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文化内容在全球市场持续火热，经历多年低迷态势的韩中文化交流去年频频出现回暖现象。具体在影视、动漫、音乐剧、粉丝经济等多个领域互动频率明显提升。业界认为，今年是韩中文化交流能否实现“实质性修复”的关键一年。然而，在积极信号持续释放的同时，“限韩令”遗留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仍为不可忽视的变量因素。 ▲韩国文化影响力持续外溢 去年，韩国内容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屡创佳绩。电视剧《苦尽柑来遇见你》不仅在口碑与热度上双双爆发，更成为继《请回答1988》之后，近十年内首部豆瓣评分突破9.5分的韩剧。作品播出后，中国张家界文旅公开向剧组发出“柑来之旅”邀约，引发广泛关注，并被多家央媒转发，将这部作品推到了更多非传统韩剧受众眼前。 与此同时，韩国动画与影视内容也在不断刷新国际存在感。以《K-POP：猎魔女团》为代表的跨类型作品，通过融合流行文化与奇幻叙事，持续扩大韩国文化内容影响力，为韩国内容产业全球发展奠定基础。 ▲韩中文化交流呈现多点复苏态势 在“限韩令”尚未完全松动的背景下，韩中文化交流呈现出“低调但持续”的恢复特征。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吸引包括韩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首次设立的“CIF中国（杭州）插画艺术节韩国馆”成为亮点之一，三位韩国插画师的作品集中亮相，以视觉艺术为媒介推动双边文化互动。其中，韩国插画师李承勇特别以“杭州”为主题创作了新作《野餐2》。 影视与音乐剧领域亦出现双向流动。韩国原创音乐剧《红莲》于去年10月在中国上海共舞台（Shanghai Gong Stage）上演。本次演出将采取完全复刻韩国原版剧目的“复制”（Replica）模式，无论是剧本、音乐、编曲、导演，还是编舞等，百分之百还原韩国原作品风格。此外，韩国电影发行公司Barunson E&A推动影片在中国上映的同时，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也于去年在韩国正式放映，反映出两国在电影领域的交流持续升温。 ▲粉丝经济回暖 仍受制度不可抗力因素约束 相较于影视与艺术领域，K-POP在中国市场的复苏进程依旧谨慎。TWICE、IVE、姜丹尼尔、SHINee成员泰民等艺人去年相继在上海、杭州、成都等地举办粉丝见面会，但活动形式多以签售为主，并非实质性的公开演出活动，部分见面会甚至采取低调或半保密式举行。这一现象凸显“限韩令”仍未解除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女团Kep1er原计划在福州举办粉丝见面会，并演唱十余首歌曲，引发外界对“限韩令”松动的期待。然而，因不可抗力的因素暂定取消。此外，男团EPEX、G-DRAGON等在华演出活动的延期或取消，再度显现出韩国艺人在华的大型演唱会和商业性演出制度不确定性。不过，据韩国关税厅（海关）日前公开数据，去年1至2月韩国对华音像制品出口规模达到925万美元，是去年同期261万美元的3.5倍，表明中国对韩国内容的需求依然旺盛。 ▲“限韩令”走向成最大变量 自2016年萨德风波以来持续近十年的“限韩令”，仍是影响韩中文化交流的核心因素。近期，关于中国可能允许K-POP艺人在华举办演唱会的消息引发业内关注。据悉，HYBE、SM、JYP、YG等四大娱乐公司询问旗下主要艺人的行程安排，总统室对此持谨慎态度，称尚未敲定任何事项。 此前，在韩中首脑会谈欢迎晚宴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韩国流行歌手在中国举行演出的提议表示出积极态度。韩国文化交流相关人士同样表示，这是政策层面释放的“温和信号”。不过，韩国政府与业界仍持谨慎态度，普遍认为在制度确立前，不宜过度期待。 ▲展望2026年韩中文化发展： 不确定性中寻找交流平衡 韩中文化交流正处于“缓慢解冻、局部突破”的阶段。韩国文化内容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并未消失，反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更为多元的形式持续渗透；中国市场对高质量内容的需求依然较高，这一趋势为双方合作提供文化内容交流基础。 然而，政策环境、地缘政治与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仍要求韩国文化产业采取更加稳健的策略。今年能否成为韩中文化交流由“试探性恢复”迈向“结构性重启”的一年，关键在于制度层面的明确性与双方能否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机制。 业内普遍认为，如何在“限韩令”等诸多不确定性环境中重塑合作关系，将不仅影响韩中文化交流走向，也深刻影响东亚文化产业格局的未来发展。

