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下班途中目睹一起严重交通事故。突如其来的猛烈撞击与现场混乱场面，令人深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世事的无常。该事故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共造成15人伤亡，肇事者为一名年过七旬的出租车司机。该事故再次将高龄运输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问题推向社会舆论的焦点。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间，65岁以上运输从业人员引发的交通事故增加18%，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激增47%。尤其在出租车行业，涉及高龄从业者的事故从3279起增至3662起，死亡人数由15人上升至28人，几乎翻了一番。 为应对相关风险，此前韩国政府推出驾驶证自愿返还制度，试图通过温和引导的方式降低高龄驾驶比例。然而，截至去年，驾驶证返还率连续五年未能突破2%。部分地方政府也曾研限制75岁以上人员申领个人出租车执照，但迫于行业人手短缺、从业者生计保障及潜在权益争议等现实因素，该方案最终未予实施。 舆论普遍认为，单纯以年龄为标准限制高龄驾驶者的出行权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由于运输行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不稳定、社会认可度相对较低，年轻群体普遍对该行业望而却步，导致高龄从业人数持续增加。在出租车、公共交通等领域，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以合同制形式续聘已成为常态。 据统计，去年个人出租车司机中，65岁以上人员占55%；若扩大至60岁以上，占比攀升至76%。在劳动力持续流失的背景下，运输行业对高龄从业者的依赖持续加深。对众多高龄司机而言，继续手握方向盘是维持生计的现实需要。 高龄驾驶事故并非仅由个人身体机能衰退所致。多位专家指出，道路环境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包括复杂的道路设计、夜间照明不足、道路标识不清晰，以及交通信号体系和安全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对反应能力相对下降的高龄驾驶者尤为不利。 笔者认为，高龄司机事故频发，表面上是个人驾驶风险问题，实则折射出人口结构变迁、行业用工困境与交通安全制度长期滞后等多重系统性因素的叠加影响。如何在保障公共出行安全的同时，兼顾高龄从业者的生计与尊严，成为超高龄化社会治理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本次作为经济使节团成员，陪同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出席韩中商务论坛时表示，韩中首脑会谈推动双边关系改善，期待对现代汽车带来巨大帮助。 数据显示，现代起亚在中国的生产已出现回暖迹象。在中国制造、出口海外的战略下，去年两家公司在华合计产量同比反弹超过15%。 据汽车业界8日消息，2016年时，现代起亚汽车在华生产销量规模达179.2万辆，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当年7月，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中国于次年起对韩国采取反制措施，严重打击韩国车企在华销售。 自2019年起，现代起亚中国市场销量连续6年下滑，去年仅为20.4万辆，不足巅峰时期的五分之一。销量大幅缩水也迫使产能收缩。两家公司在中国的整车工厂数量从一度的8家（现代5家、起亚3家），经抛售和停产后缩减至目前的4家，现代汽车保留北京第二、第三工厂，起亚则保留盐城第二、第三工厂。 在中国市场需求低迷背景下，现代起亚将部分在华产能转向出口市场。两家公司在华工厂出口规模从2019年的2.7万辆增至2023年的6万辆，2024年进一步跃升至18万辆。依托出口基地化战略，两家公司自2022年起在华年产量稳定在38万辆左右。 从去年起这一趋势进一步得到巩固，去年1至11月，现代起亚中国工厂出口规模为21.6万辆，同比增长32.6%。在此带动下，同期两家公司中国总产量从35万辆增至40.5万辆，增幅达15.6%。按这一增幅推算，去年全年产量有望达超过43万辆，这是自2021年以来，时隔4年再次突破40万辆大关。 在出口战略奏效的同时，现代起亚也在专注电动化转型，为实现中国市场销量反弹做准备。去年10月，现代汽车推出首款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纯电紧凑型SUV“Elexio”（EO羿欧），并计划在2030年前将中国市场的电动车阵容扩大至6款。起亚则已在2023年推出EV6以及中国专属电动SUV EV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外国品牌在中国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仅为31%，较2020年的62%下降了30个百分点，同期新能源汽车在新车销量中的比重则从5%跃升至51%。曾长期位居中国销量榜首的大众集团，也在2023年被比亚迪取代，15年来首次痛失冠军宝座。这一市场环境下，现代起亚能否借助中韩关系回暖实现真正的中国市场复苏，仍有待时间检验。

