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韩国国家数据局12日发布的《10月就业动向》，10月全国就业人数同比增加19.3万人，达到2904万人，延续10至20万名左右的稳定增长趋势。然而，从行业与年龄层来看，就业走势出现明显分化，尤其青年就业人数减少超过16万人，就业率已连续18个月呈下降态势。 数据显示，今年除5月和9月分别增加24.5万人和31.2万人外，就业增幅均为10万多名。分年龄段来看，除60岁以上（33.4万人）和30多岁（8万人）外，其余年龄就业人数均下降。其中，青年层降幅最大，减少16.3万人。 从行业来看，制造业与建筑业持续低迷。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12.3万人，已连续18个月下降，降幅较上月（-8.4万人）进一步扩大。数据局分析称，10月多雨天气对建筑业造成影响。制造业就业人数也减少5.1万人，连续16个月下滑，但降幅较去年10月（-3.3万人）有所收窄。农林渔业就业人数减少12.4万人，分析认为，主要受老龄化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呈结构性下滑趋势。 相对而言，服务业出现回暖。批发零售业就业人数增加4.6万人，为2017年11月以来最大增幅；艺术、体育及休闲领域也增加7万人。分析认为，这与政府推出“民生恢复消费券”及演出展览折扣券等政策有关。 此外，15岁以上就业率达63.4%，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标准计算的15至64岁就业率为70.1%，纷纷创历年同期最高纪录。青年就业率为44.6%，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已连续18个月下滑。 数据局社会统计局长孔美淑指出，如今企业倾向有工作经验的人才，加之青年集中从业的制造业疲软，青年就业环境相对不利。 此外，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20多岁和50多岁，整体失业人数同比减少2万人至65.8万人，失业率为2.2%，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青年失业率也下降0.2个百分点至5.3%。10月非经济活动人口为1612.1万人，增加3.8万人。其中，不求职、不工作的“躺平”人口为258万人，环比增加13.5万人。“躺平”青年人口为40.9万人，减少9000人。30多岁增加2.4万人至33.4万人，创200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最高纪录。 孔美淑局长表示，虽然30多岁的就业率与经济活动参与率整体良好，但非经济活动人口中承担育儿与家务的人数减少，而被归类为“躺平”人数呈上升趋势。

近五年来，随着女性就业人数增速逐渐高于男性，男女就业规模差距大幅收窄。男性非经济活动人口呈现增长趋势，性别间参与经济活动程度明显分化，但在就业质量方面仍存在性别鸿沟。 据韩国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KOSIS）7日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韩国整体就业人数为2896.7万人，较2020年增加188.2万人。其中，女性就业者达1294.4万人，同比增长11.44%；男性则为1602.3万人，仅同比增长3.57%。由此，男女就业人数差距从2020年的385.4万人缩减至今年的307.9万人，同比减少20.1%。 与此相反，非经济活动人口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势。整体非经济活动人口从2020年的1686.4万人降至今年的1622万人，但男性人数却逆势上升。男性非经济活动人口从2020年的609.4万人降至2022年的584.7万人后，连续两年上升至今年的621.5万人；女性则从1077万人持续下降至1000.5万人。由此，男女非经济活动人口差距也从467.6万人缩至379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躺平”群体中，男性较去年同期增加7.9万人，而女性则减少6000人。分析指出，女性就业增长主要得益于行业结构变化。男性偏好的建筑业面临长期雇佣寒冬；而女性较多从事的保健社会福利照护服务业则因人口结构变化持续释放需求。 数据显示，计划在一年内求职的男性主要倾向于建筑业（15.5%）、科学服务业（11.3%）和矿业·制造业（10.9%）；女性则更青睐保健社会福利业（25%）、批发零售及餐饮住宿业（17.4%）和教育服务业（11.7%）。不过，建筑业今年第一季度生产骤减逾20%，订单量也转为负增长；制造业同样受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就业状况持续放缓。 分行业来看，9月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保健社会福利业（10.1%）、教育行业（2.9%）、住宿·餐饮业（1.1%）以及批发零售业（0.7%），而建筑业（-8.4万人）与制造业（-6.1万人）已分别连续17个月和15个月呈现萎缩态势。 然而，分析指出，女性就业人数快速增长，但其中获得“优质岗位”的女性比例有限，性别间的就业结构差距仍有待弥合。

