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经济长期萎靡背景下，餐饮住宿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突破90万亿韩元。韩国银行（央行）12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金融机构对餐饮住宿业发放贷款余额为90.426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51亿元）。 餐饮住宿业贷款余额突破90万亿韩元为历史首次，创下自2022年第三季度解除新冠疫情社交距离后，两年半以来的最大增幅。央行自2008年实施此项统计以来，餐饮住宿业贷款余额持续增长。 尤其是新冠疫情重创餐饮住宿业的2020年，贷款余额一年内急剧增长11.3938万亿韩元，此后增幅逐年收窄，2021年和2022年先后减少至7.3016万亿韩元和6.2081万亿韩元，2023年大幅收窄至2.9113万亿韩元。但随着餐饮住宿业整体疲软，去年贷款增幅再度增至3.6192万亿韩元。 分析称，餐饮住宿业贷款持续增加主要是受高利率、高物价等导致消费心理萎缩，从而营业状况每况愈下。尤其是今年第一季度，受去年12月紧急戒严和总统被弹劾导致的政局动荡影响，内需持续冻结。 以销售额为统计标准的餐饮住宿业生产指数第一季度为109.5，同比下滑3.6%，自2023年第二季度起已连续8个季度下滑。第二季度行业也未出现好转，生产指数同比再降2.5%。 上月餐饮住宿业从业人员同比减少6.7万人，创2021年11月以来三年半最大减幅。政府计划加快追加财政预算提振内需，并推动大规模减免债务为小工商业者“减负”。总统李在明在竞选期间曾表示，需要实施实质性的减债，承诺制定贷款综合解决方案，为受紧急戒严影响的商户提供财政支援。

本月14日，距首尔瑞草区一所小学教师自杀事件发生已近两年，韩国教职员工总联合会、教师劳动工会联合会、全国教师工会等组织将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政府切实加强对教师权益的保护。 近期，济州岛一名中学教师因长期受到学生家属投诉而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韩国社会对教师权益遭侵犯问题的关注日益高涨。虽然政府承诺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提出多项对策，但现实中相关措施仍难以落地。 去年3月，光州广域市某中学教师在批评一名无故迟到的学生时，遭到对方暴力袭击。该学生在反抗过程中挥舞椅子，连续三次击打该教师腹部。该教师随即报警，但几天后，涉事学生家属却以“处理不当”为由，反以涉嫌虐待儿童为由举报该教师。根据韩国地方教育厅教权保护委员会的判定，涉事学生最终被勒令转学。然而，该教师在6个月期间多次往返于警局接受调查，期间因遭受精神创伤而进行多次心理治疗，相关费用均由其本人承担。 2023年7月，首尔瑞二小学教师自杀事件发生后，教育界广泛呼吁修改《儿童福利法》等相关法规，指出“情绪虐待”定义过于宽泛，致使教师频频遭遇家长恶意举报。此后，政府和国会推动修法，明确“正当的教育活动不构成虐待儿童”，并设立制度要求教育厅长在有关案件中出具意见书。 为保护教师不受部分家长的过度投诉干扰，韩国教育当局还曾出台措施，整合家长投诉渠道，由校长负责统筹应对，并推行预约制。然而一线教师反映，该制度落实不力，未能发挥实质效果。 根据本月5日中学教师劳动组合公布的调查结果，77.8%的受访中学及高中教师表示已将个人手机号告知学生或家长。该组织指出，为应对确认出勤、升学咨询、处理校园暴力等工作，教师不得不在非工作时间接听家长电话，个人联系方式也就随之泄露。 原本作为改善对策之一的“加害学生与被害教师分离制度”在实施中也面临现实困境。首尔一所小学教师表示：“要保障被分离学生的学习权益，就必须另配一名教师。而在师资紧张的小规模学校里，教师本就身兼数职，再额外承担此类任务压力极大。”韩国教职员工总联合会本部长金东锡（音）也指出：“部分教育厅安排志愿者承担分离照护任务，而另一些地区则由地方政府招聘专人，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制度难以统一。” 教育界普遍呼吁，应从根本上加强对侵犯教师权益的学生及家长的惩戒力度。法务法人YK律师文子媛（音）表示：“教权保护委员会的裁决应具有实效性，必须赋予其责令支付赔偿金和精神治疗费用的权力。” 目前，对学生家长的处分多为书面道歉或参加特别教育课程，但若家长拒不配合，学校方面亦缺乏强制执行手段。 此外，对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修订也成为焦点。金东锡主张，应明确“情绪虐待行为”的定义，并修法规定教育厅长认定教师行为属正当教育活动时，涉案案件无需移交检方。现行《儿童虐待处罚法》则规定，经警方调查后，相关案件必须送交检方处理。 教师劳动工会联合会还主张，应效仿《医疗法》中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制度，将施暴学生对教师的攻击行为列为加重处罚情形。