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中国产电动车“软肋”的“网络安全与后门风险”得到有效解决，比亚迪近日正式获得韩国政府颁发的汽车网络安全管理体系（CSMS）认证，中国产汽车在韩国市场长期面临的安全质疑得到官方层面的认可。 据汽车业界消息，比亚迪于上月通过韩国交通安全公团的CSMS认证审查，从提交申请到获得认证仅耗时约3个月。CSMS认证并非只检查车辆是否搭载安全软件，而是对车企在车辆开发、生产、运营直至报废全周期中，是否建立起系统化的网络安全政策、组织架构与应急响应流程进行综合评估。 韩国政府依据去年8月修订的《汽车管理法》正式实施CSMS认证制度。按照新规，凡是在韩国推出新车的整车厂商，无论是电动车还是燃油车，必须取得CSMS认证。CSMS认证在首次通过后，每年需接受事后管理，并且每三年进行一次重新认证。 随着车联网与无线软件更新（OTA）成为行业标配，汽车已从传统交通工具转变为“带轮子的电脑”。由此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也从单一车辆扩展至服务器、通信链路等更广泛领域。此次通过认证，意味着比亚迪的网络安全能力已被纳入韩国制度体系并获得官方认可。 比亚迪于去年1月16日正式进军韩国乘用车市场。此前，该公司自2016年起已通过电动公交车、电动卡车等商用车领域进入韩国。韩国法人成立8年后业务版图扩展至乘用车领域。 不过，在进入乘用车市场初期，比亚迪曾因计划在其自动驾驶系统中引入中国AI初创公司深度求索（DeepSeek）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术，引发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争议。当时，韩国政府部门与企业以安全隐患为由，对相关技术采取了限制或停用措施。 此次CSMS认证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上述争议，也为比亚迪进一步扩大韩国市场份额奠定了制度基础。业内认为，政府层面的安全背书有助于恢复消费者信任，并将为比亚迪后续新车型发布及市场营销攻势提供更大空间。

去年1月20日，中国人工智能（AI）初创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正式发布R1模型震惊全球，转眼已过去一年。中国的“AI崛起”已不再只是一句政治口号，而已转变为现实技术竞争力。过去的一年间，以中美为核心的全球AI竞赛不断升级，围绕技术、资本、算力的较量愈演愈烈。 在AI发展前景得到越来越多关注之际，有观点认为，从长期来看，具备国家主导战略发展能力的中国将在这场“马拉松式”的AI竞争中占上风。 英国《金融时报》经济专栏作家泰吉·帕里克（Tej Parikh）日前在题为《中国将赢得AI竞赛》的文章中指出，尽管美国目前在AI大语言模型（LMM）领域中保持领先，但AI竞争犹如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最终中国将占据优势。 文章称，AI竞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模型本身，而在于能否大规模应用并深度融入实体经济，中国长期的国家主导产业战略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中国政府自2016年将AI确立为国家战略产业后，持续在科研、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数据显示，虽然美国在民间AI投资上领先于中国，但若将中国政府的财政支援纳入考量范围，两国在实际资本投入上所差无几。 此外，随着AI应用普及，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不断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太阳能、风能等环保清洁能源产业的施压政策，被认为不利于AI基础设施的扩张。中国虽目前在数据中心总量上暂时落后美国，但凭借简化的监管体系和充足的能源供给，具备快速扩大规模的条件。 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指出，在中国数据中心等资本密集型项目通常由国营通信运营商主导，科技企业承担的风险相对较低，有利于AI技术持续发展。 文章还强调，中国在先进制造和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为AI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物理AI领域，中国在机器人、电动汽车等领域中已形成领先优势，也被视为未来竞争的重要加分项。 不过文章同时指出，自DeepSeek去年1月横空出世后，先后虽进行了7次更新，但整体影响力未能持续放大，主要是由于美国对华实施先进芯片出口限制。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称，英伟达等高端芯片出口持续受限，中国虽鼓励使用国产芯片，但在开发最前沿AI模型上仍需要大量先进算力资源。 DeepSeek正式发布后一度曾引发市场震荡，英伟达、博通等芯片巨头股价短期内剧跌。但一年后的今天，这些公司股价不仅完全收复失地，甚至创下新高，显示全球AI算力需求依然强劲。

13日深夜，因涉嫌带头发动内乱而被起诉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终审中，被独立检察组（独检组）要求法院判处死刑。独检组还要求法院判处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无期徒刑、判处前国军情报司令卢相元（音）有期徒刑30年。韩国检方以发起内乱嫌疑要求法院对前总统判处死刑为1996年全斗焕之后的首次。 在最终辩论环节，独检组检察官助理朴亿洙将“12·3”紧急戒严定义为“由反国家势力实施的严重破坏宪法秩序事件”，在韩国宪政史上难寻先例，强调必须严惩主导者尹锡悦及核心共犯。独检组认定，在不存在战争、事变或等同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尹锡悦仍强行宣布戒严，并调动戒严部队及警察封锁最高立法机构国会、试图阻挠解除戒严的表决程序，甚至计划抓捕国会议长、执政党及主要在野党领袖及选举管理机构人员。这些行为被检方定性为“以扰乱国家宪法秩序为目的的暴动”，构成刑法意义上的内乱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 检方在结案陈词中反复强调这起事件对“严重破坏宪法秩序”。独检组指出，此次戒严并非短暂的行政失误，而是由总统本人主导、心腹幕僚和军警高层协同推进的有计划、有预谋的系统性行为，目标直指立法权、司法权以及选举制度，危害国家根基。