近年来，K-POP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不仅提升了韩流的国际影响力，也成为韩国“文化输出”的重要名片。然而，在耀眼成绩的背后，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以“拉近偶像与粉丝距离”为名，机场这一公共空间被不断改造为艺人的表演舞台和时尚秀场。同时，相关安保措施失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旅客通行并扰乱公共秩序，引发社会担忧。 1990年代末，随着H.O.T.、宝儿、水晶男孩、神话、S.E.S.等偶像团体相继走红，K-POP开始在中国、日本、中国台湾等亚洲市场获得关注。2002年电视剧《冬季恋歌》在日本引发热潮，韩流首次作为“文化出口”受到重视；2003年电影《老男孩》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韩国电影进入国际主流文化市场。K-POP、韩国电视剧与电影协同发展，推动韩国文化（K-文化）进入全面崛起的时代，同时伴随全球粉丝群体的形成，韩国娱乐产业也实现了高速扩张。然而，部分艺人及其保镖在机场等公共场所对粉丝和普通民众采取的应对方式，引发持续争议。 尤其在仁川国际机场和金浦国际机场，艺人出入境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屡见不鲜。2017年，韩国男团WANNA ONE经纪人在仁川机场对一名女粉丝施暴，相关视频曝光后引发网友强烈谴责；2018年，男团NCT 127保镖殴打记者，SM公司就此事发表道歉声明；2022年，男团ENHYPEN保镖殴打女粉丝的视频在网络传播，引发舆论关注；2023年，又有NCT DREAM粉丝在机场被推倒致骨折。 此类事件不仅对偶像团体自身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消耗公众对韩流文化的好感度。更为严重的是，机场作为公共交通枢纽，其首要功能是保障旅客安全与通行效率，而普通旅客却在“追星现场”中遭遇推搡、阻挡，个别情况下甚至受伤。无论是携带儿童的家庭，还是正常出行的旅客，都可能因过度安保和人群失控而遭受无端伤害。 尽管粉丝和媒体为一睹偶像风采而聚集机场，本身并非不可理解的现象，但当艺人行程被刻意曝光、机场被当作营销场所使用，叠加失序的粉丝行为与过度安保措施，普通民众的不便与风险不断增加。 部分专家分析认为，过度安保等激烈冲突的发生，也与个别粉丝的不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关。韩国大众文化评论家河在根（音）表示，部分粉丝在现场过度靠近艺人，甚至出现拉扯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保镖的紧张情绪。他还指出，当保镖长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其应对方式也可能趋于激烈，由此引发过度安保等难以预料的突发情况。 与此同时，公共空间商业化的做法引发持续争议。随着艺人“机场时尚”相关视频及照片在社交平台迅速扩散，机场出入境通道本身演变为品牌营销的一部分。在粉丝经济的叠加效应下，艺人逐渐被塑造成“行走的广告牌”，“机场时尚营销”由此失控，安保冲突和秩序混乱频繁发生。 与韩国形成对比的是，部分国家对机场拍摄和艺人出行有更为严格的管理规定。例如在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任何拍摄等行为均需事先获得许可，并须购买高额责任保险，违规者可被依法清场；美国部分机场则设有VIP私人航站楼，名人自行承担费用，避免对公共场所造成干扰。这些做法在保障公共秩序的同时，也明确了商业行为与公共空间之间的边界。 随着此类事件持续发生，仁川国际机场也曾提出启用“艺人专用通道”以缓解混乱，但因特权争议被迫取消。此外，过度安保问题也已进入韩国国会的讨论议题。在国会文化体育委员会对文化体育观光部的国政监察中，针对娱乐经纪公司保镖对偶像粉丝实施过度安保的问题，多名议员提出质疑。 共同民主党议员闵炯培表示，在政府高调提出“规模约3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万亿元）的K-文化时代”的同时，现实中却频繁出现针对粉丝的暴力争议，反映出主管部门的管理不足。他指出，韩国政府将K-POP、电视剧、美妆、食品等列为重点发展的“五大产业”，强调文化强国战略，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有大量以20多岁女性为主的粉丝在公共场所遭遇被推搡、被强光照射等不当对待，因此相关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明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此访既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也是继去年11月在庆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之后，两国领导人在短短两个月内再次面对面交流。在经历数年低谷后，韩中关系出现明显回暖迹象，此访因此被视为检验这一回暖势头能否真正走向稳定化与长期化的关键节点。 过去数年间，受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美战略竞争加剧、韩美日安全合作强化，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等多重因素影响，韩中关系长期处于低谷，政治互信受损，经贸与民间交流明显降温。