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指出，韩国现行外国人力政策过于侧重签证发放，应将签证体系与劳动市场政策加以整合，以更有效保障在职外国劳动者的权益。 韩国劳动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李圭镕（音）于3日在雇佣劳动部举行的记者座谈会上提出上述建议。 目前，韩国境内移民劳动者已超过110万人，但各类就业签证分属不同主管部门，缺乏从劳动市场角度出发的引进、转职、技能开发及劳动条件保护的一体化管理机制。现行体系中，法务部负责教授（E-1）至特定活动（E-7）及季节性劳动（E-8）等签证与居留管理，雇佣劳动部则负责非专业就业（E-9）和访问就业（H-2）等相关劳动政策。 李圭镕指出，当前外国人力政策仍停留在签证发放层面，引进后未能与人力资源管理及劳动市场政策形成有效衔接。他建议设立统一的政策“控制塔”，重组就业签证体系，并围绕引进、初期适应、技能培养、职业发展以及归国与定居等全过程，进行系统性、一体化设计。 他进一步提出，可将现有居留资格体系重构为Tier1（高端人才）、Tier2（专业人力）、Tier3（技能人力）及Tier4（地区特化）四个层级。 庆南移民中心代表李哲承（音）表示，当前外国劳动者管理存在部门分割及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建议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实现政策统一，同时保障移民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变更权，并构建阶段性技能培养体系。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有必要构建综合性外国人力政策。雇佣劳动部表示，将结合相关讨论，于今年上半年制定《外国人力综合支援路线图》。 雇佣劳动部次官权昌俊表示，随着移民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构建可持续、共生型劳动市场已成为重要课题，并指出该路线图将成为推动外国人力政策转型的重要契机。

韩国政府近日宣布，将投资移民制度实施期限延长至明年12月31日。该制度自2010年起实施，允许外国人通过在济州、仁川、釜山、江原道平昌、全罗南道丽水等5个地区的旅游休闲设施项目中投资一定金额，取得在韩居留资格。 韩国法务部于本月3日正式公告，该制度的实施期限延长至明年12月31日。此前，上述5个地区的制度有效期原定于今年4月30日到期。根据新规，外国人在旅游度假类房地产项目中投资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61万元）以上，即可获得允许从事经济活动的居住资格（F-2签证）；若持续保持投资状态满5年，则可申请永久居留资格（F-5签证）。 韩国法务部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本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制度到期前政府已就延期问题征询各地方政府意见，各地普遍反映该制度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仍具积极作用，经由投资移民协商机制研究后，最终决定予以延期。 2000年代，韩国虽已建立吸引外资的制度框架，但尚未引入投资移民机制。外资主要以直接投资（FDI）形式进入，通常通过设立企业或股权投资进入韩国市场。然而，在旅游开发和房地产等大型项目中，资金稳定性问题屡屡显现。 在此背景下，韩国政府于2010年首次推出“投资移民制度”，以达到一定规模的投资为条件，向外国投资者授予居留资格。该制度最初以济州为试点，采取房地产投资模式，规定投资额达到一定标准并持续一定期限后，投资者可申请永久居留权。这一制度不仅着眼于吸引资本，更标志着韩国将投资与移民政策相挂钩的制度探索，成为此后投资移民制度发展的起点。 从各地区实施情况看，济州是该制度运行最为活跃的地区。数据显示，2023年外国人通过投资移民制度在济州购入房地产37套，总额289.95亿韩元；2024年为17套，总额202.12亿韩元；2025年为24套，总额203.13亿韩元。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外国投资者共购入78套，总投资额达695.2亿韩元，增长逾8倍，其中中国投资者占比超过九成。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投资规模则相对有限。 然而，投资移民制度在韩国社会并非没有争议。制度最初设定的投资门槛为5亿韩元，但实施过程中问题逐渐浮现。部分外国投资者在取得永久居留权后迅速撤资套现，韩国民众对“过度发放永久居留资格”提出质疑。 部分观点认为，以房地产投资换取居留资格的做法可能推高房价，并带来投机风险。从国际趋势来看，曾对此类政策持开放态度的国家正陆续收紧，被称为“黄金签证”的房地产投资移民制度在多地遭到叫停。韩国移民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金亨镇（音）在研究报告《韩国投资移民制度的现状与课题》中指出，出于对外资炒高房价及非法资金流入的担忧，中国香港（2010年）、加拿大（2012年）、新西兰（2022年）、葡萄牙（2023年）以及澳大利亚、西班牙（2024年）已相继取消相关政策。 金亨镇建议，韩国应逐步压缩争议较大的房地产类间接投资移民，转而着力吸引能够带动产业发展的直接投资，例如为具备商业潜力的外国创业企业在韩落地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他同时指出，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英国、新加坡、中国等多数国家通常配套实施投资区位支持政策，在提供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的同时，还通过补贴等手段吸引海外企业落户，并建立后续监管与服务机制，对外资企业实施持续跟踪管理。