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检方认为已不存在任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空间。 然而，案件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法律层面。尹锡悦本人及其辩护团队在庭审中构建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他将戒严描述为“对国民的告知与呼吁”，强调这是总统基于宪法赋予的国家紧急权力，为应对政治僵局、国政瘫痪而采取的“警告型戒严”。在长达90分钟的最后陈述中，尹锡悦反复否认存在暴动、否认故意发起内乱，甚至将独检调查形容为“政治清算”“狂乱的猎巫行动”，称在自己过去26年间的调查和审判经历中，从未见过如此混乱的调查。 尹锡悦的辩护团队则进行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辩护，他们将尹锡悦比作伽利略、布鲁诺等国外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是，因坚持真理被定罪甚至被迫害至死。 尹锡悦与独检组的对立叙事恰恰揭示了案件的核心矛盾：总统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在民主宪政体制下，紧急权力是否可以被解释为高度主观、几乎不受即时制衡的“总统专属判断”？检方显然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认为，即便宪法赋予总统戒严权，这一权力也必须受到严格的实体与程序限制，一旦被用于破坏宪法本身，即为犯罪行为。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尹锡悦结案庭审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大法庭正是30年前，检方对因同一嫌疑被起诉的前总统全斗焕提出死刑量刑建议的法庭。全斗焕当年虽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但却在上诉后改判无期徒刑，且在服刑不久后获得特赦。因此尹锡悦最终被判处死刑并实际执行的可能性极低。 外媒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路透社、BBC、美联社等普遍认为，韩国自1997年后再也未执行死刑，近年来法院连宣判死刑也十分罕见，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以无期徒刑作为最高惩罚。相比最终量刑结果，此次死刑求刑更具象征意义：它传递的是司法系统对任何形式军事干预政治、破坏宪政秩序的“零容忍”态度。 尹锡悦内乱案的特殊性在于，他并非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出身的威权统治者，而是通过民选上台的所谓“明星检察官”出身总统。正是这种“民主合法性”背景，使得其戒严行为在社会心理层面更具冲击性，它挑战了一个核心共识，在民主制度下，是否仍可能出现以“合法权力”之名破坏民主本身的行为？ 从政治角度看，被要求判处死刑更像是一种“制度宣示”。它向未来的执政者传递明确信号：即便身处总统之位，一旦被认定为破坏宪政秩序，也可能面临最严厉的刑事追责。这种宣示意义，甚至可能比最终判决结果本身更为重要。 可以预见的是，下月19日的一审宣判结果无论是死刑、无期徒刑，亦或是更轻的刑罚，都将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宣判结果不仅是对前总统的法律裁决，更是对未来执政者的警示，这起案件将长期影响韩国最高统治者——总统的权利行使边界、司法在政治风暴中的角色定位，以及韩国社会对“非常权力”的集体记忆。

据朝中社11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与正当天发表谈话称，韩国无人机入侵朝鲜领空是明确无误的事实，要求韩方务必就此事做出具体说明。 金与正表示，这起事件的本质不在于行为主体是军方还是民间。她提及韩国国防部前日的表态，称韩方表示无意挑衅或刺激朝鲜，但依个人所见这不过只是韩国为维持生存而做出的明智选择。若韩国今后将继续挑衅，恐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可怕后果。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韩国无人机于去年9月和本月4日入侵朝鲜境内。韩国国防部对此予以否认，称军方未在相关日期操作无人机，韩方无意挑衅或刺激朝鲜，将对是否为民用无人机进行彻底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也指示成立军警联合侦查组彻查此事。 金与正强调，入侵朝鲜领空的无人机目的为收集情报。她表示无人机内存有拍摄朝方铀矿、国境哨所等设施的视频资料，即使是民间团体或个人所为，作为国家安全主体的韩国政府也难咎其责。 金与正还表示，韩国现政府无资格以评说他人之事评判前政府炮制的无人机入侵朝鲜事件，无论是哪一任政权所为，这是韩方内部讨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韩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侵犯主权的严重挑衅。韩国政府绝不可能逃脱对严重侵犯主权行为的责任，应当认真思考将要付出的代价。 金与正的这一谈话已通过《劳动新闻》等朝鲜内宣媒体进行报道。外界分析，朝方可能借此进一步强化“敌对两国”路线，为即将召开的第九次劳动党代表大会将敌对韩国方针制度化、明确化进行舆论铺垫。 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林乙出（音）表示，朝方意在强调无论韩国政权如何更迭，始终是敌对国家的这一立场，并借此将韩国政府的和平共存努力描绘为“欺骗”进行施压。 金与正在当天的谈话中还使用了“流氓”“垃圾集团”等激烈措辞指责韩国政府，这类表述在批评李在明政府的谈话中首次出现。

