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号角吹响以来，这片承载着国家改革开放厚望的热土，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征程上勇立潮头。 五年来，从企业“走出去”的坚实后盾到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节点，从供应链集群的跨境布局到资产服务的国际延伸，浦东用一系列突破性实践，诠释着“开路先锋”的深刻内涵。 “如果没有浦东走出去中心的全力支持，我们的泰国工厂建设不可能如此顺利。”上海山崎电路板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邬晶祺的感慨，道出了众多浦东企业“出海”的心声。 这家成立于1992年的国家级“小巨人”企业，于2023年启动泰国工厂建设、为拓展全球市场时，却在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时遭遇难题。关键时刻，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介入，以“快速响应、专业解决、闭环跟踪”的服务准则，全程护航问题解决，让企业得以顺利推进一期9500万元投资达产，更安心筹备二期1亿元增资。 企业出海的成功实践，根源在于浦东在服务企业国际化方面的制度性创新。2025年3月成立的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作为全国首家以参事组织形式注册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甫一亮相便展现出独特的生态优势。 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总经理王玥介绍，该平台已构建起“11家理事单位+90余家战略合作伙伴”的服务矩阵，涵盖法律、金融、咨询、会计等全专业领域，更打造了覆盖欧美、亚太、中东等重点区域的270余个全球站点，为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对接到项目落地、风险预警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如果说“走出去”服务体系是浦东开放的“硬支撑”，那么“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赋能的产业生态构建，则是其发展的“软实力”核心。 这种协同效应，在正创集团的发展轨迹中尤为鲜明。作为名创优品等龙头企业的生态载体，正创集团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造的新零售供应链产业集群，集智能制造、研发中试、装配分拨等功能于一体，既承载着国内零售产业升级的需求，又通过东亚资管的海外布局，将供应链基础设施延伸至东南亚市场，形成“国内集群赋能+海外节点支撑”的全球网络。 同样在创新领域，2025年拜耳、辉瑞、索尼等5家国际领军企业的加入，让浦东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GOI）成员突破100家，一个赋能超6000家企业的“创新生态矩阵”正式成型。这一于2021年推出的创新机制，正成为浦东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 在张江生物医药前沿产业创新中心，拜耳Co.Lab共创平台的实验室里一派忙碌景象。作为拜耳全球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吸引锐正基因、益杰立科等多家中国初创企业入驻。 “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质量与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拜耳处方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肿瘤研究及早期开发全球负责人Dominik Ruettinger道出了跨国企业扎根浦东的深层逻辑——这里不仅是生产基地，更是创新策源地与全球链接点。 这种“双向赋能”的生态效应在浦东各处不断上演。五年来，浦东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重点领域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从全国首家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的设立，到GOI全球创新网络的成型；从“专精特新”企业的扬帆出海，到跨国巨头的深度扎根；从新零售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到生物医药的创新协同，浦东的开放已从“要素流动型”向“制度型”“生态型”全面升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浦东的开放之路仍在延伸。当“走出去”的企业带着浦东印记走向全球，当“引进来”的创新在这里开花结果，当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精准对接，这片热土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创新的精神，续写着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先锋故事。

近年来，韩国年轻夫妻在举办婚礼后推迟婚姻登记的现象日益普遍，维持虽共同生活却未在法律上确立婚姻关系的“事实婚姻”状态。这一趋势不仅与住房、贷款及税收等制度密切相关，折射出在房价高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选择进行现实性重估。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在韩国举行婚礼的夫妻中，约19%在婚后一年内未完成婚姻登记。同时，延迟登记超过两年的比例亦约达9%，反映出部分轻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应对现行制度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韩国社会普遍将婚礼仪式与婚姻登记视为一体同步的行为，延迟登记通常仅出现在留学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况下。然而近年来，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迟登记的现象迅速扩散，并在过去两三年间显著增加，逐渐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趋势。 