韩国政府正推动“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以缩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居首的性别薪酬差距。 根据韩国性别平等家庭部9日消息，为研讨制度推进方向，政府于7日在首尔市政府召开座谈会，邀请劳动、经营、女性及法律领域专家出席，就制度内容提出意见。 “就业平等薪酬公示制度”是一项旨在缩小性别薪酬差距的综合性政策，计划公开公营和民营企业的性别薪酬实际情况，也是李在明政府的核心国政课题之一。政府自2023年起已在公共部门实施“性别劳动公示制度”，以检视公共机构的性别平等就业状况，未来拟将适用范围扩大至民间企业。 推动薪酬公示制度的背景在于，尽管韩国女性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持续提升，性别薪酬差距仍然显著。OECD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女性正式员工的中位收入比男性低29%，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11%），在38个成员国中差距最大。为强化就业平等政策的执行力，政府已将原由雇佣劳动部负责的部分就业相关事务移交给性别平等家庭部。 性别平等家庭部表示，将在综合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明确制度实施方向，并通过修改《男女雇佣平等法》或《女性经济活动法》等相关法规，加快薪酬公示制度落地。 在全球范围内，多国因薪酬透明度不足阻碍性别平等文化形成，纷纷引入各类薪酬公示制度。加拿大规定，联邦政府监管的100人以上企业和机关须按雇佣形式、岗位和性别，公开招聘、晋升、解雇情况及薪酬信息。瑞典实施“企业薪酬审计制度”，要求雇佣10人以上的企业整理员工薪资并提交审计结果，劳动者可通过平等机构或工会获取相关信息。欧盟则规定，雇佣25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每年向主管机关申报薪酬信息，用人单位需对劳动者提出的性别薪酬差距质询作出说明。 专家指出，各国劳动市场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韩国需参考海外经验，设计更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框架。同时，如何让民营企业在无抵触的情况下接受制度，将成为其能否顺利落地的关键。 性别平等家庭部相关人士表示，薪酬公示制度不应被视为对企业的惩戒措施。政府将重点强化其作为促进企业自我诊断、缩小性别雇佣差距并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作用。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6日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之非薪资劳动者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8月，非薪资劳动者达655.4万人，同比减少10.3万人。在全体就业人口2896.7万人中，非薪资劳动者占22.6%，创自2007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受内需低迷影响，韩国个体工商户数量已连续两年下降。 在非薪资劳动者中，个体工商户为567.5万人，同比减少7万人。新冠疫情期间的2021年至2022年，个体工商户从555万人增至569万人，2023年进一步增至578.4万人，但在2024年（574.5万人）与2025年（567.5万人）连续两年出现回落。 从经营形态来看，有雇员的个体工商户为143.5万人，减少5000人；无雇员的个体工商户为424.1万人，减少6.5万人；无薪家属劳动者为87.9万人，减少3.3万人。从年龄结构来看，60岁以上群体的非薪资劳动者增加8万人，而50至59岁（减少6.6万人）、40至49岁（减少3.1万人）、30至39岁（减少2.7万人）及15至29岁（减少5.9万人）等年龄段均出现下降。 按行业分析，住宿及餐饮业（增加3.2万人）、教育服务业（增加3.1万人）、团体协会及个人服务业（增加3.1万人）等领域的非薪资劳动者人数有所上升；而农林牧渔业（减少13.1万人）、运输及仓储业（减少4.1万人）等行业则出现明显下滑。从职业类型来看，服务从业者（增加5万人）、技术及相关技能从业者（增加1.4万人）人数有所增长，单纯劳务者（减少2.9万人）则显著减少。 关于非薪资劳动者对当前工作的未来规划，86.5%的受访者表示“将继续维持”，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5.3%表示“打算停止经营”，下降0.5个百分点。在计划停止经营的受访者中，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前景或经营不善（41.8%）、个人原因（41.3%）以及转向更有前途的行业（6%）等。其中，因缺乏前景或经营不善而计划停业的比例由去年的40.9%上升至今年的41.8%。

韩国国家数据处于6日发布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截至今年8月，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归类为“休息”状态的人数为264.1万人，同比增加7.3万人。 从年龄结构来看，休息人口在70岁以上（增加4万人）、60至69岁（增加1.9万人）、50至59岁（增加1.6万人）以及30至39岁（增加1.9万人）等群体中均呈上升趋势；而在40至49岁（减少6000人）、20至29岁（减少3000人）以及15至19岁（减少1.2万人）群体中则出现下降。从性别来看，男性休息人口为621.5万人，同比增加78万人；女性则为100.5万人，同比减少7万人。 休息人口自2023年的232.2万人、2024年的256.7万人持续攀升至2025年的264.1万人，三年间激增近18%。同期，15岁以上人口仅增长1.12%，显示出休息人口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整体人口增速。 在导致休息状态的主要原因中，身体不佳占比最高，达34.9%。其次为难找到理想工作和退休后持续休息，分别占19%和18.4%。青年群体（15至29岁）中休息人口为44.7万人，占全体的16.9%。