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美妆三巨头近日相继公布第三季度业绩，呈现出明显分化趋势。较早实现业务结构转型、成功摆脱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的爱茉莉太平洋，销售额与营业利润均大幅增长；而仍受中国内需市场疲软影响的LG生活健康与爱敬产业业绩持续承压，复苏步伐缓慢。 根据韩国金融监督院10日公布的数据，爱茉莉太平洋第三季度销售额达1.16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7.4亿元），营业利润为919亿韩元，分别同比增长4.1%和41%。爱茉莉太平洋控股公司同期销售额为1.1082万亿韩元，营业利润为1043亿韩元，分别增长3.8%和39%。尤其海外业务成为主要增长引擎。兰芝（LANEIGE）、瑷丝特兰（AESTURA）和吕（RYO）等品牌产品表现突出，海外销售额同比增长3%，营业利润猛增73%。 在美洲市场，兰芝实现高增长的同时，瑷丝特兰、韩律等新兴品牌扩张步伐加快，COSRX则在TikTok Shop销售额大幅增长。欧洲、中东、非洲三地区（EMEA）市场通过引入新品牌实现产品组合多元化，大中华区通过业务结构优化实现扭亏为盈，在日本及东南亚市场各品牌触点也持续扩大。爱茉莉太平洋方面表示，将以“高端护肤”为核心，力争跻身全球前三，并计划将海外销售占比提升至70%，加速全球化步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LG生活健康与爱敬产业受中国内需低迷影响，盈利能力明显下降。爱敬产业第三季度合并销售额为1693亿韩元（2.4%），营业利润为73亿韩元（-23.6%）。LG生活健康同期销售额1.58万亿韩元（-7.8%），营业利润462亿韩元（-56.5%），双双下滑。 其中，化妆品业绩下滑尤为显著。爱敬产业第三季度化妆品销售额为515亿韩元（-9.7%），营业利润仅21亿韩元（-45.8%）。LG生活健康化妆品销售额降至4710亿韩元（-26.5%），营业亏损扩大至588亿韩元，较第二季度亏损进一步扩大。 为摆脱困境，爱敬产业正积极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除中国外，加大对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销售布局，力求恢复增长。公司将根据消费环境与市场趋势变化，重点推进高端化、全球化及多渠道平台强化等战略，夯实中长期增长基础。 LG生活健康则通过库存管控、销售渠道优化等方式，同时聚焦MZ世代（出生于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人群），持续推出兼具功能性与潮流感的基础护肤及彩妆产品，以强化市场竞争力。

在中国汽车产业面临产能过剩与恶性竞争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有分析指出，当前困境可能趋于长期化。 韩国汽车研究院于10日发布的报告《中国汽车产业的悖论：内卷》显示，去年中国整车企业年产能达5507万辆，约为本土汽车销量（2690万辆）的两倍。所谓“内卷”，指的是企业之间陷入无意义的内部消耗性竞争，导致整个行业难以实现质量层面的实质性提升。 报告指出，以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为统计基准，中国汽车产业去年的平均产能开工率为72.2%。若将统计范围扩展至全体整车制造商，实际产能开工率预计仅在约50%。产能开工率低于75%意味着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供给过剩直接引发整车厂商之间的激烈价格竞争，并导致行业整体利润率持续下滑。 以比亚迪（BYD）为代表的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平均整车销售价格从2021年的3.1万美元下降至2024年的2.4万美元；整个汽车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也从2017年的8%大幅降至2024年的4.3%，近乎腰斩。目前，中国约130家本土电动车企中，仅比亚迪、特斯拉中国、理想汽车和吉利汽车四家企业在去年实现盈利。根据全球咨询机构AlixPartners的预测，到2030年，预计仅有约15家中国车企能够在财务层面持续运营。 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政府已着手推动产业重组，但汽车产业的“内卷”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扭转，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报告分析认为，考虑到汽车产业作为高科技产业的重要部分及其市场结构特点，政府在应对当前产业内卷问题时，直接干预的政策空间将相对有限。 此外，地方政府与汽车产业之间存在的利益关联，也被视作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主要障碍。报告强调，如果地方政府出于维持地区经济稳定的考虑，继续通过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等方式扶持本地车企，可能导致部分本应退出的“僵尸企业”持续存在，从而进一步延长中国汽车产业的结构性矛盾。

“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近期接连斩获大单，却深陷亏损泥沼。消费级机器人以及教育智能机器人撑起八成以上营收，工业业务收入出现收缩。公司上半年净亏4.39亿元，通过“节流”压降销售与管理费用也难掩长期盈利困境。

