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正式拉开帷幕，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和国民力量党候选人金文洙纷纷提出提振韩国股市的强烈意愿，力图争取韩国1400万散户投资者的支持。 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14日消息，李在明日前提交的十大主要竞选政策纲领中，通过“激发家庭与小商户活力，建设公平公正的经济”的纲领，阐述了提振资本市场的具体构想。 李在明表示，将提升市场流动性、推动企业回购力度显著增强，并根据上市企业特点对股市结构进行重组。他还在社交媒体脸书（Facebook）上表示，将再次推动《商法》修订，并制定计划，力争使韩国成功纳入MSCI发达市场指数。 他提出，将引入“韩版电子信息证据开示制度”，加强对控股股东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利用内幕信息套利、操纵股价等违法行为，从根本上杜绝谋取私利的乱象。 金文洙则在十大主要竞选政策纲领中以“中产阶级资产增值，机会之国”为主题，提出提振股市的具体蓝图。他表示，将对长期持有股票或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税收优惠。 金文洙指出，总统出访期间正是宣传韩国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并承诺由总统亲自出面向海外投资者开展企业说明会（IR），积极吸引海外资本入韩。同时，为减少政策不确定性，他还提议设立“金融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经济副总理、韩国银行总裁、金融委员会委员长、金融监督院院长及民间专家。 在税制方面，金文洙计划对年股息收入在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5.4万元）以下的部分予以免税。他表示：“将通过扩大被称为‘第三份工资’的股息收入，让民众有更多机会通过金融市场实现资产增长。” 针对操纵股价等金融犯罪行为，金文洙主张加大惩罚力度，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并计划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

近期，随着常住韩国的外籍人口不断增加，韩国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新兴客户群体，陆续设立专门组织，推出多项量身定制的服务与金融产品，全力抢占“外籍客户”市场。 据韩国金融界14日消息，NH农协银行于今年1月新设“外国人事业组织”，配备10名专门人力，并陆续推出面向外籍客户的特色营业网点及汇款服务。 友利银行也将原隶属于外汇事业部的“外国人营销部”调整至“个人营销部”旗下，计划将原来集中在外汇业务的外籍客户服务，拓展至银行卡办理、工资代发等服务。 新韩银行则于今年1月设立了专门负责外籍客户的营销组织，并今年在庆尚南道金海开设了针对外籍客户的营业网点。KB国民银行与韩亚银行也纷纷扩大外籍客户业务组织的人员规模，并持续开发面向外籍客户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韩国商业银行积极吸引外籍客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内金融市场增长放缓，而外籍人口的不断增长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居住在韩国的外籍人口已达265.1万人，较三年前明显上升。 对于银行而言，外籍客户频繁使用汇款、外币兑换等服务，可带来稳定的手续费收入。同时，随着高收入外籍人员对高端金融服务的需求不断上升，银行也在积极推出更多定制化产品，以挖掘新的利润来源。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各大银行不仅提供翻译等基础便利服务，还在贷款、信用卡等领域加快推出针对外籍客户的产品。随着地方银行、储蓄银行、信用卡公司及保险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加入，围绕外籍客户的争夺战正迅速演变为韩国金融业的新战场。

