱所载完全对应。转机出现在浙江湖州。当地媒体人士在得知韩国慎氏正在寻找“潞溪”和古桥线索后，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家乡湖州吴兴区八里店镇潞村正与这些记载高度吻合。后来经核对，“化龙”“起凤”“腾蛟”“天保”等桥名均与韩国族谱记载一致，韩国慎氏后裔随即赶赴潞村。 据当年接待人员回忆，韩国慎氏后人抵达潞村、见到几座古桥时，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场跪拜，激动地说，在中国找了十多年，去了天水、开封、衢州，终于找到了祖宗的根。2001年，韩国居昌慎氏大宗会访亲团正式到湖州潞村访亲祭祖。此后，这种往来逐渐常态化。慎宰元也表示，二十多年来，随着中韩交流日益频繁，双方宗亲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韩国慎氏曾多次前往中国慎氏聚居地，中国方面也曾回访韩国，并举行欢迎活动。虽然语言不通往往需要翻译协助，但“只要看到相同的姓氏，就会自然地产生亲近感；尤其是在中国看到慎氏聚居地和相关遗迹时，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 如今，韩国慎氏已经繁衍5万余人，分布于居昌等地，并设有多个宗亲分会。韩国宗亲资料显示，慎氏家族已繁衍至32至40代，历史上曾有两位女性被选为高丽王妃，近现代以来则涌现出多位议员、学者、教授与专业人士。在慎宰元看来，这段跨越中韩两国、延续千年的家族脉络，正是两国民间交流中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案例。“今后随着韩中交流越来越多，这类基于家族和文化的联系，会成为促进彼此理解的重要纽带。” 电视剧《太平年》里，慎温其的戏份虽然不多，但那句“温其可死，不可诬主”的台词，却掷地有声。他还在面对迫害者时说：“当官是做事，挖泥也是做事。”这种无论身处何位都恪尽为人为臣的朴素信念，正是这个家族最深的底色。尽管时代在变，但那份源自慎温其的“忠”，与融入血脉的“文”，却始终未变。

由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院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韩中战略对话2026”日前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 本次对话以“韩半岛的和平与韩中关系的未来”为主题，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邢丽菊教授主持。成均中国研究院院长李钟赫教授致辞，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吴心伯教授与成均中国研究院李熙玉名誉院长分别就中美博弈态势及韩半岛和平共存问题发表主旨演讲。双方一致认为即便中美竞争加剧，半岛也不应成为战略竞争的冲突地带。双方强调，稳定管理中美关系是半岛局势平稳的前提条件，应致力于降低战争风险，通过和平共处与缓解紧张局势来维系对话空间。 会议第一议题聚焦于“以中美元首会晤为契机展望美朝会谈的可能性”，由李钟赫院长主持，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教授、首尔大学李贞澈教授、复旦大学韦宗友教授及成均中国研究院安光德研究员参与讨论。 第二议题围绕“韩中元首会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方案”展开，由李熙玉名誉院长主持，汉阳大学申钟浩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詹德斌教授、亚洲大学李王徽教授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牛晓萍助理研究员发表意见，共同探讨今年1月韩中首脑会谈后韩中关系的发展方案。 第三议题围绕“未来中日韩合作的推进方案”展开，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邢丽菊教授主持，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崔龙桓责任研究委员、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王广涛副教授、韩国国防研究院李荣学研究委员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柴琳助理研究员发表意见，并就韩半岛问题的基本前提与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还讨论了李在明总统提出的南北中合作方案。与会专家提议，可通过高铁联合研究、旅游合作、人道主义援助、碳中和等试点项目来缓解当前的僵局。 本次会议是在韩中首脑会谈后所形成的积极氛围基础上，尝试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议题的一次重要尝试。尽管双方在部分议题上仍存在意见分歧，但两国学者均认为，通过加强战略对话来有效管控分歧、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已成为双方的重要共识。

