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在明即将出席本月15日至17日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开启就任后的首次多边外交行程。在韩美关税谈判、日本第七矿区争议、中韩海上建筑问题等一系列外交悬案交织之际，李在明如何在中美日三大强国之间展开“务实外交”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对美：关税问题属当务之急 李在明此行的一大焦点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次会晤。尤其是在当前韩美之间“相互关税”豁免即将到期的敏感时刻，正式双边会谈能否顺利举行备受瞩目。 目前美国对韩国征收10%的基本关税，额外15%的差别关税暂时豁免至7月8日，依旧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今年4月的韩美财政与通商“2+2”部长级会谈中，双方决定在7月前就贸易不平衡、非关税壁垒、造船业合作等议题达成初步协议，但具体谈判尚在进行中。 李在明就任总统前，韩国总统一职长期处于“空窗期”，难以推进突破性的外交进程。此次G7峰会为李在明提供一个与特朗普直接沟通的重要机会，也为日后可能进行的“韩美交易”铺平道路。 ◆对日：第七矿区须坦率沟通 峰会期间，李在明与日本首相石破茂的首次韩日首脑会谈也有望进行，重点议题可能聚焦第七矿区。该区域位于韩日专属经济区重叠水域，自1974年签署《韩日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以来一直尚未进行实质开发，但始终维持法律合作框架。 根据协议，韩日任何一方自今年6月22日起可以通报三年后终止协定。一旦通报提出，协议就即将在2027年失效，届时日本可能单方面在争议海域推进资源开发。对此，韩国外交部门担忧地区紧张局势加剧，正在保持高度警惕。 第七矿区属于外交敏感议题，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峰会如果可以促成李在明与石破茂就此坦率沟通，则有望为韩日海洋权益争端建立缓冲机制，并为未来双边关系奠定更加稳固的外交基础。 ◆对华：海域争议勿激化矛盾 中国不是G7成员，但中韩之间的海上建筑争议也成为李在明政府外交考验的重要一环。中国近年来在黄海暂定措施水域（PMZ）设置大型海上建筑，最近在部分PMZ海域划设禁区，并在附近公海增设3个海洋观测浮标。 一系列举动加剧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但考虑到10月即将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可能迎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韩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也需要谨慎，避免激化矛盾。 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李在明政府需要在国家利益与战略安全之间寻找外交平衡点。一名韩国政府官员指出，外界对李在明政府是否会固守“亲中反美反日”的传统框架抱有疑虑，现在正是打破这一刻板印象，展现务实主义外交能力的关键时刻。 ◆G7峰会：“务实外交”之首场大考 本次G7峰会不仅是李在明首次登上国际多边外交舞台，还可能成为“务实外交”理念落地的首个战场。随着特朗普新政府的上台，中美之间的对抗形势愈发激烈，李在明在G7这一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平台上会如何展现对华政策立场，备受关注。 G7最初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组成，旨在应对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随后议题逐步扩展至外交与安全领域。近年来，G7国家在应对俄乌冲突和遏制中国发展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协调态度。 如果峰会期间韩美或韩美日会谈得以促成，李在明预计会面临来自美日两国要求在对华议题上发出一致声音的压力。考虑到韩国与中国在经贸与地缘政治上的深厚联系，李在明政府还需谨慎平衡立场，以“务实外交”原则推进对外政策。 实际上，韩国政府在处理韩美日外交事务时，已经展现出不断协调的努力。在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首次韩美日外长会议期间，围绕“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措辞，韩方与美日双方进行反复协调，反映出谨慎的外交姿态。 此外，美国白宫日前在祝贺李在明当选总统的声明中罕见提及中国，随即引来中方不满回应，批评美方搞“阵营对抗”，这也突显出当前中美韩三角关系的微妙与复杂。 韩国国立外交院教授闵政勋指出，此次峰会如果可以促成李在明与美日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或能为未来韩美、韩日关系奠定良好开端。他同时强调，中国方面也应予以理解，韩国出席G7峰会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无需对此过度敏感。