年轻夫妻选择推迟登记，与当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资格受限”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在优惠住房申请政策方面，韩国实行“一户一宅”申购制度。婚前，双方作为独立的“单身户”均具备申请资格；而一旦登记结婚，则合并为“单一家庭户”，仅能共同申请一次住房申购，导致婚后购房机会相应减少。 同时，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拥有住房，婚后申购顺位将相应后移，即便成功申购，亦将被视为“一户两宅”，从而面临更高的取得税与财产税负担。使得许多经济能力尚不稳固的年轻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记而被归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畴。 此外，韩国多项面向青年的住房贷款政策以个人收入作为审核标准。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利率较低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而婚后则需合并计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额而丧失相关优惠资格。韩国银行及房地产政策专家指出，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机性购房，却在无意中对首次组建家庭的年轻人构成了结构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续上涨的房价也是推动“事实婚姻”现象扩散的重要原因。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去年首尔公寓平均成交价已突破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0万元），较五年前上涨约40%。以韩国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即便完全不进行消费，仍需要约15年时间方能凑齐购房首付。这一数据被韩国年轻群体视为“现实版结婚压力指数”。专家指出，在高房价、高利率与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年轻夫妻已将“是否登记结婚”视为一项重大财务决策，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确立家庭关系的仪式性环节。 婚姻登记延迟现象直接反映在韩国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儿约为1.4万人，占全体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专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上升不仅与婚育观念转变有关，也与“事实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记程序滞后密切相关。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上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现上升，与年轻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记”的模式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新生儿多数出生于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但在法律统计中仍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从而推高了整体比例。 据悉，过去几年在中国部分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实婚姻”现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为获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规避购房次数限制，选择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待完成购房后再恢复登记。此类“通过调整家庭结构以规避制度性成本”的行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由于处于“事实婚姻”状态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计划，该现象间接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负担显著上升是影响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记成为“经济风险”。韩国国会在相关政策讨论中提出，“不应使结婚成为年轻人的不利选项”。专家普遍认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法定婚姻主导型”向“事实婚姻渐增型”的结构性转变，而住房与金融制度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进而引发登记行为滞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未来，如何有效稳定住房市场预期，并重建对婚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成为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议题。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若海淘产品经确认存在安全风险，该部门将向相关海外电商平台提出建议，要求其删除涉事商品信息。 产业通商资源部于2日正式公布《产品安全基本法》修正案，旨在强化对海淘产品的安全管理，并为开展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调查提供法律依据。根据该法案，中央行政机关可对海淘产品实施安全性调查；若调查认定产品存在危害风险，可要求海关厅采取退运、废弃等必要处置措施。 此外，为阻断存在安全隐患的海淘产品继续流通，一旦产品经安全性调查确认为具有危险性，政府可向相关海外通讯销售中介平台建议删除其平台上的对应商品信息，并将该情况向社会公众进行通报。 政府还将系统收集并统一管理海淘产品的安全性调查结果等信息，并通过产品安全政策协商会强化跨部门协作机制，以提升海淘产品安全管理的整体效能。 