庆北文化观光公社和韩国观光公社12日表示，为抢占中国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赴韩旅游市场，6日至10日面向当地主要旅行社销售人员举办了“循迹 2025 APEC庆州峰会”赴韩旅游产品考察团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将针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的免签政策所带动的赴韩旅游需求，进一步转化为实际访韩客流。 中国东北三省是团体旅游产品销售占比较高的地区。考虑到当地80%以上的相关产品通过旅行社渠道销售，此次活动邀请当地旅行社销售人员来韩，集中开展旅游产品培训及实地体验活动。 据介绍，本次考察团的核心在于将“POST APEC”与“韩中友好”的象征意义与旅游内容相结合。通过把2025年庆州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成功举办以及韩中首脑外交形成的友好氛围融入旅游产品，推出以庆州为中心的主题型赴韩旅游线路，从而带动庆北地区旅游产品在当地市场的销售。 具体来看，相关机构计划重点推广“APEC韩中友好足迹”主题线路，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参观过的庆州博物馆，以及他亲自品尝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庆州皇南饼总店等景点，通过该线路集中展示庆州主要旅游资源。 庆北文化观光公社表示，今年上半年计划将庆州地区接待外籍游客规模较去年扩大20%以上，并将与韩国旅游发展局沈阳支社及中国东北地区主要旅行社合作，进一步推进相关市场营销活动。 庆北文化观光公社营销本部长李相勋（音）表示：“此次考察团不仅是对旅游线路的实地考察，也是向中国当地旅行社直接展示庆州通过举办APEC会议而提升的城市品牌价值的重要契机。”他还表示：“今后将以‘中国国家主席足迹’这一主题为契机，吸引更多东北三省游客前往庆州旅游。”

在韩中人文交流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民间教育与文化合作呈现积极发展态势。 26日，2026年汉语桥俱乐部首尔中心主要业务座谈会在首尔孔子学院举行。来自韩中教育、文化、企业及媒体领域的50余位代表出席活动，围绕韩中教育文化交流项目的深化与创新展开交流。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公使马贵生、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首席副会长李浚植、汉语桥俱乐部首尔中心代表李祯恩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银行、中国南方航空、比亚迪集团等中方企业代表，以及韩国亚太经济协会、韩中全球合作中心、首尔乐园、等韩方机构与企业人士参会。 汉语桥俱乐部首尔中心成立于2022年，在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支持及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协助下设立，是韩国唯一的“汉语桥”官方平台。自成立以来，该中心围绕青年交流、品牌活动及文化传播等领域持续开展项目，推动韩中青少年语言学习与文化互动。 汉语桥俱乐部首尔中心代表李祯恩在欢迎辞中介绍汉语桥俱乐部首尔中心发展历程及阶段性成果。她表示，本次座谈会旨在介绍2026年主要业务规划，并听取各界对韩中教育文化交流项目的意见与建议，探讨企业参与社会贡献、人才交流及文化推广等方面的合作方式。 首尔孔子学院院长李浚植在发言中表示，汉语桥俱乐部首尔中心在青年交流与文化内容传播方面持续开展多样化活动，成为推动韩中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通过本次座谈会的交流与研讨，进一步提升项目实效性，拓展合作空间。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公使马贵生在致辞中表示，韩中互为重要近邻与合作伙伴，汉语推广与教育合作是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韩国汉语教育持续发展，汉语桥俱乐部首尔中心在促进教学交流与民间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大使馆将继续支持相关工作，推动韩中教育文化交流稳步推进。 根据会议安排，活动当天主要介绍包括中国特色大讲堂、“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及青年交流活动、中国文化短视频大赛、韩中教育文化论坛、韩国汉语教师教学研究大会等今年主要交流项目规划内容。与会人员还围绕“韩中教育文化交流促进”及“面向韩国社会的中国文化普及”等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多项建议。 主办方表示，未来将综合各方意见，进一步优化项目设计，探索更具系统性与可持续性的合作模式，推动韩中教育与文化交流在双边关系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桥梁作用。