近日，韩国政坛迎来重大变局，李在明成功当选新一任总统，民主党时隔多年重新执政。政权更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新政府充满期待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政策走向产生诸多疑虑。 韩国两大政党在经济治理理念上呈显著差异。作为新执政党的民主党倾向于政府干预经济，主张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福利来促进经济公平。国民力量党则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企业税负、放宽监管以鼓励企业投资和创新。 一项民调显示，“改善民生与提振经济”以34%的支持率成为新政府首要课题，“肃清叛乱与戒严势力”以26%的占比紧随其后，其次依次为对美关税谈判（13%）、社会融合（12%）、低生育及高龄化问题（11%）。 对新政府的期待，“行政效能与政策执行力”（25%）获首要关注，其次是“对劳动者及中小企业的友好经济政策”（22%）以及“社会福利体系扩展”（14%）。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政权更替，仅有3%的受访者期待新政府在改善韩朝关系方面有所作为。 然而，伴随期待，社会各界对新政府施政潜在风险也表示深切忧虑。24%的受访者对新政府同时掌控行政与立法权可能导致的“权力制衡缺失”表示担忧。其次为“过度福利政策导致国家财政恶化”（13%）、“社会矛盾加剧”（13%）及“司法独立性受损”（12%）。 笔者认为，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稳定的制度环境和公正的法治保障，任何形式的政治干预司法行为都将损害投资者信心。民生改善固然重要，但若过度干预市场、向大型企业施加不当压力，恐将适得其反。过重的政策负担可能迫使企业外迁，导致就业岗位流失、经济萎缩等连锁反应。 就执政风险而言，19%的受访者表示“经济危机”，15%则担忧“政治清算”。在政治风险层面，“朝野矛盾升级”（34%）和“执政党占多数导致行政牵制力量削弱”（20%）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笔者认为，新政府应恪守权力中立原则，避免将政权更迭异化为政治报复，否则不仅会加剧社会分裂，更可能动摇经济根基。 当前，韩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关键阶段。新政府需要在保障民生与激发市场活力之间寻求精准的政策平衡。过度强调财富分配而忽视增长动能，犹如竭泽而渔；而缺乏有效制衡的行政权力，则可能衍生新的治理危机。李在明政府若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超越党派立场，以中立的态度处理经济事务，在确保社会公平的同时，为企业创新发展保留必要空间，方能真正实现民生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近6成韩国人看好总统李在明执政前景。 民调机构Real Meter本月4至5日面向1012名民众实施调查，于9日发布结果显示，58.2%的受访者看好李在明执政前景，35.5%持反对意见，另有6.3%表示不清楚。 Real Meter分析称，与前几任总统相比，看好李在明的比重相对略低。根据Real Meter在历届总统当选后实施的民调结果，看好李明博和文在寅执政前景的分别为79.3%和74.8%，看好朴槿惠和尹锡悦施政前景的分别为64.4%和52.7%。 虽然看好李在明施政前景的比重较尹锡悦高出5.5个百分点，但与李明博相比远低21.2%。 从各地区来看，对李在明正面评价最高的是光州和全罗道，为85.3%，大邱和庆尚北道最低为39.6%。首尔为57.6%，京畿道和仁川为59.9%。 从年龄段来看，49-49岁和50-59岁对李在明持积极评价比重最高，分别为76.6%和70%，60-69岁和70岁以上分别为50.9%和48.9%，20-29岁为41.3%，在各年龄段中垫底。 调查还显示，李在明亟需解决的国政课题主要有恢复经济稳定民生（41.5%）、对检查及司法系统进行改革（20.4%）、促进国民团结解决矛盾（12.8%）、改革政治朝野协治（8.3%）、出台解决低生育老龄化政策（4.6%）等。 政党支持率方面，国民力量党为48%，较上一次调查上升1.2个百分点，国民力量党为34.8%，较上一次调查下滑0.3个百分点，两党差距扩大至13.2%。 Real Meter分析称，在总统选举取得胜利和新政府上台的影响下，两党支持率差距有所扩大。共同民主党在首尔、湖南地区、忠清道、釜山及庆尚南道支持率均衡上升，而国民力量党则在败选后，在大邱、庆北，以及20-29岁的传统支持层基础上加剧集结。

