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韩国作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凭借蓬勃发展的K-文化在国际舞台上享有盛誉。然而，在光鲜亮丽的经济成就背后，韩国的教育内卷、职场过劳、物价飞涨、房价飙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韩国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隐忧。 近日，一则关于“韩国登顶经合组织（OECD）国家压力指数排行榜”的报道在社会引发热议。多项权威调查显示，韩国在自杀率、抑郁症发病率及性少数群体权益保障等关键社会指标上均位列前茅，折射出韩国民众普遍承受的沉重心理负荷。 据调查，经济困境（45.8%）是韩国民众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45.5%）、职场压力（38.5%）、健康问题（33.8%）、家庭关系（29.8%）等紧随其后。据悉，韩国30至40岁群体普遍面临着“三明治一代”的双重负担——既要赡养年迈父母，又要抚养未成年子女。 韩国社会正被四大结构性压力所困扰。持续通胀、空气污染、居高不下的自杀率（每10万人21.16例，OECD最高）以及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不足（相关权益保障排名OECD倒数第三）。这些顽疾已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仅从笔者周围的朋友来看，身边同龄人普遍面临着职场竞争、婚恋压力、住房负担以及生育焦虑等多重挑战。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动辄数十年的房贷压力直接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压力问题，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坚持规律的运动锻炼、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进行冥想练习以及适当的拉伸运动等，都是缓解心理压力的有效方式。又或者得空与朋友小聚，喝上一杯，谈谈心事，把焦虑悉数抖搂出来，同样能起到宣泄压力的效果。 为了应对社会性压力问题，韩国政府与企业积极推进多项支持政策与制度改革，包括在职场推广压力管理项目、扩大心理咨询服务覆盖面、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等，旨在提升国民自主调节情绪的能力。然而，要实现根本性改善，还需要推动全社会观念的转变，将压力视为可管理、可克服的发展课题。这种认知范式的转变，对于建设更具韧性的韩国社会至关重要。

在过马路的上班族【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大企女性平均年薪超过男性的70%水平。大企性别薪酬差距呈持续改善态势，但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依然显著。 企业分析研究所Leaders Index对韩国500强企业进行调查，并于22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以2024年为基准，韩国大企女性员工平均年薪达740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7.9万元），达到男性平均年薪（1.0561亿韩元）的70.1%水平。较2023年的68.6%提升1.5个百分点，较两年前的66.9%提升3.2个百分点，显示出性别薪资差距呈持续缩小趋势。 然而，从平均在职年限来看，性别薪资差距仍然显著。女性员工的平均在职年限为9.2年，为男性（11.9年）的77.3%水平。但在薪酬方面，女性仅达到了男性的70.1%，反映出女性在高层职位中的代表性仍不足。Leaders Index分析称，在韩国大企中，女性员工占比仅为26.4%，且多集中于中低层岗位，这一结构性因素直接制约了女性整体薪资水平的提升。 从行业细分来看，贸易、证券、保险、运输和银行等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尤为突出。 在贸易行业，女性员工平均在职年限11.3年，高于男性的10.1年，但平均年薪仅为7000万韩元，不及男性（1.151亿韩元）的60.8%；在证券行业，女性员工的平均在职年限（10.8年）略高于男性（10.3年），但平均年薪为9900万韩元，仅为男性（1.52亿韩元）的65%水平；在保险业中，男女平均在职年限基本持平，分别为13年和13.1年，但女性的平均年薪为8800万韩元，为男性（1.31亿韩元）的67.5%水平；运输行业中，女性平均在职9.5年，略低于男性（10.2年），但平均年薪为6400万韩元，为男性（9700万韩元）的66.2%水平；银行业方面，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在职年限分别为15.4年与14.5年，男性平均年薪为1.28亿韩元，仍比女性（9700万韩元）高出24.5%。显示出在女性职业稳定性与男性相当甚至更优的情况下，薪资差距仍然显著。 Leaders Index指出，当前韩国大企在薪酬公平性方面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亟待解决。研究显示，大企在职位晋升及薪资体系建设方面仍存在系统性性别差异，特别是在高管层级的代表性方面，男性仍占据绝对优势。要实现真正的职场性别平等，企业需要从根本上优化人才选拔与晋升机制，建立更加透明、公平的职业发展体系，同时加强对女性管理人才的培养与任用，从而推动职场生态的实质性改善。