近日，笔者在下班途中目睹一起严重交通事故。突如其来的猛烈撞击与现场混乱场面，令人深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世事的无常。该事故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共造成15人伤亡，肇事者为一名年过七旬的出租车司机。该事故再次将高龄运输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问题推向社会舆论的焦点。 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间，65岁以上运输从业人员引发的交通事故增加18%，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激增47%。尤其在出租车行业，涉及高龄从业者的事故从3279起增至3662起，死亡人数由15人上升至28人，几乎翻了一番。 为应对相关风险，此前韩国政府推出驾驶证自愿返还制度，试图通过温和引导的方式降低高龄驾驶比例。然而，截至去年，驾驶证返还率连续五年未能突破2%。部分地方政府也曾研限制75岁以上人员申领个人出租车执照，但迫于行业人手短缺、从业者生计保障及潜在权益争议等现实因素，该方案最终未予实施。 舆论普遍认为，单纯以年龄为标准限制高龄驾驶者的出行权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由于运输行业劳动强度大、收入不稳定、社会认可度相对较低，年轻群体普遍对该行业望而却步，导致高龄从业人数持续增加。在出租车、公共交通等领域，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以合同制形式续聘已成为常态。 据统计，去年个人出租车司机中，65岁以上人员占55%；若扩大至60岁以上，占比攀升至76%。在劳动力持续流失的背景下，运输行业对高龄从业者的依赖持续加深。对众多高龄司机而言，继续手握方向盘是维持生计的现实需要。 高龄驾驶事故并非仅由个人身体机能衰退所致。多位专家指出，道路环境因素同样不容忽视，包括复杂的道路设计、夜间照明不足、道路标识不清晰，以及交通信号体系和安全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对反应能力相对下降的高龄驾驶者尤为不利。 笔者认为，高龄司机事故频发，表面上是个人驾驶风险问题，实则折射出人口结构变迁、行业用工困境与交通安全制度长期滞后等多重系统性因素的叠加影响。如何在保障公共出行安全的同时，兼顾高龄从业者的生计与尊严，成为超高龄化社会治理体系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1月7日，以“中韩协同·美业共兴”为主题的东方美谷中韩美丽健康产业发展论坛暨2026中韩经济发展论坛启动仪式在首尔盛大启幕。活动由东方美谷韩国中心主办，察哈尔学会企业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中韩经济发展论坛组委会、韩中人民与经济同行促进会联合主办，获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悉心指导，以及水原市政府、韩国人参公社、可隆集团等机构鼎力支持，中韩两国政产学研界精英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美丽健康产业跨境合作新路径，共绘双边协同发展新蓝图。 察哈尔学会全国副理事长、东方美谷韩国中心代表邓奎在欢迎辞中指出，韩国总统李在明访华期间达成的重要共识，彰显了中韩“一衣带水、互补共赢”的深厚情谊与合作根基，与本次活动主旨高度契合。他强调，东方美谷作为中国美丽健康产业核心高地，与韩国在美妆、健康科技领域的创新优势形成天然互补，此次论坛既是对中韩关系新纪元的积极响应，更是践行“以邻为伴、以合为贵”理念的具体实践，将推动两国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合作能级持续跃升。 本次活动议程紧凑、成果丰硕，多维度搭建中韩产业合作桥梁。致辞环节，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冉德艳、韩国金融委员会前副委员长金素英、韩国国会议员李炳镇、水原市第一副市长金炫秀等嘉宾，分别从政策支持、产业趋势、区域协同等维度建言献策，传递了深化双边合作的强烈意愿。品牌推介环节，东方美谷韩国中心全面展示了产业生态布局与合作机遇，让现场嘉宾对这一中国美丽健康产业标杆平台的综合实力与发展潜力形成深刻认知。 主题发言环节亮点纷呈，韩国人参公社顾问、原代表许喆皓，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驻韩国首席代表张忠义，韩国化妆美容协会会长禁智善，派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CEO李永圭等中韩标杆机构及企业代表，围绕行业创新、技术融合、商业模式升级等核心议题分享实践经验，为现场观众带来前沿行业洞察。活动核心亮点之一——《中韩美丽健康产业商业洞察白皮书》正式发布，该白皮书由东方美谷韩国中心与韩中经济发展研究所联合编撰，聚焦化妆品、医疗美容、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保健食品五大核心领域，系统梳理中韩产业发展现状与协同机遇，为跨境合作提供权威指引。韩中经济发展研究所特聘产业研究员宋春孜对白皮书核心内容进行深度解读，剖析两国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在战略合作签约环节，东方美谷韩国中心与韩中经济发展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将在政策研究、市场分析、企业对接等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搭建优质产业资源精准匹配的坚实桥梁。随后，中韩经济发展论坛联合发起人、韩中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子阳权威发布2026中韩经济发展论坛核心内容，后续将在中韩多地举办专题对接会、技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聚焦生物制造、医美技术、数字美妆等新兴赛道，持续深化政企学研一体化交流。 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是东方美谷韩国中心试运营期间的标志性实践，不仅构建了中韩美丽健康产业高效沟通的常态化平台，更显著提升了东方美谷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未来，各方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乘着中韩关系发展的东风，依托察哈尔学会的公共外交资源优势与东方美谷的产业集聚能力，深化技术共研、标准共建、市场共享，将“以美为媒、以合为翼”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为中韩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为两国人民美好生活贡献更多产业力量。

