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自2004年引入每周五天工作制后，时隔21年劳动市场乃至经济社会整体将迎来重大变革，应对低生育老龄化、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大势所趋，劳动界要求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呼声水涨船高，政府将此列为重点国政课题，出于对人工成本上升和青年就业萎缩的担忧，劳动界对此虽忧心忡忡，但在无法回避的时代变革背景下，预计相关议题讨论将持续升温。 ▲4.5天工作制+延长退休年龄=可持续就业模式 据雇佣劳动部8日消息，以2022年数据为准，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904小时，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时间1719小时高出185个小时。在OECD成员国中，仅次于哥伦比亚、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智利和以色列五国。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面向主要31个国家实施衡量工作与生活平衡水平的“时间主权”调查结果显示，韩国的劳动时间高居第3位，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仅排名第20位。 随着人工智能（AI）普及，生产力创新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长期劳动不仅影响劳动者的生活质量，还导致经济丧失活力，因此对4.5天工作制的讨论应运而生。 65岁以上人口占整体人口比重已达20.3%，韩国已跑步进入超高龄社会，推迟退休年龄迫在眉睫。按照目前趋势，2030年韩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达25%，2050年将超过40%，社会将面临劳动力低下、养老金及福利负担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等棘手问题。 目前讨论的基本框架是将延长退休年龄与每周4.5天工作制相结合，通过减少工作时间，保障长期雇佣和共享工作岗位，从而巩固社会经济稳定，构建可持续就业模式。 ▲“一刀切”推行或引发副作用 但在韩国劳动市场双重结构局面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贸然进行调整可能进一步扩大差距。2016年，韩国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后，引发福利集中于大企业高龄员工、提前退休增加等副作用。 韩国银行（央行）日前在与首尔大学教授金大逸的共同研究中指出，在维持现有工资与雇佣体系的前提下，仅延长退休年龄，可能反复导致青年就业萎缩、提前退休增加、劳动市场两极化加剧等问题。 根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的统计，有关工资封顶的法律诉讼在2022年为121起，去年大幅增至292起。去年提前退休人数较2013年增长87.3%，远高于同期正常退休人数增幅（69.1%）。 从企业立场来看，生产效率下降和人力成本增加是最头疼的难题。韩国经济人协会推算，延长退休年龄5年后，60-64岁的高龄劳动者雇佣成本将达到30.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50亿元），这一数字可雇佣90万名25-29岁的青年劳动者。 难以实现在海外生产或自动化的中小企业将首当其冲受到打击，自实施每周52小时工作制后，研发领域已出现成果下滑势头。 延世大学经济专业教授梁峻模称，中小企业“招工难”非一日之寒，（若推行每周4.5天工作制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力短缺，最终不仅将令企业和员工受到损失，也将打击国家整体经济。 ▲已获社会民意广泛认同 尽管利益相关方各执一词争论不相上下，李在明政府成立后将这一议题纳入国政课题，预计相关讨论将提速。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承诺将韩国平均劳动时间缩短至OECD平均水平以下，计划在今年年内推动立法并出台政府支持方案，推进每周4.5天工作制及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至65岁。 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强调，在工资不减少前提下可实现每周4.5天工作制，将通过社会对话和立法推进延长退休年龄。 韩国最大工会组织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日前在李在明会面上表示，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已势在必行，必须果断引入每周4.5天工作制示范项目，将明年打造为缩短工作时间的历史性元年。 现代汽车工会近来举行罢工，要求加薪、延长退休及推行4.5天工作制。全国金融产业工会也定于本月26日举行总罢工，提出同样要求。 韩国Research今年2月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1%的受访者赞成每周4.5天工作制，但60%受访者认为减少工时的同时工资应维持原有水平。但企业方面仍担忧生产力下降和成本上升，主张应同时调整工资与就业。预计相关讨论今后仍将面临不小阻力。