“中国追赶韩国的时代已然终结，如今轮到韩国追赶中国。”这一判断，正在成为韩国产业界的普遍共识。韩国最新国策研究机构分析指出，中国在多数战略产业领域的竞争力已全面领先韩国。 韩国工业研究院（KIET）近日发布《尖端产业韩中竞争力分析与政策方向》报告。报告指出，随着中国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在机器人、电动汽车、电池、自动驾驶等尖端产业领域，中国已与韩国拉开明显差距。就连占韩国出口总额约30%的半导体产业，中国也凭借人工智能（AI）芯片设计与无晶圆厂（Fabless）领域的优势，正逐步逼近正面竞争的水平。 报告重点比较了半导体、机器人和汽车三大领域的韩中竞争力，其中汽车领域又细分为电动汽车、电池及自动驾驶三个领域。从研发（R&D）、供应链、生产能力、服务体系及需求市场等价值链各环节综合评估来看，除半导体外，中国在机器人、电动汽车、电池及自动驾驶等领域均已整体占据优势。报告特别指出，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领域，韩国竞争力明显不足。与此同时，韩国在价格竞争力方面也落后于中国，市场压力进一步加剧。 不过，韩国在部分领域仍保有优势。在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制造、先进晶圆代工工艺以及全球销售与服务等方面，韩国仍领先于中国。 根据报告，中国的核心优势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与政策扶持，尤其在AI领域，韩中两国体量差距尤为悬殊。根据中国工信部数据，去年中国AI产业规模预计达1.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30%；而据韩国软件政策研究所（SPRi）数据，2024年韩国AI产业规模仅为6.3万亿韩元，差距一目了然。 高丽大学HUMAN INSPIRED AI研究院教授崔炳浩（音）指出：“当前中美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规模经济之争。韩国是否具备参与这场竞争的能力，答案并不乐观。无论是预算、基础设施还是能源领域，差距都十分明显。”他建议，韩国应更加专注于产业工程优化与高端制造效率提升，以此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 另有调查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判断。韩国经济人联合会去年针对十大主力出口行业中销售额排名前1000位的韩国企业开展“韩美日中竞争力现状与前景”调查，并于近日结果显示，在十大出口主力行业中，已有半数被中国赶超。超过六成受访企业（62.5%）将中国列为最大出口竞争国，美国占22.5%，日本仅为9.5%。 展望2030年，选择中国为最大出口竞争国的比例进一步攀升至68.5%；美国为22%，日本降至5%。韩国经济人联合会表示，这一结果表明，企业普遍预期未来韩中两国之间的出口竞争将持续加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发布的中国年度评估报告，并非一份单纯的经济体检报告，更像是一封针对亚洲制造强国结构性挑战的警示书。报告指出，中国存在大规模贸易顺差、实际人民币贬值、产业补贴扩大、内需疲软以及通缩压力等问题，并呼吁加快增长模式转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IMF估算中国对重点产业的补贴规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并建议中期内降至2%左右。这一建议的象征意义在于，它并非单纯要求财政节制，而是希望对产业政策的结构进行重新设计。 IMF认为，中国净出口的扩大使经常账户顺差升至GDP的3%以上，由此带来的外部失衡可能对贸易伙伴产生负面影响。低通胀环境下的实际汇率贬值提升了价格竞争力，但也可能刺激保护主义情绪，形成反向冲击。报告多次提及“通缩”风险，指出若物价持续走低，将侵蚀增长潜力。同时，政府债务快速攀升，未来可能突破GDP的130%，也成为重要隐忧。 当然，这些评估并非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在复杂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中国将技术自主视为国家战略选择，通过政策支持与制造业导向型增长，在较短时间内显著提升了产业竞争力。在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的当下，无论是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动车还是电池产业，各国都在强化自身产业政策。美国与欧洲同样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因此，IMF的建议更多强调国际平衡视角，而非否定各国战略选择。 但报告核心所强调的“增长质量与结构平衡”仍值得认真对待。过度依赖出口与投资的模式在外部冲击面前更显脆弱。若内需与消费无法有效支撑，大规模产能可能转化为过剩，并引发国际摩擦。产业补贴若未转化为生产率提升与技术创新，而仅停留在规模扩张层面，最终可能带来财政负担与效率损失。 在此背景下，中国与韩国都面临相似问题。进入“物理人工智能”（Physical AI）与前沿科技加速发展的时代，两国均拥有从研发到生产、从设计到商业化相对完整的制造生态体系。高度发达的通信网络与数字基础设施，加之重视执行效率的产业文化，使新技术落地速度明显提升。尤其在中国，“速度”与执行力正成为技术商业化的重要推动力。 物理人工智能不仅改变软件层面，更重塑现实世界。从智能制造、自动化物流到机器人系统、能源转型、国防与医疗创新，产业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变革难以由单一国家独立完成。供应链早已跨越国界，技术标准与数据规则亦需多边协作才能稳定运行。 因此，IMF的提醒并非要放缓竞争节奏，而是强调为高速发展建立更稳固的结构支撑。强化内需基础，逐步向消费驱动转型，提高产业扶持政策的透明度与效率——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样对韩国具有现实意义。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对全球需求波动与保护主义趋势尤为敏感。技术投资是否真正提升生产率？