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中青年职业选择取向呈显著差异，折射出两国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次特征。韩国青年普遍倾向于选择医生、律师、公务员等需持证上岗的传统职业，或追求演艺界等短期高回报行业；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更愿意投身科技创新与创业领域，展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更高容忍度。这一现象的形成源于两国产业结构差异、政策导向不同，以及对社会风险认知的根本区别。 韩国社会“医学热”现象持续升温，顶尖考生争相报考医学院，背后是医生职业稳定的高收入和崇高地位。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律师、会计师等专业领域。同时，演艺圈因其快速致富的可能性，成为年轻人实现财富梦想的新选择。 职业选择倾向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严峻就业环境下的理性应对策略。面对日益激烈的职场竞争、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以及持续扩大的财富差距，上述职业确实提供了相对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然而，当大量优秀人才过度集中于传统稳定行业时，整体社会的技术创新活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新兴产业、创新企业以及新型就业机会的培育，往往依赖于创业精神和技术革命的土壤。 中国社会对传统稳定职业的热衷程度明显低于韩国。尽管医生职业收入稳定，但整体薪酬水平与韩国同行存在差距；更多年轻人将目光投向信息技术、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认为这些行业具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收益空间。然而，在中国科技行业有“35岁魔咒”的说法，折射出该领域的竞争压力和人才溢出。即便是知名企业核心技术人员，年过35岁同样面临裁员风险。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流动率高达16.1%，位居各行业前列。这一现状促使从业者普遍意识到，即便是顶尖学府毕业的工程师也必须持续保持竞争力，“铁饭碗”职业保障已不复存在。 在此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选择直面职业不确定性，将其转化为创新创业的动力。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就业困难”成为青年创业者主要创业动机，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创业热潮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就业市场压力所驱动，而非单纯追求自我价值或财富积累的理想化创业。而这种“生存型创业”模式意外成就了中国创新的独特优势。截至2024年，中国以369家独角兽企业领跑全球，占据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数据显示，2022年新晋独角兽占比达13%。尤其在人工智能（AI）、半导体、生物医药和新能源等战略领域表现突出，持续涌现的新兴产业重塑全球科技竞争格局。 北京独角兽企业超过百家，主要集中在AI、生物科技和电动汽车等高科技领域；上海约60家，以金融科技和电商为主；深圳近50家，擅长硬件与芯片；广州约20家，聚焦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杭州独角兽企业数量虽仅维持在15家左右，但企业质量显著。 以杭州市为例，在线医疗服务平台微医（WeDoctor）估值约70亿美元，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数字化医疗服务网络；金融科技企业同盾科技估值达13亿美元，在风险控制和信用评估领域具有领先优势；深度求索（DeepSeek）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宇树科技（Unitree Robotics）则在四足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制造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杭州凭借在AI、机器人和医疗科技等领域的六家核心创新企业，已获得“小龙之城”的美誉。 中国创新创业生态的蓬勃发展，得益于系统性的政策支持体系。自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实施以来，政府持续完善创新创业基础设施。近年来，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2020年推出的“新基建”计划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2021年实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23年颁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为创新企业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创业补贴、产学研协同等多元化措施激发创新活力，同时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包容度也在不断提升。