根据现行《刑法》，普通暴力行为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6535元）以下罚款，而医务人员受袭则可被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当晚，各大电视台准备的开票直播节目通过最新科技与精彩内容强势吸引观众目光。尤其是韩国三大地无线电视台KBS、MBC与SBS争相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AI）、扩展现实（XR）等先进技术，打造炫目的视觉效果，并邀请知名评论嘉宾参与，一场激烈的收视竞争拉开帷幕。 ◆科技开票舞台 超大LED亮相 KBS在本次总统选举开票直播中全面引入生成式AI技术，除了基本的候选人得票情况图表之外，还通过AI重现韩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时刻，出口调查倒计时视频也由AI生成。这是生成式AI技术首次在选举节目中全面应用。 MBC推出韩国广播史上最大规模的LED舞台，原有四面屏幕扩展至六面，打造出一个仿佛亲临现场的开票空间。主舞台的LED屏幕宽44米、高7米，通过错视图像技术呈现出震撼的视觉效果。MBC还准备多达40多种选举转播形式，并利用FPV（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拍摄超清画面，结合电脑图像处理技术，为观众提供最佳视听享受。 SBS则挑战“韩国首个XR直播脱口秀”，在虚拟国会、总统办公室等5个3D设计空间中切换演播室场景，增强观众的沉浸体验。 ◆三大预测系统 竞逐“最准预报” KBS启用当选预测系统“Decision K+”。该系统自第16届总统选举起使用至今，能够在开票过程中根据候选人得票率进行“可能性大”“基本确定”“最终当选”状态预测，并以100%的预测准确率著称。 MBC则推出“命中2025”系统，结合出口调查、历史选举数据和实时开票状况，综合分析候选人当选概率。该系统自2014年地方选举起使用，目前已积累10年数据，有望在本次开票直播中展现更高的准确度。 SBS的“有确当”系统则在出口调查与实时开票数据的基础上，评估候选人当选几率，同时结合深入问卷调查，揭示选民心理，丰富报道内容。 ◆重磅嘉宾对谈 解读民意风向 为精准解读此次选举所反映的民意走向，三大电视台还把开票直播与政治脱口秀相结合。 KBS方面邀请进步阵营的共同民主党议员李素永和金相旭、保守阵营的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宰燮和改革新党议员千河岚（音）参与讨论。政治顾问机构MIN代表朴成珉（音）及曾经对于尹锡悦弹劾案准确预测“8:0罢免”结果的前《中央日报》评论委员金璡也加入其中。 MBC的“讨论M”环节由进步派代表作家柳时敏与保守派代表、前《韩国经济》主编郑奎载对谈，MBC时事节目主持人权纯杓担任主持人。此外还另设特别单元“民主主义 is Science”，邀请物理学家金相旭、历史讲师崔兑诚、拥有百万粉丝的优兔（YouTube）科学博主“轨道”共同探讨科学与民主制度的关联。 SBS的脱口秀环节“说总统”则面向年轻观众，集结MZ世代（1980至2010年出生）嘉宾阵容。进步阵营代表包括共同民主党战略顾问团副团长、优兔频道“社长南川洞”主持人吴昶锡，以及前青瓦台青年秘书朴成珉；保守阵营代表则有国民力量党发言人朴敏英与该党中央选举对策委员会发言人白智媛（音）。

韩国统计厅30日发布《4月产业活动动向》显示，韩国产业活动指标时隔三个月再次出现生产、消费、投资三大指标全面下滑局面。受美国对部分商品征收25%关税影响，汽车行业首当其冲，产业生产重回负增长轨道。美国贸易壁垒影响开始在韩国经济数据中全面显现，同时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指标也持续低迷，对内外经济双双陷入停滞局面。 具体来看，剔除农林渔业并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全产业生产指数为113.5（2020年为100），较上月下降0.8%，三个月来首次转为负增长。公共行政、矿工、服务、建筑等各大行业生产均出现下滑，其中矿工业生产下降0.9%，制造业则受汽车（-4.2%）、半导体（-2.9%）等影响，同比下降0.9%。 汽车生产自去年11月（-6.6%）后时隔5个月再次转为下降。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自4月3日起对进口汽车正式实施25%的高额关税。韩国银行（央行）此前发布分析称，如果美国持续当前关税政策，韩国产业中汽车行业或受到最大冲击，这一担忧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此外，现代汽车集团在美国佐治亚州新建的现代汽车美洲新厂（HMGMA）已经开始量产，也成为韩国汽车产量减少的因素之一。统计厅经济动向统计审议官李斗元表示，汽车产量减少主要集中在环保车型和特殊用途车型领域，佐治亚州工厂3月开始全面运营，与关税因素共同导致国内产量下降。 各项内需指标同样呈现负增长。反映服务消费情况的服务业生产指数较上月下降0.1%，继3月（-0.1%）之后连续两个月出现下滑。代表实物消费的零售销售额指数则受半耐用品（-2%）、耐用品（-1.4%）、非耐用品（-0.3%）销量全面减少的影响，整体较上月下降0.9%，也是自3月（-1%）以来连续两个月减少。 4月设备投资环比下降0.4%，连续两个月下滑。