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韩国社会婚姻观随着居住形态的演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首尔多个高端住宅区内陆续出现以小区名称命名的婚介机构，引发社会关注。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韩国婚恋文化的转型，更折射出阶层分化在婚恋市场中的具体呈现。 近日，一家以松坡区高端住宅“Helio City”命名的婚介机构完成注册，成为继“Raemian One Bailey”之后，第二个将高端住宅名称延伸至婚恋服务领域的案例。数据显示，该机构目前已吸纳约200名会员，其中约三分之二为小区住户，其余会员则主要来自周边高端住宅区。 据悉，Helio City共有9510户住户，自2018年入住以来，凭借松坡站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地处江南三区的区位优势，始终保持着高端住宅的市场地位。该小区主力户型近期成交价稳定在30亿韩元区间（约合人民币1455.2万元），为婚恋市场的“同质阶层匹配”创造了自然条件。 类似趋势在江南、瑞草等高端住宅区加速扩散。去年，位于盘浦平均售价约60亿韩元的“Raemian One Bailey”高端住宅区内便出现了由住户自发组织的婚恋团体，并于今年7月正式以公寓名称为品牌注册成为法人机构。该组织初期仅限小区住户加入，被舆论质疑为“专属联姻”，随后逐步扩大招募范围，开放至瑞草、江南、盘浦等地的居民。尽管开始接受外部申请，但仍需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核，会员费根据服务内容从50万韩元至1100万韩元不等。 此外，道谷洞均价约50亿韩元的“Tower Palace”公寓也出现了类似的住户联谊活动，覆盖该小区1、2、3期及周边富裕住宅区，进一步强化了“高端住宅婚恋市场”新兴生态的形成。 此类新型婚恋模式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有人指出，该模式能够确保参与者身份透明、资产水平相近，有助于降低婚恋风险、提高匹配效率。但也有人认为，以居住地作为婚恋门槛将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封闭式的婚恋网络或将强化财富分层结构，使住房不平等直接延伸至婚姻市场，形成“阶层内婚”的固化趋势。 专家分析指出，在住房价格高度分化的韩国社会，住宅小区不仅是资产实力的象征，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识。当住宅与居住区域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最直观标准时，婚恋市场便不可避免地沿着这些界线进行重组。若该趋势持续发展，住房市场的两极分化可能进一步演变为婚姻市场的分化，从而削弱社会流动性，加剧长期的阶层固化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同一社区内的相亲活动因生活圈相近而有助于提高婚恋效率，但当婚姻被异化为维持阶层地位的工具时，社会公平将面临新的挑战。如果居住地成为决定婚恋圈层的关键因素，年轻人的婚姻选择空间可能受到进一步挤压，韩国社会或将不得不面对“社交闭环”所引发的新型阶层分化带来的影响。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韩国销售额排名前500强企业的累计捐赠金额同比仅增长3.6%。其中，捐赠总额最高的企业为三星电子，而SK海力士则在捐赠增幅方面位居首位。 企业数据研究机构CEO Score于19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韩国销售额前500强企业中，共有218家企业在今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报告中披露了捐赠明细。相关企业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捐赠金额达1.165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6.6亿元），同比（1.1244万亿韩元）增长3.6%。同时，这些企业的累计营业利润从125.8429万亿韩元升至142.2897万亿韩元，增长13.1%。营尽管营业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但捐赠金额的上升幅度相对有限。CEO Score指出，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但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主要企业的捐赠规模呈收缩趋势。 从具体企业来看，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捐赠金额最高的企业是三星电子，达1104亿韩元，但较去年同期的1412亿韩元有所下降。韩国电力公司（1092亿韩元）和现代汽车（1069亿韩元）的捐赠金额也均超过1000亿韩元。其次依次为SK海力士（590亿韩元）、起亚（561亿韩元）、浦项制铁（478亿韩元）、LG生活健康（345亿韩元）、HD现代重工（321亿韩元）、韩国水力原子力（307亿韩元）以及江原乐园（225亿韩元）等。 在捐赠增幅方面，SK海力士表现最为突出，捐赠金额从去年的410亿韩元增至590亿韩元，增加180亿韩元，增幅达43.7%。SK海力士凭借在人工智能（AI）存储半导体市场的领先地位，于今年第三季度实现历史最高营业利润。此外，韩国水力原子力（156亿韩元）、浦项制铁（136亿韩元）、HD现代三湖（123亿韩元）、浦项控股（110亿韩元）、韩国燃气公社（92亿韩元）、LG生活健康（75亿韩元）、GS零售（69亿韩元）、韩华海洋（68亿韩元）及韩国轮胎科技（68亿韩元）等企业的捐赠金额也有不同程度提升。 在捐赠金额下降的企业中，韩国电力公司降幅最大，减少452亿韩元。其次依次为三星电子（减少308亿韩元）、LG化学（减少143亿韩元）、HD现代重工（减少70亿韩元）、大韩航空（减少55亿韩元）、LG能源解决方案（减少55亿韩元）、现代工程（减少42亿韩元）、浦项建设（减少33亿韩元）等。 