在决定明年最低时薪的最低薪资委员会启动正式讨论后，韩国餐饮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意见分歧逐渐显现。商界主张，上调人力成本将进一步加重小商贩和个体户的经营负担，因此希望维持最低时薪不变或尽量压低涨幅。劳动者则表示，过去两年薪资涨幅较低，而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不断增加，有必要大幅上调最低时薪。 最低薪资委员会上月22日召开关于明年最低时薪的首次会议，并计划在5月中旬进行实地调研后，本月27日再次召开全体会议。该委员会由劳动者、雇主和公益委员各9人组成，是一个负责审议和决定最低时薪的劳资政三方社会对话机构。 目前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涨幅上。首次全体会议上，双方立场已明显对立。担任劳动者委员的韩国劳总事务总管柳其涉（音）指出，尹锡悦政府执政两年期间最低时薪涨幅仅为2.5%和1.7%，由此造成的损失最终由低收入弱势群体承担。 最低时薪是否上涨，直接影响到人力成本比重最高的餐饮业的生死存亡，对业界而言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对于营业收入恢复缓慢的小规模个体经营者来说，一旦最低时薪上调成为现实，裁员或缩短营业时间等措施将难以避免。 目前餐饮行业处境艰难。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导致运营费用剧增，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随着餐饮物价攀升，“YONO”（You Only Need One，即只买必需品）消费趋势蔓延，餐饮业的整体需求也在大幅萎缩。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连续5个月内餐饮门店的停业数量超过新开店铺。2025年第一季度餐饮门店停业率达到2.85%，为近六年来最高，开业率为2.49%，创下历史最低值。 经济低迷、消费趋势变化以及政治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叠加，令餐饮行业持续承压，消费者支出意愿减弱。收入锐减的餐饮业正通过停业或人员调整等手段积极应对当前困境。尤其是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小本商户，现金流吃紧，经营愈发艰难。部分无力承担高额人力成本的小型业主表示已难以支付最低工资，正在面临违法或被迫停业的两难局面。 一位餐饮业界人士表示：“如果最低时薪真的能发挥其原本的作用当然很好，但对我们这样的小业主来说，它反而成了威胁生存的利刃。现在连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如果继续上调最低时薪标准，不仅要担心罚款，还可能被举报。” 为应对招工难和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餐饮业正在加快引进自助点餐机和送餐机器人等“餐饮科技”。在最低时薪即将上调、原材料价格也不断上涨、经营条件紧张的背景下，额外雇佣兼职员工也成为沉重负担。 与雇佣人工相比，使用机器人和自助设备的成本明显要低。今年最低时薪为1.00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1元），按每日工作时间8小时计算，日薪则为8.024万韩元，月薪约为209.627万韩元。引入“餐饮科技”不仅能节省人工成本，还能提升工作效率、缩短顾客等待时间，并确保服务质量的一致性。因此，业内普遍认为，如果明年最低时薪继续上调，相关技术的普及将进一步加速。 餐饮业内人士指出：“过去引进自助点餐机主要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但现在更多是为了提升工作效率。”他补充说：“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在后台协助工作的机器人已经悄然成为行业日常。”

前总统尹锡悦被宪法法院裁定罢免后，韩国提前进入“大选模式”，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预算将投入超过3000亿韩元，这一消息公布后，引发了对韩国历届大选投入预算的关注，选出一位韩国总统究竟需要花多少钱？本文来算一算韩国大选的经济账。 本月8日，政府在国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编制提前大选支出经费的《2025年度预备费用支出案》，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选管委）分配到3867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亿元），其中3228亿韩元将用于选举管理，524亿韩元将用作选举补贴。 