5日上午，由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主办、韩中经济文化教育协会和韩国中国语教师会协办的2025年度“韩国小记者中国行”启程仪式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举行。来自韩国各地的26名优秀中学生和高中生，将于本月5日至10日开启为期六天的中国行程，访问云南和北京，开展文化体验与互动交流。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韩中经济文化教育协会理事长申京淑及首席副会长权永照、韩国中国语教师会会长柳俊荣出席了仪式。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高度重视中韩青少年交流，本次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今年的交流活动旨在通过青少年间的直接互动，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的理解，并留下难忘的实践体验。 戴兵在致辞中表示：“中韩是隔海相望的邻国，各方面联系紧密。两国文化相通，从汉字、儒家思想，到传统礼仪、艺术与建筑，都记录着数千年的交流印记。两国经济交融、人缘相亲，民间友好互动频繁。”他指出，邻国关系就如同学校里的同学，接触多了难免出现分歧，唯有友好相处、相互尊重、妥善管控分歧，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实现共同繁荣。戴兵鼓励学生们以亲身体验加深对中国的理解，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及现代发展成就。 权永照在致辞中强调：“韩国与中国于1992年建交，2025年既是中韩建交33周年，也是韩国光复8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希望大家作为青少年记者，认真观察、深入体验，真实记录所见所闻，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他同时介绍，韩中经济文化教育协会自2007年起持续举办韩国中文演讲大赛，致力于发掘和培养青年人才。他勉励学生们保持荣誉感与自豪感，积极传播交流经验，推动更多青少年关注中韩交流。 据了解，此次交流团首站将前往云南，参观石林等自然景观，体验多民族文化，并走访全球最大的花卉交易中心。随后抵达北京，行程包括参观故宫、北京大学，以及考察经济开发区内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等前沿科技成果。学生们还将旁听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并与发言人进行互动问答，以增进对外交工作和中韩关系的理解。 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学生代表，感受到他们对交流活动的热情与期待。来自蔚山外国语高中的高二学生李昇沇表示：“我是通过‘韩国中文演讲大赛’获得参加机会。虽然学了很多年中文，但从未去过中国，这次活动对我意义非凡。我希望留下许多新的回忆。”她介绍，行程以文化体验为主，也将与中国学生直接交流，她最期待北京外交部蓝厅的参访及与发言人的互动。李昇沇还希望通过自身经历，激励更多青少年关注并参与中韩交流。 来自忠清南道扶余高中的高二学生吴柾弦同样充满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前往中国，能够亲身体验中国文化，并与当地青少年直接交流，这段经历对我非常宝贵。”作为学生代表，他既感到责任重大，也充满兴奋。他最期待与中国朋友用中文交流，并计划记录旅行见闻，分享对中国发展的观察。他表示，希望通过自身体验推动两国青年顺畅沟通，同时也将继续坚持学习中文。 仪式上，学生们进行了庄重的宣誓，承诺珍视与中国青少年的友谊，互相尊重、积极合作，并接受戴兵授旗，寓意双方青年交流新征程的开启。出征仪式结束后，师生与嘉宾合影留念。 在接下来的六天中，学生们将深入中国校园与社会，体验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文化氛围，通过实践理解中韩文化和社会差异。值此中韩建交33周年之际，这批青少年记者将以自身经历为纽带，为两国青年交流书写新的篇章，也为未来中韩民间往来注入更多理解与活力。

韩国政府明年将大幅加大对内容产业和文化领域的投入力度。文化体育观光部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部门2026年预算案为7.796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9亿元），较今年增加7290亿韩元，增幅达10.3%。 在各领域预算中，文化艺术领域为2.6388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0.8%；内容产业为1.6103万亿韩元，同比增长26.5%；旅游领域为1.474万亿韩元，同比增长9.4%；体育领域则为1.6795万亿韩元，同比小幅增长0.3%。 为推动韩国内容产业发展，政府将“文化·电影投资母基金”和“战略·全球联盟基金”等韩国内容基金的出资规模从今年的2950亿韩元大幅提升至4650亿韩元，增幅达57.6%。 同时，为推动K-内容走向世界，政府计划在全球主要城市打造海外文化机构集群——“全球K-文化枢纽”，相关预算为2597亿韩元。此外，还将拨款155亿韩元建设“K-内容复合型文化空间”，投入70亿韩元支持“青年K-文化全球先锋”项目，培养青年的国际视野和能力。 在人工智能（AI）领域，政府将大幅增加相关预算投入。AI内容制作扶持资金从今年的80亿韩元激增至238亿韩元，增幅近200%。