按行业来看，受行业景气影响捐赠表现呈分化态势。造船、机械与设备行业的营业利润大幅增长71.1%，捐赠金额也相应上升21.8%（增加233亿韩元）；钢铁行业营业利润增长13.5%，捐赠金额则上升40.3%（增加180亿韩元）。相比之下，处于低迷期的石油化工行业捐赠金额下降39.4%（减少209亿韩元），为所有行业中降幅最大；建筑与建材行业的捐赠金额也出现26%的下降（减少165亿韩元）。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再次引发地区高度紧张，中日关系骤然降温。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此举已触及中国核心利益底线。随着舆论升温，区域局势一度呈现出危险的螺旋式上升态势，东北亚和平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中日关系不仅关乎双边利益，更关乎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格局。历史与现实都反复证明：对抗只会带来更深的误判，冷静与克制才是化解危机的起点。 ▲日本应反思并纠正错误言行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的核心利益。日本领导人发表涉台言论，无论出于何种国内政治考量，都必然造成严重后果。日本应深刻认识到，此类挑衅性表态只会破坏地区稳定，损害自身利益。 在当前紧张局势下，日本更应展现成熟理性的外交姿态，通过行动向中国及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愿意回到稳定发展的正轨。 ▲中国也应保持战略定力与大国克制 虽然日本的言行错误且令人失望，但中国始终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倡导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面临复杂局势，中国越要展现大国应有的稳健与从容，通过外交沟通、战略对话与务实协商，引导局势降温。 中日两国都应认识到：感情用事的民族主义不应主导政策，高风险的对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南海、东海等领土争议，都应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不应采取使局势升级的单边行动。双方均有必要保持克制，防止军备竞赛或军事误判。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中国文化中有言：“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历史上中日关系的每一次改善，都为地区繁荣带来机遇；每一次对立，则给双方造成深刻伤害。中日是搬不走的邻居。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合作才是唯一可持续的道路。 《论语》中有言：“和而不流，强哉矫。”言和，是治理之道；失和，是混乱之源。今日的中日关系正需要这样一种智慧：既不盲从，也不敌对，而是在原则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 ▲迈向未来：以和为贵，以稳为本 面对当前复杂局势，中日两国更应展现责任感与历史担当。日本应拿出勇气正视错误，中国则继续展现大国风范。唯有如此，双方才能为东北亚带来真正的和平前景。 维护和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源于双方共同的选择。而今天，正是需要这一选择的关键时刻。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这句话原本是阐述人生不同阶段应当具备的品德修养，但同样可以作为衡量当代政府政策与制度成熟程度的重要参照。正如个人通过不断的自我省察而日趋成熟，政府的政策与制度亦应在持续的改革与完善中不断进步。 韩国消费者院(Korea Consumer Agency)是韩国的准政府机构，它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机构。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积极回应民意，致力于构建公平、安全的消费环境。本文拟通过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比较，分析韩国消费者院在制度设计与运作机制方面的优势与启示。 一、韩国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韩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建立一个专门保护社会中相对弱势消费者权益的机构，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986年，《消费者保护法》的修订为设立韩国消费者保护院奠定了法律基础，该院于1987年7月1日正式成立。2007年，《消费者保护法》修订为《消费者基本法》，机构随之更名为“韩国消费者院”。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的主要职能涵盖消费者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与安全预防、市场调查、消费者中心经营认证、教育与信息提供、咨询与纠纷调解等领域。自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始终秉持“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多元且高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作为全国性社会组织，承担着信息提供、投诉受理、纠纷调解等社会公益职责，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二、韩国消费者院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所具备的制度优势 （一） 通过确立法律地位来保障机构的独立性 韩国《消费者基本法》明确规定：‘ 为有效推动消费者权益增进政策的实施，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韩国消费者院。’