随着新一年开启，韩中两国在产业与经济层面的互动迎来新节点。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的背景下，韩中两国正面临人口结构变化、产业升级与科技竞争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重塑合作模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中韩关系走向及产业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数据显示，韩国生育率在2023年降至0.721的历史低点，2024年虽小幅回升至0.748，但整体趋势仍未扭转。中国亦面临类似挑战，近年生育率持续低于1.5，业内担忧2025年或将跌破1。 韩中经济社会研究所姜昊求所长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已成为韩中两国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与产业供需结构的长期制约因素。尽管韩国自2006年起实施《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中国自2013年起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但单一政策难以扭转结构性趋势。 在此背景下，去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构建“人口结构变化应对共同框架”。这一框架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间全面实施。业内普遍期待，中国作为2026年APEC会议的主办方，预期为机制运作提供制度支撑。姜昊求所长表示，在人工智能（AI）、生命科学与银发产业的协同作用下，两国将共同探索互利共赢合作路径。 他指出，回顾去年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双方对彼此的经济结构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着中国制造业与技术领域持续升级，韩中关系有望从过去的垂直分工结构，逐步转向水平竞争与并行发展。这一转变并非短期政治因素所致，而是经济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双方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互补性减弱，摩擦反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合作空间收窄，而是合作重心转向未来产业与高附加值领域。 分析认为，韩中两国在首脑会谈中提出“水平协作”为竞争中的务实选择。姜昊求所长强调，交流仍是缓和摩擦、重建信任的有效方式，尤其是在旅游、文化与服务产业等领域。 近期中日关系明显趋紧，可能对韩中关系产生间接影响。分析指出，在东北亚局势复杂化的环境下，中国或将格外重视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外交，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沟通与合作，维持地区整体平衡。 如果李在明访华行程如期推进，且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将对韩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这不仅有助于修复政治互信，也可能在新能源、制造升级、供应链协作等领域具体合作项目有望实现落地。 在人工智能领域，业界普遍看好韩中合作前景。姜昊求所长指出，韩国在高端半导体、HBM存储器等关键硬件上具备明显优势，而中国则在应用场景、算力规模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AI产业对能源、数据中心与电力网络的依赖不断增强，两国在电力基础设施、新能源、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等领域存在协作空间。如果在技术标准、应用场景与产业链分工上互补，AI合作有望成为水平协作的范例。 在企业层面，韩中企业相互进入对方市场的趋势日益明显。从中国电商平台、智能硬件品牌进入韩国市场，到韩国企业在中国深耕高端制造与内容产业，双方企业正基于市场环境与技术比较优势展开新一轮布局。姜昊求所长指出，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企业基于成本、技术与市场规模做出的理性选择。只要规则透明、竞争有序，水平竞争与合作并行将有助于两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在就业方面，低增长环境叠加AI技术飞速发展，对两国就业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AI仍以辅助生产为主，对就业的替代效应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技术应用能力将成为决定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两国应加强技能培训与产业转型的政策协调，以缓冲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 总体来看，姜昊求所长坦言，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但在清醒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沟通与务实合作，仍可构建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关系结构。 新的一年里，韩中两国站在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关口。双方在竞争中能否实现互利共赢，不仅影响韩中关系走向，也将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明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此访既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也是继去年11月在庆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在短短两个月内再次面对面交流。