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联社23日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最新统计数据，韩国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实现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成员国中处于最低水平。2022年，韩国的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改善率仅为18.2%，在31个公布相关数据的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28位，远低于成员国平均值31.9%。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通用指标，数值介于0到1之间，越接近0表示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数据显示，韩国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0.396，在31个国家中排名第二。然而，税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324，排名下降至第20位。 在OECD成员国中，比利时以48%的改善率位居榜首，芬兰、法国、斯洛文尼亚等欧洲国家紧随其后。相比之下，仅有哥斯达黎加、智利和墨西哥的改善率低于韩国。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日本和瑞士尚未公布最新数据。日本在2021年的改善率为34.1%，虽处于中下水平，但仍高于韩国。 近年来，韩国的基尼系数改善率虽有所提升，但仍远低于OECD平均水平。2020年，受新冠疫情期间政府补助金政策影响，改善率达到19%，创历史新高，但此后逐年下降，2022年回落至18.2%。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改善率持续上升，导致韩国的全球排名自2011年以来持续下滑，从第24位跌至2022年的第28位。 专家指出，尹锡悦政府推行的紧缩财政和减税政策可能进一步削弱收入再分配功能。该政府以“健全财政”为口号，削减文在寅政府时期扩大的总支出增长率，并下调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级距，推动遗产税改革，引发反对党批评其为“富人减税”。 忠南大学经济学教授郑世恩（音）表示，韩国的福利制度尚不完善，贫困群体、失业人口以及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的退休群体均面临收入保障问题。他强调，尹锡悦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较文在寅政府时期大幅削弱，若要达到OECD平均水平，政府需重新审视减税政策，并调整国民年金（养老金）改革方案，以增强对退休人群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减少社会不平等。 位于首尔西大门区的国民年金公团首尔北部地区本部【图片来源 韩联社】

【图片来源 AI】 韩国现行的继承税制度日益成为制约企业传承和发展的重大障碍。目前，执政党提出将继承税最高税率从50%下调至40%的改革方案，但在野党对此持反对意见，此举可能仅为少数富人谋利。 韩国继承税最高税率达50%，仅次于日本（55%）。若最大股东持股率超过50%时，还需额外缴纳“最大股东附加税”，税率高达6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韩国位居前列，相比之下，法国（45%）、美国（40%）、英国（40%）、西班牙（34%）等发达国家的税率均低于韩国，且有14个成员国已完全废除继承税。即便是富人较多的中国，其继承税率也仅为0.5%至3%之间。 韩商工会议所指出，过高的继承税负严重阻碍了企业经营权的顺利传承，削弱了经济活力。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包括税收优惠、法律支持等在内的企业继承支持政策体系，旨在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维护经济稳定并保障就业。大韩商工会议所强调，降低继承税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举措。对于在野党将减税政策视为“对富人的差别化特惠”的观点，认为是固守陈规的思维模式。当前，激活经济才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应采取实质性措施，包括放宽继承税率、消除双重课税等制度性障碍，以营造有利于企业传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韩国的家业继承制度中，若继承人的个人资产（包括房产、存款、投资等）超过可扣除税额的2倍，则无法享受家业继承扣除制度的税收优惠。该政策原本旨在防止高资产群体滥用税收优惠，确保政策红利切实惠及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然而，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剧，许多80至90岁高龄企业主仍在职，而其子女也已步入60至70岁，"老人传承给老人"的现象日益普遍。由于子女年龄偏大，个人资产积累丰厚，实际上能够满足该政策条件并享受优惠的企业寥寥无几。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未能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严重偏离。 据韩国税收财政研究院于去年12月发表的《纳税人认知及偏好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国民普遍认为最高继承税率应控制在40%以下，并支持累进税率制度，即继承财产越多，税率相应提高。具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合理的税负水平应随继承财产规模递增：1亿韩元以下税率为0至5%，10亿韩元为5至15%，20亿韩元为5至20%，50亿韩元为10至30%，100亿韩元为15至35%，500亿韩元以上为20至40%。 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韩国现行税收体系正成为制约未来竞争力的绊脚石。国际投资移民咨询机构Henley&Partners最新报告显示，韩国高净值人群净流出量位居全球第四，预计一年间流失约1200人，仅次于中国（1.52万人）、英国（9500人）和印度（43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流失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为吸引跨国企业和高端人才，纷纷推出包括废除继承税在内的企业友好型政策，相比之下，韩国的继承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现任企业主去世后，继承人不得不抛售股份以支付高额继承税，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经营权弱化，甚至面临被外部企业收购的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继承人的创新投资意愿，还加剧了人才流失。 此前，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中央会、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韩国经济人协会、韩国贸易协会等六大经济团体联合向政府提交《敦促修订继承及赠与税制度联合声明》并指出，当前过高的继承税负担已对韩国企业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沉重的税负迫使本土企业纷纷将业务转移至海外，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无力承担继承税而被迫出售给外资或直接关闭。这不仅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更导致韩国企业价值严重流失。 经济团体强调，韩国亟需摒弃根深蒂固的政治思维，将继承税负调整至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以维护本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界普遍认为，企业继承的本质是技术传承和就业岗位的延续，而非单纯的财富转移。随着企业传承至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能力持续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对韩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