产业扶持是否过度集中于少数领域？这些问题都需持续审视。 亚洲的未来不应止于对抗，而应建立在协调之上。若中韩彼此仅视为竞争对手，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亚洲可能陷入分裂格局。但若通过技术合作、供应链稳定、联合研发与标准协同，构建稳固的相互依存关系，亚洲完全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新中心。 在半导体、电池、电动车、氢能、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协作，不仅关乎双边利益，更可延伸至东南亚、印度及中亚地区，形成更广泛的区域合作网络。这是一种“正和”而非“零和”的发展路径。 当然，前提十分明确。技术并非价值中立工具，它可能被用于监控与控制，也可能带来排斥与不公。因此，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真理、正义与自由等普遍价值之上。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速度与方向之间，都需要保持平衡。IMF反复提及的“平衡”，不仅是经济指标层面的要求，更是文明成熟度的体现。 超越技术霸权，走向共存之路，是亚洲面临的时代命题。制造强国的自信与战略产业培育固然重要，但不应以加剧国际摩擦为代价。亚洲承载着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其潜力的释放依赖合作、信任与公平规则的建立。 IMF报告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契机。过度与失衡终将付出成本，但若中韩等技术强国能够在竞争中保持结构平衡与制度理性，亚洲完全可以从地缘冲突的前沿，转变为共存共荣的舞台。在真理、正义与自由的价值框架下设计技术与制度，才能让我们从“发达国家”迈向“成熟文明”。

11日，韩国大伦律师事务所与韩中联合会在首尔汝矣岛FKI大楼联合举办韩国企业在华及在越法律风险与实务应对研讨会。 大伦律师事务所代表律师朴东日（音）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经营环境变化加速，中国与越南市场的战略地位对韩国企业而言日益重要，在当地开展业务必须更加准确地理解当地法律制度与监管环境，并形成有效的应对能力。他表示，此次研讨会旨在系统分享两国法律政策动态，为企业制定海外发展战略提供切实参考，事务所未来也将持续为企业海外拓展提供更贴近实务的一站式法律解决方案。 大伦律师尹卿元以“中国市场法律风险类型及注意事项”为题发表演讲，重点梳理了企业在华经营须关注的五大领域：合同与投资、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劳动用工以及投资回收。 投资准入方面，尹卿元指出，中国不允许外国人以个体工商户形式经营，通常须设立法人实体或通过并购方式进入市场。2024年修订施行的《公司法》进一步强化了注册资本五年内缴足等要求，企业在投资前须充分了解相关制度变化。 合同管理方面，他特别强调条款表述的严谨性。他指出，若争议解决条款仅笼统约定“履行相关争议”，日后在仲裁裁决的执行或撤销诉讼中可能引发争议，建议对支付、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等具体事项作出明确约定。 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他表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及敏感信息处理均设有严格规定，企业须审慎评估数据跨境传输合规要求及用户单独同意机制的适用问题。 退出机制方面，他提到，投资撤出阶段同样面临复杂的外汇与税务监管。破产并不意味着自动免责，若涉及出资不实或资金往来问题，仍可能承担民事乃至刑事责任，企业在撤资或清算前应做好充分自查。 韩中联合会会长、龙仁大学教授朴胜赞随后以“近期韩中首脑会谈与企业应对战略”为题发表演讲，提出当前韩中关系已进入“5.0阶段”的判断。 朴胜赞分析指出，过去韩中经济合作以垂直分工为主要模式——韩方输出资本与技术，中方提供土地与劳动力。而今，中国在技术积累与资本实力方面已大幅提升，双边关系正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格局。 他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背景下，韩中关系正面临新的战略机遇窗口。他强调，过去六年间，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先进制造领域已发生深刻变化，若企业仍以传统思维审视中国市场，将难以形成有效战略。企业不应在“撤离中国”与“继续投资”之间简单二选一，而应结合自身产业结构与技术趋势，重新设计对华布局。 朴胜赞还提示企业关注中国对韩投资的增长态势。他表示，未来不仅要研究韩国企业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同样须提前研判中国企业进入韩国所带来的法律风险与产业竞争挑战，及早做好应对准备。