在经历数年低谷后，韩中关系出现明显回暖迹象，此访因此被视为检验这一回暖势头能否真正走向稳定化与长期化的关键节点。 过去数年间，受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韩美日安全合作强化，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等多重因素影响，韩中关系长期处于低谷，政治互信受损，经贸与民间交流明显降温。李在明政府成立后，提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口号，在坚持韩美同盟与韩美日合作框架的同时，主动修复对华关系，努力防止双边关系继续被卷入大国博弈的结构性对抗之中。 去年11月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被李在明评价为“全面恢复韩中关系的起点”，而此次国事访问则是这一战略的延续与深化。 ▲密集首脑外交释放的政治信号 从出访时间来看，此次访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习近平两个月前刚刚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在明随即在新年伊始进行回访，并将中国定为2026年首个出访国家。在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这种在较短周期内完成的互访安排并不常见，这一“亲密互动”本身就具有稳定双边关系、防止误判的战略意义。 这一安排释放出三重信号：第一，双方都希望避免双边关系再度跌入结构性对立的困局；第二，双方对高层沟通对于稳定关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第三，双方有意将双边关系从“政治修复”推向“制度化管理”。 对韩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是降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中国而言，在中美博弈持续、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稳定周边关系、尤其是与重要经济与技术合作伙伴保持良性互动，同样具有战略价值。 ▲经贸合作仍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突破口 去年11月韩中首脑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七项谅解备忘录（MOU），涵盖2026—2030年经济合作规划、货币互换协议、服务与投资领域自贸谈判、创新创业合作、农产品检疫、共同打击电诈犯罪等多个领域。这些文件为韩中关系恢复提供了制度框架，但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检验。李在明此次访华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推动协议从“文本”进入“执行”阶段。 三星电子、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大企业掌门人此次将陪同李在明出访，预计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池、人工智能与供应链安全领域，两国将探求新的合作可能性。 中方可能释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信号，韩方则希望借此稳定在华韩企信心，防止投资与供应链继续外移。若能促成具体投资合作项目，将有助于将政治互信转化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此外，外界高度关注本次访问是否会成为“限韩令”全面松绑的转折点。若中方在文化交流、演出、文化内容引进等方面释放更明确的积极信号，不仅是文化交流层面的突破，还将具有对韩政策姿态实质性调整的重要象征意义。 ▲在有限空间内寻找半岛议题突破口 与经贸领域相比，安全与半岛问题的突破空间相对较小，但仍是李在明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趋于谨慎，甚至在某些场合被指对朝态度偏于宽容。 李在明提出的半岛和平进程包括跨境交通、旅游、贸易等构想，试图逐步将朝鲜重新纳入地区合作框架。此次访华中，韩方将争取中方对韩国和平构想的原则性支持，在外交表述层面重新提及“半岛无核化”，保持韩中在朝鲜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渠道顺畅。 若在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公开表达对韩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支持，将被视为重要政治信号。 ▲结构性约束依然存在 尽管韩中关系的回暖信号明确，复苏前景被广泛看好，但限制同样客观存在无法被忽视。首先，中美战略博弈仍是最大变量，韩中关系难以脱离这一结构背景。其次，台海局势、中日关系、朝鲜的核开发等等地区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冲击。再次，西海（黄海）构筑物、中国渔船非法越境捕捞等摩擦尚未找到解决途径，随时可能引发新的争议。 前任总统尹锡悦执政的1000多天里，由于奉行价值观外交，完全倒向美国，导致韩中关系严重受挫。