用于选举的国家资金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分别是选举管理费用、选举费用补偿和选举补贴。选举管理费用是指投票、开票等国家实际用于选举的预算，通常将这部分费用视为实质性的大选预算。从近年大选来看，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2年执行预算先后为1133亿韩元、1371亿韩元、2070亿韩元和2998亿韩元。 人工费占据了大选预算的绝大部分，选管委公开的《总统选举总览》中记录的选举管理经费执行情况显示，拉票、缺席投票、投票、开票、宣传、预防管制违法行为等执行项目大部分需动员大规模人力。 选管委通常通过动员地方政府公务员或临时招聘人员参与投票和开票管理，由于人工费用与最低工资和物价挂钩，因此预算近年来持续增长。但第20届总统选举的预算制定额较上一届大幅增加44.8%，主要是由于大选举行期间正值新冠疫情大流行，在投票站防疫、消毒、制作防疫物资等额外投入大批费用。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第21届总统选举各项预算比上届增长230亿韩元，属于略高水平。即使考虑到人工成本的上升，但在已不需要防疫支出的背景下，本届总统选举预算增长的理由并不充分。 选管委对此解释称，由于前总统尹锡悦将“选举舞弊”作为发布紧急戒严的理由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为从根本上扼杀对此的质疑，本届大选开票过程将引入“复检票”制度。 历届大选开票流程中，选票分类机按照候选人对选票进行分类，再由审查计数器统计分类后的选票数量。审查计数器以固定速度统计选票时，开票工作人员需用肉眼确认是否存在无效选票或其他候选人选票混入的情况。对选票分类机可能存在操纵开票结果、难以准确核对等的质疑不绝于耳，因此在本次大选中新增了由开票工作人员手动核对分类机分拣选票的流程。 “复检票”制度在去年举行的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曾引入，但总统大选尚属首次。选委会称，仅此一项将增加约1万多名开票工作人员。 此外，本次大选还将投入36亿韩元，加强区、市、郡级选管委的安保措施，为防范可能发生的意外，将部署安保人员并安装紧急警报器。针对紧急戒严期间被多次提出的选管委系统存在遭黑客攻击的漏洞争议，还将额外增加73亿韩元用于加强信息安全。 投入大选的国家资金中，选举补贴是根据《政治资金法》在选举当年向推举候选人的各政党支付的国库补贴。金额根据最近一次国会议员选举的选民总数乘以补贴单价进行计算得出。根据《政治资金法》第27条规定，选举补贴发放给各政党，但需将总额的50%平均分配给由同一政党议员组成的协商团体，这一结构对于规模较小的政党不利。 选举费用补偿则是根据《公职选举法》，对得票率超过一定水平的候选人或其所在政党补偿部分选举费用。获得有效投票总数15%以上时将全额补偿选举费用，获得有效投票总数在10-15%时，补偿选举费用的50%，不足10%时将不予补偿。此外， 各政党为视觉障碍人士制作的盲文选举宣传资料、选举承诺书等，也由国家预算承担。

人口仅有5000万的韩国，却孕育出全球最发达的零售市场之一，近年来随着线上和线下市场界限逐渐模糊，韩国的零售流通业也悄然完成新一轮洗牌，出现了“离开‘CDO’无法生存”的说法，“CDO”指电商平台Coupang、生活用品集合店Daiso（大创）和健康美妆产品连锁店Oliveyoung（欧利芙洋）。 性价比、便利性、可及性、选品能力、创新和潮流等六大关键词是这三大企业取得成功的共同秘诀。经历过新冠疫情后，高物价、高利率和高汇率“三高”压力转嫁给消费者，打开钱包变得更加谨慎，消费标准愈发苛刻。上述六大关键词中哪怕只欠缺1到2条，消费者也会毫不留情地选择淘汰。而同时满足上述条件的“六边形战士”则遥遥领先，流通市场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现象加剧。 如此残酷的市场竞争下，CDO完成了量子飞跃。去年Coupang和大创的销售额分别达到4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51亿元）和3.9689万亿韩元，双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欧利芙洋销售额同比激增24%，达到4.7899万亿韩元。 2021年3月，Coupang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图片提供 韩联社】 ▲Coupang：重构韩国零售模式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消费重心从线下转移至线上，被誉为“韩版亚马逊”的Coupang成为市场规则重塑者，将目前的韩国零售市场说成是Coupang天下也不为过。 