9日，在京畿道水原市举行的“水原工作岗位博览会”上。青年们在查看招聘公告栏。【图片新闻 韩联社】 尽管近年来韩国20至40岁年轻人受频繁跳槽风潮及经济低迷影响，自愿离职率持续攀升，然而，韩国百强企业员工的平均在职年限不降反升。 16日，企业数据研究机构CEO Score面向销售额排名前100位的韩国企业中，公开近5年的员工在职年限数据的80家企业进行调查并发布结果显示，以去年为基准，受访企业的员工平均在职年限为14.03年，较2020年增加0.48年。数据显示，大企业员工的平均在职年限呈温和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20年为13.55年，2021年为13.7年，2022年为13.63年，2023年为13.91年。 其中，女性员工在职年限的增长尤为明显。女性员工平均在职年限从2020年的11.38年提升至2024年的12.94年，增加1.56年；相比之下，男性员工的在职年限仅从14.29年上升至14.41年，增幅为0.12年。男女员工在职年限的差距从2020年的2.91年缩小至2024年的1.47年。 从企业来看，去年，起亚汽车员工平均在职年限最长，为21.80年；其次为KT（20.5年）、SK仁川石油化学（20年）、花旗银行（18.84年）、SK能源（18.68年）、Hanon系统（18.64年）、大韩航空（18.4年）、SK geocentric（18年）、渣打银行（17.94年）和S-Oil（17.8年）。反之，百强企业中员工平均在职年限最短的是斗山，仅为3.2年。其后依次为未来资产（MiraeAsset ，4.2年）、HD现代重工（4.3年）、Kiwoom证券（6.58年）、Daou科技（6.88年）、GS零售（7.2年）、Naver（7.40年）等。 近几年，在职年限增幅最大的企业是SK Networks，从2020年的9.05年增加至2024年的13.92年，增长4.87年。HD现代重工（3.4年）、易买得（3.2年）、韩国泰科（3年）、三星SDS（2.8年）、三星物产（2.6年）、未来资产证券（2.41年）、乐天购物（2.4年）、现代工程建设（2.3年）和LG显示（2.2年）等企业的员工在职年限也显著提升。反之，现代汽车员工平均在职年限从2020年的18.8年下降至2024年的15.8年，减少3年，降幅最为显著。其次依次为SK能源（2.31年）、高丽锌业（2.17年）、韩华生命（1.7年）、SK geocentric（1.63年）、KG化学（1.3年）、KT（1.1年）以及现代摩比斯（1年）等。

EXPRIVE代表白承敏（左一）与参加活动的在韩就职中国人士合影。【图片提供 EXPRIVE】 本月12日，“Exprive Career Exchange”活动在位于首尔圣水洞的Sangsang Planet举行。来自三星、阿里巴巴、SM娱乐、Kakao娱乐、Silicon Two、爱茉莉太平洋等多家知名企业的35位外籍在职人员，分享了他们在各自行业中积累的经验与见解，并就韩国社会的多样性及全球战略方向展开了深入讨论。 本次活动由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博主们集聚的社区——EXPRIVE主办，来自医疗、化妆品、时尚、科技、文化艺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外籍从业者以嘉宾身份参与，分享了他们在实际工作及文化交汇点上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本次活动一共设有7个专场，其中的中国专场邀请了在三星、SM娱乐、Kakao娱乐、爱茉莉太平洋等韩国知名企业就职的中国人作为嘉宾，就“中国人视角下的韩国：职业、文化与连接”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为现场观众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之谈和启发。 前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秘书长、前马来西亚与缅甸大使赵炳济，亚洲荣誉协会（AHA）会长、前阿联酋大使李锡九，以及中国驻韩大使馆三等秘书赵超为活动致辞，与会嘉宾就韩国与海外各国经济合作及多元文化人才的潜力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探讨。 EXPRIVE代表白承敏表示：“本次活动展示了外国专家不仅是简单的消费者，更是作为同事与合作伙伴，为韩国产业生态系统作出贡献的典范。”他强调，持续的交流与合作将成为提升韩国未来竞争力的关键。EXPRIVE Career Exchange今后将继续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与韩国企业之间搭建实质性合作与沟通平台。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大韩商工会议所对韩国2131家中小企业的2022至2024年ESG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并于9日发布的结果显示，韩国中小企业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水平在两年内显著提升至2倍以上。 具体来看，韩国中小企业ESG平均得分从2022年的2.0至2.2分稳步提升至2023年的3.2至3.4分，并在2024年达到4.6至4.8分，成功实现从"脆弱"等级到“良好”等级的跨越。ESG评价体系采用10分制分级标准，其中0至2.99分为“脆弱”等级，3至6.99分为“良好”等级，7至10分为“优秀”等级。值得注意的是，“脆弱”等级企业占比从2022年的45.7%降至2024年的32.4%，降幅达13.3个百分点；同时，“良好”等级企业比例从50.8%升至58.1%，“优秀”等级企业更从3.5%增长至9.5%，增幅达6个百分点。 