李在明的此次访问难以彻底改变结构性矛盾，达成戏剧性的突破，但完全可以将韩中关系从情绪性修复转向制度化稳定。在经济上建立更多共同利益，在政治上恢复高层互信与沟通机制，在安全上维持顺畅的沟通与对话。 若能在这些方面取得虽有限但可视的进展，韩中关系将真正走出过去数年的低谷，进入稳定的新轨道。这正是此次访问最现实、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新年伊始，去年韩中关系出现多重回暖信号。从外交互动到文化交流，再到经贸合作，双方经历数年低温期后，逐步释放出“恢复沟通、稳定关系”的信号。韩中关系能否步入“可控竞争下的务实合作”新阶段，成为区域外交的重要议题。 上月18日，韩中双方在北京举行第十一次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双边关系、地区及国际形势、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应在韩中首脑会谈成果基础上，通过两国外交部门的密切沟通，切实推进“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 这一战略对话机制始于2008年中韩两国国家元首实现互访，是双方最高层级的常设外交沟通平台。本次对话距去年7月在首尔举行时隔近一年，也是两国重启首脑外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双方进行的首次高层战略沟通，象征意义尤为突出。 ▲K-POP演唱会重回议程 文化交流迎来“试金石” 从文化交流层面来看，韩中两国政治外交氛围呈现回暖迹象。据多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韩方已就下月在华举办演唱会事宜与中方展开协商，并向HYBE、SM、YG和JYP等四大娱乐公司询问旗下主要艺人的行程安排。韩国总统室对此持谨慎态度，称尚未敲定任何事项。但执政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中方立场，我方不宜率先公开日程，但中方对举办演唱会提议持积极态度。 分析认为，目前尚未有官方明确消息，但这一动向自2016年“萨德”事件导致韩流在华活动受限以来，双方首次探讨政府主导的规模化文化交流项目，显示出两国在人文交流合作的积极态度。 在去年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晚宴上，习近平主席对韩方提出的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唱会表示出兴趣，并当场对外交部长王毅做出指示。分析认为，如果韩国总统李在明新年访华行程最终敲定，韩中首脑会谈与文化交流活动有望呈现联动效果。 不过，分析指出，“限韩令”背后不仅涉及双边政治因素，也与中方近年来强化文化产业管理的政策方向有关。因此，即便K-POP演唱会顺利举行，“限韩令”能否全面解除仍不确定。但随着中日关系趋紧、日本籍艺人在中国的演出接连取消，如果韩国艺人率先重返中国市场，象征意义不容小觑。 ▲经贸合作同步升温 五大集团掌门人有望七年来首次访华 在经济领域，韩中互动日益密切。据韩国经济界消息，大韩商工会议所将于下月率领200人规模的经济代表团对中国北京进行访问。这是自2019年后，大韩商工会议所时隔7年再次组织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 据悉，此次访华经济代表团规模空前。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LG集团会长具光谟等韩国主要企业集团的掌门人有望悉数随行。较2019年以主要经营层员工为主的访问不同，此次“掌门人外交”被视为韩国经济界重新布局中国市场、深化对华合作的重要信号。 访问期间，代表团计划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在北京共同举办商务论坛，并签署谅解备忘录（MOU）。双方将重点围绕制造业创新、供应链稳定、服务与内容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探讨。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与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双方将致力于构建“互补互惠、水平协作”的新型经贸合作关系。 ▲李在明本月访华在望 首脑外交成关键变量 在外交日程方面，李在明有望于今年年初访华，与习近平主席举行韩中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极大。此次访问若顺利进行，可视为就去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正式回访。 韩中全球协会会长禹秀根（音）表示，中方已就此展开积极沟通，并期待李在明能成为新年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他提出，希望双方在会谈中优先聚焦“分歧较小、共识度较高”的议题，从而为两国关系注入新的力量。分析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中日关系趋紧、朝中与朝俄关系趋近的复杂格局下，韩国试图通过务实外交拓展自身战略回旋空间。 ▲韩中关系站在十字路口 稳定机制亟需构建 多位外交分析人士指出，韩中关系难以回到过去的“蜜月期”。安全、技术与制度层面的结构性竞争预计长存。然而，在竞争中建立沟通机制、管控分歧、扩大合作面，成为双方面临的挑战。 今年或将成为韩中关系走向稳定的关键一年。K-POP能否促使双方关系趋稳，经济代表团访华能否转化为合作成果，韩中首脑会谈能否构建中长期稳定框架，均需时间考验。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如何选择将影响地区格局的未来走向。