在汽车等运输设备方面的投资增长9.9%，但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等机械设备方面投资减少4.5%。反映建筑业生产情况的建筑施工实绩（以固定价格计算）环比下降0.7%，同样连续两个月出现减少，其中土木工程增长6.6%，但建筑工程减少3.1%导致整体下滑。 生产、消费、投资三大经济指标均出现下降，但反映三至四个月平均趋势的景气综合指数依旧呈现上升趋势。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同步综合指数循环变动值环比上升0.2个点，预示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综合指数循环变动值环比上升0.3个点。李斗元表示，4月主要指标受内外不确定性增强、消费心理恢复缓慢、建筑行业低迷等因素综合影响，整体呈现下行趋势。

随着韩国物价持续上涨、住房成本激增及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等多重经济因素影响，传统单一收入模式已难以维系现代家庭开支需求。同时，伴随性别平等意识提升和女性高等教育普及，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逐年攀升，社会逐步摒弃传统儒家文化框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韩国社会长期受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影响，男性被赋予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女性则专注于家庭与子女教育。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后期韩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实现快速腾飞。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转型趋势显著，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突破历史峰值。 针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提升。同时，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与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加速了双职工家庭模式的普及。 近年来，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工作与家庭平衡支持体系。在政策层面，先后出台包括弹性工作制、育儿休假延长法案、公共托育服务扩充计划等在内的多项措施。企业也积极响应政策导向，通过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为双职工家庭创造更为友好的职场环境。事业与家庭双重价值实现已成为新时代韩国家庭的核心诉求。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双职工家庭数量呈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双职工家庭占比为44.2%，2018年上升至46%。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小幅回落至45%，但去年迅速反弹至48.2%，意味着近半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从数量来看，2015年双职工家庭为537万户，2018年增至568.4万户，去年大幅升至611.6万户，增长趋势显著。 从年龄分布来看，以去年为基准，30至39岁人群的双职工比例达50.1%，同比（42.8%）大幅上升。双职工比例最高的群体集中在40至49岁及50至59岁年龄段，占55.2%。相比之下，60岁以上人群的双职工比例仅为31.1%，在所有年龄层中占比最低。 在育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双职工比例达56.8%，创新高。从子女年龄来看，家中最小子女年龄为6岁以下的双职工家庭比例达51.5%；子女年龄在7至12岁的双职工家庭，占58.6%；而子女年龄在13至17岁的双职工家庭则进一步攀升至62.6%，反映出子女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与家庭收入需求呈正相关。此外，从子女数量来看，养育1名子女的双职工家庭占比为57.2%，2名子女的家庭占比为57%，差异较小。 在新婚夫妇群体中，双职工比例达58.2%，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其中，结婚1年的夫妻双职工比例最高，达61.8%，而随着婚龄增长，该比例逐渐下降，结婚5年的夫妻中双职工比例降至54.9%。