成功创业者的示范效应不断强化，形成了创新创业的良性循环。 相比之下，韩国虽然也建立了相应的创业支持政策体系，但社会整体价值取向仍倾向于追求职业稳定性。创业失败带来的社会压力、复杂的监管环境以及对国际市场拓展支持不足等因素，客观上制约了韩国创业生态的扩展空间。 因此，韩国青年倾向于通过选择稳定性职业来规避风险，而中国青年则更善于将风险转化为创新动力。这种差异将在长期发展中深刻影响两国的产业结构与全球竞争力。如果韩国持续维持当前的职业选择模式，创新速度将面临放缓风险；而中国通过将风险转化为发展动能，正在快速扩张技术与创业生态系统。 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来看，完成基础产业积累的国家应当向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这一转型过程需要有效整合资本、人才和政策资源，重点培育高科技、新能源、生物医药和AI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然而，韩国经济转型面临明显滞后。主要源于产业结构转型缓慢，过度依赖半导体、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人才结构失衡，顶尖人才集中于医疗、法律等传统行业；创业环境保守，监管门槛高且社会容忍度低。若这一态势持续，在未来十年韩国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竞争力或将持续削弱。 专家指出，韩国要建立更具活力的创业生态需在三个关键领域着力，包括深化全球合作网络建设，积极引入海外优质人才与资本；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最具发展潜力的创业团队和核心技术；推动创业文化转型，实现风险共担。同时，社会层面需要转变观念，将创业失败视为宝贵的经验积累而非个人污点。 青年的职业选择不仅是个人的问题，当这种选择形成规模效应时，将直接塑造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未来。当前，中国正通过将发展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稳步迈向世界级技术创业强国；而韩国则需要在个人职业稳定性需求与国家创新发展要求之间，探索建立新的平衡点和发展路径。

韩国已经进入“躺平”青年40万+时代，社会上不乏批评他们“好吃懒做”的谴责之声，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把“躺平”归咎于个人惰性，无疑是对问题肤浅的误解。 韩国银行去年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显示，40万“躺平”青年中，七成以上有过就业经历，仅5万人未曾工作。他们大多数并不是没有努力，而是在挫折面前被迫停下脚步。不少人在求职路上屡屡碰壁，最终选择“躺平”。 有人说他们眼高手低，但真相是就业机会正在萎缩。青年招聘已经连续15个月减少，餐饮住宿行业的兼职岗位也跌至疫情时期水平。其他年龄人口的就业逐渐恢复，唯独青年就业质量持续恶化。供需失衡才是核心问题。 大韩商工会议所调查显示，八成以上企业更加青睐经验人士而非新人，AI的普及进一步压缩新手的机会。对于刚毕业的青年来说，不是不想工作，而是找不到入口。在挫败感的不断累积下，一部分人甚至与社会脱节，韩国约50万“隐居”青年中，有人坦言想工作但没机会。这不是懒惰，是绝望。 “降低眼界”不是答案。短期内，政府需要刺激内需，为增加青年岗位的企业提供激励，或推动海外就业机会。长期看，改善劳动环境至关重要。调查显示，九成青年愿意进入中小企业工作，前提是薪资福利合理与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应该形成“工作不以生命为代价”的氛围。 韩国政府提出扩大就业安全网络、培养AI人才，但这远远不够，恢复公营岗位、增加地方就业机会也应提上日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在青年普遍“躺平”时保持活力。 青年“躺平”是一种自我保护，正如作家郑熙真所说，是极端竞争下的无奈选择。最近热播韩剧《未知的首尔》也传递出类似信息，逃避或停下，只要是为了活下去，都是勇敢。“躺平”的青年，或许比谁都焦虑。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沉默与退缩不是懒惰，而是社会必须正视的警钟。能否为他们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决定国家的明天。给他们喘息的空间，创造更多机会，才能让青年重新燃起希望。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委托昌原大学教授李美淑（音）开展研究，并于18日发布的《“躺平”青年增长所致经济成本估算》结果显示，近五年韩国因不升学、不就业的“躺平”青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741亿元）。尽管青年人口减少，但“躺平”青年人数则持续增长，并在上月创下历史新高。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5岁至29岁青年人数从2019年的966万人减至2023年的879万人。