30日，青瓦台发言人姜由桢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2026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2017年前总统文在寅后，韩国总统时隔近9年再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此次访华距离李在明就任总统过去215天，也是继今年11月在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首次举行韩中首脑会谈后，时隔两个月再次与习近平举行会谈。 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与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并出席国宾晚宴等活动，此后前往上海，展开为期两天的行程。 预计在会谈中，李在明将与习近平就韩中双边关系，以及韩半岛周边局势等展开广泛讨论，议题包括深化经济合作、西海（黄海）构造物以及朝鲜问题等。 尽管可能未被列入正式议题，但李在明可能就韩国推进建造核潜艇计划向中方进行说明，强调这一计划属防御性措施，目的在于避免加剧军事紧张关系，消除中方疑虑。 李在明还可能就“E·N·D倡议”等韩半岛和平构想争取中方的理解与支持。此外，外界高度关注此访是否将成为“限韩令”松绑的重要契机。 此前李在明在介绍与习近平首次会谈成果时曾表示，此次会谈在全面恢复韩中关系、以战略合作伙伴身份重新走上务实共赢之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鉴于习近平主席已发出访华邀请，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为更加紧密的近邻关系。 上海行程中预计将包括与回顾历史和未来相关合作的内容。姜由桢表示，2026年既是白凡金九先生诞辰150周年，也是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旧址成立100周年，将安排相关行程，此外还包括加强两国企业在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领域合作的行程。 关于经济使节团是否随行以及具体规模和名单，青瓦台未对外公开，但表示期待在核心矿产供应链、投资促进、数字经济及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方取得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成果。相关部门之间预计将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访是李在明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此访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韩国总统李在明计划于明年1月率领约200名韩国经济界人士访问中国。这一消息，已超越了普通外交日程的意义，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长期处于低谷的韩中关系正在重启。 就在几年前，韩中关系仍可被形容为“虽不舒服但互相需要”。政治互信减弱，经贸合作更多依赖惯性运转，民间交流明显降温。两国关系虽未中断，却逐渐陷入一种“相互关联却缺乏对话”的状态。 然而，去年，中国对韩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访问韩国，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虽然尚难断言坚冰已经完全解冻，但可以确认的是，中韩关系已步入一个谨慎试探的“融冰期”。 外交从来都是时机的艺术，韩国此时推进总统访华，显然是对这一时机的把握与回应。 中国依然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无论是进出口、投资与产业链，还是旅游、留学生交流，两国经济结构早已深度交织。即便政治氛围趋冷，经济合作也难以简单切割。问题在于，过去数年间，韩中关系更多停留在“相互依存而缺乏沟通”的层面。 免签政策率先在民间层面打破了这一僵局。韩国公民赴华人数回升，经贸展会、商务洽谈、学术交流逐步恢复活力。某种意义上，并非外交率先开路，而是民间往来为关系修复撬开了一道缝隙。习近平主席的访韩，则将这一缝隙拓展为更具制度性和外交意义的空间。 李在明此次访华将有200余名经济界人士随行，也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这不是一场以宣示立场为目的的访问，而是强调在一线、在具体项目中寻求成果。半导体、电池、电动汽车、生物医药、文化内容、绿色产业等领域，既是竞争前沿，也是合作交汇点。对韩国而言，既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外，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照单全收。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亦关注此次访问中，除经贸合作外，是否涉及防务与安全领域的沟通。这表明，首尔正尝试以更立体的方式管理中韩关系，而不仅限于经济层面。 但正是在此刻，更需要保持冷静。“融冰期”意味着解冻在即，但也意味着风险。冰层最薄之时，恰恰最容易失足。