从收入水平来看，双职工新婚夫妇的平均年收入为897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5万元），而单职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为536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收入差距显著。在地域分布上，济州岛双职工家庭占比最高，达63.5%，其次为全南（56.4%）、世宗（55.8%）、忠南（53.4%）、忠北（52.9%），大田（45%）等。 随着韩国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专业领域及服务业等多元领域就业机会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家庭转向双职工模式。然而，双职工家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包括家务分工不均、育儿压力及经济负担等问题。由于夫妻双方均投入职场，家庭内部的时间管理、育儿照料及家务分配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下，丈夫的家务参与度普遍较低，导致女性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成为女性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此外，尽管双职工家庭收入较高，但房贷、教育支出等固定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尤其是临时工女性劳动者的收入稳定性较低，进一步加剧经济焦虑。 尽管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持续上升，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数据显示，立陶宛、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双职工家庭比例均超过70%，新加坡亦超过50%。中国则以76%的双职工比例位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大及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绝大多数家庭采取双收入模式。越南（74%）、美国（65%）和日本（58%）紧随其后。相比之下，韩国的双职工比例仍有提升空间。 韩国双职工家庭的快速增长源于经济压力、社会观念转变和政策支持的多重推动。尽管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家庭经济能力，但也暴露出职场性别歧视、育儿支持不足和工作制度僵化等深层问题。要实现工作与家庭的真正平衡，必须系统性地推进职场平等化改革，并完善育儿保障体系。

受美国对华关税延期等外部利好因素提振，韩国企业对整体经济环境的景气感受有所回升。 韩国银行（央行）于本月13日至20日期间，以全国3524家法人企业（制造业1845家，非制造业1447家）为对象进行5月企业景气调查，并于28日公布结果显示，本月全产业企业心理指数（CBSI）较上月上升2.8点，达到90.7，连续三个月保持增长势头。 CBSI是反映企业对整体经济认识的指标，基准值为100，高于100代表企业对经济持乐观态度，低于100则为悲观。尽管本月指数为自去年11月（91.8）以来最高，但仍处于长期平均线之下，显示企业信心尚未完全恢复。 央行经济心理调查组组长李惠英（音）表示：“虽然CBSI连续三个月上扬，但目前仍低于长期平均水平，难以视为企业景气已全面好转。”她表示，制造业虽因美国对华关税延期出现短期利好，但除半导体与船舶产业外，其余出口表现依旧疲软，未来能否维持改善趋势仍需关注。 从产业分类来看，制造业CBSI为94.7，较4月上升1.6点，主要得益于企业对资金状况与整体景气的改善评价。该指数自去年12月降至87.1后已连续五个月回升，并创下去年7月（96.0）以来新高。非制造业CBSI则为88.1，环比上升3.6点，涨幅为2023年5月以来最大。受资金状况与盈利能力回升带动，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感受有所增强。 展望6月，全产业CBSI预期值为89.5，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分别为93.1和87.1，均较本月预测值有所上升，显示企业对短期前景仍抱持谨慎乐观态度。 从具体行业来看，制造业中石油精炼、焦炭、化学品与非金属矿物等表现较为活跃，主要受国际油价下跌带动的利润回升及建筑工程季节性需求增长影响。但调查组也指出，建筑业虽短期有所改善，整体景气状况依旧不容乐观。非制造业方面，房地产、运输仓储、专业科学技术服务等领域的景气感受亦出现回升。 与此同时，反映企业与消费者综合信心的经济心理指数（ESI）为92.2，环比上升4.7点。