Coupang斥资数十亿美元在全国构建起物流网络，采取直接采购方式推出“火箭配送”服务。不过短短几年前，网购下单后消费者通常习惯于等待两到三天的物流配送时间，但现在睡前下单，清晨到货的体验令消费者直呼“上头”。在合理定价、应有尽有的商品矩阵加持下，“何必花时间去超市”成为消费新常态。 被便利性“驯化”的消费者已习惯于靠Coupang一站式解决所有购物需求，并心甘情愿地为服务买单。Coupang的付费会员制度“WOW会员”数量从2020年的600万人增加至2023年的1400万人。去年8月，Coupang将会费从每月4990韩元上调至7890韩元，服务范围从单纯网购扩大至外卖、流媒体（OTT）等，会员人数不降反增。 ▲大创：不仅仅只有性价比 成立于1997年的大创，以最高5000韩元“封顶”的统一定价策略被誉为性价比“天花板”。尤其在“除了工资什么都涨”的当下，大创更是拥有其他流通渠道无可比拟的优势。 据大创日前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去年销售额达3.9689万亿韩元，逼近4万亿韩元大关，同比增长近15%，营业利润达3711亿韩元，同比大增41.8%。 当然，仅靠一味的便宜低价战略远远不够，大创在售的70%以上商品采购自韩国合作厂商，在保障品质的同时通过扩张门店，提升商品种类，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凭借大批量采购以降低利润率的薄利多销思路，持续吸引知名美妆、保健食品等入驻，有效拉动线下客流提高集客效应，形成良性循环。 大创负责人透露，大创的供货方来自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3600多家企业，集中筛选性价比商品，每个国家都有专项采购优势品类。 大创的商品企划能力也可圈可点，每季持续推出兼顾品质和性价比的商品持续成为“爆款”，VT的微针精华、Son&Park的唇颊两用膏等频繁引发抢购热潮，位于首尔明洞的12层大创旗舰店已成为外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正在大创门店内选购商品的顾客。【图片提供 韩联社】 ▲欧利芙洋：美妆赛道终极赢家 作为韩国历史最悠久的美妆连锁门店，欧利芙洋自1999年成立以来，曾一度与丝芙兰、Boots、LOBH's等国际品牌上演龙虎斗，但笑到最后成为美妆赛道的终极赢家。 欧利芙洋打破大品牌垄断，给予中小品牌公平的入驻机会，门店数量从2014年的417家增加至去年底的1370多家，10年间扩张3倍。 在产品信息爆炸时代，欧利芙洋为“选择困难症”消费者打造试用场景，提供沉浸式消费体验，目前入驻品牌超2000个，60%的会员为20-39岁的消费者，官网上累计商品评测突破3100万条，欧利芙洋已成为韩国美妆（K-Beauty）的代名词。 以去年数据为准，欧利芙洋年销售额超过100亿韩元的品牌数量去年首次突破100个，这一数据近年来呈爆发式增长。从2013年的2个增加至2022年的61个、2023年的83个，11年内实现50倍增长。其中美迪惠尔（Mediheal）、Round Lab、桃瑞丹（Torriden）等3个品牌更在欧利芙洋实现年销售额突破1000亿韩元的新纪录。 位于首尔明洞的欧利芙洋旗舰店 【图片提供 韩联社】 “CDO”通过极致创新重塑了韩国的零售商业生态，也证明了当企业精准捕捉到消费需求，将消费者既渴望优质商品和服务，但不愿多花一分钱的“痛点”转化为商业模式创新时，就能在"三高"经济压力下开辟增长新蓝海。

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通商研究院面向全国659家中小出口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6日发布《贸易行业海外营销外籍人力利用现状与课题》报告显示，49.5%的受访企业在未来三年内计划招聘外籍白领职员应对海外市场扩张需求，但当前的签证制度成为限制外籍人才引进并加剧人力短缺的主要障碍。 调查显示，目前已有27%的受访企业有过聘用外籍人员担任白领岗位的经验。在对外籍职员的满意度方面，受访企业在满分5分中给出3.8分，折算百分制为76分。年薪方面，42.5%的受访企业外籍职员起薪2500万至3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8万至15.4万元），30.5%为3000万至3500万韩元，与普通中小企业新人员工薪资水平相近。 关于招聘外籍白领职员的原因，39.4%的受访企业目的在于分析海外市场，其后依次为外语能力（20.6%）和海外人脉资源（19.3%），即海外营销相关能力是主要考量因素，占比高达79.2%。以节省人力成本为目的的受访企业仅占12.7%。 实际上，韩国现行的专业人力签证（E-7-1）制度是目前企业引进外籍职员的最大瓶颈。