近日，韩国社交媒体上由“Kopino”群体发布的“寻父启事”持续引发关注，促使社会对跨国非婚生子女遗弃问题的深思。Kopino是Korean（韩国人）与Filipino（菲律宾人）的合成词，特指韩国父亲与菲律宾母亲所生的非婚生子女。据统计，目前在菲律宾生活的Kopino已逾五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陷入“生而不养”的伦理困境。 长期协助菲籍单亲母亲追讨抚养费的民间团体负责人具本昌（音）指出，不少韩国男性在菲留学、工作或经商期间与当地女性建立亲密关系并育有子女，却在回国后彻底失联。如今，Kopino群体主动公开生父照片，既是对血缘亲情的悲情呼唤，亦是对跨国道德责任的集体拷问。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个体层面的伦理失范，更折射出国家层面的制度疏漏与社会冷漠。尽管近年来韩国社会持续倡导多元文化包容，但对于在海外遗留的“道德债务”，却始终缺乏系统性的回应与解决机制。持续发酵的Kopino问题已在菲律宾本土引发显著的反韩情绪。马尼拉街头出现“韩国人回家去”等激进标语，表面上是民族情绪的宣泄，实则反映出被伤害群体对尊严丧失的沉痛抗议。 尽管韩国政府于2019年宣布将加强跨境抚养费追索机制，但在现实中，取证困难、法律援助不足、跨国司法程序复杂等现实瓶颈，仍使多数Kopino家庭求告无门。笔者认为，当前亟需构建包括DNA跨国鉴定体系、专项法律援助基金及非政府组织协作网络在内的综合治理方案。然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仍在于道德层面的觉醒。每一个跨国遗弃案例，都不应被简单视为私人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形象与现代伦理构建的公共议题。

在新罗免税店与仁川机场的租金纠纷以撤店收尾后，新世界免税店也在租金问题下迟迟无法作出决定，在撤店与硬撑间陷入深思熟虑之中。对此，新世界免税店新任代表李锡九会作出何种决断备受关注。 据韩国流通行业23日消息，新世界免税店正在苦恼是否撤出仁川机场免税店。目前，新世界免税店在仁川机场运营DF2（酒类·烟草）和DF4（时尚·精品）区域。 与仁川机场存在租金纠纷的新罗免税店上月放弃DF1（香水·化妆品）经营权，在法院建议降低租金但遭到仁川机场拒绝后，果断支付19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4亿元）违约金撤出。 业内普遍认为，新世界免税店也难以承受每月60亿至80亿韩元的巨额亏损，可能作出与新罗相同的决定。这种“战略撤退”可以在未来重新招标时以更低租金条件再次挑战入驻。 然而，新世界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与在海外运营多家免税店的新罗不同，新世界仅运营明洞总店和仁川机场两处免税店。如果从仁川机场撤出，则仅剩明洞店一家，业务存续本身可能岌岌可危。 此外，财务压力也无法避免。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新世界百货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5738亿韩元。如果撤店需要支付约1900亿韩元违约金，相当于持有现金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乐天新罗的流动资产达9037亿韩元，作出撤退决策相对自由。 假设新世界免税店决定支付违约金撤出仁川机场，后续问题也一并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后，未来重新招标时的经营能力评估方面预计会获得较低分数，结果可能是完全失去重返机会。 业界相关人士表示，重新招标时可能按照法院确定的合理租金水平签约，已撤出的新罗会想以改善条件重返，上次落选的乐天也会全力以赴，而新世界则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迫退出免税业务。 因此，另有意见提出与仁川机场进行持久诉讼战，或维持店铺经营等待免税行业复苏的方案。实际上，这种方案需要继续承受八年巨额亏损，而且如果竞争对手以降低的租金入驻后扩大促销，新世界则会陷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困境。 上月上任的新世界免税店代表李锡九会对此作出何种决断备受关注。李锡九是经过验证的行业资深人士，曾经主导多家公司的利润导向经营和体质改善。据悉，他在上任后把此事作为首要任务正在进行审慎考虑。 业界预测，随着诉讼印花税缴纳期限临近，新世界最快可能在本月底决定是否撤出。新世界方面表示，缴纳印花税不等于决定进行诉讼，是否撤出店铺是另一回事。另有业内人士表示，考虑到免税业况低迷，应该保守应对，但考虑到新世界所处的特殊情况时，无论作出何种决定都并在情理之中。