在该年龄段中，难找到理想工作被选为主要原因的比例最高，为34.1%，同比（30.8%）有所上升。 截至8月，韩国非经济活动人口规模为1622万人，同比增加9000人。在15岁以上人口中，非经济活动人口占35.4%，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非经济活动人口指年满15周岁，未就业且未处于求职状态的人群。 从具体活动状态来看，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为597.7万人，占36.9%；在校学习或接受培训者为327.1万人，占20.2%；处于休息状态者为264.1万人，占16.3%；因年老未参与经济活动者为248万人，占15.3%；照顾子女者为68.4万人，占4.2%。其中，从事家务劳动者和在校学习者分别增加1.3万人与2.1万人，而年老者与照顾子女者则分别减少5万人和4.8万人。 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表示希望在未来一年内就业或创业的人数为330.1万人，占20.4%，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求职过程中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工作条件（31%）、收入与工资水平（27.5%）以及个人适应性及专业背景（23.8%）。 在期望的月平均工资水平方面，43.6%的受访者选择200至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至1.5万元）区间，占比最高。其次为300万韩元以上，占27.6%，；100至200万韩元以下，占21.7%。希望就业的主要行业依次为卫生与社会福利业（16.8%）、批发零售及餐饮住宿业（13.6%）、公共行政·国防·社会保障行政（11.0%）等。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首都圈婴儿潮一代（1955年至1974年出生者）每10人就有7人表示，如果地方中小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将有意愿返乡定居。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委托市场调研机构Mono Research以500名首都圈婴儿潮一代为对象开展调查，并于5日公布结果显示，7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能在非首都圈中小企业就业，会考虑返乡定居。其中，男性的返乡意向比例（79.9%）高于女性（66.9%）。 受访者选择返乡的主要原因包括：“维持健康生活”（24.6%）、“追求悠闲生活与休息”（22.9%）、“亲近自然环境”（20.7%）、“降低居住与生活成本”（15.6%）。而无意返乡者则多担忧“医疗·教育·文化等基础设施不足”（27.8%）、“习惯城市生活”（17%）和“交通不便”（15.2%）。 在理想返乡地区方面，忠清圈（32.9%）最受青睐，其后依次为江原圈（27.4%）、湖南圈（15.9%）和岭南圈（10.4%）。职位选择上，管理及办公文员岗（30.7%）占比最高，其次为服务与销售岗（20.7%）、农林渔业（15.9%）及生产制造岗（14.8%）。工作形式偏好方面，47.7%的受访者倾向兼职，9.6%选择全职，42.7%表示两者皆可。 对于最低月薪要求，32.6%的受访者期望“200万至2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877至1.2346万元）”，30.7%选择“150万至200万韩元”，26.8%要求“250万至300万韩元”，平均期望月薪为227万韩元。 韩经协于上月23日提出“婴儿潮一代、地方中小城市与地方中小企业”三方合作模型，旨在通过支持婴儿潮一代在地方中小企业就业，构建“保障晚年生活、缓解地方用工荒、激活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体系。本次调查中，79%的受访者表示若该模型落地，返乡意愿将进一步提升。韩经协分析称，这表明三方模型能有效促进返乡潮。为实现该模型，政策需优先解决“提供租赁住房等稳定居住设施”（22.6%），其次为“保障稳定工作岗位”（18.6%）和“强化地区医疗与福利服务”（12%）。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镐（音）表示：“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现象与内需萎缩正加剧区域经济困境。若能引导即将退休的首都圈婴儿潮一代返乡并实现再就业，不仅有助于缓解首都圈压力，更将成为激活地方经济与内需的重要契机。”

“Young Forty”是近年来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词汇。该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最初用以形容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20至30岁年轻群体心态与审美取向的中年人。然而，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其语义逐渐发生显著转变，从原先带有积极色彩的“年轻心态”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装嫩中年”。在社交媒体中，“Young Forty”日益成为被讽刺与调侃的标签，甚至进一步衍生出“Sweet Young Forty”等新梗，用以戏谑那些被认为刻意迎合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群体。 面对“Young Forty”这一新兴网络标签，40岁群体难掩困惑与愤懑。