同时新设“AI特色内容学院”，投入192亿韩元。 政府对青年艺术家的支持力度也将加强，安排180亿韩元预算保障其稳定的创作活动，并投入68亿韩元用于国立艺术团团员招聘。 文学领域扶持资金预算由99亿韩元增至206亿韩元，音乐剧扶持预算从31亿韩元大幅提升至241亿韩元。此外，演出、展览等地方巡回次数由每年400次扩充至1200次，预算达1123亿韩元。 为振兴地方旅游业，政府将投入65亿韩元，新设“地方旅游支持制度”，对前往人口减少地区（20个市郡）的游客报销50%旅游费用，上限20万韩元。劳动者国内旅游补助规模也从70亿韩元增至107亿韩元。 在海外推广方面，韩国旅游海外广告预算从234亿韩元提升至345亿韩元，“全球旅游特区”预算从8亿韩元扩大至32亿韩元。同时新启动“K-地区旅游项目”（50亿韩元）和“K-美食街文化旅游振兴”项目（25亿韩元），进一步增强地方旅游吸引力。 体育领域方面，政府将投入883亿韩元用于大型公共体育设施维修，新设75亿韩元老年人运动项目。为解决优秀运动员在高中毕业后的培养空白问题，将推出“准国家代表培养制度”，预算30亿韩元。同时，退役运动员就业支持项目预算也从50亿韩元增加至80亿韩元。

韩国保健福祉部委托社会保障信息院于5日发布的《基于“孤独死”案例的原因剖析与预防体系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孤独死案例中有44.3%为基本生活保障受益人群（低保人群）。这表明，即便处于社会安全网之中，仍有人难以避免孤独死。 “孤独死”是指一个人独自生活、与家人或亲戚断绝联系、因自杀或疾病死亡，且尸体在一定时间后才被发现的情况。 研究显示，孤独死并不限于特定年龄段，其中50至60岁的中壮年男性占比超过半数。这类群体多因失业、创业失败或离婚等突发生活危机而与社会隔绝，习惯自我孤立，不轻易寻求帮助。专家认为，这一现象已超出个体脆弱的范畴，反映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报告还指出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潜在孤独死”现象。即便与家人同住，如果失能老人因照护者意外去世而无人照料，也可能孤独死去。福利制度的盲区，使这些本可避免的悲剧仍在上演。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群体的孤独死问题也日益严峻。学业和就业压力、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以及精神健康问题交织，使部分青年在困境中选择自我孤立，甚至采取极端行为。如何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稳固的社会融入渠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报告通过对特定地区的“社会性尸检”发现，居住环境也是关键因素。廉价单间和考研住宿密集区人口流动性高，邻里关系疏远，匿名性强，这加剧了社会孤立，使居民在危机来临时难以获得援助。 专家呼吁，应超越零散应对，尽快建立系统化的孤独死预防机制，包括整合福利、医疗、就业、住房等信息，提前识别风险并主动干预；完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避免引发家庭关系紧张；同时重建紧密的社区联系，修复社会关系网络。 报告最后强调：“孤独死并非个人过错，而是全社会的责任。倾听邻居的无声呼救，建设可靠的社会支持网络，是韩国社会亟需面对的重要课题。”

“文凭越来越多，岗位越来越少”这句在中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精准折射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态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突破1200万人。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内需增长乏力与经济结构转型等多重压力之下，市场吸纳青年就业的能力持续减弱，就业信心亦呈下滑趋势。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6月，全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学生）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5%，创近12个月最低水平，显著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平均失业率5.2%，显示出青年就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核心挑战。 随着毕业季来临，超过1222万名应届毕业生集中涌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岗位竞争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环境，越来越多青年选择以“缓就业”方式暂避压力，包括报考公务员、攻读博士学位、申请出国留学，甚至主动延迟毕业。社交媒体上，诸如“毕业典礼与外卖员身份转场”类的内容一度成热梗，突出青年群体在就业困境中的自嘲与无奈。 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国企，也在今年明显缩减招聘规模。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今年计划招聘人数仅为4530人，同比大幅减少近69%；中国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招聘规模也分别同比下降47%和34.8%。