许多中小企业出现人手短缺而有意聘用外国人，但E-7-1签证的申请条件过于苛刻，导致目前仅18.5%的外籍白领职员持有该签证。 E-7-1签证适用包括海外销售人员、翻译人员等白领岗位在内的各种职业，并涵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申请人需满足前一年国民总收入（GNI）80%的工资条件，约为年薪3996万韩元，远高于大多数外籍白领职员和中小企业新人员工的平均工资。 报告建议称，应该把外籍白领职员划分为准专业人力签证（E-7-2）类别，并降低工资标准。如果归类为准专业人力，仅需满足年度最低工资以上的条件，可以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与此同时，高管级别的管理职位继续保留在E-7-1签证范围内，并维持严格的工资标准，避免对本国国民就业造成冲击。 韩国贸易协会研究委员金花星（音）指出，中小出口企业在海外营销人才招聘方面面临巨大困难，未来外籍人力需求还会持续增加，如果可以根据现实情况改善签证制度，降低薪资门槛，则能有效缓解贸易行业的人力短缺问题，并提升整体竞争力。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9日，在京畿道水原市举行的“水原就业博览会”上，青年们在查看招聘公告栏。【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青年在就业后仍未能偿还助学贷款的比例持续攀升，拖欠率突破17%，创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值。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主要源于青年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食品、住房等基本生活成本的持续上涨，反映出韩国年轻一代面临的经济压力日益加剧。 韩国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林光铉于11日从国税厅收到的《就业后助学贷款偿还拖欠现状》资料显示，以去年为基准，本应偿还但实际拖欠的助学贷款总额达74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019万元），同比（661亿韩元）增长11.9%。去年应偿还助学贷款总规模达4274亿韩元，其中拖欠率为17.3%，同比（16.4%）上升1.4个百分点，创自2012年（17.8%）以来的最高水平。 就业后偿还助学贷款制度是韩国政府为大学生提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借款人在年收入超过2679万韩元标准时，通过工资自动扣缴方式偿还贷款。然而，近年来，尽管部分借款人已达到还款标准，但实际偿还能力却持续下降，导致拖欠人数及金额均呈快速增长趋势。 数据显示，过去6年间，助学贷款拖欠人数几乎翻倍增长。具体来看，2019年拖欠人数为2.7290万人，2020年增至3.6236万人，2021年为3.9345万人，2022年达4.4216万人，2023年为5.1116万人，2024年进一步攀升至5.4241万人。拖欠率从2019年的12.1%上升至2024年的16.5%，意味着每100名借款人中，就有16人在符合收入标准的情况下仍未能履行还款义务。 同时，助学贷款拖欠总金额在6年内增长约2.3倍，从2019年的322亿韩元激增至2023年的740亿韩元。人均拖欠金额从118万韩元升至136万韩元，增幅达15.2%。分析认为，这一趋势与近年来韩国物价全面上涨等密切相关，严重削弱了年轻群体的偿债能力。 专家指出，青年助学贷款拖欠问题已超出个人财务管理的范畴，成为就业不稳定与生活成本高企共同作用下的社会性难题。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李炳勋（音）指出：“单纯依靠金融监管或催收手段难以根治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善青年就业环境。政府亟需推动经济政策向民生领域倾斜，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青年就业支持方案。”随着韩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与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双重挑战，如何缓解青年群体的经济困境、提升其长期财务稳定性，将成为未来政策制定的重要议题。