从ESG三大核心维度分析，环境（E）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大气污染物防治"指标得分从1.13分跃升至6.48分，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环保设施支持力度，以及广泛推行大气污染物减排协议制度。社会（S）领域中，“劳动环境”指标从1.97分提升至5.70分，反映出随着MZ世代（1980至2000年代初出生者）成为职场主力，企业对工作生活平衡等劳动条件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然而，“信息保护”指标得分从4.50分下降至3.12分，凸显在黑客技术升级和暗网扩散的背景下，高新技术企业面临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挑战。公司治理（G）方面，“信息公示”和“审计监督"两大指标均实现1.71分的显著提升，体现了韩国企业治理正从传统的会计审计向涵盖经营改善、风险管理的综合体系转型。 大韩商工会议所自2023年起在全国26个地区设立供应链ESG支援中心，通过巡回咨询、企业定制培训等方式，系统性推进ESG经营能力建设。大韩商工会议所可持续经营院长赵永俊（音）表示：“尽管近期ESG监管政策有所调整，但出口企业仍面临供应链环境管理、人权调查等现实挑战。我们将持续强化支持力度，助力本土企业提升ESG核心竞争力，有效应对国际贸易壁垒。"

截至去年底，41.1万名韩国“躺平”青年超过一周既未成功就业也未积极求职，仅以“休息”为由拒绝参与劳动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大学生缺乏社会经验导致求职受阻，职业高中毕业生则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待遇差距中陷入迷茫。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青年“慢就业”，似乎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社团和校外活动一概取消，简历上能写的内容少之又少。”许多疫情期间在校的大学毕业生反映，由于缺乏课外经历，在实习和正式求职时竞争力明显不足。这些疫情期间入学或在读的多届毕业生被冠以“新冠学号”之称，他们陆续步入社会，就业市场却愈发严峻。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61.1%的大企业尚未确定或没有招聘计划，其中41.3%尚未确定，19.8%则明确表示不招新人。这一比例较去年同期显著上升，就业市场持续处于低迷状态。 在整体招聘缩减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招聘已有经验的“半新人”。韩经协数据显示，去年大企业的新入职大学毕业生中，近三成已有工作经验，较前年进一步上升。此外，今年上半年企业的新人招聘计划中，31.2%要求具备经验，而半数以上岗位要求有经验者的企业占比也大幅上升。 “新冠学号”青年普遍缺乏实习经验，因此在求职时更显劣势。部分毕业生表示，面试时经常遇到拥有实习或短期工作经验的求职者，自己则因履历空白频遭淘汰。这种“无经验—难就业—无经验”的恶性循环，导致众多青年对求职前景感到更加迷茫和焦虑。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除了经验不足，“新冠学号”求职青年在获取就业信息上也面临挑战。疫情期间，大学内的社交活动减少，学生缺乏来自学长学姐的就业指导。尤其是在一些缺乏传统人脉网络的学校，毕业生难以获得有效的求职建议和资源，令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更加被动。 韩国劳动研究院发表的统计厅《青年首次就业分析》报告显示，毕业生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的平均时间已延长至11.5个月，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选择“暂时休息”的青年数量也在快速增加。今年1月“躺平”青年达到43.4万人，同比增长7.7%，并且已连续9个月增长。 不少青年在长期求职无果后选择暂时休息，也有人通过兼职维持生计，等待更好的就业机会。部分青年认为，与其进入待遇不佳、前景不明的企业，不如在观望市场变化后再进行“慢就业”。对此专家指出，“躺平”并不等于放弃，而是青年在严峻就业环境下的“理性选择”。高丽大学劳动专业研究生院教授金成熙（音）表示，当前不仅大企业岗位有限，中小企业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许多青年宁愿暂时不就业。 然而，长期“躺平”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中小风险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卢敏善（音）警告称，缺乏工作经验可能导致青年长期无法进入正式就业市场，对个人发展和社会经济都会带来挑战。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引导青年进入就业市场，并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工作环境，以吸引更多青年求职。 部分专家建议，社会应该理解青年“躺平”与“慢就业”现象，同时提供支持，让青年能够更加有效利用休息时间接受职业培训、求职指导等。此外，政府和企业也需努力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就业岗位，加快青年就业进程，让他们愿意进入职场工作，而不是被迫“躺平”。