第21届韩国总统选举以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的胜选落下大幕，经过半年的“腥风血雨”，韩国政坛终于暂时告别动荡，“火线上岗”的李在明面临的是被前总统尹锡悦“紧急戒严”而严重撕裂的民意，稳定国内政局、弥合社会裂痕、团结各界民众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 为了在未来的五年任期内稳定地治国理政，李在明必须化解政治矛盾，展现出包容对立阵营的领导才能。 上届总统选举后，韩国的政治对立愈演愈烈，李在明当时以0.73%的微弱差距输给尹锡悦，趋于极端的阵营对立波及至对整个社会的不信任，导致民众陷入“政治疲劳”。在去年举行的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共同民主党大获全胜，“朝小野大”的局面令矛盾愈发尖锐。 共同民主党凭借在国会的绝对议席优势，单方面推动《粮食管理法》等多项法案，尹锡悦连续行使否决权，与在野党“正面刚”，并最终引发史无前例的“12·3·紧急戒严”，将自己逼上绝路。 经历过紧急戒严和总统弹劾，不仅是政界，民意也加速撕裂为支持和反对弹劾的两派，情绪对立的鸿沟难以弥合。 专家一致认为，李在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化解政治纷争、团结四分五裂的民心。据韩国统计厅去年实施的调查，超过八成的韩国人认为目前韩国社会面临的最尖锐矛盾是进步与保守之间的理念矛盾。 李在明在当选后发表的讲话中，也再三强调了国民团结的重要性，他将克服内乱、恢复民生、维护国民安全和韩半岛和平当做首要任务，并强调将以实现国民团结为最终目标。 李在明表示：“总统的责任是团结国民，我绝不会忘记，真正的总统不是掌握权力的人，而是实现全民团结的人。” 当前局势转变为“朝大野小”，这既是李在明掌握施政主动权的机会，同时也将成为检验其执政能力的试金石。若一味以来议席优势单方面推动政策，或丧失改革的正当性，背离促进国民团结的初衷，因此与在野党的合作与沟通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在竞选总统过程中，李在明始终将“团结”视为最高价值，并承诺将成为真正的“大统领”而不是“半统领”。在4日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李在明佩戴一条红蓝相间的领带，由于蓝色象征共同民主党，红色象征国民力量党，此举被广泛解读为向社会释放跨越党派的团结信号。 李在明在竞选过程中吸纳了多名保守阵营的政治人士，包括有“保守策士”之称的前环境部长官、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前法制处处长李石渊，以及保守阵营出身的多名议员。 专家指出，为了在新政府成立后也继续推动团结路线必须将“协治”（合作治理）制度化。不过鉴于过去历届政府尝试过“朝野协治机制”但多流于形式，因此李在明的意志将成为关键。 李在明在竞选过程中曾表示，将尽早与朝野代表见面对话，显示出他以团结与沟通作为施政核心的决心。上任首日便在国会邀请朝野各党代表与国会议长禹元植共进午餐，他在午餐会上表示，将该让步时就让步，该妥协时就妥协，寻找尽可能让所有人满意的政策，从而改善国民生活。希望我们的政治不再是充满敌意，而是能相互对话、彼此承认、实质竞争的政治。我将与各位代表经常沟通。

据业界5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行政命令，依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将进口钢铁产品关税由原来的25%上调至50%。这一贸易政策调整预计将对三星电子、LG电子等在美设厂的韩国家电制造商造成显著影响。钢铁是三星电子和LG电子在美国本土生产洗衣机、冰箱等家电产品的核心原材料。此次关税调整正值韩国企业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而筹划扩大本土化生产之际，突如其来的原材料供应紧张或将导致战略部署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自3月12日起取消对韩国部分钢铁产品的关税豁免，开始征收25%基准关税，而本次进一步上调关税税率，凸显美国贸易政策的进一步收紧。韩美互免关税协定即将于7月8日到期，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包含敦促贸易伙伴加快谈判进程的政策意图。 此次钢铁关税上调，不仅韩国钢铁企业受到直接冲击，在美布局生产基地的韩国家电巨头也陷入深深担忧。目前，三星电子和LG电子均在美运营洗衣机生产线，LG电子还设有冰箱制造工厂。韩国家电企业原本为规避家电产品关税风险而推进本土化生产战略，如今却因原材料成本激增面临新的经营压力。 市场数据显示，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钢铁进口国，2022年钢铁进口量达2622万吨，出口量为802万吨。由于本土钢材价格普遍高于亚洲和南美市场，关税上调恐将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美国本土钢铁需求激增将推高采购价格，生产成本上升必然传导至终端产品价格，进口限制可能导致全球钢铁市场供需失衡，甚至引发价格震荡。”对于高附加值钢铁产品，韩国本土生产再出口的模式可能反而显现出新的竞争优势。