同时，对其主要职能——政策研究、试验检测、信息提供、教育与救济——作出具体规定。换言之，法律通过对韩国消费者院设立目的、职能范围及组织独立性的制度化安排，为其独立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在此基础上，韩国消费者院在财务与运营方面保持了持续性与稳定性。虽接受政府财政支持，但在政策研究与执行层面仍能维持其特殊公益性法人的独立地位。这一制度安排有效保障了政策推进的一贯性与专业性。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协会虽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并承担社会公益职能，但其设立及运行程序尚未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予以明确。因而，将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纳入相关立法，明确其独立性与稳定性，是保障机构长效运作的关键制度安排。 （二）具备作为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的专业能力 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是消费者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该院不仅协助政府制定消费者政策基本规划，还负责开发消费者政策指标，推动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实施。此外，韩国消费者院还可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制度改进方案，以消费者利益为导向，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的持续完善。尤其在紧急或突发情况下，依据《消费者基本法》及《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制度改进事业业务运作指引》，韩国消费者院有权直接向政府部门及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法律和制度改进建议。这一规定为韩国消费者院作为具备专业能力的消费者政策制定主体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表明，该机构已从单纯的政策执行机关发展成为能够提出政策建议并指明发展方向的专业化政策机构。 相比之下，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规定中国消费者协会可以参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但其具体程序和参与范围尚未明确。为使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法律和制度改革中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有必要在法律层面对相关权利和程序作进一步细化。 （三）通过常态化的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 韩国消费者院依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对食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商品开展常态化的质量与安全检测。这一机制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及时、客观的信息，也推动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对于涉及消费纠纷的商品，韩国消费者院还通过科学试验查明因果关系，为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支撑。也就是说，韩国消费者院通过具备专业素养的专家利用自有检测设备对各类商品的质量与安全性进行常态化检测，从而在保障消费者安全与提升社会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较而言，中国消费者协会虽亦开展商品鉴定工作，但其范围主要限于接到质量投诉后由具备资质的鉴定人受托实施，尚缺乏独立、常态化的检测机制。鉴于产品质量与消费者安全密切相关，有必要推动中国消费者协会建立自主检测体系，持续开展试验与质量监测工作。 （四）通过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运作，实现消费者纠纷的快速与公正解决 根据韩国《消费者基本法》，韩国消费者院设立并运营“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解决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纠纷的准司法性机构，旨在实现纠纷的快速与公正处理。一旦调解达成，即具有与“法院和解”同等的法律效力。此外，即使调解达成后，当事人未履行调解决定内容，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令，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与诉讼相比，该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程序简便、成本较低，是推动韩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取得实质性成效的重要制度。 