“自由的精灵不会再回到神灯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预言道，他认为引入经济自由的中国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开放。WTO作为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的象征，中国的加入成为全球化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凭借丰富的劳动人力、庞大的消费人口和低廉的生产成本，吸引全球企业前来设厂。 中国的崛起大力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海外大型企业生产设施扎根中国，相关零部件供应链遍布周边国家。中国不仅是全球80%空调、80%太阳能面板和70%手机的生产国，还在高科技领域的出口上持续增长。直到疫情前，中国为全球带来“通缩红利”，商品价格大幅下降。 研究显示，2000至2007年间，中国进口商品令美国普通家庭年度消费能力提升2%；2004至2015年间，中国制造商品让美国商品价格每年下降0.19%。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美国制造行业工厂外迁导致工人失业，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工厂老板则受跨国企业层层压榨。全球化加剧贫富差距，富人愈富，穷人愈穷。 2017年特朗普初次上任后，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加速全球化裂解。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陷入瘫痪，复杂的全球经济网络缺点暴露。汽车生产需要约3万种零部件，其中任何一个短缺都会导致生产停摆。苹果的产品由来自六大洲43国的零部件运至中国组装。一次性尿布看似简单也需要50多种原料。 贸易争端与疫情暴发让全球化逐渐走向终结，而特朗普的再次上任无疑会导致进程继续加速。中国逐渐从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退下，取而代之的是分布式区域供应链。东南亚国家或接替中国成为亚洲制造中心，西欧依赖东欧、土耳其和非洲的生产设施，而美国更多选择拉美的近岸制造。全球化已寿终正寝，“邻近外包”和“回流生产”才是未来趋势。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图片来源 韩联社】

据韩国医学界5日消息，韩国高丽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系教授尹锡俊研究团队通过分析2008年至2020年间的健康保险数据，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往往健康寿命越长，而不同收入阶层的健康寿命差距最多可达近9年。 健康寿命是指从预期寿命中扣除疾病或残疾状态的时间，用来衡量个体在无病痛情况下生活的年限。研究显示，韩国人的健康寿命从2008年的68.89岁增长到2020年的71.82岁，增加2.93年。 从性别来看，2020年韩国女性的健康寿命为73.98岁，男性为69.43岁，女性比男性多4.55年。 值得注意的是，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往往健康寿命越长。研究团队根据健康保险缴费金额把收入分为五个等级，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最高收入阶层健康寿命为74.88岁，而最低收入阶层仅为66.22岁，两者之间相差8.66年。研究团队解释称，出现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健康寿命显著低于其他收入阶层。 此外，研究还表明，相比预期寿命的延长，健康寿命的增长速度却相对较慢，导致人们在健康状态较差的情况下生活的年限逐渐增加。韩国人的预期寿命从2008年的80.83岁增长到2020年的84.55岁，增加3.72年。2020年男性的预期寿命为81.48岁，女性为87.39岁。 通过简单计算可以得出，韩国人健康寿命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差距从2008年的11.94年扩大到2020年的12.73年。也就是说，韩国人活得越来越久，但处于不健康状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研究团队指出，结果表明应该优先关注健康寿命较短的低收入群体，制定相应政策来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尹锡俊教授强调：“需要针对低收入阶层制定差异化的健康促进策略，通过政策干预缩小健康寿命差距。” 【图片来源 Chat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