韩国国家调查本部长朴星柱将从9日起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与中国公安部就加强跨国犯罪应对合作方案展开讨论。 警察厅国家调查本部当天发布媒体通报称，此次访问是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落实韩国警察厅与中国公安部此前签署的业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的后续举措。 此行目的在于签署附属协议，明确双方在合作应对犯罪中的具体执行方案，确保相关合作能够实际运用在一线执法层面。附属协议将包括指定双方机构的专门联络窗口，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等实质性合作方案，以构建稳定、持续的应对犯罪合作基础。 据悉，朴星柱还计划与中方就共享电信诈骗犯罪信息、追踪犯罪收益，以及抓捕外逃嫌疑人等实质性联合调查方案进行深入交流。 此外，外界普遍关注韩中执法机构是否会借此次会谈讨论涉及韩国电商平台Coupang用户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案件的相关问题。警察厅表示，关于个别案件是否开展合作以及具体调查内容，将在相关国际协作程序结束后另行对外说明。 警方正在调查Coupang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一案，该案嫌疑人为一名曾在Coupang负责认证系统开发工作的中国籍前员工。韩国检方已取得法院签发的逮捕令，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嫌疑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不过，尽管韩中两国已签署罪犯引渡条约，自条约生效以来，中方尚未接受过韩方提出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请求，相关程序因此进展缓慢。

在中国人口持续负增长的背景下，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或已跌破“1”。同时，中国新生儿数量或已倒退至清朝时期水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总人口同比减少339万人，降至14.0489亿人，创下自2022年以来最大年度降幅。从结构来看，死亡人口由2024年的1093万人增至去年的1131万人；而新生儿数量则由954万人骤降至792万人。此外，出生率降至5.63%，创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纪录。 结合历次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变化，以及国家统计局近年发布的数据，专家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已降至建国以来最低水平。 此外，衡量人口生育水平的常见指标——总和生育率也可能大幅下滑。总和生育率指假设一批同时出生的妇女按照某一时期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且无一死亡的情况下，平均每个妇女所生育的子女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需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稳定。若低于该水平，人口将出现减少。 数据还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曾在1971年高达5.5，但仅时隔20年时间便降至2.1。相比之下，全球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3历时58年，即便仅以东亚地区为例，也需要30年才能降至2.1，可见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国家。具体来看，2022年中国生育率已降至1.07；2023年以后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专家推测，去年中国生育率约为0.97至0.98。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陆杰华同样表示，去年中国生育率很可能已跌破1，水平或略高于韩国（2024年为0.75），与新加坡（0.97）相差不大。 中国政府亦已正视人口下降问题。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与计划生育政策叠加影响，导致人口出现下降趋势。报告预测，由于初婚年龄上升、生育意愿减弱、育龄女性规模缩小以及不孕不育比例上升等四大因素，中国生育率今后仍可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报告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15至49岁育龄女性规模每年将减少约286万人，其中20至40岁核心育龄女性年均减少约191万人。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为23.8317万人，时隔九年首次回升，同比增加约8000人。去年截至11月，新生儿数量同比增长6.2%，创下十八年来最高增幅。 尽管整体出生率呈现触底回升态势，但30至34岁女性生育率依然低迷，而37至49岁人群的生育率持续上升，反映出婚育年龄整体后移的结构性趋势。 数据显示，35至39岁女性的生育率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上升。这一年龄层女性的生育率自去年1月起持续呈现上升趋势，当月同比增加8.7人，保持稳步增长态势。40多岁女性的生育率同样连续11个月实现增长或持平，未出现下滑。 然而，30至34岁女性的生育率出现放缓迹象。尽管上半年保持较为稳固的上升势头，但去年10月和11月已连续两个月同比下降。20多岁人群的生育率则呈现反复波动走势。