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并拘捕马杜罗总统，已不再是单一地区政治事件。这一举动显示，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强国对规则与主权的理解日益现实化，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因此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力量逻辑明显强化的新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东亚地区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加大，韩半岛的安全结构也面临新的变量。在这种环境下，通过外交手段管控风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韩国总统李在明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这不仅是中国今年接待的首次外国元首国事访问，更重要的是访问期间的会见安排本身。韩国总统与中国共产党现任最高领导层，即政治权力排名前列的核心人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会谈。这种层级和广度的交流，表明韩中关系已被置于中国最高决策视野之内。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最高领导层的集体会见并非单纯礼仪，而是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确认。这体现了中方希望稳定、管理并长期规划韩中关系的政治意愿。 值得关注的是，李在明此访还前往上海，会见被视为中国未来领导层重要人选的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象征，也是观察中国未来政策走向的重要窗口。与未来领导力量建立沟通渠道，显示出韩国对韩中关系长期稳定的重视，也体现了外交上的前瞻性。 此次韩中会谈将重点放在经贸合作、民生改善与地区和平上，体现了务实理性的态度。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安全与地缘政治领域难以实现突破，但通过沟通避免误判，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本身就是重要成果。台海问题此前已通过外交沟通妥善处理，展现了双方对地区稳定的共同责任。 经贸合作依然是韩中关系的压舱石。在全球经济分化、供应链重组的背景下，双方需要在不被高度政治化的领域深化合作。制造业协作、绿色发展、民生经济，都是现实且可持续的方向。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始终以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为前提，但在可控范围内释放善意，有助于增进互信。 韩中关系的底线清晰而理性：避免对立，保持沟通，管控分歧。这不是退让，而是成熟外交的体现。世界越动荡，理性与克制越重要。韩中关系的未来，不在于情绪与口号，而在于长期、稳定、负责任的管理与合作。

韩国总统李在明携夫人金惠景于当地时间4日下午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式开启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行程。中国科技部部长阴和俊、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韩国驻华大使卢载宪等人士前往机场迎接。中方仪仗人员列队敬礼，欢迎李在明夫妇的到来。 李在明此次访华的首项公开日程是出席在北京市内酒店举行的在华韩侨晚餐座谈会。李在明在座谈会上致辞表示：“此次我对中国进行回访，是以过去30多年韩中建交的历史为基石，规划两国未来新的30年的重要里程碑。” 他表示：“去年在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我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双方就恢复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达成了共识。” 李在明在致辞中称：“在短短两个月内，韩中两国领导人实现国事互访，这在以往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体现了两国政府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推动双边关系恢复正常、迈向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的共同认识和意志。” 他还表示：“希望今天能够成为韩中关系弥补不足、重回正轨，并朝着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发展的新起点。” 李在明在讲话中提到了环境问题与技术发展。他说：“韩中建交已超过30年。常言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中国在这期间实现了巨大变化和改革，例如将支付宝等金融科技融入日常生活，并通过环保政策大幅扩大电动汽车的普及。” 他指出：“我们记得，过去每到1月，‘中国沙尘和雾霾会不会影响韩国’曾是韩国社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但如今几乎不再为此担忧，这说明改善已在不知不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李在明还提到：“在韩中关系经历困难的时期，在座的各位旅华韩侨想必也感到诸多不便，甚至承受了不小的损失。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延续当前的积极氛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避免类似困难再次发生。” 他最后表示：“虽然韩中在世界市场上存在竞争，但基于各自的优势，在新能源、生物产业、银发产业等领域，未来仍拥有无限的合作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进程中，也是韩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