【图片提供 网络】 韩国大型企业应届毕业生平均年薪在韩国属于超高水准，那么在全球是否也处于较高水平呢？从全球范围来看，韩国大企起薪水平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但相较于美国和英国较低。 近日，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发布的《韩国大学应届毕业生初薪分析》报告显示，韩国300人以上规模企业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平均起薪（不含奖金等额外薪资）达500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4.7万元），包含额外薪资后的平均年薪达5302万韩元，显著高于韩国全体企业平均起薪3675万韩元。 从国际比较来看，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韩国大企应届毕业生起薪达5.7568万美元，较日本同类型企业高出57.9%。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方面，韩国较日本领先26.5个百分点，显示出较强的薪酬竞争力。 韩国头部企业的薪酬水平更为突出。韩国金融监督院和主要就业门户网站数据显示，以税前标准计算，韩国十大企业集团应届毕业生平均年薪均突破5000万韩元。其中，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达6900万至7000万韩元，现代汽车、LG电子、起亚等企业均在5500万至7000万韩元区间。尽管受企业业绩和经济环境影响，大企新员工年薪存在一定波动，但整体维持在5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以去年为基准，韩国整体大企新员工平均年薪首次突破5000万韩元大关，较中小企业3200万韩元的起薪水平高出35%，凸显出韩国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薪酬差距。 从全球范围来看，以普通大企为基准，美国应届毕业生平均年薪为5.1万美元，德国5万美元，法国3.3万美元，加拿大4.2万美元，英国4.5万美元，澳大利亚3.6万美元，新加坡3万美元，日本2.8万美元。韩国大企新员工平均年薪超过法国，略低于美国和德国。综合考虑各国生活成本、税收政策及福利待遇等因素，韩国大型企业应届毕业生的薪酬水平已跻身全球前列，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自2020年以来，韩国大型企业年薪水平呈现显著增长态势。业内专家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主要受包括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各行业人才争夺战加剧、IT及半导体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劳动市场结构性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此外，MZ世代（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出生者）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重视程度提升，也成为推动企业薪酬改革的重要因素。 薪酬体系方面，绩效导向的奖金制度与多元化福利政策正成为新趋势。除传统薪资外，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制、住房补贴等新型福利待遇日益受到重视。调查显示，新一代求职者在择业时，不仅关注薪酬水平，同时更看重长期职业发展空间和企业社会价值等综合因素。 根据大学生调研机构VinuLabs Insight日前发布的《2024届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报告显示，在对500名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中，70.2%的受访者将"薪资水平"列为首要考虑因素，其次分别为“岗位匹配度”（52.6%）、“企业文化”（33.6%）和“工作地点”（30.2%）等。 在企业偏好方面，三星电子以8.1%的支持率位居榜首，其次依次为Naver（7.2%）、Kakao（5.5%）、现代汽车（4.7%）、希杰娱乐（3.3%）、爱茉莉太平洋（3.2%）、希杰第一制糖（3%）、大韩航空（2.9%）、SK海力士（2.5%）、LG电子（2%）等知名企业。选择理由中，“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39.7%）和“企业荣誉感”（24.4%）占比最高。 就业类型选择上，29.5%的毕业生倾向大型企业，政府机构（17.9%）和国有企业（16.1%）分列二三位。与2021年相比，毕业生对体制内单位的偏好有所下降，而对大型企业和自主创业的关注度明显提升。 据悉，《福布斯》发布的“全球最佳职场”榜单显示，在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职场格局呈现新变化。三星电子虽从连续四年的榜首位置降至第三，落后于微软和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但仍领跑亚洲企业。同时，包括三星电子在内，KB金融集团（第11位），新韩金融集团（第92位）、起亚（第108位）、IBK企业银行（第123位）、现代汽车（第137位）、NAVER（第148位）、SK集团（第153位）、LG（第171位）等24家韩国企业上榜。