有分析认为，当前就业环境趋紧，根本原因在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影响。尽管双方此前通过多次对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贸关系，但平均仍维持在30%左右的高关税，持续对中国出口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 据统计，美国曾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导致近9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流失风险。虽然后续关税水平有所回调，但仍预计有400万至600万个岗位受到实质性影响。高盛集团警告称，若贸易摩擦持续升级，1600万个出口相关就业岗位或将面临潜在威胁。即便关税出现下调，制造业就业稳定性亦难以迅速恢复。 在宏观政策层面，中国政府正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稳定就业市场。中国人民银行近期推出新型货币政策，为养老、护理及其他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低成本融资支持；同时，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较强行业的资金注入。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在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企业招聘需求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公共政策咨询机构安邦分析师陈力指出：“高校毕业生仍大量聚集于易被人工智能（AI）替代的传统行业，结构性错配问题不断加剧。若青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可能引发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家庭矛盾激化，甚至社会不稳定等连锁反应。” 今年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第二轮升温趋势，为市场前景再添不确定性。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再度抬头，美国政府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关键行业加征新一轮关税。届时，可能引发出口行业新一轮裁员潮。 同时，中美贸易博弈呈与以往不同的“质变”。美方不再局限于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是将制裁范围扩展至新能源、电动汽车、AI芯片、绿色技术等代表未来产业竞争核心的领域，这使中国重点推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承受外部压力，原本吸引大量青年人才的新兴行业也逐失去增长动力。一位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应届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曾以为进入AI和新能源赛道就是踏上快车道，可如今外资撤离、项目缩减，连面试机会也减少。” 此外，青年群体中的“低质量就业”现象正持续蔓延。在难以获得专业匹配岗位的背景下，越来越多毕业生转向外卖配送、直播助理、微商等灵活就业形态。这类岗位普遍存在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其中16至30岁青年占比超过30%。有分析认为，这种“被动灵活”的就业状态不仅掩盖了真实失业水平，也更加深了青年群体的职业焦虑与社会流动困境。 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中，每一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波动，都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前途与一个家庭的生计。在结构性矛盾凸显、外部环境冲击持续以及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切实筑牢“就业底线”，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直面并破解的重大命题。