产业通商资源部相关负责人在声明中表示，本次法案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海淘产品的安全监管体系，从而最大程度减少国民可能遭受的损失。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12·3紧急戒严”发生后的过去一年内，被指控为“内乱头目”的前总统尹锡悦为首的主要涉案人员接连落马，正以被告身份等待法律做出的审判，宣判结果有望于明年初出炉。 综合法律界消息，作为“12·3紧急戒严”主案的尹锡悦内乱头目指控审判预计将在明年1月初收尾。 负责审理此案的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宣布，将在明年1月5日、7日和9日三天进行集中审理，包括审讯被告、向检方求双方最终陈述等。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警察厅厅长赵志浩等前军警干部涉嫌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审理也在进行中。法院计划于12月29日将三起案件合并后进行判决公审，通常在判决公审后一至两个月内进行宣判，预计明年2月有望进行一审宣判。 这将是与“12·3紧急戒严”相关指控被起诉后，历经一年多法院对“最高责任者”和执行任务者首次做出的司法判断。 最早被移送法庭的是被指向尹锡悦建议发起紧急戒严的金龙显，检方在戒严令发布5天后的去年12月8日传唤并紧急逮捕金龙显，随后于同月27日对其提起拘留起诉。 此后，前国军防谍司令部司令吕寅兄、前陆军首都防卫司令官李镇遇、赵志浩、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峰植等相继被起诉。今年1月26日，韩国检察厅紧急戒严特别调查本部以“涉嫌发动内乱”拘留起诉尹锡悦。目前吕寅兄和李镇遇的案件正在中央地区军事法院进行审理。 李在明政府成立后的今年6月，独立检察组（以下简称独检组）正式挂牌成立，随后以未能阻止尹锡悦实施紧急戒严、事实上放任不管为由，对前国务总理韩德洙和前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等国务委员提速诉讼，相关调查提速。 韩德洙已于今年8月29日被不拘留起诉，预计明年1月21日宣判。他将在参与内乱的内阁成员中最早接受法律判决。上月26日，独检组请求法院判处韩德洙有期徒刑15年。 李祥敏被指控在戒严当时指示消防厅长切断特定媒体水电。独检组已两度追加起诉尹锡悦，今年7月，独检组以涉嫌妨碍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执行逮捕令等罪名追加起诉尹锡悦，目前此案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负责审理。 上月10日，独检组以涉嫌一般利敌罪、滥权妨害他人行使权利罪，对尹锡悦、金龙显和吕寅兄提起公诉。 在完成主要调查后，独检组正集中力量对其余国务委员及相关政治人士所涉嫌疑进行查证。上月28日，独检组指控赵太庸涉嫌违反《国家情报院法》政治中立义务、渎职、作伪证、毁灭证据及伪造公文等多项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此外，对前法务部长官朴性载、前国民力量党党鞭秋庆镐参与执行内乱重要任务的嫌疑也在进行中。发布支持紧急戒严贴文的前国务总理黄教安、涉嫌参与“三清洞秘密会晤”的前法制处处长李完揆也正在接受调查。 尹锡悦夫人金建希身背多项嫌疑，包括在尹锡悦任期内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股价案等。独检组认为大部分嫌疑属实，于今年8月29日起诉金建希。 目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希涉嫌接受统一教贿赂、操纵股价等嫌疑进行审理，结审公判将于本月3日举行，当天正好恰逢紧急戒严一周年，独检组将对金建希提出量刑要求，预计此案将于明年年初做出判决 这场必将载入韩国历史教科书的政治危机，从爆发、调查到起诉，历经一年多，如今正迎来关键的司法节点。明年初的集中宣判不仅将决定主犯的命运，也将成为韩国在经历政治风暴后，如何面对权力滥用、国家安全与民主制度之间张力的重要检验时刻，最终结果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政治是推动社会前行的重要力量，而历史的发展，始终在政治精英与广大民众的互动中展开。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孕育自由民主的公民革命，还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都离不开政治精英对群众力量的组织与引导。 韩国的政治精英长期呈现以人文与社会科学背景为主体的官僚型结构。以第21届国会为例，议员的职务构成中，政党人士、法律界、公务员、地方政治人士与社会团体出身者占据多数；而理工科出身者比例仅维持在1%至2%左右。第20至22届国会中，理工科议员人数虽有所增加，但总体规模仍相对较小。 这种现象与韩国政治精英主要通过选举产生有关。选举强调公众认知度、社会动员与沟通能力，使得理工科背景人士在政治参与时相对处于不利地位。虽有比例代表制度进行补充，但由于制度限制，理工科精英的持续积累仍受到影响。在此政治文化结构下，韩国的政治生态呈现对立与协商并存的多元特征，既有在政治极化时期导致社会冲击的案例，也有通过合作实现稳定发展的经验。 这种多层次、多价值的政治文化，也为韩国文化产业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社会土壤。韩国文化（K-Culture）在国际上的成功，正得益于其兼具普世情感表达与本土文化特质的叙事方式，而这与韩国政治文化所体现的包容性与多样性不无关联。 与韩国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以理工科和科技专业背景为主的“技术型官员”政治传统。当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工程技术背景成员占比较高，在党政系统的产业与科技相关岗位，更有大量科技专业干部长期深耕于国家战略产业。近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呈现航空航天、核能、环境、人工智能等战略新兴领域人才不断走向中央的重要趋势。 中国的干部培养体系体现了从产业一线、地方治理到中央管理的清晰路径。技术成就成为治理能力的重要评价依据，科学技术也在国家治理语言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正是在这一政治文化推动下，中国得以在生物科技、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快速发展。 