为维持宣判当天的现场秩序，当天3号线地铁列车将不停靠安国站。1日，警察在封锁安国站出口。【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持续近半年的“政治大戏”今天终于要迎来终章。作为这场政治漩涡的“亲历者”，笔者的心情可谓百感交集。 自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以来，韩国政局乱成一锅粥，左翼的“弹劾派”和右翼的“守护派”犹如两军对垒，在宪法法院所在的钟路区安营扎寨，高呼各自口号，示威声此起彼伏，彻夜不休。 而不幸的是，宪法法院周边恰是笔者每日通勤的必经之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拉锯战中，笔者成为了最大受害者。在局势未明的这半年间，笔者的上班之路堪称“西天取经”，清晨的示威导致交通瘫痪，被迫下车后，不得不徒步数公里穿梭在示威人群中，活像当代“苦行僧”。好不容易卡点冲到公司早已精疲力竭，像被抽走了魂儿，打不起十二分精神专注工作。而下班回家之路也堪比“荒野求生”，因公交车迟迟不来，只能辗转改道回家，私人时间被严重挤压，十分不悦。 这场政治风暴带来的“次生灾害”远不止于此，韩元汇率屡创新低，工资是越赚越少，民众购买力持续缩水。此外，宪法法院所在的钟路区是首尔的“门面担当”，汇集了明洞、景福宫、光化门等旅游观光地区，如今却沦为国际社会眼中的"混乱标本"，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 如今这场政坛的"权力博弈" 今日终将落下帷幕，不管大结局如何，希望韩国的交通早日恢复畅通，剑拔弩张的社会氛围能够重归理性平和，整体社会环境快速恢复如初。毕竟，在充满变数的韩国政坛下，能按部就班地打卡上班，成为了最朴实的幸福。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韩国100强企业中，超过半数企业员工平均年薪超过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0万元），韩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 韩联社对销售额前100强企业的事业报告进行全面分析，并于31日发布的结果显示，韩国大型企业员工平均年薪水平呈现持续攀升态势。韩国百强企业中，有55家企业员工平均年薪突破1亿韩元。具体而言，进入"1亿韩元俱乐部"的企业数量从2019年的9家，逐年递增至2020年12家、2021年23家、2022年35家、2023年48家，直至去年达到55家，较2019年增长约6.1倍。 去年有7家新晋企业加入该行列，包括现代格罗唯视（1亿韩元）、韩华航空航天（1.18亿韩元）、三星电机（1.3亿韩元）以及KT&G（1.7亿韩元）等知名企业。此外，销售额前十强的企业全员跻身"1亿韩元俱乐部"。其中，三星电子员工平均年薪达1.3亿韩元，现代汽车为1.2亿韩元至1.4亿韩元，SK、起亚、LG电子等企业员工平均年薪分别为1.16亿韩元、1.36亿韩元、1.17亿韩元。SK Innovation（1.58亿韩元）、浦项制铁（1.48亿韩元）、HD现代（1.59亿韩元）、SK海力士（1.17亿韩元）、现代摩比斯（1.35亿韩元）的员工平均年薪也均超过1亿韩元。 从企业架构分析，控股公司员工平均年薪普遍高于旗下子公司。以LG集团为例，控股公司平均年薪高达1.87亿韩元，而LG电子（1.3亿韩元）、LG化学（1.3亿韩元）、LG能源解决方案（1.18亿韩元）等子公司则相对较低。据分析，这是由于控股公司高管相对较多。 从行业来看，在销售额100强企业中，S-Oil（1.54亿韩元）、SK innovation（1.58亿韩元）等能源领域企业薪酬水平位居前列，而易买得（5100万韩元）、乐天购物（5250万韩元）等零售流通业则相对较低。韩国经济人协会经济产业本部长相浩（音）指出："持续的高通胀环境下，大型企业薪酬持续攀升，而中小企业调薪幅度有限，预计未来不同规模企业间的薪酬差距将进一步加剧。"

12日，在首尔钟路区世宗路十字路口上班族们在过马路。【图片来源 韩联社】 ‌近日，韩国围绕“每周4天工作制”的讨论再度升温，该议题由在野党提出，旨在探索劳动时间的合理缩短路径。 自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以来，将“每周4天工作制”法制化的呼声不断高涨。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劳总）为此提出了四大核心提案：推动“每周4天工作制”法制化、制定并实施缩短劳动时间的政策与蓝图、提供事业支援、设立并运营国家劳动时间委员会以及推动劳动时间体系的转换。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民主劳总）也积极响应，提议限制工作时间延长，并强化休息权的保障。 