然而，同期“躺平”青年人数从43万人增至48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及以上学历“躺平”青年人数从2019年的15.9万人增至2023年的18.4万人，显示出高学历青年在当前经济形势与就业环境下，更加谨慎地做出职业选择。 2023年，“躺平”青年预期月收入约为180万韩元，仅为同龄就业青年收入（217万韩元）的83%。报告指出，原本能够获得高收入的青年群体脱离经济活动，正加剧社会经济损失。 报告是通过汇总各年度“躺平”青年人口、其预期收入以及雇主应承担的社会保障缴款，测算出过去五年因该群体造成的经济成本总额达53.4万亿韩元。其中，年度成本从2019年的8.9万亿韩元增至2023年的11.5万亿韩元。 报告还指出，应根据教育水平提供定制化政策支持，建立早期发现与信息共享体系，并推动心理与康复支持项目等措施，帮助青年参与经济活动。具体包括实施“青年无力感克服计划”、恢复型勤工助学制度，以及“青年陪伴导师”制度等。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尚浩（音）表示：“由于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企业招聘岗位减少，青年就业困境日益严峻。在推行精准扶持政策的同时，亟需通过提振内需、放宽监管等措施增强企业活力，以扩大就业岗位规模。”

受制造业与建筑业就业低迷及青年岗位不足影响，韩国上月整体就业增长势头出现放缓。尤其是20多岁“躺平”人口达到42.1万人，创下统计以来的7月历史新高。 韩国统计厅13日发布《7月就业动向》显示，上月就业人数共计2902.9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7.1万人，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10万余人的增长水平。 就业人数自3月增加19.3万人以来，4月（19.4万人）、5月（24.5万人）、6月（18.3万人）的增幅均徘徊在20万人左右。此次连续两个月出现缩减，为2月（13.6万人）以后的最低增幅。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7.8万人，已连续13个月下降；建筑业在行业低迷背景下减少9.2万人，已连续15个月下滑，但上述两个行业与前一个月相比降幅均有收窄。 反映内需的餐饮住宿业就业人数也减少7.1万人，连续3个月下降，降幅创下新冠疫情期间2021年11月（-8.6万人）以来的最大值。统计厅社会统计局长表示，“民生恢复消费券”在调查结束后发放，因此效果尚未反映在统计之中。 农林渔业就业人数减少12.7万人，除了受到农渔业人口减少影响之外，还受4月寒潮和霜冻、7月酷暑和暴雨等极端气候影响，目前已连续4个月出现10万余人的减幅。与此相关的农林渔业熟练工人也减少13万人。 此外，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26.3万人）、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9.1万人）等领域的就业人数有所增加。 从年龄来看，60岁以上（+34.2万人）和30多岁（+9.3万人）就业人数增加，但20多岁减少13.5万人，青年（15至29岁）就业人数整体减少15.8万人。 从就业形式来看，正式工增加31.9万人，临时工增加1.6万人，但日用工减少4.8万人。个体商户和无偿帮工等非薪资就业人员减少11.6万人。 上月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3.4%，较去年同期上升0.1%，创下7月历史最高纪录。以经合组织（OECD）标准统计的15至64岁就业率为70.2%，同比上升0.4%。15至29岁青年就业率则下降0.7%至45.8%。上月失业人数为72.6万人，同比减少1.1万人，失业率为2.4%，为1999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7月最低水平。 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在内的经济活动人口共计2975.4万人，同比增加16万人。非经济活动人口为1600.4万人，同比增加0.8万人，其中“躺平”人口增加6.9万人。尤其是20多岁“躺平”人口达到42.1万人，较去年增加5000人，为2003年开始统计以来的7月最高纪录。

11日，第四届韩中日农业部长会议在仁川百乐达斯酒店举行。这是继2018年北京第三届会议后，时隔7年重启的三国农业部长会议。 韩中日农业部长会议是韩中日合作框架下21个部长级会议机制之一，前三届会议分别于2012年4月在韩国济州岛、2015年9月在日本东京、2018年11月在中国北京举行。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宋美玲、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出席此次会议。 本届会议上，三国农业部长深入交流了各自在乡村振兴、农业绿色发展、粮食安全、动植物疫病防控和区域农业合作方面的经验做法，并就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合作提出多项建设性意见建议。 宋美玲表示，在气候危机与供应链不稳定的农业环境下，三国部长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问题、寻求对策意义重大。此次会议开启的对话，今后能够发展为更加深入务实的合作。 面对气候危机、跨境疫病蔓延、供应链不稳定等多重挑战，三国一致认为加强信息共享与农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三方同意围绕“智慧农业技术研发”“农业碳中和”“青年农民培育”等重点政策领域，扩大合作。 此外，三国还将推动“扩大青年农民交流项目” “建立首席兽医官定期磋商机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跨国经验分享”“研发气候智慧型农业技术并举办政策研讨会”等具体举措，旨在打造兼顾政策衔接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质性合作模式。 会议结束后，三国部长共同签署了系列合作文件，并一致同意定期举行农业部长会议，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五届韩中日农业部长会议将在日本举行。