韩国迎来2026丙午年的第一缕晨光。回望刚刚过去的2025年，韩国在政治震荡、经济修复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多重压力中艰难前行，也在不断调整与校准中，逐步显现出重新站稳的迹象。 2025年年初，韩国政局仍笼罩在2024年12月3日前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所引发的余波之中。4月4日，宪法法院裁定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其执政生涯提前落幕。尽管过程曲折，但司法程序的推进，被视为韩国政治体系启动自我修复的重要一步，也为社会重建秩序与信任留下制度空间。 6月4日，韩国第21届总统李在明宣誓就职。他以简化的就职仪式开启新政府，将恢复民生、提振经济列为施政重心，并提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外交路线。年底，李在明正式迁回青瓦台办公，象征着韩国政治运行逐步回到相对稳定的制度节奏之中。 经济层面，在全球通胀压力、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交织的外部环境下，韩国展现出一定韧性。全年出口规模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位，半导体、汽车、船舶、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继续发挥支撑作用，化妆品、食品等消费品出口成为新的增长点。股市在下半年明显反弹，外国直接投资规模亦再创新高。 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变化持续牵动政策走向。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74，出生人口有望实现近九年来首次正增长；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20%，韩国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年金（养老金）改革与退休制度调整成为无法回避的中长期议题。政府自年中起分阶段发放“民生恢复消费券”，以托底内需、扶持小商户经营。 在对华关系方面，2025年成为韩中关系由低位修复、逐步回暖的关键一年。9月29日，韩国启动面向中国团体游客的免签政策，迅速带动旅游、酒店、零售及餐饮行业回暖，中国游客数量在短期内显著回升，对内需与地方经济形成实质拉动。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1年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李在明在庆州举行会谈。双方围绕地区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及经贸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务实共识。此次访问被视为韩中政治互信修复的重要象征，也为双边关系重回稳定轨道奠定基础。 在经贸层面，2025年恰逢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十周年。双方加快推进第二阶段谈判，重点聚焦服务与投资领域，以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供应链，并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合作。中国企业对韩投资意愿增强，新能源、半导体及高端制造领域的联合开发逐步升温；与此同时，韩国企业亦加快在华布局，在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投入方面迈出新步伐。 在韩国政治秩序逐步回归制度轨道的同时，经历多年波折的韩国对外关系，尤其是韩中关系，也随之进入新的观察窗口，并显现出由修复走向深化的趋势。 展望2026年，李在明将于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其就任后的首次访华，也是韩国总统时隔近九年再次以国事访问形式访华。韩国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近年来趋冷的韩中经贸合作全面回暖。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访问期间，三星、SK、现代汽车、LG等韩国主要企业负责人将组成约200人的经济代表团随行访华，参加韩中商务论坛、签署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开展一对一商务洽谈。 中国连续多年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亦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大规模经济代表团访华，反映出韩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新能源、半导体、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探索合作新路径，推动韩中经贸合作走深走实。 在两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双边合作平台也正成为推动韩中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双方将充分利用APEC各类合作机制，深化互利合作，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韩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并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目前，韩中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两国高层的密集互动，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提供现实支点。只要韩中两国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便有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稳定双边关系航向，使其持续运行在理性、务实的轨道之上。