李在明政府成立后，提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口号，在坚持韩美同盟与韩美日合作框架的同时，主动修复对华关系，努力防止双边关系继续被卷入大国博弈的结构性对抗之中。 去年11月在庆州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谈被李在明评价为“全面恢复韩中关系的起点”，而此次国事访问则是这一战略的延续与深化。 ▲密集首脑外交释放的政治信号 从出访时间来看，此次访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习近平两个月前刚刚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在明随即在新年伊始进行回访，并将中国定为2026年首个出访国家。在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这种在较短周期内完成的互访安排并不常见，这一“亲密互动”本身就具有稳定双边关系、防止误判的战略意义。 这一安排释放出三重信号：第一，双方都希望避免双边关系再度跌入结构性对立的困局；第二，双方对高层沟通对于稳定关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第三，双方有意将双边关系从“政治修复”推向“制度化管理”。 对韩国而言，稳定对华关系是降低外部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中国而言，在中美博弈持续、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稳定周边关系、尤其是与重要经济与技术合作伙伴保持良性互动，同样具有战略价值。 ▲经贸合作仍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突破口 去年11月韩中首脑会谈期间，双方签署了七项谅解备忘录（MOU），涵盖2026—2030年经济合作规划、货币互换协议、服务与投资领域自贸谈判、创新创业合作、农产品检疫、共同打击电诈犯罪等多个领域。这些文件为韩中关系恢复提供了制度框架，但能否真正落实仍有待检验。李在明此次访华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推动协议从“文本”进入“执行”阶段。 三星电子、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大企业掌门人此次将陪同李在明出访，预计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池、人工智能与供应链安全领域，两国将探求新的合作可能性。 中方可能释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信号，韩方则希望借此稳定在华韩企信心，防止投资与供应链继续外移。若能促成具体投资合作项目，将有助于将政治互信转化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此外，外界高度关注本次访问是否会成为“限韩令”全面松绑的转折点。若中方在文化交流、演出、文化内容引进等方面释放更明确的积极信号，不仅是文化交流层面的突破，还将具有对韩政策姿态实质性调整的重要象征意义。 ▲在有限空间内寻找半岛议题突破口 与经贸领域相比，安全与半岛问题的突破空间相对较小，但仍是李在明此行的重要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趋于谨慎，甚至在某些场合被指对朝态度偏于宽容。 李在明提出的半岛和平进程包括跨境交通、旅游、贸易等构想，试图逐步将朝鲜重新纳入地区合作框架。此次访华中，韩方将争取中方对韩国和平构想的原则性支持，在外交表述层面重新提及“半岛无核化”，保持韩中在朝鲜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渠道顺畅。 若在首脑会谈中，习近平公开表达对韩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支持，将被视为重要政治信号。 ▲结构性约束依然存在 尽管韩中关系的回暖信号明确，复苏前景被广泛看好，但限制同样客观存在无法被忽视。首先，中美战略博弈仍是最大变量，韩中关系难以脱离这一结构背景。其次，台海局势、中日关系、朝鲜的核开发等等地区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对双边关系产生冲击。再次，西海（黄海）构筑物、中国渔船非法越境捕捞等摩擦尚未找到解决途径，随时可能引发新的争议。 前任总统尹锡悦执政的1000多天里，由于奉行价值观外交，完全倒向美国，导致韩中关系严重受挫。李在明的此次访问难以彻底改变结构性矛盾，达成戏剧性的突破，但完全可以将韩中关系从情绪性修复转向制度化稳定。在经济上建立更多共同利益，在政治上恢复高层互信与沟通机制，在安全上维持顺畅的沟通与对话。 若能在这些方面取得虽有限但可视的进展，韩中关系将真正走出过去数年的低谷，进入稳定的新轨道。这正是此次访问最现实、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1.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 尹锡悦1060天执政落幕 去年12月3日，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被指违反宪法和法律，检察机关以“内乱罪”对其提出指控。宪法法院今年4月4日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并将其罢免，在执政1060天后提前终结。