韩国以人文社会为核心的官僚型政治文化，与中国以工程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型官员”传统，为两国合作带来重要启示，韩国在文化创意领域的优势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能力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若能在文化与科技之间建立合作纽带，将可能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协同效应。 在此背景下，今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韩领导人会晤，为两国关系的重启奠定了重要基础。双方就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民间交流、推进经贸合作、推动半岛和平进程等议题达成共识。这不仅有助于稳定地区局势，也为中韩未来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 总体而言，中韩两国在政治精英结构与政治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既可能成为摩擦来源，也可能成为合作动能。期待两国在“官僚型”与“技术型官员”之间找到互补发展之道，以协同之“＆”，替代对立之“VS”，共同开创新的东北亚时代，并为半岛和平与区域繁荣作出贡献。

韩国政府于27日宣布，为应对东南亚地区针对韩国公民的电信诈骗犯罪问题，决定将15名个人及132家团体列入单边制裁名单。这些个人与组织被指控涉嫌参与针对韩国公民的诈骗、诱拐、非法拘禁等跨国犯罪活动。 据韩国外交部介绍，此次制裁对象包括曾运营“太子园区”、“芒果园区”等大规模电诈园区的太子集团主席陈志及其相关组织。上述园区曾囚禁大量韩国籍公民，并涉及多起恶性犯罪案件。 此外，涉嫌为跨国犯罪组织进行洗钱的汇旺集团及其多家子公司也被列入制裁名单。太子集团已于上月被英美两国列入制裁名单，而汇旺集团也在上月被美国财政部列为“主要洗钱金融机构”。 在本次制裁的个人中，还包括在柬埔寨从事电诈犯罪活动的诈骗组织头目，以及一名参与韩国大学生被殴打、拘禁并致死案件的核心嫌疑人。 根据韩国相关法律规定，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个人及实体将面临包括冻结在韩虚拟资产与其他财产、限制在韩金融交易等措施，个人将被禁止入境韩国。 韩国政府强调，此次制裁是韩国首次针对跨国犯罪实施的自主制裁，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单边制裁行动。政府表示，此举展现了韩国坚决打击东南亚地区电诈组织犯罪、保护国民安全的坚定决心。 政府进一步表明，未来将继续通过紧密的部门协作与国际合作，全力应对跨国犯罪活动，持续识别并指定新的制裁对象，以瓦解海外犯罪网络，阻断犯罪收益隐匿与洗钱渠道，防止韩国成为非法资金的流通地。

近来韩国多所高校接连被曝出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在考试中进行作弊，政府层面将着手制定首个伦理指南。 据国民力量党议员金龙泰27日消息，教育部计划与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共同开发面向大学生的“AI伦理指南”，并发放给各高校，以规范生成式AI在教育领域的合理使用。 这一指南以“禁止作弊”为前提，罗列符合伦理的AI使用方法，将包括最大限度减少“AI幻觉”的有效使用方案，缩小学生间数字鸿沟对策等。 教育部负责人称，虽然各高校学术自主运营，指南难以具备法律强制力，但政府在提出基本框架后，各高校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应用。 目前政府正在调查各高校AI作弊的具体操作方式及校方应对措施，并对此前曝出集体AI作弊丑闻的延世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等进行重点分析，计划以此为基础，最快于年底听取教授及学生的反馈意见。 政府计划在确保预算后，于明年初启动由教育与AI专家参与的研究项目，推动指南制定。预计将参考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案例，分为“教授用”与“学生用”两版进行编写。 这是韩国政府首次就高校正确使用生成式AI发布指南，此前教育部曾于2022年公布《教育领域AI伦理原则》，但内容侧重于AI开发过程中的保障用户隐私及数据透明度，仅罗列“激发人类发展潜力”、“保障学习者主动性与多样性”等象征性内容而被指缺乏实效性。 教育部在明年预算案中已列入总投资9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330万元）的大学生AI基础教育支持计划，拟向30所高校各投入3亿韩元用于开发AI应用课程，目前正待国会审议。 专家指出，指南在明确AI作弊判定标准同时，应兼顾提升教育效率。淑明女子大学教育专业教授宋基昌表示，各高校目前对于使用AI存在混乱，教育部提出框架性指南具有积极意义，必须明确课程作业与论文写作中AI抄袭的界定标准。韩国外国语大学教育学教授金思勋（音）则建议，指南应着眼于可靠性、安全性、透明度、责任性与学术自由等总体原则，细节规范则由各校自主决定，但需确保学生能诚实披露AI使用范围。

据报道，韩国知名门户网站“Daum”将于11年后正式结束与Kakao的合并关系，转为独立法人运营模式。自下月1日起，服务提供主体将由Kakao变更为其子公司AXZ，标志着Daum正式进入独立运营阶段。 Kakao方面25日表示，此次服务提供主体调整是Daum组织与业务分离的第一步，公司计划在年内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及业务转让。自2014年合并以来，Daum一直作为Kakao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如今将重回独立平台。 分离后，Daum将加快向“综合内容平台”的转型，重点发展短视频内容及摘要型人工智能（AI）服务，提升用户停留时间和平台活跃度。公司相关人士表示：“我们将继续探索基于AI的个性化推荐及多样化内容消费形式，以满足用户不同兴趣偏好。” 目前，Daum已上线内容摘要聊天机器人“DD（DiDi）”，强化个性化新闻与信息推荐，通过AI技术推动“门户再升级”。 此外，Daum会员系统也将于本月底进行改版。30日23时至次日5时，咖啡、邮箱、Tistory博客及游戏等主要服务的登录功能可能暂时受限，以便在分离过程中整理会员数据并优化服务结构。 外界曾因Kakao持续推进非核心业务结构调整，推测Daum未来可能被出售，但Kakao方面明确表示“不在考虑范围内”。 此前，Kakao已于今年5月将内容CIC分拆成立新法人，并于6月将其命名为“AXZ”，为此次独立运营做好准备。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韩国产业银行未来战略研究所20日发布报告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正陆续发行稳定币并应用于实际交易，整体推进速度明显加快。 