前低出生率高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朱亨焕出版了新书《人口政策大转变700天的记录：从下降到反弹》。 这本书记录了从应对低出生率到涵盖整个生命周期的人口战略转变过程。在各种政策和预算投入未见成效的情况下，作者分析了现有方法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朱亨焕于2024年2月上任，当时总和生育率为0.72，创历史新低。预计今年将降至0.65，人口危机成为国家课题。 他认为需要转变政策范式，推动以“工作、照护、住房”为核心的三大支柱改革。同时，为应对超高龄社会，强调从福利导向转向产业创新，关注老龄科技和痴呆相关资产市场等新领域。 重点在于从短期措施转向结构性应对，推进减轻课外教育费用、缓解首都圈集中、引入包容性移民政策等中长期任务，为政策效果奠定基础。 朱亨焕表示：“人口危机并非无法克服的问题，只要凝聚社会力量，就能实现反转。”他希望通过此书展示政策转变的过程、成果及未来任务。 《人口政策大转变700天的记录：从下降到反弹》由21世纪图书出版，共412页，售价2.4万韩元，发行日期为2026年3月20日。※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为考虑海外留学和移民的人士提供的综合博览会将在首尔和釜山相继举行。由韩国展览公司主办的“海外留学博览会/海外移民博览会”将于本月28日至29日在首尔COEX举行，随后于下月4日至5日在釜山BEXCO举行。该博览会自1992年开始，至今已举办35年，是韩国代表性的海外发展专业活动，吸引了超过110万名观众和1万多个机构参与，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和信任。活动将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主要留学国家，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教育和移民机构参与。各机构将介绍大学入学、语言课程、交换生、就业项目等多种教育课程，并与访客进行咨询。在移民领域，将提供就业移民、投资移民、退休移民等多种项目的咨询。特别是美国就业移民和投资移民、加拿大永久居留项目、欧洲定居项目等主要国家的政策变化和程序将由专家进行说明。活动期间的研讨会将涵盖签证程序、奖学金制度、当地生活信息、留学准备策略等实际准备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此外，“留学Talk·移民Talk”节目将分享实际海外生活经验，为参与者提供实质性帮助。主办方表示：“此次博览会不仅是一个展示活动，更是为准备留学和移民的人士提供实质性信息的综合平台。”他们还表示，参与者将有机会比较不同国家的信息，并制定适合自己的海外发展计划。此次博览会可通过韩国展览公司留学·移民博览会官方网站进行免费预登记入场，每天上午10点将向前1000名观众赠送瑞士莲巧克力。※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电影《与王同住的男人》即将突破千万观众，导演张航俊是否会改变立场引发关注。张航俊将于4日与BA娱乐公司代表张元锡一起录制SBS PowerFM《裴成宰的十点》，节目将于8日播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张航俊在节目中将如何回应他之前的承诺。今年1月，他曾在《裴成宰的十点》中表示，如果电影达到千万票房，他将更改电话号码、改名、整容，甚至考虑移民，并开船上派对。根据3日的电影委员会数据，《与王同住的男人》自上月27日至2日的假期期间吸引了247万9933名观众，总观影人数达到921万3368人。网友们调侃张航俊“轻率”，并支持电影突破千万票房。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去年离开韩国的高净值人群约2400人，同比增加一倍，规模位居全球第四。韩国经济界普遍认为，超过50%的高额继承税负担正在加速资本和富裕阶层外流，亟需对继承税制度进行调整。 大韩商工会议所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若维持现行继承税制度不变，继承税税收规模将从2024年的9.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59亿元）增至2072年的35.8万亿韩元。 报告显示，韩国继承税在过去数十年间未经历根本性改革，但税负规模持续扩大。继承税纳税人数已从2002年的1661人增至2024年的2.1193万人，增长约13倍；同期，继承税收入在总税收中的比重也由0.29%上升至2.14%。 