随着全球半导体产业“超级周期”全面展开，人才争夺战也日趋白热化。尤其是在人工智能（AI）发展的驱动下，核心人才的身价正在一路飙升。美光、英特尔等全球半导体企业正在以高额年薪积极挖角竞争对手的核心人才，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作为高带宽存储器（HBM）等DRAM领域的领军企业，也把人才保留与招募列为首要任务。 实际上，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最近五年的员工增长率仅停留在个位数，显示出企业在人才招募方面的困境。三星电子23日公开的可持续经营报告等资料显示，三星电子员工数量从2020年的11.1万人增至2024年的12.5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个位数（1.8%至6.2%）。 SK海力士的情况也类似，2020年约2.8万名的员工数量至今持续增长，但增幅却从2021年的10.7%不断缩小至2023年的0.2%，2024年员工数量则约3.14万人，反而较前一年减少2.1%。在半导体“超级周期”到来的今年，三星与SK海力士的员工增长率预测值也依旧分别停留在3%和7.1%。 在韩企为人才招募苦恼之际，全球半导体企业正在加大挖角力度，公开瞄准三星和SK海力士的优秀人才。美光近期通过韩国法人大规模招聘HBM设计及工艺人才，针对三星和SK海力士员工开出相当于原年薪2至3倍的金额，外加数年的限制性股票（RSU）。英特尔也宣布自主开发HBM，向韩国工程师提供包括高额年薪、奖金和RSU在内的丰厚薪酬方案。 面对挑战，三星和SK海力士也采取积极行动。三星上半年在中国台湾招募存储半导体人才，下半年持续进行新人招聘。SK海力士则通过“10月人才月”进行10种职务的经验人才和新人招聘。业内人士对此指出，韩企此前依赖OPI（超额利润绩效奖金）和TAI（目标达成奖金）等短期补偿防止人才流失，但面对海外企业的资金攻势，还需要建立长期补偿机制。 为此，三星电子近期宣布对全体员工实施绩效挂钩股票报酬（PSU）制度，根据职级约定200至300股，按照未来三年股价涨幅以自有股票支付。SK海力士则从去年开始把原本仅适用于高管的RSU扩大至优秀技术岗位员工。这种变化无疑是薪酬体系范式转变的信号，但在劳资双方反对下，制度能否顺利落地尚待关注。

日前，韩国时尚杂志W Korea在首尔五星级四季酒店高调举办“Love Your W”乳腺癌防治慈善晚宴。活动本欲传递关怀与希望，却因娱乐化氛围引发公众争议。部分舆论指出，艺人饮酒欢庆、品牌借势营销等，与防治乳腺癌的严肃主题相悖，缺乏对患者应有的尊重。 据悉，当晚出席嘉宾包括金泰亨、张员瑛、高贤廷、李英爱等多位知名艺人。歌手朴宰范登台演唱《身材》，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不少观众表示，此类娱乐表演与乳腺癌认知宣传的基调不符，可能对正在于疾病抗争的患者造成情感不适。此外，鉴于乳腺癌患者通常不宜饮酒，活动现场却香槟频举、觥筹交错，被批缺乏对受助群体处境的基本体察。 在舆论持续发酵三日后，W Korea发布官方致歉声明，承诺今后将对活动流程进行全面审视与改进。然而，其回应未能完全平息公众质疑，尤其关于慈善捐款的具体去向成为新一轮争议焦点。 韩国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公开的资料显示，自2007年至2024年11月期间，W Korea向韩国乳腺健康财团累计捐款3.156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7.2万元），其中2017年至2023年间捐款记录为空白，仅2023年有1.253亿韩元的捐款。据悉，在本次活动中，该杂志向参与的部分时尚品牌收取约3000万韩元费用，珠宝品牌约500万韩元，而出席艺人未收取酬劳。 笔者认为，当企业以公益之名吸纳商业赞助，却未能同步实现资金流向的充分透明，慈善行为的纯粹性与公信力将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公益活动主办方，理应怀有对生命的敬畏与对困境的共情，确保每一环节的设计都体现对受助群体的尊重与关怀。 当“乳腺癌”这一承载无数苦痛与勇气的词汇，与香槟、派对和闪光灯并列呈现时，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究竟是对生命的致敬，还是流于形式的商业展演。公益不应沦为吸引眼球的噱头，而应成为媒体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传递人文关怀的真诚实践。