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7日表示，其青年人才培养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ALIDREAM”于7月28日至8月1日组织奖学金获得者参访中国杭州集团总部及上海地区，相关行程已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为全球速卖通与韩国奖学财团联合推进的“2025年蓝灯塔速卖通捐赠奖学金”配套项目，旨在为对信息技术（IT）和人工智能（AI）领域感兴趣的韩国低收入家庭优秀大学生提供亲身感受全球化环境、拓展职业视野的机会。 在为期五天的参访行程中，奖学金获得者们走进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深入了解“基于AI的电商创新案例”以及“阿里云自研AI技术”等内容，并参与了由阿里巴巴员工担任导师的辅导课程。特别是通过与当地专家的讲座和交流，学生们不仅拓宽了对全球科技产业的认知，也获得了切实可行的职业启发。 全球速卖通韩国代表张锐（Ray Zhang）表示：“此次总部考察不仅帮助学生们挖掘自身潜力，也为他们明确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宝贵契机。未来，全球速卖通将持续积极支持韩国青年人才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据悉，“ALIDREAM”是全球速卖通于2024年9月启动的公益活动，旨在帮助韩国低收入家庭大学生拓宽职业探索机会。阿里速卖通向韩国奖学财团捐赠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19万元）此前，用于支持有志在IT及AI领域就业的大学生。

随着韩国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根据自身信念与价值观消费的价值消费（Meaning Out）正成为Z世代（1997年后出生）的新趋势。 大韩商工会议所日前面向350名17至28岁的受访者进行“ESG经营与消费趋势认知调查”，并于6日发布结果显示，Z世代倾向于根据企业是否践行ESG理念来决定购买其产品，并积极通过消费行为表达自身信念。 数据显示，近七成受访者表示愿意为在ESG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支付更多费用，这表明企业是否落实ESG已成为影响消费者品牌选择和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此外，63.7%的受访者称有过参与抵制特定企业产品的经历。 大韩商工会议所分析称，该结果源于Z世代独特的消费观。Z世代的消费关键词包括重视节俭的“精打细算”（32.9%）、通过消费表达信念的“价值消费”（26.5%）、以及追求平凡生活幸福感的“普通日常”（23.3%）。 值得注意的是，Z世代对企业ESG活动真实性也极为敏感。65.4%的受访者对企业“漂绿”（Greenwashing）行为表示担忧，漂绿是用来说明一家公司、政府或是组织以某些行为或行动宣示自身对环境保护的付出但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这表明把ESG仅作为宣传工具的企业遭到年轻消费者的抵制。 企业ESG经营水平甚至影响青年职业选择。54.2%的受访者在求职或跳槽时，会了解企业的ESG水平，并将其作为入职考量因素。 大韩商会可持续发展经营院长赵英俊（音）表示，面对即将成为国家经济中坚力量的Z世代，那些未能切实践行ESG理念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淘汰。今后将持续推动企业家创新精神，助力企业通过参与社会活动赢得更多信任。”

首尔市4日发布《2024弱者同行指数》评估结果，显示去年指数为130.6，较前一年（111.0）增长17.7%，已连续两年上升。该指数针对六大领域的50项指标进行评估，全面反映市政在“与弱者同行”理念下的政策成效与市民体感。 去年表现最亮眼的是医疗与健康领域，指数从前年的120.1跃升至156.5。首尔市通过加强基层医疗体系、扩大心理健康支援、提升老年与弱势群体的健康照护，取得积极成果。以“心灵安心巴士”和“首尔儿童发展支援中心”等项目为代表，心理服务支援人数同比增长30%以上，精神健康相关管理率也提升逾10%。 安全领域指数达148.9，主要在于“孤立青年”专项政策、“高危独居老人”监测系统及无障碍交通环境的推进。此外，还有“青年觉醒中心”帮助隐居青年重返社会，残障人士的公交使用也大幅增长。 生计与照护领域指数为127.8，展现出首尔市对制度盲区的积极响应。家庭照护青年的服务对接案例增长逾三倍，“危机小商户”精准识别与个别支援方案获九成以上满意度。儿童临时照护、老年居家照护等项目也同步扩展。 教育与文化领域同样取得进展，首次突破100点（111.3）。弱势儿童通过“首尔学习”平台提升学习能力，弱势群体文化活动参与率提升至43.25%，无障碍文化服务也不断增加。 另外，住房（120.3）和社会整合（95.6）两大领域表现相对逊色。部分住房改善项目受预算影响减少，市民志愿活动参与率与捐赠意愿下降，反映出社会信任有待恢复。 首尔市政府表示，“弱者同行指数”不仅是政策评估工具，更是作为预算分配与政策反馈的重要依据。未来市政计划继续通过定期更新和数据管理，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实效性。 首尔市企划调整室长郑尚勋表示：“‘弱者同行指数’让‘与弱者同行’不再停留在口号，而是成为实际改变市民生活的方向标准。我们会持续查漏补缺，真正做到无死角的公平城市治理。”