首尔光化门一带的上班族。 【图片提供 韩联社】 日前一项调查显示，去年韩国人的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较上一年大幅上升。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严重的为进步和保守阵营间的理念冲突，歧视最严重的领域为就业。 韩国行政研究院去年8至9月面向8251名成年人实施面谈调查，于本月6日发布《2024年社会融合现况调查》。 调查显示，去年韩国人的幸福感平均为6.8分（满分10分），较2023年上升0.1分。然而，负面情绪中的焦虑从3.4分上升至4.1分，抑郁从2.8分上升至3.5分。 从各年龄段来看，10-29岁和30-39岁幸福感均为7分，40-49岁和50-59岁下降至6.8分，60岁以上为6.6分，年龄越大幸福感越低。 月收入在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00元）以下的最低收入群体幸福感从6.1分下降至6分，月收入在6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从6.8分上升至7分。 对社会地位的认知方面，各收入群体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去年月收入在100万韩元以下的群体对社会地位的认知为4.9分，基本与2023年持平，月收入600万韩元以上群体从5.7分上升至6.1分，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从0.9分扩大至1.2分。 作为韩国人的自豪感平均为3.1分（满分4分），创下自2013年实施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去年韩国人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满意度分别为5.1分和5.3分，均较2023年上升0.7分。42.5%的受访者称，曾与周边的人讨论过政治社会问题，较2023年大幅下降23.3个百分点。参与签名运动的比重从10.8%上升至12.2%，在博客等网上平台发表过个人意见的比重从10.2%上升至11.3%，参与过示威集会的比重从8.1%上升至10.9%。 认为自己属于中立的比重为45.2%，属于保守倾向的比重为30.2%（极为保守5.1%、较为保守25.1%），属于进步倾向的比重为24.6%（极为进步3.2%、较为进步21.4%）。 回答中立的女性和男性比例分别为47.2%和43.2%，年龄越大、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回答保守的倾向越高。 在群体沟通方面，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为3.4分（满分4分），其次依次为职场同事间沟通（2.8分）、邻里之间的沟通（2.4分）和代际之间沟通（2.3分）。政府和国民间的沟通为2.3分，国会和国民间的沟通为2.1分。 韩国社会中，感受到歧视最严重的领域是就业，因就业方式导致的歧视为2.8分（满分4分），其次是因残疾、学历、经济地位导致的歧视均为2.7分，因年龄、国籍、种族导致的歧视均为2.6分。 各类型社会矛盾中，最严重的是保守与进步之间的理念冲突（3.1分），贫困阶层和中上层间的阶级冲突为2.9分，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劳资冲突为2.8分。 调查显示，造成社会冲突的最重要原因是利害关系各方追求自身利益（25.9%）、相互理解不足（24.6%）、个人及集体之间的价值观差异（17.9%）和贫富差距（16.8%）等。 与财政状况不佳导致捉襟见肘相关的全体指标一致上升，为筹集学费而借钱的比重从2.5%上升至4.7%、因房租上涨而搬家的比重从2.3%上升至4.6%，因就医费用过高而未能接受治疗的比重从2%上升至3%。

上月16日，在首尔瑞草区aT中心举行的“2025公共机构招聘博览会”上，应届生们正在参观展位。【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公共机构与大型企业等高质量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呈疲软态势，进一步加剧青年就业困境。随着优质工作岗位持续缩减，青年的求职热情遭受重创，众多青年被迫退出就业市场。 去年由于紧急戒严事态、济州航空坠机事故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同时中美关税大战的炮火即将打响等，对外不缺性因素加剧，导致就业市场放缓。专家分析称，尽管政府出台多项扩大青年就业的相关政策，但优质岗位未能有效增加，政策效果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 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KOSIS）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300人以上企业，平均就业人数达314.6万人，同比仅增加5.8万人，增幅创自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300人以上企业的就业者增幅在2022年创18.2万人后，2023年增幅减少至9万人，300人以上企业工作岗位相对稳定，被定义为优质岗位且备受年轻人青睐，但就业者连续三年呈急剧减少趋势。同期，运输、仓库业等相对不稳定的就业岗位却呈激增态势，同比增加5.6万人。此外，公共机构就业人数也呈明显减少趋势，去年399家公共机构新员工人数同比（2.207万人）减少287名，达1.992万人，跌破2万人大关。 