随着韩国物价持续上涨、住房成本激增及教育支出负担加重等多重经济因素影响，传统单一收入模式已难以维系现代家庭开支需求。同时，伴随性别平等意识提升和女性高等教育普及，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逐年攀升，社会逐步摒弃传统儒家文化框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韩国社会长期受儒家伦理价值体系影响，男性被赋予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女性则专注于家庭与子女教育。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后期韩国加速推进工业化以来，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实现快速腾飞。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转型趋势显著，特别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突破历史峰值。 针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推动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提升。同时，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与居高不下的住房价格，加速了双职工家庭模式的普及。 近年来，政府与企业协同推进工作与家庭平衡支持体系。在政策层面，先后出台包括弹性工作制、育儿休假延长法案、公共托育服务扩充计划等在内的多项措施。企业也积极响应政策导向，通过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为双职工家庭创造更为友好的职场环境。事业与家庭双重价值实现已成为新时代韩国家庭的核心诉求。 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双职工家庭数量呈稳定增长态势。2015年，双职工家庭占比为44.2%，2018年上升至46%。尽管2020年受疫情影响小幅回落至45%，但去年迅速反弹至48.2%，意味着近半数家庭为双职工家庭。从数量来看，2015年双职工家庭为537万户，2018年增至568.4万户，去年大幅升至611.6万户，增长趋势显著。 从年龄分布来看，以去年为基准，30至39岁人群的双职工比例达50.1%，同比（42.8%）大幅上升。双职工比例最高的群体集中在40至49岁及50至59岁年龄段，占55.2%。相比之下，60岁以上人群的双职工比例仅为31.1%，在所有年龄层中占比最低。 在育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双职工比例达56.8%，创新高。从子女年龄来看，家中最小子女年龄为6岁以下的双职工家庭比例达51.5%；子女年龄在7至12岁的双职工家庭，占58.6%；而子女年龄在13至17岁的双职工家庭则进一步攀升至62.6%，反映出子女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与家庭收入需求呈正相关。此外，从子女数量来看，养育1名子女的双职工家庭占比为57.2%，2名子女的家庭占比为57%，差异较小。 在新婚夫妇群体中，双职工比例达58.2%，同比上升1个百分点。其中，结婚1年的夫妻双职工比例最高，达61.8%，而随着婚龄增长，该比例逐渐下降，结婚5年的夫妻中双职工比例降至54.9%。从收入水平来看，双职工新婚夫妇的平均年收入为897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5万元），而单职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为536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收入差距显著。在地域分布上，济州岛双职工家庭占比最高，达63.5%，其次为全南（56.4%）、世宗（55.8%）、忠南（53.4%）、忠北（52.9%），大田（45%）等。 随着韩国女性高等教育普及率持续提升，专业领域及服务业等多元领域就业机会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家庭转向双职工模式。然而，双职工家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包括家务分工不均、育儿压力及经济负担等问题。由于夫妻双方均投入职场，家庭内部的时间管理、育儿照料及家务分配矛盾日益突出。尤其在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下，丈夫的家务参与度普遍较低，导致女性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成为女性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此外，尽管双职工家庭收入较高，但房贷、教育支出等固定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尤其是临时工女性劳动者的收入稳定性较低，进一步加剧经济焦虑。 尽管韩国双职工家庭比例持续上升，但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数据显示，立陶宛、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双职工家庭比例均超过70%，新加坡亦超过50%。中国则以76%的双职工比例位居全球首位，尤其在大城市，由于经济压力大及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绝大多数家庭采取双收入模式。越南（74%）、美国（65%）和日本（58%）紧随其后。