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已赋予中国消费者协会一定的纠纷调解职能，但尚未就其具体程序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的程序、方式及其效力，以切实提高消费者救济的实效性，并进一步完善制度运行体系。 三、期望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能够为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提供借鉴与助力 自1987年成立以来，韩国消费者院作为专门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准政府机构，一直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推进各项政策。作为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韩国消费者院在确保机构独立性、强化政策制定专业性、通过常态化试验与研究保障消费者安全，以及稳定运行消费者纠纷调解制度等方面，展现出如同一个已迈过“三十而立”、正步入“四十不惑”阶段的成熟组织所具备的稳健能力。这不仅意味着制度的巩固，更体现了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确立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成果。 韩国消费者院的经验，将为拥有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在完善和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过程中提供宝贵的借鉴。 在探索消费者权益保护途径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具有实际意义。这也是国际社会应共同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期待中韩两国共享制度经验与政策智慧，共同推动消费者保护事业朝着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发展。 作者个人简历 现）韩国消费者院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前）韩国延世大学法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员 中国政法大学访问学者 烟台大学法学院讲师

曾几何时，排队等待被认为会降低消费者满意度，而如今，“排长队”已成为检验品牌人气的重要标志。许多商家借助这一趋势展开饥饿营销，赢得年轻一代的追捧。尤其在推出限量商品时，等待反而能放大产品价值，最终转化为更大的满足感。 以苹果新款手机发售为例，门店前的长队不仅凸显产品人气与稀缺性，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促使消费者更加珍视所购商品。同样，喜茶、茶颜悦色等奶茶品牌的初期营销方式为引导顾客排队，推销品牌限量周边产品。此外，近期一度火热的泡泡玛特旗下核心IP北欧森林精灵形象LABUBU，凭借其古怪且可爱的外貌与稀缺性，赢得全球粉丝热捧。 顺应这一趋势，排队购物已成为MZ世代的家常便饭。这一群体不仅偏好购买限量、独特的商品，还将排队过程视为“投入时间换来的回报”，并将等待与购买经历分享到社交媒体，使之成为展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业内人士表示，这种现象让排队本身成为传播内容，也为品牌增加了宣传效应。 然而，此类趋势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7月，一名伦敦贝果博物馆（LBM）26岁员工的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对过劳问题的强烈关注。这名员工每周工作时间长达80小时，疑似长期过度劳累导致突发性死亡。该员工去年5月入职，仅工作14个月便不幸去世。死者在去世前一天上午9时上班，直至午夜前才离开；就在去世前五天，他还曾有一天工作长达21小时。 在职期间，该员工多次被调岗，从首尔江南店到京畿道水原店，再到仁川店，每次调动都重新签署劳动合同。尽管法律层面尚未对死因作出最终判定，但其家属透露，事发前一周平均每日工作13至16小时，仅能睡眠4小时，连用餐时间都难以保障。按韩国劳动福利公团标准，这已属于严重过劳风险范围。 “网红店”的光环背后，实则隐藏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尽管新人员工月薪约27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1万元）、烘焙师约315万韩元的待遇在业内属较高水平，但许多从业者坦言，与工作强度相比，薪酬远远不足。 伦敦贝果博物馆是韩国人气面包连锁品牌。该店于2021年9月在首尔安国洞开设首家门店，凭借高人气和排长队的“网红”效应迅速扩张，截至今年，在韩国拥有7家分店。 为应对这一风波，LBM方面于17日公布全面改善劳动环境的计划。公司表示，将围绕“提升就业稳定性”“强化法定工时遵守体系”“重整安全与健康管理系统”三大核心任务，推进制度改革。LBM计划通过将试用期合同改为一年制，改善现行的短期用工结构，并逐步提高正式员工比例。此举被视为回应近期舆论对于餐饮与服务业劳动强度过高、用工不稳等问题的批评。 韩国“Gabjil 119”组织近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劳动者的超时劳动与“无偿加班”问题依然普遍存在。47.7%的受访者称“未能领取全部加班费”。在每周工时超过52小时的受访者中，更有55.7%未能获得与劳动量相符的报酬。 此外，一项调查显示，韩国近5年因过劳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工业灾害死亡人数已突破1000人，引发各界忧虑。专家指出，尽管政府推进缩短实际劳动时间的相关政策，但仍有大量劳动者处于制度性保护的盲区，亟需制定更具实效性的支持措施。 民主劳动党党首权英国指出：“无数青年劳动者在非法与违规之间，在恐惧中耗尽自己的青春，为打造所谓的‘热门打卡地’付出代价。我们不能再坐视雇主们荒谬的成功神话。” 民主劳动党同时呼吁韩国雇佣劳动部，对伦敦贝果博物馆及同类行业进行全面实地调查和劳动监督，并要求废除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以及制定适用于5人以下企业的劳动基准法。