据英国移民咨询机构Henley & Partners统计，韩国高净值人群年度净流出人数由2024年的1200人激增至2025年的2400人，仅次于英国、中国和印度，位居全球第四。数据显示，离开韩国的高净值人士主要流向美国和加拿大。大韩商工会议所分析认为，高达50%至60%的继承税率，可能是推动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之一。 对1970年至2024年韩国统计数据的分析还显示，继承税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越高，经济增长率放缓趋势越明显，二者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负相关关系。 对此，大韩商工会议所提出，应多元化缴纳方式，缓解企业传承和资本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大韩商工会议所调查本部长姜锡求（音）表示，高额继承税负担正引发投资萎缩、股价压力上升及经营权出售等副作用，为扩大企业投资、提升经济活力，有必要尽快推进继承税缴纳方式的改革。

韩国江陵原州大学多文化学副教授金圭灿（音）及其研究团队于本月16日在《韩国移民政策学会报》发表题为《留学生居留资格转换与地区定居经验研究》的学术报告并指出，外籍留学生在韩国高校完成学业后，虽尝试通过就业在韩长期定居，但往往因签证转换面临制度性障碍，进而导致居留状态不稳定。 研究团队于2024年9至12月期间，对12名毕业于韩国四年制及以上高等院校，或尝试将留学签证转换为专业人才（E-7）、地区特化（F-2-R）或永久居留（F-5）等类型的外国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者国籍涵盖哥伦比亚、越南、喀麦隆、尼泊尔、蒙古等八个国家。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在毕业后普遍遭遇多重制度性阻碍与较高的不确定性。 其中，面向毕业生求职准备阶段的D-10签证制度受到较多批评。受访者反映，该签证不允许持有者从事兼职或小时制工作，导致在求职期间难以维持基本生计；同时，续签所需账户存款金额亦构成显著经济压力。一名受访者指出，D-10签证有效期仅为六个月，且要求账户中始终持有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6万元）以上的存款，这对于刚步入社会的毕业生而言往往难以承担。 被多数留学生视为目标的专业人才签证（E-7）同样存在较高的申请门槛。该制度对职位与所学专业的相关性要求较为严格，并设置了相对较高的收入标准，收入条件甚至超出许多韩国应届毕业生的薪资水平，且申请过程高度依赖用人单位的主动配合。 此外，研究人员的E-3签证持有者失业时可能立即丧失居留效力，且需每1至2年办理续签，这种短期化的居留安排使得留学生难以进行长远的人生规划。报告指出，当前签证体系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某种程度上向外界传递出韩国移民政策在实质上并不鼓励留学生长期定居的矛盾信号。受此影响，部分留学生并未选择在韩定居，而是将在韩经历作为跳板，转而积极筹划移民至美国、欧洲等第三国。 报告强调，当前亟需建立一套稳定且可预期的居留资格转换体系，地方高校、政府及相关企业应加强协同合作，共同构建支持留学生就业与签证转换的制度化机制。此外，对于在母国仍有家庭的毕业生，若能扩大其家属随行或共同居住的机会，将有助于提升他们在韩国长期定居的意愿。

一项调查显示，在韩国就读大学或语言学院的外籍留学生中，每十人便有一人以上最终沦为非法滞留者。专家分析指出，以引进优秀人才为初衷、侧重于规模扩张的留学生政策已显现局限性，亟需扩大留学生就业渠道、构建综合性信息管理系统等方式。 韩国江陵原州大学多文化学副教授金圭灿（音）基于法务部公开数据进行分析，并于15日在韩国移民学会学术期刊上发表《在韩留学生非法滞留的政策性争点与应对》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在韩外籍留学生中，非法滞留者达3.4267万人，较十年前的2014年（6782人）增长逾五倍。 具体来看，持大学留学签证（D-2）的非法滞留者为9580人，持语言研修签证（D-4）的非法滞留者为2.4687万人。非法滞留者占全体留学生的比例亦持续攀升，从2014年的7.8%升至2018年的8.7%，2022年进一步扩大至15.7%；尽管2023年该比例回落至11.6%，但仍显著高于往年水平。金圭灿分析认为，留学生规模虽持续扩大，但在韩停留的质量与稳定性却呈恶化趋势。 从国籍分布来看，截至2024年，非法滞留的D-2签证留学生中，越南籍占比最高，达69.7%，其次依次为乌兹别克斯坦（13.0%）、蒙古（6.9%）和中国（3.4%）。在D-4签证持有者中，越南籍所占比例更是高达88.9%，几乎占据绝大多数。 数据显示，D-2签证越南籍非法滞留者的比重从2014年的15.1%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69.7%；同期，D-4签证越南籍非法滞留者的比重也从13.4%激增至88.9%。分析指出，在韩国高校持续扩大语言研修生招生规模的背景下，特定国籍留学生的非法滞留问题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此前，韩国教育部在2023年提出“Study Korea 3.0”政策，旨在吸引30万名留学生；法务部也在《第四次外国人政策基本计划（2023至2027）》中将留学生视为潜在人才，决定推进扩大引进规模并促进定居。