一项调查显示，自韩国“6·27贷款调控”政策实施数月以来，首尔小户型公寓的月租交易量显著上升。受全租贷款额度收紧影响，租客可选择范围收窄，市场供应房源明显减少。行业分析指出，该贷款调控政策加剧了普通民众在居住方面的经济负担。 据韩国国土交通部于3日公布的实价交易系统数据，今年7月，首尔6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公寓的租赁交易中，月租占比达54.5%，环比（51.8%）上升2.7个百分点。小户型公寓的月租比例自6月起已超过五成。考虑到目前数据统计尚未完全结束，该数值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业内分析认为，受贷款限制政策影响，首都圈全租贷款额度缩减，是推动月租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在全租价格并未出现下降的背景下，租客实际可支配资金减少，促使更多人转向月租模式。根据“6·27贷款调控”政策，青年群体的全租贷款上限从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2.2万元）降至1.5亿韩元，新婚夫妇的贷款额度也从3亿韩元下调至2.5亿韩元。此外，韩国住宅城市保障公社（HUG）的首都圈全租贷款担保比例也从90%降至80%。同时，新规要求购房者在办理住房抵押贷款后六个月内必须完成迁入申报，这也进一步抑制了全租市场的供应，推动月租需求上升。 小户型公寓的月租比例涨幅显著高于其他面积。数据显示，首尔整体公寓租赁交易中月租占比在6月为42.3%，7月升至43.9%，政策实施前后一个月内增长1.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大户型公寓（专有面积135平方米以上）的月租比例仅从37.2%小幅升至38.3%。 有观点认为，此次贷款管制对资金实力不足、高度依赖贷款支付全租保证金的群体影响最为显著。NH农协银行房地产专家尹秀敏（音）表示：“小户型公寓的全租需求群体普遍资金储备有限，对贷款依赖度较高，因此直接受新规冲击。从年龄结构看，青年群体所受影响尤为突出。尤其在贷款审查趋严的态势下，越来越多租客正转向月租模式。”

2025仁中论坛（INChina Forum）2日在仁川松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转型期的世界与中韩关系”为主题，旨在纪念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实施十周年和仁川-青岛结好30周年，为两国搭建多层次交流对话平台。 本次论坛由仁川市政府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仁川研究院、仁川商工会议所、仁川大学中国学术院、仁川文化财团、仁川人才终生教育振兴院、仁川旅游发展局、现代中国学会等机构共同承办。 论坛主要活动包括中韩专家对话、中韩青年对话、观众互动问答等环节。此外，论坛还为两国企业提供了合作交流平台。仁川市邀请25家中国企业与韩国中小企业现场对接洽谈，并与中国友好城市代表团深入交流。此外，第八届仁川—威海地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同期召开，进一步深化两市外交合作。 仁川市市长刘正福在致辞中表示：“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仁川市将继续深化中韩城市外交。明年恰逢仁中论坛成立十周年，我们将携手仁川市民，把论坛打造成更加充实、更具意义的交流平台。”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致辞中强调：“仁川一直走在中韩交流合作的前列。今后希望在人工智能、绿色经济、先进制造、生物科技、数字经济和海洋经济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中韩合作空间。” 仁中论坛于2016年由仁川市政府主导成立，汇聚仁川与中国交流合作的丰富经验，致力于打造仁川与中国交流、商务、知识共享平台。仁川市每年通过举办国际会议，积极发挥平台在对华交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贫困经历与低学历会延缓青年就业、独立和结婚进程，并加剧相关负面影响及抑郁情绪。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1日发布《青年转型路径变化的影响及人口社会政策含义》报告，并于2日公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韩国福祉面板调查（KoWePS）2005年至2022年的数据，对约1200名年龄在24至39岁的青年进行分析，将人生阶段划分为20多岁、30岁前期和30岁后期，并通过时序分析测算其40岁时的生活质量指标。 研究结果显示，有贫困经历的青年在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这四类人生事件上的实现情况明显低于未经历贫困的群体。具体来看，39岁时未经历贫困的青年中，完成四项人生事件的比例为48.69%，而有贫困经历者仅为35.26%，整体平均水平为47.04%。 即便已经毕业并就业，但仍未能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在贫困群体中为16.03%，非贫困群体则为12.33%，差距依然明显。更为突出的是，25岁时，贫困青年中毕业后仍未就业、独立生活或结婚的比例高达25.64%，至39岁时仍有10.9%；而非贫困青年在25岁时仅为8.1%，至39岁则降至不足4%。 研究团队分析指出，贫困群体从毕业到就业的转型较为迟缓，即便顺利就业，他们在实现独立生活或结婚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 学历水平同样影响青年的人生进程，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完成毕业、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四类人生事件的比例明显低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进一步分析显示，四类人生事件的发生时间与40岁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就业越迟，抑郁情绪越强，自尊水平越低。研究团队指出：“失业不仅导致生活不稳定，同时还会受到因选择全职家庭主妇角色而产生的影响。” 