相比之下，韩国的双职工比例仍有提升空间。 韩国双职工家庭的快速增长源于经济压力、社会观念转变和政策支持的多重推动。尽管这一模式有助于提升家庭经济能力，但也暴露出职场性别歧视、育儿支持不足和工作制度僵化等深层问题。要实现工作与家庭的真正平衡，必须系统性地推进职场平等化改革，并完善育儿保障体系。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就业率虽高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首位，但就业质量存在显著问题。迫于养老金保障不足的经济压力，多数退休老人不得不重返劳动市场，却普遍面临职业断层与岗位降级的双重困境。 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于27日发布的《人口与就业趋势议题》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就业人口占全体的37.3%，远超OECD平均水平（13.6%），较同为老龄化社会的日本（25.3%）高出12个百分点。报告指出，经济压力是推动老年人再就业的首要因素。据统计，韩国65岁以上养老金领取者的月均收入仅为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300元），远低于2024年韩国单人家庭最低生活费标准（134万韩元）。 然而，在老年人就业率持续攀升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数据显示，在65岁及以上就业群体中，非正规就业者占61.2%，其中近半数（49.4%）集中于员工规模不足10人的微型企业。从职业分布看，35.4%集中于简单劳务岗位，15%从事机械操作工作，反映出高龄再就业者主要从事低技能、高强度体力劳动，普遍职业层级下移，缺乏稳定性和发展性。 此外，老年劳动者的薪资水平呈断崖式下跌。据数据，60岁以上再就业者月均工资（278.9万韩元）较50多岁在职群体（350.9万韩元）下降20.5%。调查显示，53.2%的65岁以上再就业者表示当前岗位与原职业“完全无关”或“关联性较低”。据分析，老由于缺乏有效的职业衔接机制，多数老年人在再就业时不得不放弃多年积累的专业经验，转投完全不相关的新领域，从而陷入“职业降级及薪资下滑”的双重困境。对此，报告强调，亟需建立多方协商机制，就“如何确保老年劳动者在退出主要职业生涯后仍能稳定地参与经济活动”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报告指出，韩国高龄群体虽具有强烈就业意愿，但目前劳动市场难以提供匹配岗位。政府应尽快构建高龄人才就业支持体系，通过职业培训、岗位对接等政策干预，缓解“经验与岗位错配”问题。同时需建立弹性退休机制，延长专业人才职业生命周期，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

韩国总统大选在即，地域政治格局再引关注。纵观历届选举，除全罗道与庆尚道两大阵营泾渭分明外，其他地区两大政党支持率往往势均力敌。这种独特的政治地理现象，折射出韩国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全罗道与庆尚道的地域矛盾已根深蒂固，超越单纯的地域竞争范畴，演变为根植于历史积淀、政治博弈、经济分化及社会文化认同差异等多维度的结构性对立。 地域矛盾的源头可追溯至朝鲜王朝的“南人党争”。全罗道作为“南人”派系的大本营，在17世纪后期惨遭肃清，自此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而庆尚道因毗邻旧都庆州，长期把持着官僚体系的重要地位。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结构性差异进一步加剧。日本殖民政府出于殖民利益，在庆尚道优先兴建港口、铁路与轻工业，釜山、大邱等地逐步发展成近代工业重镇。而全罗道仍以农业为主，现代化进程远落后于东南部工业区，为后来的经济差距埋下伏笔。 韩国建国初期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固化了地域差距。首任总统李承晚出身庆尚南道，执政期间政权资源倾斜倾向显著。此后，朴正熙、全斗焕 、卢泰愚等庆尚北道出身的军人总统相继执政数十年，形成了以庆尚道为核心的权力垄断体系。蔚山、浦项、釜山等庆尚道地区被重点培育为重工业基地，获得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政策扶持，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与经济腾飞。反之，全罗道被边缘化，导致就业市场萎缩、公共投资匮乏，逐渐沦为韩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盲区”。 1980年爆发的“光州民主化运动”是地域情绪彻底撕裂的转折点。光州市民反对军事政权而被血腥镇压，在全罗道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也成为全罗道认同进步、民主化运动的重要标志。从此，全罗道与以庆尚道为代表的保守政权之间的政治裂痕难以弥合。 政治倾向形成结构性分裂格局。庆尚道普遍支持保守派政党，强调秩序与经济发展；而全罗道则长期支持进步派，追求社会改革与公平分配。这种“投票地图”的对立逐渐演变为选举中的“红蓝分裂”。 