然而，雇佣劳动部长官金文洙对此持谨慎态度，指出在当前经济困境下，实行每周4天工作制可能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劳动界则坚持认为，为了提升工作与生活质量，实现生活的均衡，实质性的劳动时间缩短势在必行，并呼吁尽快展开相关立法讨论。反之，经营界则普遍担忧工作时长缩短将对企业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持反对立场。 韩国调研机构工作市民研究所近期针对1000名上班族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8.1%的受访者支持将每周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减少至35至36小时，63.2%的受访者则赞同引进每周4天工作制。据调查，以2023年为基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年均工作时长为1742小时，而韩国为1874小时，明显高于平均值。 韩国劳总与民主劳总不断向国会提出推进“每周4天工作制”的诉求，并援引了国外成功案例以增强说服力。两大劳总指出，英国公共部门地方自治团体此前实施的每周4天工作制实验结果显示，员工辞职率减少39%，平均应聘人数增加53%。以法国物流流通企业LDLC为例，该企业从2019年起试运营了为期两年的“每周4天工作制”，结果显示同比销售额增加36%，离职率也从2019年的11%减少至2022年2%。韩国Severance医院同样进行了为期1年的实验，结果显示病房护工的辞职率减少3.6%至6.2%。 尽管如此，经营界仍持反对意见，认为缩短工作时间将导致劳动生产力和竞争力下降。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劳动政策本部长黄龙渊（音）指出，韩国每小时劳动生产率较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低约20%以上，在此背景下引进“每周4天工作制”将引发包括企业竞争力下降、人力资源确保困难、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薪资矛盾激化以及业务投入度降低等一系列问题。他还强调，目前海外主要国家推行的“每周4天工作制”大多仍处于实验阶段，除了比利时之外，鲜有政府全面实施并立法的先例‌。他还进一步主张，与发达国家依据职务价值和成果来决定薪资不同，韩国的工资体系主要是基于工龄和工作时间，因此在实际缩短工作时间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应优先考虑灵活调整工作时间制度的方案，并着手改善以年薪为基础的工资体系。 此前，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面向200家企业高管实施的“企业所期望的雇佣劳动法立法方向"问卷调查中，也凸显了企业家的担忧。对于推进“每周4天工作制”可能给劳动市场和劳资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担忧情绪最为显著，占比高达34.3%‌。在劳资双方分歧尖锐的态势下，金文洙提出了逐步改善工作时间制度的方案，包括将每周延长劳动时间的限制从12小时减少到8小时、将年假从1年15天增加至20天、以及将1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逐步缩短至36小时乃至32小时等。 有观点认为，由于核心立法课题众多，因此“每周4天工作制”提案可能会被搁置，难以立即付诸实施‌。专家们同样对这一制度的实现可能性持怀疑态度。高丽大学劳动研究生院教授金成熙（音）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全面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存在诸多限制，以周期为基础的劳动法实施将附带各种严苛条件，即便只是部分实施，也仅适用于公司规模较大、经营状况相对优越的企业，这无疑损害了制度的公正性。因此，全面实施弹性工作制更为切实可行‌。 高丽大学劳动研究生院教授金成熙（音）从法律角度出发，指出全面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存在诸多限制，以周期为基础的劳动法实施将附带各种严苛条件，即便只是部分实施，也仅适用于公司规模较大、经营状况相对优越的企业，这无疑损害了制度的公正性。因此，他认为全面实施弹性工作制更为切实可行‌。而支持推进“每周4天工作制”的工作市民研究所所长金钟镇（音）则建议，在过渡期允许弹性工作制，将1周工作时间缩短至36小时，以期在3至4年内实现平稳过渡，最终实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