稳定币是与美元等特定资产按1:1挂钩、旨在保持价值稳定的虚拟资产，代表性品种包括泰达币（USDT）与中心币（USDC）等。 在美国，摩根大通已面向机构客户推出名为“JPM Coin”的美元存款代币。该行通过将美元存款数字化为稳定币，使支付能够在数秒内完成，并实现24小时不间断处理，彻底改变了依赖工作日和银行营业时间的传统支付模式。 法国兴业银行于2023年发行欧元稳定币EURCV，初期用于集团内部机构之间的交易，随后逐步扩展至企业客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ANZ）自2022年起发行与澳元挂钩的稳定币，并用于碳排放权等机构间结算。日本三菱UFJ银行、瑞穗银行等大型银行也在推进日元稳定币的实证测试。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正陆续建立监管框架以确保稳定币的安全性。美国今年7月通过《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Genius Act），将稳定币纳入正式监管体系；欧盟自去年起实施《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MiCA），明确发行主体义务与准备资产要求。 相比之下，韩国在相关法律制定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引发业内对“滞后风险”的担忧。目前，KB国民银行、新韩银行、友利银行、NH农协银行等主要商业银行正与韩国金融结算院组成联合组织，讨论共同发行稳定币的方案，但整体仍处于早期研究阶段。 韩国产业银行未来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徐大勋（音）表示，韩元稳定币初期或主要用于机构间支付结算，并将以小规模试点方式推进，实际需求预计有限；若要全面导入，则需借鉴海外案例，加快补齐相关法律制度。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这句话原本是阐述人生不同阶段应当具备的品德修养，但同样可以作为衡量当代政府政策与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参照。正如个人通过不断的自我省察而日趋成熟，政府的政策与制度亦应在持续的改革与完善中不断进步。 韩国消费者院(Korea Consumer Agency)是韩国的准政府机构，它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机构。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积极回应民意，致力于构建公平、安全的消费环境。本文拟通过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比较，分析韩国消费者院在制度设计与运作机制方面的优势与启示。 一、韩国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韩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建立一个专门保护社会中相对弱势消费者权益的机构，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986年，《消费者保护法》的修订为设立韩国消费者保护院奠定了法律基础，该院于1987年7月1日正式成立。2007年，《消费者保护法》修订为《消费者基本法》，机构随之更名为“韩国消费者院”。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的主要职能涵盖消费者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与安全预防、市场调查、消费者中心经营认证、教育与信息提供、咨询与纠纷调解等领域。自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始终秉持“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多元且高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担着信息提供、投诉受理、纠纷调解等社会公益职责，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二、韩国消费者院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所具备的制度优势 （一） 通过确立法律地位来保障机构的独立性 韩国《消费者基本法》明确规定：‘ 为有效推动消费者权益增进政策的实施，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韩国消费者院。’同时，对其主要职能——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信息提供、教育与救济——作出具体规定。换言之，法律通过对韩国消费者院设立目的、职能范围及组织独立性的制度化安排，为其独立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在此基础上，韩国消费者院在财务与运营方面保持了持续性与稳定性。虽接受政府财政支持，但在政策研究与执行层面仍能维持其特殊公益性法人的独立地位。这一制度安排有效保障了政策推进的一贯性与专业性。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协会虽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并承担社会公益职能，但其设立及运行程序尚未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予以明确。因而，将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纳入相关立法，明确其独立性与稳定性，是保障机构长效运作的关键制度安排。 （二）具备作为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的专业能力 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是消费者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该院不仅协助政府制定消费者政策基本规划，还负责开发消费者政策指标，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实施。此外，韩国消费者院还可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制度改进方案，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的持续完善。