对中国释放的友好信号作过度乐观解读并不理性。中国确实在释放善意，但这更像是战术层面的调整，而非战略方向的根本转变。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韩国，但并不意味着会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作出让步，或给予无条件信任。 经贸合作同样如此。中国的开放具有选择性。在需要合作的领域，强调互利共赢，而在涉及技术主权与安全的关键领域，门槛依旧存在。防务层面的交流，短期内更可能停留在象征与沟通层面，而非实质性突破。 历史经验值得警惕。韩国曾在双边关系升，过度依赖政治层面的乐观预期，最终遭遇现实冲击。这一经历留下的教训是：与中国的关系越是在改善之时，越需要保持理性与谨慎。 李在明此访中国，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与其任由关系僵化，不如主动管理，与其放任误解，不如保持沟通。考虑到韩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主动压缩对华合作空间并非理性选择。 但此次访问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共同声明的措辞是否华丽，也不在于签署合同的数量是否可观。真正重要的是关系运作的方式本身。以利益而非情绪为基础，以执行而非口号为核心，以可持续而非短期成果为目标——这应成为当前韩中关系重新校准的基本原则。 融冰期终将过去，河流要么重新奔流，要么再次封冻。走向何方，取决于双方的判断与姿态。此刻再次相互凝视的韩中两国，不应回到过去，而应迈向更加成熟、理性的关系。克制期待，保持警惕，同时敞开对话之门——这既是韩中关系所需的常识，也是国家外交应坚守的基本平衡。

韩中两国正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FTA）第二阶段服务与投资领域的谈判进程。 30日，韩国产业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翰九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在北京会晤。双方商定明年上半年再次举行贸易代表会议，共同检查自贸协定后续谈判情况。双方还对石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等韩中自贸协定相关焦点议题进行讨论，并就基于韩中自贸协定深化双边合作形成共识。 韩中自贸协定于2015年生效。由于韩中当时就开放服务、投资市场达成的协议存在局限性，双方决定在自贸协定生效后两年内完成后续谈判，但迄今未达成协议。若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谈妥，两国互相开放的市场范围将从目前的工业品、农副产品进一步扩大到金融、电信、法律、文化等服务和投资领域。 同时，外界也期待此次谈判进展可能成为“限韩令”松绑的契机。中国在2016年因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于次年对韩国文化、旅游等产业实施限制。尽管中方官方否认存在“限韩令”，但韩国文化在中国市场传播确实受到限制。 吕翰九前前日访华，先后会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部长级官员。据产业商部介绍，吕翰九与各方就全球贸易环境变化、供应链重组和技术创新给产业带来的影响、韩中贸易合作方向等广泛交换意见。吕翰九将于当天结束访华行程回国。

展望未来，2025年与2026年有望成为韩中关系的重要转折期。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台后，韩中关系逐渐走出阴霾，开始寻求新的合作空间。2025年11月1日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尤其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访韩。在持续约100分钟的会谈中，两国元首就“推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熟发展”达成共识。 在金融领域，两国签署了规模达70万亿韩元/40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期五年。此举标志着两国在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延续了这一重要金融合作安排，为区域经济稳定与双边贸易投资提供了持续保障。 韩中本币互换协议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面对当时急剧紧缩的美元流动性，两国央行于2008年12月12日首次签署协议，规模为38万亿韩元/1800亿元人民币，被视为东亚国家携手应对危机、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关键一步。 随着合作成效显现，协议规模在2011年10月首次续签时扩大一倍，达到64万亿韩元/3600亿元人民币，显示出双方深化金融合作的强烈意愿。2014年的续签实现了重要升级——双方明确约定将部分互换资金用于支持贸易结算，标志着协议功能从应对危机向服务日常贸易投资便利化拓展。 然而，该协议并非一帆风顺。2020年10月协议到期后曾一度未能如期续签，进入“技术性延长”状态，引发市场对区域金融合作前景的广泛关注。分析普遍认为，这一插曲反映了地缘政治因素对经济合作的潜在影响。 但金融合作的务实需求最终占据上风。经过沟通协商，双方于近期成功续签。尽管规模根据当前实际需求与汇率水平进行了微调，但五年期安排给予了市场明确的长期预期，传递出两国维护金融合作基本盘的积极信号。 