他们表示，好不容易摆脱“油腻”等刻板印象，又陷入新一轮的年龄框架束缚。他们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不少人仅仅是延续自己从年轻时便已形成的穿着风格与品牌偏好，却频频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年轻时尚似乎被视为20至30岁世代的专属，任何跨越年龄界限的审美表达都可能招致嘲讽，被解读为“拒绝承认衰老”。 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审美分歧，然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讽刺“Young Forty”的往往是20至30岁的MZ世代，他们的攻击并非单纯源于审美优越感，更多是经济失衡与结构性焦虑的情绪投射。 就40岁一代而言，他们多属于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X世代，曾在外汇危机、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社会波动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在经济趋于稳定时期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数据显示，该年龄层在劳动收入、净资产及消费能力方面均处于社会主力地位。 相比之下，20至30岁年轻一代正面临高房价、高失业率与低增长环境的多重压力。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前景日益模糊。此外，随着结婚年龄普遍推迟，40岁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无形中成为年轻一代的竞争者。 当年轻一代感到希望被剥夺，便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射至那些“稍早一步获得机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40岁一代是“在机遇之门关闭前幸运挤入的幸存者”，不仅享有相对优渥的经济红利，还试图在文化话语权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心理落差使得他们对“Young Forty”产生强烈反感。然而，将整个四十岁群体一概视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不公允。他们同样承受着子女教育、养老压力与职业竞争等多重负担，实则是夹在代际与结构之间的“被挤压的一代”。 年龄歧视并非新鲜议题。过去诸如“老顽固”“老古董”等标签的流行，曾不断激化代际隔阂；而在性别议题中，“绿茶”“直男癌”等歧视性用语也在无形中撕裂公共舆论空间。标签化的恶意最终将侵蚀社会信任，使理性对话陷入疲惫与对立。 要缓解当前争议，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就业不足、财富分配失衡、房价持续高企，才是“代际怨怼”的真正根源。数据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已连续六个月低于老年群体。今年八月，青年就业率仅为45%，低于60岁以上群体的48%。在难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年轻人转向创业，然而去年30岁以下创业者中，超过20%在一年内倒闭，这一比例是40岁创业者的两倍。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但青年议题在政策实践中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缩短工时等偏向中老年群体的议题。同时，房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世代的剥夺感。几十年前仅需数千万韩元即可购置的住宅，如今动辄上亿韩元。养老金改革亦呈“多缴多得”的结构性倾向，使年轻一代再次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红利之外。 那些以“玩笑”形式传播的网络梗，若长期缺乏引导与疏解，可能不断发酵，可演变为激烈的“世代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割裂。当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社会情绪容易转化为群体敌意。若不及时缓解青年的焦虑与不公感，“Young Forty”现象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韩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激烈对立，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