文化与性格差异也加深了误解。全罗道人语调温和、倾向于婉转表达，但往往被误解为“不直接”“话多”；而庆尚道人语气直接、个性果敢，却被视为“粗鲁”“强势”。这些刻板印象在媒体和综艺上被反复呈现，进一步放大彼此间的文化隔阂。 然而，随着代际更替与社会转型，韩国地域对立的传统格局呈显著消解趋势。年轻世代对地域身份的认同度持续弱化，加之政府持续推进“地方均衡发展”政策 ，全罗道基础设施与科技产业正逐步提升，逐渐从“民主圣地”转型为AI产业枢纽。同时，庆尚道年轻一代也开始反思传统保守阵营的世袭政治结构，地域忠诚度对政治倾向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尽管老一辈中仍存留着基于地域的情感隔阂，但整体社会正呈现出超越地域主义的融合态势。 全罗道与庆尚道之间的地域矛盾，本质上是涉及政治权力分配及区域发展公平性等的深层社会议题。要真正消解“互相看不惯”的情绪，需要政策层面的资源再分配和文化层面的相互理解 ，从根本上重建区域间的社会信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与社会整合。

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STEPI）于25日发布的《2025年国家难题国民体感认知调查分析与启示》报告显示，相较于去年，韩国国民对国家难题的体感压力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假新闻泛滥、朝野矛盾加剧等社会背景下，国民对安全等议题的忧虑显著增加。 STEPI将“国家难题”明确定义为对国家发展和国民福祉构成重大挑战的全局性议题。该报告通过对105名专家进行深度咨询，并对1000名成年人展开问卷调查的双轨调研方法，系统梳理出韩国当前亟待解决的十大国家性难题。调研结果显示，韩国国民的关注焦点已发生显著转变，从以往聚焦经济结构、就业等传统议题，逐步扩展到社会安全风险、公共卫生危机等新兴领域，显示出韩国社会面临多元挑战。 具体来看，“人口结构变化”议题连续两年位居国家难题首位。“假新闻与网络攻击等新型风险因素所引发的社会不安”从去年的第五位跃升至第二位，成为今年关注度上升最为显著的议题。“地方发展失衡导致的消亡危机”和“住房与物价不稳定造成的民生压力”紧随其后，位列第三、第四位。值得注意的是，“因朝野对立与新型传染病等引发的国民健康威胁”首次入围即位列第五，反映出该议题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 此外，“地缘政治危机”等国际局势问题较去年上升两位，位列第八。在针对29名青年群体的专项情绪调查中，受访者面对不同议题时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差异。对“人口结构变化”与“生计不安”多表现为“无力感”。而对“社会不安”问题则更多表达出“愤怒”情绪。 报告特别强调，政策制定必须紧扣国家难题这一核心导向，通过精准把握国民的实际诉求与情感共鸣，构建“以民为本、多元共治”的新型政策生态体系。应当从根本上革新传统的政策范式，真正将国民从政策受众提升为政策制定的能动主体。

一项调查显示，过去三年间，以三星、SK、现代汽车和LG为代表的韩国四大企业集团在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方面持续提升，但就业人数却呈明显滞后态势。 韩国企业分析研究所Leaders Index对资产规模排名前30的大型企业及四大集团的近三间资产总额、销售额、净利润和员工人数的变动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于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四大集团总资产从2022年的1255.75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1万亿元）增至2023年的1360.0454万亿韩元，2024年进一步增至1444.758万亿韩元，三年累计增长15%。自2019年四大集团总资产首次突破千万亿韩元大关后，资产规模持续扩大，去年更是创历史新高。同期，前30强企业的总资产规模也从2022年的2373.7万亿韩元增至2024年的2721.9万亿韩元，增长14.7%，但较2023年的3074.3万亿韩元峰值回落11.5%。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末，四大集团资产规模在前30强企业中占53.1%，凸显出在韩国经济体中的核心地位。在经营效益方面，四大集团的表现尤为亮眼。尽管近两年间，销售额仅微增0.5%，但净利润却实现30.8%的显著增长。相比之下，同期，前30强大企整体净利润仅增长0.8%，反映出四大集团在盈利能力方面的突出优势。 然而，盈利表现强劲并未带动就业显著增长。2022至2024年间，四大集团的员工人数仅从74.57万人微增至74.65万人，增幅不足0.1%。同期，前30强大企整体就业人数则从140.724万人增长至152.4662万人，实现8.8%的增幅。 Leaders Index分析指出，四大集团的盈利水平与雇佣规模显著脱节，加剧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大型企业应建立盈利与就业双向促进的发展范式，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