近日韩国知名高等学府接连被曝出在期中考试期间，学生使用人工智能（AI）工具进行集体作弊，顶级名校“SKY”延世大学、高丽大学、首尔大学无一幸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关AI滥用导致高等教育系统面临挑战的争议再度发酵。 以首尔大学为例，在上月举行的“统计学实验”期中考试前，校方明令禁止使用AI，但仍有30多名学生在考试中使用手机上的ChatGPT等AI解题。最终校方取消了作弊考生成绩，并重新进行考试。 使用AI作弊已经不再是学生的个人行为，从中可以窥见韩国高等教育体系在AI浪潮的冲击下，正面临准备不足、制度滞后、监督方式陈旧等挑战。据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去年面向131所高校实施的调查，制定AI使用指南的学校仅为30所，且大多数内容停留在形式上的表述，实际效果仍存疑。 不仅在考场上，在完成作业及论文等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甚至有“不用AI是傻瓜”的说法。生成式模型在编程、写作、数据分析等领域的能力，使大量作业和课题失去了原有的教育意义，而变成对AI生成答案的简单复制与粘贴。 不可否认AI的出现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颠覆性革命，AI在教育中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理解能力和兴趣，量身定制学习内容，帮助学生有效提升学习效率。然而，这种个性化的帮助也可能导致学生缺乏对问题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知识背后逻辑的探索，进而逐渐失去主动思考和自主探索的能力。 然而，将AI简单地视为“洪水猛兽”并一味禁止，无异于刻舟求剑，“一刀切”的禁令本身已经过时，技术的高速列车不会倒驶，与其徒劳地筑墙设障，不如尽快为列车铺设规范的行车“轨道”。这需要教育工作者们从“监管者”转型为“引导者”，与其焦虑对抗，不如顺势而为。如何在AI重构的新生态中，重新捍卫教育的本质与尊严，是摆在所有教育者面前最紧迫的课题。

一项调查显示，受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及生育率持续走低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30多岁女性逐渐成为推动就业率增长的主要群体。即便育有子女仍选择继续就业的女性规模不断扩大，低龄子女对女性就业的抑制作用趋于减弱。同时，韩国政府持续加大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的支持力度，并强化针对因育儿经历职业中断女性的就业支援措施。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于18日发布的《女性劳动市场主要特点及启示》报告显示，去年15至64岁女性就业率达62.1%，创自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具体来看，25至29岁女性就业率自2016年超越同年龄段男性以来持续保持领先，去年达74.5%；30至34岁女性就业率亦攀升至73.5%，刷新历史最高水平。35至39岁女性群体就业率自2022年起呈显著回升，去年达68.9%。该年龄段女性就业率通常呈“M型曲线”特征，即因生育和育儿等因素在30多岁期间出现回落，至40多岁再度回升。 2019至2024年间，25至39岁女性就业率累计上升7.51个百分点。其中，广播通信业（1.92%）、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1.6%）、公共行政（1.59%）、制造业（1.11%）、保健社会福利业（1.04%）等行业拉动整体女性就业率上升。分析指出，女性就业率持续上升主要受育有学前年龄（0至6岁）子女的女性比例下降、经济独立女性数量增加、未婚女性比例上升以及高学历女性群体扩大等方面因素推动。 尽管子女因素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但影响程度已有所减弱。调查显示，2016年，低年级小学生子女使母亲就业率下降的可能性为9.7%，而到2023年该比例降至9%。此外，高年级小学生子女对母亲就业已不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负面影响，中学生及高中生子女亦未表现出对母亲就业的抑制作用。 韩国政府也根据劳动市场结构变化强化相关政策支持。目前，女性就业政策的主管部门已由雇佣劳动部移交至性别平等家族部（原女性家族部），旨在从性别平等角度进一步强化女性就业政策体系。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韩国育儿假使用人数达14.1909万人，超过去年全年13.2535万人的水平。 政府在2026年度预算案中将与育儿假相关的预算同比增加1.3%，达4.72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9.14亿元）。其中，育儿假津贴预算最多，达3.3935万亿韩元，其次为产前产后休假津贴（3791亿韩元）和育儿期工时缩减津贴（2680亿韩元）。 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指出，政府应结合女性劳动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制定符合长期职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构建将短期育儿休假与长期育儿期工时缩减等弹性工作制度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调查显示，韩国年轻人的阅读量近14年来呈断崖式下降趋势。