尹锡悦及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等主要涉案人员，以及夫人金建希已被提起公诉，目前审判正在进行，有望于明年初宣判。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严重破坏韩国宪政基础，即将面临法律制裁。 2.李在明赢得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 得票创历届大选之最 第21届韩国总统李在明于6月4日在国会宣誓就任，在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下台后直接接掌国政，并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执政。他在就职致辞中强调“国民大团结”和务实主义，将恢复民生、振兴经济列为施政重点，宣布启动紧急经济安全战略。在外交与安保方面，李在明表示将在巩固韩美同盟与韩美日合作的基础上，推行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实用外交，同时通过产业扶持和改革举措，推动韩国重回增长与稳定轨道。 3.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来韩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州举行元首会谈，这是习近平时隔11年再次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地区稳定、对朝沟通及中韩战略合作深化等议题交换意见，李在明强调加强战略沟通、推动经济合作向互惠共赢升级，习近平则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对韩关系，愿与韩方携手应对挑战、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另据青瓦台30日消息，应习近平邀请，李在明将于明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自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此行将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 4.韩国启动中国团体游客免签 旅游市场热度迅速回升 9月29日，韩国正式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临时免签入境政策，立即带动中国游客回流，爱宝乐园、主要免税店等人气景点客流明显回升。分析认为，该政策是疫后中韩旅游交流重启的重要信号，有望在中国国庆假期及APEC峰会等因素叠加下，进一步扩大访韩中国游客规模，并通过拉动旅游、免税、酒店等相关产业，促进韩国国内消费和经济复苏。 5.韩国青瓦台时代回归 李在明重塑施政沟通模式 韩国总统李在明于12月29日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标志自前总统尹锡悦将总统府迁至龙山以来时隔3年7个月“青瓦台时代”重新开启。这一举措不仅象征与“龙山时代”的政治切割，也意在强化总统与各部门、民众的即时沟通，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总统室同时完成青瓦台安全检查，并对办公空间布局进行优化，以降低权力象征和历史争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此次回迁为施政新阶段奠定基础，但青瓦台未来能持续作为总统办公地点仍存在不确定性。 6.韩首枚民间主导自研火箭"世界"号发射成功 11月27日，韩国首枚由民间主导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Nuri）”号成功发射并将多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标志着韩国自主太空运输能力再获验证，也成为航天事业由政府主导向民官协作、企业主导转型的重要里程碑。韩国政府表示，将以此次成功为起点，进一步推进新一代火箭与深空探测计划，朝“跻身全球五大太空强国”的目标迈进。 7.特朗普宣布征收对等关税 韩美FTA面临新考验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进“对等关税”并同步加征钢铝等高关税措施，使全球贸易摩擦再度升温，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所依托的关税互惠与原产地规则正面临新的考验。关税不确定性冲击金融市场并加剧中美贸易对立的同时，也使高度嵌入中美供应链的韩国企业承受双重压力：一方面需警惕被卷入“借道出口”与原产地审查风险，影响FTA关税优惠适用；另一方面，若中美贸易战长期化，机械、电子及关键矿产相关产业链或遭受更大冲击。 8.黄仁勋"带货"炸鸡烧啤 APEC峰会成韩国软实力秀场 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韩国以美食与美妆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在国际舞台上集中“亮相”，成为展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窗口。