然而，剔除季节因素后的ESI循环变动值降至88.1，较上月下滑0.2点，为2020年11月（87.6）以来最低水平，显示内外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韩国银行（央行）27日发布的《消费者动向调查》显示，5月消费者心理指数（CCSI）为101.8，环比上升8个百分点，创自2020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 消费者心理指数受去年12月紧急戒严事件的影响，大幅下滑12.3个百分点，但今年1月反弹3个百分点后，持续保持良好上升势头。5月消费者心理指数已回升至紧急戒严前的去年10月（101.8）水平。 央行经济心理调查组组长李惠英（音）表示，此前抑制消费者信心回升的政治不确定性和美国关税政策等负面因素有所缓解，带动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改善。 消费者心理指数是构成消费者动向指数（CSI）的15项指数中，利用目前生活状况、生活水平展望、家庭收入展望、消费支出展望、目前经济判断、未来经济展望6项指数计算的指标，高于100时，表示消费心理乐观，反之则相反。 构成消费者心理指数的6项指数均环比上升。今后经济展望（73）和目前经济判断（63）分别上升18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生活水平展望（97）、目前生活状况（90）、家庭收入展望（99）、消费支出展望（108）均分别上升5个点、3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3个百分点。 分析认为，消费者心理改善的主要原因包括在国会通过追加预算案，以及美国暂缓加征关税。此外，市场对新一届政府经济政策的期待，以及韩美关税谈判取得进展的预期，也被视为提振信心的因素。 5月住房价格预期指数为111，环比上升3个百分点，创自去年10月（116）以来的最高值。住房价格预期指数反映消费者对一年后房价的预期，预计一年后房价上涨的消费者比例大于下跌，该指数会超过100。 李惠英指出，住房价格预期指数受当前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大。随着首都圈公寓价格持续上涨，预计房价将继续上涨的消费者也随之增加。 反映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物价走势预期的通胀预期率维持在2.6%，环比下降0.2%。由于农产品和石油类价格下跌，4月消费者物价环比涨幅维持在2.1%，与上月持平。

根据韩国雇佣信息院25日发布的《青年尼特族结构变化及促进就业对策》报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11个主要成员国中，韩国是唯一一个自2014年以来青年“尼特族”（NEET，即不升学、不就业、不参加职业培训群体）比例持续上升的国家。 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青年尼特族比例达到18.3%，在11个主要成员国中位列第三，较OECD平均水平高出5.7个百分点。该比例自2014年的17.5%起逐年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20.9%，虽随后有所回落，但2022年仍维持在18.3%，明显高于2014年水平。 相比之下，意大利、墨西哥等其他主要OEC成员国的青年尼特族规模均较2014年有所下降。OECD整体平均比例也从15.7%降至12.6%，降幅达到3.1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韩国较高的大学升学率及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使得OECD现行尼特族统计标准难以全面反映韩国青年实际状况，导致相关数据可能被高估。为此，报告建议重新制定符合国情的尼特族定义，并深入分析近年来韩国青年尼特族的结构变化。 具体来看，2018年至2024年期间，男性青年尼特族比例由13.5%上升至15.7%，女性则由18%下降至15%。按年龄段划分，25岁至29岁青年尼特族比例最高，达到20.2%，其中男性比例呈上升趋势，女性比例则有所下降。研究推测，男性多因服兵役后长期准备就业，女性则倾向较早进入非正规或短期岗位。 总体来看，受青年人口减少影响，青年尼特族总人数由2008年的156.2万人减少至2024年的125.3万人。按学历划分，高中毕业生占比最高，大学毕业生居次位。但与2018年相比，2024年高中毕业生比例下降3.5个百分点，大学毕业生比例则上升10.9个百分点。 按类型划分，青年尼特族主要包括就业准备型、升学准备型、家庭照护型、非求职型、身心障碍型和待服兵役型六大类别，其中唯有非求职型人数呈现增长趋势。 报告建议，应加强对非求职型青年的心理支持与职业能力培养，扩大心理健康服务覆盖面，制定有针对性的综合政策，助力青年由“非求职”状态向积极求职转变，推动其顺利融入劳动市场。