其中，25至29岁女性生育率在9月至10月出现小幅回升，但11月再次转为下降；24岁及以下人群整体呈现小幅下滑或持平态势。 随着结婚年龄整体推迟，首次生育的时间也不断延后。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从2015年的30岁上升至2024年的31.6岁，9年间提高了1.6岁。 在韩国社会，求学、就业、结婚、生育等的人生阶段顺序变动明显。研究指出，若求职与初期资产积累周期被拉长，婚姻与生育等组建家庭将随之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分析强调，应在促进青年群体顺利进入劳动市场的同时，加强对住房保障与初期职业发展的支持。 分析指出，韩中两国20至34岁“年轻人口”规模缩小、初婚与初产年龄上移、育儿成本上升以及经济与就业不确定性增加，均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作为韩国现代政治史的见证人，亦是韩国进步阵营足以倚重的参天巨木，前国务总理李海瓒于上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因病逝世，享年74岁。他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政治家，更是上世纪70年代投身反独裁斗争的钢铁斗士，是1980年代屹立于民主化运动中心的革命家。进入1990年代以后，他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先后主导了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李在明这四届民主党系政府的诞生，被誉为韩国政坛的顶级战略家（Kingmaker）。 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他毅然以此生最后一份公职——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简称“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的身份，为疏通极度僵化的韩朝关系而东奔西走。正是在这为国操劳的旅途中传来的噩耗，不仅震撼了韩国政坛，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沉的悲痛。本报将回顾这位以“剃刀”般的锐利剖析时代、以“锥子”般的质询刺破不公的政治巨擘长达50年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历程。 ▲青阳之子 从广场书店主人到“革命家”的蜕变 李海瓒1952年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深受曾在“4·19”革命时期担任面长的父亲刚正不阿的公职观影响，自幼便怀揣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在就读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1974年，正值朴正熙政权宣布“十月维新”，企图永久执政的黑暗时期。李海瓒因反抗维新独裁而卷入“民青学联事件”并遭受逮捕入狱，从此踏上了布满荆棘的苦难之路。当时在狱中遭受的长达一年的残酷拷问所留下的后遗症，虽然终身折磨着他的肉体，但这反而成为了他将绝不与独裁权力妥协的钢铁意志铭刻于骨髓的契机。 出狱后，身为受监视对象的他选择了一条为当时窒息的社会开辟“思想解放区”的道路。1978年，他在首尔新林洞开设了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次年又创办了出版社“石枕”。即便在军部独裁政权严酷的审查与监视之下，他仍坚持出版了《全泰壹评传》、《解放前后史的认识》等揭露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时代必读书籍。这里不仅是书籍流通的场所，更成为了当时渴望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交换信息、讨论时局的“革命根据地”，为1980年代波澜壮阔的民主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从“听证会明星”到掌控国政的“实权总理” 1987年“六月抗争”胜利后，他加入和平民主党正式步入政界。在1988年举行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他于首尔冠岳乙选区出马，虽然资金和组织处于劣势，但他以“清算独裁”的口号力克执政党重量级人物掀起当选狂潮。随之而来的“第五共和国听证会”更是让他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明星。他手持光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照片，以缜密的逻辑和犀利的言辞，义正词严地追问全斗焕政权实权人物，那如“锥子”般刺痛当权者痛处的风采，给国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此后，他作为卓越的政策专家与行政家，亲自重新设计了韩国的国家系统。作为金大中政府的首任教育部长官，他推行了缩短教师退休年龄、废除强制晚自习等破格改革。特别是为了打破应试教育弊端，他提出了“只要有一项特长就能上大学”的口号。虽然这一政策初衷良好，但也因引发学生学历下降的争议，诞生了所谓“李海瓒一代”（1983年生人）的社会名词，留下了毁誉参半的评价。 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他作为获得总统全权委托的“责任总理”，展现了惊人的行政掌控力。