13日，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发布《2025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间13至19岁的青少年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1.7本，创下自2011年实施此项统计以来的最低值。青少年平均阅读量从2011年的22.2本下降至2015年的15本后，2017年小幅回升至15.7本，但随后再次下降，2019年和2023年为13.1本和12.6本。 过去一年间，20-29岁人均阅读量为9.4本，仅为2011年（18.8本）的一半，自2019年（9.8本）后一直停留在个位数。30-39岁人均阅读量从2011年的16.6本持续下降，本次调查结果仅为8.1本，同样为历史最低纪录。 40岁以上人群阅读量变化相对较小，但整体阅读量仍偏低。40-49岁人均阅读量从2011年的13本下降至2021年的9本后，今年小幅回升至10.4本。50-59岁人均阅读量从2011年的7.7本下降至2019年的5.2本后今年小幅增至6.2本，60-69岁人均阅读量则一直保持在4本的水平，自2011年后未发生较大变化。 本次调查中有效阅读范围包括纸质书、电子书与有声书等，涵盖小说、诗集、职业、生活、兴趣类图书，以及杂志、漫画等，但不包括习题集、教科书等学习类读物。 分析称，青年层阅读量减少主要是受到智能手机等设备使用时间增加，以及内容消费方式的转变。据大数据处发布的《2024年生活时间调查》，韩国人使用媒体的平均休闲时间从2019年的2小时9分钟增至2024年的2小时28分钟。其中刷视频时间从13分钟增至36分钟，几乎增加3倍，但阅读（7分钟）与上网检索信息（9分钟）时间在2019年至2024年间几乎没有变化。

韩国社会自杀问题日益严峻。根据最新统计，40多岁人群自杀数量超过疾病致死人数，自杀首次成为中年群体第一大死因。 韩国统计厅近日发布的《2024年死亡原因统计结果》显示，去年10至49岁群体排在首位的死因均为自杀。50多岁人群死因自杀则位列癌症之后，位居第二。专家指出，在中年群体中，死亡通常以疾病为主，自杀成为主要死因的现象极为罕见。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国家自杀率统计，韩国每10万人中有24.1人自杀，在会员国中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日本、比利时及匈牙利等国家。韩国与日本的40至59岁中年群体自杀率尤为突出。 OECD成员国中自杀率排名前十的国家中，韩国和日本在过去五年间，40至59岁群体中自杀始终是主要死亡原因。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2023年日本40多岁男性死亡原因首位为自杀。 数据显示，韩国去年40多岁人群自杀占总死亡原因的26%，位居首位；50多岁群体自杀比例为12.2%，居第二位。而日本40至44岁人群死亡原因中，癌症占27%，自杀占22.3%，比例相近；但45至49岁及50多岁群体中，癌症占比持续上升，自杀占比下降至10%以下。由此可见，日本中年之后自杀比例呈缓慢下降趋势，而韩国40至59岁中年自杀率仍居高不下。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2023年34至44岁人群自杀人数为8533人，在全部死亡原因中排第四，约为首位“意外事故”（3.6159万人）的四分之一；45至54岁自杀人数为7653人，也仅为癌症（3.2867万人）的四分之一。 分析指出，韩国中年自杀率高企不仅由于个人心理问题，更是经济不稳定、就业压力和社会孤立等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专家表示，社会各界需正视中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问题。

2026学年度韩国大学修学能力考试（高考）于13日在全国85个考试地区、1310个考场同步开考。考生须在上午8时10分前进入指定考场。今年考试科目安排与去年一致，依次为第1科国语（语文）、第2科数学、第3科英语、第4科韩国历史及探究（社会、科学、职业）领域、第5科第二外语及汉文领域。一般考生考试时间为上午8时40分开始，下午5时45分结束。 与去年一样，今年高考继续实施文理合一的考试体系，语文和数学科目均设有共同部分，考生还需选择一门选修科目应试。语文科目中，68.4%的考生选择“话法与作文”，其余31.6%选择“语言与媒体”；数学科目中，选择“概率与统计”的考生占比57.1%，其次是“微积分”（39.9%）和“几何”（3%）。 韩国历史科目继续为必考科目，所有考生必须参加，未参加者成绩无效，不发放成绩通知单。社会和科学探究领域不区分科目，考生可从17个选考科目中最多选择两科；职业探究领域可从6个科目中选择最多两科，在选择两科时必须参加专业共同科目“成功的职业生活”。第二外语及汉文领域可从9个科目中选择一科。英语、韩国历史、第二外语及汉文科目实行绝对评价，仅标示等级。 值得关注的是，多所高校自然科学类专业将社会探究列为高考最低分要求科目，这可能导致部分理工类考生倾向选择社会探究替代科学探究，从而成为今年高考的重要变量。 本次高考报名总人数为55.4174万人，比去年增加3.1504万人（6%），为自2019学年度以来的七年最高。其中国内在校生37.1897万人，占67.1%，较去年增加3.112万人；通过检定考试等其他渠道报名者2.2355万人，占4%，增加2246人；毕业生15万9922人，占28.9%，比去年减少1862人。 此外，2026学年度医学院招生名额回归至扩招前水平，为3016人。虽然毕业生报考人数较去年有所减少，但仍高于此前12万至13万人的水平。随着总考生人数增加、顶尖考生报考医学院名额减少，竞争预计将更加激烈。 入学考试专家分析，随着竞争加剧，为了更好区分高分考生，考试可能出现难度较高的题目。成绩通知单将于12月5日发放给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