大韩商工会议所面向全国2275家制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7日发布结果显示，75%的企业预计今年营业利润将低于年初目标。这一比例不仅创下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历次调查新高，也远超预期。仅有20.4%的企业认为业绩可达目标，4.6%的企业预计能超额完成目标。 调查显示，陷入经营赤字的企业比例显著上升。预计今年出现营业亏损的企业比例达32.1%，首次超过预计实现盈余的企业（27%）。从盈利转为亏损的企业比例达7.1%，是由亏转盈企业（3.1%）的两倍以上。 制造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依然严峻。受内需疲软与建筑业低迷影响，国内消费复苏迟缓；出口方面，除半导体外，今年1至9月累计出口额同比下降1.5%，出口增长乏力。 多重成本压力进一步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根据调查，企业普遍将原材料价格上涨（42.5%）和人力成本上升（30.4%）列为最大经营负担，其次为关税负担（8.9%）和金融成本上升（8%）。 在企业经营环境与地区景气方面，49.4%的受访企业认为当地经济“恶化”，远高于“无变化”的40.9%。此外，超过一半企业（50.5%）表示法规与制度负担“没有改善”，另有44.3%认为“负担反而加重”。 在定期国会即将展开正式立法审议之际，制造企业对未来政策环境表示担忧。其中，50.5%的企业对企业成本上升与税负增加感到担心，40.6%担心商法、公平交易法等制度性监管强化，38.6%对劳资关系负担加重表示顾虑。此外，还有21.6%的企业对用地与环保管制表示担忧，13.5%的企业则担忧延迟退休年龄导致的雇用负担。 大韩商工会议所经济政策组组长金贤洙（音）表示，韩国企业正同时承受国内外多重风险压力。当前经营环境全面恶化、景气预期跌至谷底，这是政府与国会通过立法为企业注入信心、稳定预期的关键时刻。

近期，韩国面临外交安全与经济冲击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韩国公民在柬埔寨遭遇绑架及拘留事件暴露出海外公民保护体系的严重漏洞；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高额关税政策，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韩国出口产业面临挑战。 韩国人在柬埔寨遭遇的招聘诱骗、绑架和拘禁事件，已超越单纯的刑事案件范畴，反映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系统性问题。犯罪分子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高薪海外打工”虚假广告，诱骗受害者落入陷阱。多数韩国公民在此过程中遭遇暴力、监禁，部分人至今仍下落不明。 专家指出，这一事件既暴露了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的治安真空，更凸显韩国外交与公民保护机制的不足。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韩相震表示：“国民生命与安全应是外交的首要目标，政府必须完善海外公民保护机制。”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超越单纯的救援行动。随着国际犯罪网络化、人口贩卖与网络犯罪日益交织，韩国政府亟需建立更加完善的海外公民与留学生安全体系，并将“海外国民保护外交”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范畴。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也面临新的变数。特朗普承诺重启对中欧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高额关税政策。受此影响，市场预期汇率与通胀同步上升，美联储降息时点可能被推迟，韩国金融市场随之出现股汇波动。专家警告，这场“特朗普冲击”可能给半导体、电池、汽车等韩国主力产业带来连锁冲击，出口企业面临成本压力与需求萎缩的双重困境。 柬埔寨绑架拘留事件与特朗普关税政策虽属不同领域，但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系统信任的丧失与制度的脆弱性。在外交安全层面，政府需要切实守护国民生命安全。在经济层面，则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贸易多元化来应对不确定性。在政治社会层面，更需以透明治理与问责机制重建公众信心。 当前韩国面临的挑战不是短期的应急问题，而是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来应对的系统性危机。

过去十年间，韩国选择结婚但暂不办理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妇显著增加。专家指出，这一现象与住房贷款、购房申请机会等制度带来的不利因素密切相关。 韩国统计厅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郑日永提交的资料显示，过去十年间，举办婚礼后延迟一年以上办理婚姻登记的比例，从2014年的10.9%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9%。也就是说，截至去年，平均每五对新人中就有一对选择推迟一年以上登记结婚。 与此同时，婚外出生比例也创下新高。去年，韩国婚外出生婴儿占全部出生人数的5.8%（13827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与婚姻登记后住房相关福利减少密切相关。结婚象征两个个人与家庭的结合，但在现实中，办理婚姻登记反而可能导致在购房贷款、住房申请及税收方面遭遇不利。 在韩国住宅金融公社的“购房支援贷款”制度下，未婚人士年收入在6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下时，最多可贷款2亿韩元；但如果是新婚夫妇，则夫妻合计年收入须低于8500万韩元才有资格申请贷款。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婚时两人可分别申请，但一旦进行婚姻登记，则仅能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一次。 此外，在不动产取得税方面，如果未婚状态下各自持有一套住房，仅适用1%至3%的普通税率；婚姻登记后则成为“一户两房”，如果住房位于调控地区，则适用高达8%的重税税率。也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看，“法律上的婚姻”可能在置业方面成为不利条件。 郑日永议员表示：“婚姻登记延迟与收入两极化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年轻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他同时指出：“为了让结婚不再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自愿的选择，企划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该重新设计住房、税制及金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