尤其在紧急或突发情况下，依据《消费者基本法》及《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制度改进事业业务运作指引》，韩国消费者院有权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法律和制度改进建议。这一规定为韩国消费者院作为具备专业能力的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表明，该机构已从单纯的政策执行机关发展成为能够提出政策建议并指明发展方向的专业化政策机构。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规定中国消费者协会可以参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但其具体程序和参与范围尚未明确。为使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法律和制度改革中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有必要在法律层面对相关权利和程序作进一步细化。 （三）通过常态化的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 韩国消费者院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对食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商品开展常态化的质量与安全检测。这一机制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及时、客观的信息，也推动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对于涉及消费纠纷的商品，韩国消费者院还通过科学试验查明因果关系，为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支撑。也就是说，韩国消费者院通过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利用自有检测设备对各类商品的质量与安全性进行常态化检测，从而在保障消费者安全与提升社会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较而言，中国消费者协会虽亦开展商品鉴定工作，但其范围主要限于接到质量投诉后由具备资质的鉴定人受托实施，尚缺乏独立、常态化的检测机制。鉴于产品质量与消费者安全密切相关，有必要推动中国消费者协会建立自主检测体系，持续开展试验与质量监测工作。 （四）通过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运作，实现消费者纠纷的快速与公正解决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设立并运营“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解决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纠纷的准司法性机构，旨在实现纠纷的快速与公正处理。一旦调解达成，即具有与“法院和解”同等的法律效力。此外，即使调解达成后，当事人未履行调解决定内容，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令，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与诉讼相比，该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程序简便、成本较低，是推动韩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已赋予中国消费者协会一定的纠纷调解职能，但尚未就其具体程序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程序、方式及其效力，以切实提高消费者救济的实效性，并进一步完善制度运行体系。 三、期望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提供借鉴与助力 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作为专门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准政府机构，一直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推进各项政策。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韩国消费者院在确保机构独立性、强化政策制定专业性、通过常态化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以及稳定运行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等方面，展现出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组织所具备的稳健能力。这不仅意味着制度的巩固，更体现了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成果。 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将为拥有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在完善和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过程中提供宝贵的借鉴。 在探索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具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国际社会应共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期待中韩两国共享制度经验与政策智慧，共同推动消费者保护事业朝着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发展。 作者个人简历 现）韩国消费者院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前）韩国延世大学法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访问学者 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