英伟达（NVIDIA）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峰会期间多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品尝炸鸡与“烧啤”，并与韩国商界领袖共享这一饮食场景，相关画面迅速在全球传播，被视为一次极具象征性的“带货”效应，进一步强化了“炸鸡烧啤”作为韩国代表性文化符号的国际认知。 9.韩政府向全民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 韩国政府启动“民生恢复消费券”政策，自7月21日起分阶段向居民发放15万至55万韩元消费补贴，部分长期居留外籍人员亦被纳入对象，涉及永居者、结婚移民者及获认可难民等约35.8万人。政府称此举旨在提振内需、扶持小商户，但有观点认为，政策仍应进一步扩大至同样缴纳居民税的外籍群体，以提升刺激地方经济的效果。 10.韩元兑美元年均汇率创纪录新高 今年按周计算的韩元兑美元的平均收盘价为1422.16韩元，创外汇危机以来新高，最高达4月9日的1484.1韩元，最低为6月30日的1350韩元，呈先跌后回升的趋势。汇率高位运行推动进口物价持续上涨，尤其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波动明显，增加了年末及明年初的物价压力。尽管政府通过口头干预和相关政策在短期内稳定汇率，但结构性因素仍未消除，高汇率对消费支出和整体经济造成持续压力，引发对滞后通胀的关注。

据路透社30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报道，三星电子已获美国政府许可，可在2026年全年向位于中国的半导体工厂出口芯片制造设备。 此前三星电子与SK海力士享有美国政府认可的“经验证最终用户”（VEU）地位，可在满足基本安全条件后，无需单独申请许可即可自由出口美国设备到其中国工厂。但由于美国加强对华半导体关注，今年8月宣布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从VEU名单中移除，这一措施原定于本月31日起生效。 若按原计划执行，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每次向中国工厂运送美国设备都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单独的出口许可证，这将导致审批延迟、供应链不确定性大增，严重影响中国工厂的正常运营和升级计划。 鉴于半导体行业的担忧，美国政府近期制定了按年度发放许可的方针。业界普遍认为，这避免了在华工厂运营出现停滞的最坏情况。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接受精神健康诊疗的韩国儿童及青少年患者约为35万人，较四年前增加逾七成，增幅显著。 根据韩国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统计数据，0至18岁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疾病患者人数从2020年的19.84万人逐年上升，2023年达到31.14万人；去年进一步增至35.0337万人，较2020年增加76.6%。 按性别与年龄段划分，男性患者中7至12岁群体最多，达10.53万人；女性患者中则13至18岁人群居多，为9.48万人。 从疾病类型来看，儿童及青少年主要就诊于注意力缺失过动症（ADHD）和抑郁症等疾病。在0至6岁组中，ADHD患者最多，为1.15万人，其后依次为广泛性发育障碍（9874人）、言语和语言特定发育障碍（6005人）、行为及情绪异常（2495人）及抽动障碍（2484人）。 7至12岁组中，ADHD患者达8.68万人，位居首位，其后依次为广泛性发育障碍（1.31万人）、抽动障碍（1.21万人）和抑郁症（7858人）。13至18岁组则以抑郁症患者最多，达6.09万人，其后为ADHD（5.43万人）、焦虑性障碍（2.64万人）、应激障碍症（1.71万人）以及双相情感障碍（6835人）。 与此同时，去年使用急诊室的儿童及青少年患者人数为62.49万人，较2020年的58.23万人增加7.3%。其中，综合医院急诊室就诊人数最多，为44.1万人，其后为高级综合医院（16.74万人）和一般医院（3.6万人）。 从急诊情况来看，儿童及青少年最常见的就诊原因为“其他及原因不明的发热”，患者人数达6.92万人，其后依次为“感染性及原因不明的胃肠炎和结肠炎”（5.71万人）和“腹部及骨盆疼痛”（3.63万人）。 按韩国急诊与严重程度分级（KTAS）划分，儿童及青少年急诊就诊以中低危等级为主。其中，三级（急诊）病例最多，为41.56万例；四级（准急诊）为28.88万例；五级（非急诊）为4.41万例。最紧急的一级仅3374例，紧急为3.23万例。 此外，去年因罕见及重症难治性疾病接受诊疗的儿童及青少年人数为5.42万人，较2020年的4.47万人增加21.2%。主要疾病包括畸形综合征（3559人）、小肠克罗恩病（3432人）以及癫痫（3379人）。 相较之下，去年接受癌症治疗的儿童及青少年为7428人，较2020年减少4%。其中，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为1259人，脑部恶性肿瘤患者为783人。