一项调查显示，七成20多岁的韩国理工科硕博人才表示“计划或正在准备赴海外工作”。 韩国银行（央行）面向1916名韩国理工科硕博人才进行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结果显示，42.9%的受访者表示“未来3年内考虑赴海外就业”。 从年龄段来看，20多岁受访者的比例最高，达72.4%，其次是30多岁（61.1%）和40多岁（44.3%），呈现出年龄越低、海外就业意愿越强的趋势。 报告指出，赴美的韩国理工科人才规模在近10年间翻了一番。2010年在美的韩国籍理工科博士约为9000人，到2021年已增至1.8万人，每年净流出约200名理工科博士。 调查显示，“经济报酬”是最主要的出国动因，66.7%的受访者将其列为首要理由。韩国银行分析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收入差距明显。海外研究人员入职13年时平均年薪可达36.6万美元，而韩国研究人员入职19年时的最高年薪仅为12.7万美元。 除薪酬外，科研生态与人脉网络（61.1%）、发展机会（48.8%）、子女教育（33.4%）、生活条件（26.1%）等因素也被列为促使人才流出的主要原因。 分析认为，若受访者对收入、就业稳定性及晋升机会的满意度（5个等级）各提升一个等级，其海外跳槽概率将分别下降4个、5.4个和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改善工作待遇与激励机制可有效降低人才外流风险。 韩国银行宏观分析组组长崔埈（音）表示，要防止理工科人才持续外流，必须尽快建立以绩效为导向、更加灵活的薪酬体系。他还强调，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与制度支持，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过去四年间，韩国申请就业审查的退休公职人员中约91%获得批准，其中近半数进入普通民营企业就业。 企业分析研究机构Leaders Index对2022年1月至2025年9月期间提交的就业审查申请资料进行分析，并于4日发布的结果显示，在3634名申请人中，共有3297人（90.7%）获准可在营利性企业、行业协会及公营机构等组织任职。 从原属机构分布来看，国防部与警察厅所占比例均达两位数，分别为12.9%和11.6%。其次依次为检察厅（5.5%）、金融监督院（4.9%）及国税厅（4.5%）。此外，产业通商资源部（3.1%）、总统秘书室（2.7%）及国家情报院（2.2%）等部门的退休人员也积极转投其他行业。 按就业机构类型划分，民营企业占比最高，达47.5%（1567人），其中大企业集团子公司占19.2%（632人）。其次为公营机构17.1%（564人）、律师事务所9.5%（313人）、协会6.9%（226人）、金融公司5.3%（175人）。 在吸纳退休公职人员最多的大型企业集团中，韩华集团位居首位，占11.6%，共73人。其中国防部出身28人，主要分布于韩华防务、韩华海洋及韩华系统等防务相关子公司。在三星集团（9.3%，59人）中，警察厅背景人员最多，共12人，主要集中在三星电子服务、三星电子及安保公司等涉及安保与法务的岗位。 现代汽车集团（7.6%，48人）中，国防部与警察厅出身人员比例较高，分别为11人与5人；LIG集团（5.1%，32人）则以国防部（13人）及国防科学研究所（9人）出身为主。其后依次为SK集团（4.4%，28人）、韩国航空宇宙产业（KAI）（4.3%，27人）、Coupang（3.8%，24人）、LG集团（3.6%，23人）、Kakao（3.2%，20人）及富荣集团（3%，19人）。 Leaders Index分析指出，依据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退休公职人员在离职后三年内，不得在与原单位业务密切相关的私营或公共机构任职。国防部出身人员流向防务产业企业的现象尤为显著。

日前在釜山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上就贸易谈判达成了“基本共识”，中国商务部是否会撤销对韩华海洋美国子公司的反制措施引发外界关注。 白宫当地时间1日公开的中美元首贸易协商“事实清单”（Fact Sheet）显示，中方将撤销为反制美国对中国采取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而采取的措施，取消对多家海运企业的制裁。 上月14日，中国商务部对包括韩华海洋株式会社在内的5家美国相关子公司采取反制措施，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 根据最新达成的协议，美国将自本月10日起将暂停一年实施对中国采取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白宫表示，美国将在继续与韩国、日本推进历史性合作的同时，根据《贸易法》第301条与中方进行谈判。 “事实清单”详细介绍了中美贸易协商内容，中方将暂停上月9日宣布的稀土出口管制相关措施，将向美国终端用户及全球供应商发放稀土、镓、锗、锑、石墨出口许可，将采取措施终止芬太尼流入美国，并严格管控其他特定化学物质出口全球。 中方将暂停自今年3月4日起对美国采取的所有非关税反制措施，包括对美国产鸡肉、小麦、玉米、棉花、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水果、蔬菜和乳制品等农产品征收的关税。中方将在今年剩下2个月内采购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在今后3年鉴每年至少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 中国将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安世半导体在华工厂恢复生产，进一步延长对自美国进口商品实施的市场关税豁免程序，豁免有效期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美国将自本月10日起将为遏制芬太尼流入而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降至10%，暂停对中国商品实施对等关税至明年11月10日。进一步延长即将于本月29日到期的部分301条款关税豁免效期，延期至明年11月10日。 白宫称，特朗普访问亚洲期间与其他国家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并获得韩国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这些投资将有助于美国创造就业岗位、巩固能源主导权和技术领先地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