韩国保健福祉部3日公布《2024年国家基础生活保障对象现况》显示，截至去年底，韩国基础生活保障金领取者共计267.3485万人。其中，普通领取者为257.3778万人，占比96.3%；居住在社会福利设施等机构的设施领取者为9.9707万人，占比3.8%。 基础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为扶助生活困难并需要保护的低收入群体而提供各类补助的福利制度。申请人的收入必须低于一定标准，同时无可扶养人或有但不具备扶养能力，才能成为领取者。 从年龄来看，在普通领取者中，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最高，达到42.8%。其后依次为中年层（40至64岁）32.8%、青年层（20至39岁）9.8%、青少年层（12至19岁）9.1%、学龄儿童（6至11岁）4.3%、婴幼儿（0至5岁）1.3%。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基础生活保障领取者的中老年人占比也持续上升。过去五年间，老年人占比从2020年的35.4%逐渐升至2021年的37.6%、2022年的39.7%、2023年的41.3%，2024年则达到42.8%。与2014年的30.6%相比，十年间增长12.2个百分点。 去年全国总人口中领取者比例为5%，65岁以上老年人中领取者比例达10.7%，在所有年龄中占比最高。其他年龄人口领取者比例分别为12至19岁6.2%、6至11岁4.5%、40至64岁4.1%、0至5岁2.1%、20至39岁2%。 从性别来看，女性领取者为143.3945万人，多于男性的113.9833万人。在人口比例方面，女性老年人中的领取比例为12.1%，男性老年人为9%。

自本月1日起，韩国青瓦台在总统李在明重返此地办公的决定下暂停对外开放。尹锡悦政府上台以后，根据“龙山时代”竞选承诺全面对外开放“权力中心”青瓦台，在三年两个月（1179天）的时间里，共有852.013万人次到访参观。 2022年5月10日，象征韩国政府成立74年以来首次开放青瓦台的首批74名国民代表走进青瓦台正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曾经是高丽时代南京离宫、朝鲜时代景福宫后苑、日本殖民时期总督官邸，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办公场所，神秘面纱自此揭开。 开放首日，青瓦台举办宫廷文化庆典演出、绿地园漫步、院内摄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访客达2.6万余人次。短短半个月后，青瓦台官邸和本馆内部也向公众开放。总统的卧室、客厅、会客室等，想象中的空间在现实中展现在人们面前，青瓦台本馆内部的忠武室、仁王室、木槿花室、世宗室以及总统办公室等主要空间也一览无余。 曾经的“禁地”青瓦台迎来络绎不绝的市民。开放首月累计参观数量达到77万人次，2023年5月开放一周年之际达到342万人次，去年2月突破500万人次，今年3月超过700万人次。截至今年3月，外籍游客到访累计也达到80万人次。 联合国军参战老兵、世界童军大露营活动参与青年等也前来参观，李承晚、朴正熙、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等历届总统的家属也纷纷到访。青瓦台开放初期关于如何利用这一空间存在诸多不同意见，但文化体育观光部最终决定把此处打造成融合文化和艺术、自然、历史的综合文化空间，并在各馆举办演出与展览活动。 2023年6月，以历任总统相关物品为主题的企划展览《我们总统的故事》广受关注。展览中，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三位前总统的儿子分别担任讲解，与访客分享他们与父亲在青瓦台的回忆。此外，青瓦台还举办记录首脑外交的特别展览、残疾人文化艺术节，以及古典音乐、国乐和K-POP等多种文化活动。 当然，期间也难免出现一些争议。开放三个月后的2022年8月，一段宣传视频中出现特定家具品牌的沙发，引发“青瓦台商业化”争议。文化体育观光部随后立即加强拍摄规定，但关于如何维护历史空间价值的讨论还在继续。 随着青瓦台区域内发现高丽和朝鲜时代的文物碎片，有专家提出应该进行文化遗产精密调查。部分意见指出，总统府依旧使用迎宾馆、常春斋等空间举办活动，导致开放的实际意义减弱。直到2023年12月，专门负责管理运营青瓦台的机构“青瓦台财团”才最终成立。 在去年12·3紧急戒严事件之前，青瓦台的访客数量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今年6月李在明就任总统前后，访客迅速从月均十万人次水平激增至4月的26.1万余人次和5月的42.7万余人次。6月，李在明政府正式宣布总统府重新回归青瓦台后，访客数量一度达到50.98万余人次，不少市民赶在总统府搬迁前搭乘参观“末班车”。 在青瓦台对外开放最后一天的7月31日，一位来自全罗光州的访客表示：“我带两个孩子一起来的，想到这是参观青瓦台最后的机会，就感觉即使天气炎热也要来。”韩国政府计划在今年内完成总统府搬迁所需的安全检查和设施整修。对于是否会重新开放部分区域供公众参观，政府尚在讨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