婚姻因素亦不容忽视。未婚或晚婚群体的抑郁情绪明显高于已婚群体，且结婚时间越晚，情感满足度和生活满意度越低。 研究团队建议：“教育、就业、独立生活和结婚等人生阶段若停滞，其负面影响会不断累积。因此，应在青年早期介入，通过政策干预，防止贫困成为转型障碍。” 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涵盖金融支持、社会服务与职业培训的“青年成长账户”，以及推行“参与收入型岗位保障制”，由政府提供如照护服务、气候变化应对等社会必要岗位，帮助青年获得稳定就业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青年岗位持续缩减，韩国劳动力市场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1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20至29岁青年就业岗位总计达291.9万个，较去年同期减少约16.8万个，连续10个季度呈下降态势。 具体来看，制造业（-2万）、建筑业（-2.4万个）、批发零售业（-2.4万个）和通信业（-2.1万个）等行业岗位持续萎缩，青年不断面临就业压力。尤其是制造业，自2018年以来位已连续7年岗位下降，数量从73.7万个减至60.7万个；建筑业岗位则连续7个季度下滑，批发零售业更是出现长达12个季度的下降趋势。 统计厅相关人士表示：“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和通信业就业人员主要为20岁以下人群。20至29岁人口规模缩减进一步加剧了该年龄段就业岗位的减少。” 整体来看，韩国就业岗位总数达2053.6万个，较去年增加约1.5万个。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福利需求扩大，推动60岁以上人群就业增加。60岁以上就业岗位达377.6万个，较去年增加19.7万个。其中保健与社会福利业岗位（以养老护理员为主）增长迅速，达到7.8万个；商业设施管理、商业支持及租赁服务业岗位也增长2.2万个。 同时，今年第一季度岗位消失约219.7万个，较去年增加2.2万个。其中制造业岗位减少35.7万个，建筑业则减少49.9万个。岗位消失比例依次为建筑业（22.7%）、制造业（16.3%）和批发零售业（13.2%）。 高丽大学劳动问题研究所教授金成熙（音）表示：“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主要行业持续疲软，加之青年面临‘就业难’，导致就业人数持续下降。此外，面向高龄层增设的保健福利业岗位大多都为短期工，难以反映整体就业状况。因此，政府不仅需出台针对青年就业的对策，也应配套制定中老年群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综合方案。”

长期以来，公务员被视为稳定的“铁饭碗”，但在韩国，这一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薪资待遇相对偏低，年轻人对公务员职位的热情正在快速降温。 根据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及青年层经济活动人口调查附加调查结果，截至今年5月，在20至34岁非经济活动人口中，过去一周内备考7级、9级公务员招录考试的“考公族”人数为12.9万人，同比减少3万人，创自2017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 数据显示，备考一般公务员的青年人数已连续4年呈下降趋势。从各年度来看，2017年为30.6万人，2018年和2019年降至24万人，2020年一度反弹至26.8万人，2021年更是攀升至31.3万人的峰值。但此后人数急剧下滑，2022年骤减至23.9万人，2023年降至21.4万人，去年首次跌破16万人，今年进一步减少至12.9万人。 不仅是一般公务员，其他公共部门职业也呈现类似趋势。备考包括行政高考（5级公务员）专利代理人、会计师等专业资格考试的人数从2021年的10.5万人降至今年的8.1万人。 此外，备考教师资格考试的青年人数从2020年的4万人减至去年的2.3万人，今年维持在2.4万人左右。公营企业和媒体机构的备考人数也从2020年的11.7万人降至去年的8.2万人，今年虽小幅回升至9.2万人，但仍处于低位。 相比之下，今年5月选择进入民营企业就业的青年人数同比增加4.1万人，达到23万人，创下2017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历史新高。 公务员职业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薪资待遇偏低”。韩国人事革新处面向2.7万名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并于去年11月发布结果显示，公务员职业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与民营企业相比报酬偏低”（88.3%）。其他原因依次为“恶性投诉造成的工作压力”（39.8%）、“等级森严的组织文化”（15.9%）。 面对这一现状，韩国全国公务员工会2030青年委员会上月呼吁政府改善公务员待遇，防止人才因经济因素流失。 针对基层公务员流失加剧的问题，韩国总统李在明已在6月国务会议上强调，必须改善初级公务员待遇。人事革新处回应称，将“重点提高低年资、一线及实务岗位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并计划在2027年前将9级公务员起薪提升至每月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