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尹锡悦等人“内乱相关案件”的独立检察组（独检组）26日向法院提出量刑请求，要求对尹锡悦在“12·3紧急戒严”事件中涉嫌妨碍逮捕，以及侵犯国务委员审议和表决权等行为，判处总计十年有期徒刑。 当天，独检组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第35合议庭的结案公判中提出具体量刑请求。针对妨碍逮捕，独检组指出尹锡悦涉嫌指示总统警卫处阻止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执行逮捕，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针对侵犯国务委员戒严审议与表决权、向外媒提供虚假信息、删除加密电话通信记录等行为，请求判处3年；针对事后补制紧急戒严相关文件行为，请求判处2年。 独检组强调，韩国是民主共和国，总统权力源自国民，被告以“改革帝王式总统制”之名迁移总统办公室，却未遵守任何制衡机制，严重破坏法治秩序，伤害选民利益。独检组称，为恢复宪法和法治原则，并防止最高权力者滥用职权行为再次发生，有必要严厉追究其法律责任。 针对妨碍公职人员廉政调查处执行逮捕令一罪，独检组指出，尹锡悦将总统警卫处公务员私兵化，系统阻挠逮捕，是历史罕见行为，因此请求判处5年有期徒刑。 庭审中，尹锡悦身着深蓝色西装，神情凝重地听取求刑意见。独检组表示，他在宣布紧急戒严时，仅召集少数亲近国务委员，以维持“召开国务会议”的表象，侵犯其他9名国务委员的宪法审议与表决权。今年7月，独检组据此将其逮捕起诉。 此外，尹锡悦被指在解除戒严后，伪造前总理韩德洙、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联署文件，使外界误以为戒严合法实施，并销毁相关公用文件。其他指控包括向外媒发布虚假信息、指示删除加密电话通信记录，以及阻止公搜处执行逮捕令等。 庭审结束后，尹锡悦一方对程序提出异议，法院继续进行证据调查，并安排辩护律师最终陈述及尹锡悦最后陈述。原定的前行政安全部长李相民、前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相穆证人讯问因两人未出庭而取消。法院已预告，将于明年1月16日宣判，这也将成为四起紧急戒严相关案件中首个判决结果。

国会立法调查处日前发布《2025大韩民国不平等综合报告》显示，韩国民众普遍认为，相较于其他国家，韩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出生时便因机会差异而注定。报告同时指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对贫富差距严重性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持进步倾向的民众视其为严重问题的比例是保守倾向者的两倍以上。 该报告引用了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初对36个国家（地区）进行的一项关于不平等与歧视的民意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调查国家中，有31个国家的民众将“富人拥有过多政治影响力”列为经济不平等的首要因素。然而，韩国受访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高达43%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特定人群自出生起就获得了比他人更多的机会”。 这种对机会起点不平等的强烈感知，进一步影响了国民对未来的预期。66%的韩国人预测，子女一代的经济状况将比父母一代更为困难，而认为会改善的受访者比例仅为27%。报告分析指出，这反映了社会普遍弥漫着对未来深感不安以及对经济停滞的忧虑。 当被问及“本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什么”时，除哥伦比亚外的其他35个国家（地区）均将贫富差距列为首要问题。近半数（47%）的韩国民众将贫富差距视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后依次是性别不平等（24%）、种族歧视（17%）和基于宗教的歧视（15%）。 尽管贫富差距被最多人提及，但若按意识形态划分，观点则呈现巨大鸿沟。在韩国受访者中，自认为属进步倾向的群体有66%认为贫富差距是严重问题，而保守倾向人群中持相同看法的比例仅为31%，两者相差超过一倍。

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公开指出韩国卫生巾价格异常昂贵，公平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平委）正式启动相关调查。 据相关业界消息，公平委日前抽调人员，对柳韩金佰利（Yuhan-Kimberly）、LG尤妮佳、可绿纳乐等三大卫生巾生产商总部展开现场调查。要求上述企业提交相关资料，查明卫生巾价格居高不下的背后，是否存在卡特尔（指生产或销售同类商品的企业通过协定形成的垄断性组织）、串通投标等企业间非法控制商品价格、交易条件、交易量的行为。 根据《垄断管制与公平交易法》，上述行为均属不正当共同行为，被明令禁止。若被查实，公平委可对涉事企业采取罚款、纠正等措施，情节严重者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除定价问题外，公平委还将重点检查价格极高的使用有机材料、中草药的卫生巾，使用的材料是否与产品标注相符。若存在虚假标注，将根据《标示广告公平化法》进行制裁。 公民团体女性环境连带提供的《一次性卫生巾价格及广告监测结果报告》显示，以2023年数据为准，除大号卫生巾外，韩国卫生巾单片价格均高于外国品牌，综合所有尺寸计算，韩国卫生巾单片平均价格比外国产品高出约39.55%（195.56韩元），价差显著。 本月19日，李在明在听取公平委工作汇报时指出：“听说我国的卫生巾价格非常贵，是否存在垄断行为，希望有关部门可以进行相关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