受建筑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持续低迷影响，韩国企业因新设或业务扩张所产生的工资就业岗位已连续11个季度同比减少。数据显示，新增岗位持续萎缩，企业招聘意愿低迷，就业市场“寒潮”加剧。 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工资就业岗位中新设岗位为244.4万个，为自2018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的最低值，较2023年同期的255.2万个减少10.8万个。自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该数据已连续11个季度同比减少。 新增岗位是指企业因新设或扩大业务而新增的就业岗位。相关数据下滑，意味着除现有岗位外，企业新增就业空间正在持续收缩。分析指出，内需疲软、经济增速放缓，加之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企业普遍收缩业务规模，减少人力投入。 从行业来看，建筑业与制造业岗位流失最为严重。去年第四季度，建筑业新增岗位为45.3万个，同比减少5.8万个，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已连续七个季度减少。以就业人数为准，建筑业自去年5月至今已连续12个月同比下滑。 制造业亦未能摆脱下行趋势。去年第四季度新增岗位减少3.8万个，连续第11个季度减少。今年1月至4月，制造业就业者占整体就业人口的比重降至15.5%，创下历史新低。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局部复苏主要集中在对就业拉动作用有限的半导体领域，未能有效改善整体就业结构。 与此同时，受内需低迷影响，服务业新设岗位同样减少。住宿及餐饮业新增岗位从24.4万个降至23.1万个，减少1.3万个；批发与零售业减少1.6万个。连续两年的经济低增长叠加去年底的政治不确定性，导致消费心理进一步萎缩。 在整体下行趋势中，仅保健与社会福利服务业新增岗位同比增加4.3万个。然而，由于该行业多由公共部门主导，且以短期和临时岗位居多，其稳定性和持续性有限，难以被视为具有长期吸引力的就业选项。 专家指出，在实体经济低迷、新增岗位持续缩减的背景下，若缺乏切实有效的政策干预与激励机制，韩国就业市场恐将长期低迷，难以实现结构性恢复。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韩国作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凭借蓬勃发展的K-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然而，在光鲜亮丽的经济成就背后，韩国的教育内卷、职场过劳、物价飞涨、房价飙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韩国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隐忧。 近日，一则关于“韩国登顶经合组织（OECD）国家压力指数排行榜”的报道在社会引发热议。多项权威调查显示，韩国在自杀率、抑郁症发病率及性少数群体权益保障等关键社会指标上均位列前茅，折射出韩国民众普遍承受的沉重心理负荷。 据调查，经济困境（45.8%）是韩国民众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45.5%）、职场压力（38.5%）、健康问题（33.8%）、家庭关系（29.8%）等紧随其后。据悉，韩国30至40岁群体普遍面临着“三明治一代”的双重负担——既要赡养年迈父母，又要抚养未成年子女。 韩国社会正被四大结构性压力所困扰。持续通胀、空气污染、居高不下的自杀率（每10万人21.16例，OECD最高）以及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不足（相关权益保障排名OECD倒数第三）。这些顽疾已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仅从笔者周围的朋友来看，身边同龄人普遍面临着职场竞争、婚恋压力、住房负担以及生育焦虑等多重挑战。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动辄数十年的房贷压力直接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压力问题，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坚持规律的运动锻炼、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进行冥想练习以及适当的拉伸运动等，都是缓解心理压力的有效方式。又或者得空与朋友小聚，喝上一杯，谈谈心事，把焦虑悉数抖搂出来，同样能起到宣泄压力的效果。 为了应对社会性压力问题，韩国政府与企业积极推进多项支持政策与制度改革，包括在职场推广压力管理项目、扩大心理咨询服务覆盖面、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等，旨在提升国民自主调节情绪的能力。然而，要实现根本性改善，还需要推动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将压力视为可管理、可克服的发展课题。这种认知范式的转变，对于建设更具韧性的韩国社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