随着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大，各大企业及机构在招聘时更倾向于选择有经验的职员，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了青年就业率的下跌。优质工作岗位的不足及企业不愿雇佣新人，成为就业市场中青年流失的主要因素。经济活动人口调查报告显示，去年被分类为非经济活动人口的“休息”青年同比增加2.1万人，达42.1万人。韩国青年人口逐年减少，但“休息”青年反增，反映了青年就业动力的严重下降。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政府将今年的就业人数增幅目标下调至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2万人），但仍有人认为，受各大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实现这一目标难度较大，甚至可能相较于去年进一步恶化。为了应对近年来不工作、不求职的“休息”青年增加的趋势，政府建立了多元化的支援体系，以防止尼特族（指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的青年群体）的增加。 政府借鉴欧盟的青年就业战略，全力推进“青年保障计划（Youth Guarantee）”，该旨在为25岁以下青年在失业或毕业离校后的四个月内，提供包括就业、教育深造及实习实践在内的多元化机会，助力他们顺利踏入职场。同时，政府将着眼于发掘具有潜力的应届毕业生，为他们提供全面支持与指导，并追踪确认其就业情况，针对尚未就业的青年群体，政府将实施更加精准定制的就业援助服务。此外，应届毕业生可在高校就业服务中心享受到一对一的个性化咨询及多样化的职业发展机会。目前，该计划已在建国大学、诚信女子大学及启明大学率先启动，同时大邱天主教大学、全州大学、培材大学以及东义大学也正积极开展示范运营。 从2025年企业经营展望调查来看，回答今年招聘计划与去年持平的企业占比最高，达44.6%，而减少招聘和扩大招聘的企业分别占36.9%和18.4%。雇佣劳动部长官金文洙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经济条件困难且不确定性加剧，预计企业针对青年的招聘规模或将减少。为此，政府将致力于增加青年工作机会，并积极讨论相应对策。 为了扩大青年的工作经验，政府决定对毕业后4个月以上未能就业的青年提供就业培训及国民就业补贴。同时，雇佣劳动部强调，为减少“休息”青年，将与相关机构进行多方位合作。目前，青年就业支援机构数量已大幅增加，从前年的10家增至去年的48家，各大机构将共享人才资源，发掘潜力人才，并向劳动市场输出。 尽管政府通过就业改善方案及2025年经济政策方向等，出台了多个青年就业支援政策。但有人担忧，在优质工作岗位持续减少的态势下，仅凭就业支援政策很难期待明显效果。紧急戒严事态及美国关税政策等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加剧，致使雇佣市场进一步放缓，青年就业前景更加暗淡。

近年来，韩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躺平”。根据韩国统计厅近日发布的《2024年度就业动向》报告，去年没有特定原因而选择“躺平”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达到246.7万人，创下自200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意外，尤其对于在韩国生活多年的我来说，韩国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压力由来已久。高学历、高竞争、低回报的就业环境让许多年轻人感到身心俱疲。 以我身边的朋友为例，许多人毕业后投递了数十份简历，却屡屡碰壁。企业通常倾向于招聘有经验的非正式岗位或高级岗位，而刚毕业的年轻人往往难以满足这些要求。即便找到工作，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和低薪资也让他们感到失望。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现实，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暂时退出职场竞争，进入“躺平”状态。 然而，“躺平”并非单纯的被动选择。在与一些选择“躺平”的年轻人交流后，我发现他们的态度并非消极，而是一种对传统成功标准的反思。在韩国，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往往局限于高薪工作、稳定收入和婚姻家庭。然而，这种单一的价值观念让许多年轻人感到窒息。 在我看来，解决“躺平”现象的关键在于创造平衡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政府需要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并推动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企业也应调整招聘策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成长空间。更重要的是，社会应尊重年轻人的选择，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躺平”或许源于无奈，但也可能是年轻人重新定义生活方式的起点。与其将其视为一种消极现象，不如看作社会变革的契机。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为年轻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多元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