他不仅圆满解决了历届政府都棘手的核废料处理场选址问题（最终定址庆州），更将因宪法法院裁定违宪而面临搁浅危机的新行政首都建设方案修正为“行政中心复合都市（世宗市）”并最终贯彻落实。世宗市的诞生，是李海瓒追求国土均衡发展政治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20年执政论”与系统政党的完成 李海瓒生前多次强调：“为了纠正被保守既得利益集团倾斜的运动场，进步阵营必须实现长期执政。”这一信念在他2018年当选执政党代表后，具体化为著名的“20年执政论”。他认为政策的生根发芽至少需要20年乃至50年的连续执政。为此，他致力于构建以党员为中心的“平台政党”，并引入了旨在杜绝派系私相授受的透明“系统公推”机制。这套系统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助推民主党创纪录地以此获得了180个席位的压倒性胜利，彻底改写了韩国国会版图。 即便经历了2022年大选的失利以及随后的政治激变期，他依然自愿担任非主流出身的李在明总统最坚实的后盾与政治导师。作为一手促成李在明政府诞生的头号功臣，他将人生的最后一份公职留给了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一职。 ▲“中国通”：构筑韩中信任桥梁的外交家 李海瓒不仅是国内政治的高手，更是韩国政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博览历史书籍，崇尚将政治哲学与历史潮流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与中国领导层的理念多有共鸣。除了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个人渊源外，他与中国领导高层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李海瓒曾于2003年作为卢武铉的特使访华，搭建了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沟通桥梁。2017年他再次作为文在寅总统特使访华，为因“萨德”而陷入冰点的韩中关系打开了恢复的突破口。 2020年，他与访韩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深入交谈，被认为是最受中国方面信任的韩国元老政治家。他深知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协作，因此始终强调“均衡外交”的重要性。 ▲留下的课题：开启“后李海瓒”时代 上月25日，李海瓒在出席民主平统亚太地区会议后，准备从越南胡志明市启程回国前夕，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倒下。据悉，他在出国前就已身体不适，但以“不能打破公职约定”为由强行推进了最后一次出访行程，试图通过第三国接触朝鲜方面，寻找半岛和平的线索。越南政府对其给予“特A级”的最高礼遇，中国政府亦表达深切哀悼。 如今，韩国政坛特别是进步阵营，面临着名为“后李海瓒时代”的巨大考验。曾经统摄亲卢、亲文、亲明等各派势力，稳固掌握党内重心的离去，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他毕生心血浇灌的行政首都世宗市的最终完成，以及尚未竟全功的半岛和平体制构建，如今已成为留给后辈政治家们的沉重而神圣的使命。 他在独裁的监狱中度过了苍翠青春，在议事堂的讲坛上呐喊着民主，作为行政部的首长经营了国家。战略家李海瓒，虽然他的肉体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所设计的政策蓝图与系统，依然深深地烙印在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将持续呼吸、跳动。 1952 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 1974 在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期间，因“民青学联事件”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 1978 开设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与出版社“石枕”，传播民主思想。 1988 在第13届国会选举中当选（首尔冠岳乙），在“第五共和国听证会”上大放异彩，获“听证会明星”美誉。 1997 担任金大中总统候选人企划本部引长，促成DJP（金大中-金钟泌）联合，实现首次政权水平交替。 1998 就任第38届教育部长官，推行果断的教育改革（引发“李海瓒一代”争议）。 2004 就任第36届国务总理，行使总统赋予的内政全权，确立“责任总理制”，推进世宗市建设。 2009 担任故卢武铉前总统葬礼执行委员长，后任卢武铉财团理事长，团结亲卢势力。 2012 当选第19届国会议员（世宗特别自治市首任议员）。 2018 当选共同民主党代表，确立不可逆转的“系统公推”制度，提出“20年执政论”。 2020 亲自指挥第21届国会选举取得180席压倒性胜利后，宣布退出政坛一线，致力于培养后进。 2025 就任李在明政府的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首席副议长，致力于改善韩朝关系。 2026 1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执行公务途中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