2026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中国经济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关键转折。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十五五”规划（2026至2030年）的起点，不仅明确了今年经济的整体走向，也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政策框架奠定基础。 在此次会议，中国政府精准判断经济矛盾，明确“供强需弱”是当前主要问题，反映出政策认知层面的显著转变。中国不再将经济下行压力简单归因于需求不足，而是将长期积累的供给过剩问题与当前需求偏弱并列为经济运行的核心矛盾，释放出从侧重需求刺激转向结构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 今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键词聚焦于“质量”与“效率”。与以往注重规模扩张与高速增长的政策取向不同，新一轮政策框架更强调效率提升、可持续发展及创新能力建设。政策重心由短期的稳增长逐步转向通过结构性改革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全炳瑞认为，中国对经济形势判断的转变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供强需弱”的提出，体现出政策层面对产业领域过度投资、低效供给长期挤压需求空间的清醒认识。未来政策预计将采取“双轨并行”策略：一方面着力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竞争力。 他指出，此次政策转向至少涵盖四方面深意。首先是问题界定的变化。将供给过剩明确纳入主要矛盾，意味着未来宏观调控不再局限于需求侧刺激，而是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便在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承压，也将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腾出空间。 其次是创新战略由“速度优先”向“可持续发展”转变。会议提出完善人工智能（AI）治理体系，显示出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与风险防范，致力于构建稳定、可信的创新生态。 第三是改革重点从“应急管理”转向“制度建设”。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提升为改革重点，被视为对光伏、动力电池、钢铁等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与价格战问题的直接回应。政策明确将低价恶性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视为破坏市场秩序的结构性顽疾，力图通过法治化手段予以根治。通过制度约束规范市场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虽在短期可能带来调整阵痛，但有助于中长期产业秩序与盈利能力的恢复。 第四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由“规模扩张”向“精准提效”转型。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严控债务风险、协同货币政策三大抓手，为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意味着政策资源将更多向国家战略领域与新质生产力方向集聚，从而提升宏观调控的整体效能。 全炳瑞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6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扩大内需”“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居于优先，体现出中国政府意图以强大内需市场为基础，以科技创新培育为新动能，通过制度改革优化产业生态的战略布局。 在扩大内需方面，政策重点从短期消费刺激转向夯实长期内需基础。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释放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结构更为稳健的消费体系。消费品、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有望成为重点受益行业。 创新驱动战略则强调“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并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高地为支点，推动先进经验全国推广，旨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基础。AI芯片、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领域，有望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全炳瑞分析指出，随着政策方向逐步明晰，中国资本市场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创新驱动、内需扩张与反内卷改革构成三大政策主线，有助于重塑市场投资逻辑。货币政策由“稳健审慎”转向“灵活有效”，增强了市场对流动性环境改善的预期。同时，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进入A股市场，也被视为提升市场稳定性的重要举措。然而，地方政府债务与房地产市场风险仍是需要关注的潜在变量，叠加全球经济放缓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市场波动风险仍然存在。 今年的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行稳致远，而非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清晰传递出中国经济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导向的发展新阶段。强调供需平衡、创新与制度协同、内需与开放并举的政策框架，标志着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全炳瑞表示，这一转型有望推动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逐步摆脱短期投机倾向，朝着以技术实力和长期价值为核心的成熟发展模式演进。在此过程中，韩中两国经济发展差距或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韩国亟需制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长期战略规划，以避免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大幅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