业界普遍认为，本币互换协议有助于稳定两国贸易、降低企业汇兑成本，但也有观点指出，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仍然有限，货币互换的实际效应恐难全面显现。 据韩国经济界近日消息，韩国对华贸易去年自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首次出现逆差。在此背景下，韩国企业普遍期待通过本币互换在对华贸易中降低结算成本、减轻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目前，韩国出口企业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正在稳步扩大。对华出口约占韩国总出口的20%，若以美元结算，汇率波动影响较大，而人民币结算可提升汇率稳定性。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韩中贸易规模虽下降3.3%，但人民币结算规模依然维持在141亿美元的高位，人民币结算比重也从去年的10.5%升至11%。 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份额为7.6%，超越欧元位居第二。但美元仍以81.4%的占比绝对领先。韩国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出口结算货币中美元占比高达84.5%，人民币仅为1.5%。 对此，有观点认为，除对华贸易占比较高的企业外，货币互换的直接效益可能有限。业界专家指出：“韩中货币互换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有积极作用，但也可能加深对中国市场与人民币结算体系的依赖。由于目前韩国企业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比重较低，其实际收益仍需进一步评估。” 此外，另有专家指出，在美元流动性危机等市场不确定性加剧时，韩中本币互换的“实际效用”有限。通过货币互换获得的人民币在真正的危机情况下难以立即兑换成美元，且需对方央行批准，因此难以被视为有效的紧急应对手段。 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姜成振（音）表示：“韩中货币互换在外交层面象征着双方互信，但人民币并非国际储备货币，且无法在短时间内直接兑换成美元，因此在流动性危机阶段，其实际应急功能相对有限。”

在全球电动汽车需求放缓、中国电动车企业低价攻势持续、高利率与高成本结构重压之下，欧美日传统汽车制造商正在大幅收缩生产体系，停产与关闭海外工厂及本国工厂的案例不断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汽车、比亚迪等后发车企则加快扩张步伐，押注未来汽车产业格局的重塑。 据外媒日前报道，全球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本月将关闭位于德国德累斯顿的工厂。该工厂负责生产大众ID.3。这是大众成立88年来首次关闭德国本土工厂，也是其去年10月与工会达成的结构调整方案的延续举措。大众今年第三季度录得10.7亿欧元亏损，为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季度亏损。对此，大众已宣布实施关厂及裁员措施。 此外，美国通用汽车（GM）近期也采取了减产举措。位于田纳西州斯普林希尔（Spring Hill）的工厂已暂停生产凯迪拉克电动SUV，并计划在明年初进一步缩减产能。受美国电动车补贴政策调整影响，通用决定明年1月开始将底特律电动汽车工厂的生产削减至一班，并裁员1200人。日产汽车于今年5月宣布将逐步停止神奈川县追浜与湘南工厂的生产并最终关闭，此举为日产自2001年以来首次关闭日本国内工厂。 业内分析指出，传统车企相继关停生产线，主要源于两大背景：一是电动化转型步伐落后于市场需求变化，二是中国电动车企的崛起打破传统格局，导致欧美日车企在全球及本土市场份额承压。 大众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占比曾高达40%，但随着中国电动车品牌的迅速崛起，其电动车战略推进不够有力，使业绩明显承压。通用则因补贴政策变化不得不重新调整电动化投资节奏。日产在电动车与混合动力领域落后于丰田、铃木等本土竞争者，也未能抓住产业关键窗口期。 与传统车企的收缩战略相反，韩国现代汽车集团与中国比亚迪等新兴领军企业正在加速海外扩张，积极布局未来市场。现代汽车集团近期宣布，2026年至2030年期间将在韩国国内投资125.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46亿元）。现代汽车正在蔚山建设电动车专用工厂，计划明年竣工，并在建设氢燃料电池新工厂，预计2027年投产。起亚则以未来核心业务专用目的型移动出行工具（PBV）为支点，在京畿道华城投入4万亿韩元，正在建设一座PBV专用工厂——“EVO工厂”。 全球电动车销量领先的比亚迪则加快布局欧洲市场，先后推动在匈牙利、土耳其、西班牙建设工厂。吉利、上汽等中国车企也在研究在欧洲设厂的可能性，显示其积极扩大全球产能的战略意图。 业内认为，尽管全球电动车市场面临阶段性“鸿沟期”，但电动化趋势不可逆转。部分传统车企在困境中选择削减投资，而韩中车企借机扩大产能，有望在未来产业竞争中占据重要位置。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格局重塑加速推进，大众等传统企业在收缩战线，而韩中车企持续扩大投资，其差异化策略将对未来全球汽车竞争态势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