然而，与政策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现实中非法滞留规模依然庞大，留学生在韩定居成效亦远未达预期。 金圭灿强调，应转变仅将留学生视为弥补学龄人口减少的权宜性思路，而应将其作为新的定居人口与重要人力资源加以看待。他指出，应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将留学生政策纳入国家人才引进和移民政策的核心战略框架，并据此对相关制度进行系统性重构。 金圭灿建议，应构建一个整合法务部、教育部及高校分散管理的留学生信息实时联通综合平台，对毕业生去向进行系统化跟踪与管理，以提升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他还补充表示，可考虑设立专门的留学生职业发展支持机构，或对在与地方企业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成效的高校，在政府相关扶持项目的评选中给予倾斜性支持。

在外交实践中，地点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有时，一次会晤的举办地，比联合声明更具象征意义；一处空间的选择，往往比领导人的发言更能透露真实意图。正因如此，此次韩日首脑会谈选择在日本奈良县举行，值得认真解读。 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行程安排，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韩日双方正在思考，应当把双边关系放置在怎样的历史坐标与时间维度之中。 奈良并非日本普通的地方城市。它是日本作为国家形态初步成型的起点，同时也是韩、中、日尚未走向激烈对立之前，东亚文明与制度高度交流、彼此借鉴的历史空间。如何理解奈良，也就决定了如何理解这次会谈的深层意义。 ▲日本国家形成的起点 东亚文明的交汇之地 奈良是8世纪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的都城所在地——平城京。正是在这里，日本首次系统性地建立起律令制度，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基本框架。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起点”并非完全源自日本内部的自发演进，而是主动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的结果。平城京在城市规划、宫城布局、官僚体系乃至法律结构上，几乎完整借鉴了唐代长安城的模式。这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尚未将自身视为独立的文明中心，而是自觉置身于以中华文明为轴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之中。 因此，奈良的意义不仅在于“日本的开始”，更在于它是日本学习东亚秩序、理解区域规则并将其制度化的历史现场。此次首脑会谈选择在此举行，本身就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日本亦试图将视线从近代冲突的历史，延伸回更早的文明交流阶段。 ▲被刻意淡化却无法抹去的半岛记忆 从韩国的视角看，奈良还承载着另一层更为复杂的历史含义。 在奈良及其周边地区，至今仍保留着“高丽”“百济”等地名。日本古代文献中亦多次记载，来自韩半岛的移民群体——包括百济、新罗、高句丽系人士——在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的传入、木构建筑技术、土木工程、医学、天文历法乃至金属冶炼等，日本古代国家的核心能力，大多经由韩半岛而来。这并非情绪化的历史解读，而是文献与考古共同支撑的事实。 换言之，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若脱离与韩半岛的交流与互动，几乎无法完整说明。奈良不仅是日本的起点，也是半岛文明深度参与日本国家建构的历史见证。 ▲为什么是奈良，而不是东京 在这一背景下，此次韩日首脑会谈的地点选择并非偶然。 东京，是近代政治与殖民记忆高度集中的空间；广岛，则叠加着战争、加害与受害的多重象征。而奈良，更多保留的是近代之前、冲突之前的历史记忆。 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或回避历史问题，而是调整处理历史的顺序——先唤起交流的记忆，再讨论冲突的创伤；先回到共同设计的历史阶段，再面对分歧与矛盾。 从外交层面看，奈良也是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空间。这里没有军事基地，也缺乏现代权力象征，因而更容易让“场景”本身成为外交语言。在这样的地方，沉默往往比宣言更有分量，布局往往比措辞更具象征意义。 ▲韩日关系应当被放置在何处 当前的韩日关系面临诸多现实议题：历史问题、经济合作、安全环境等等。然而，奈良这一地点的选择，将所有问题重新引向一个更根本的提问——应当从哪里开始解题。 对韩国而言，这同样涉及外交主体性的重建。奈良提醒人们，韩国并非只能被置于“不断解释历史的受害者”位置，也曾是东亚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与共同设计者。 而对日本而言，这一地点同样构成某种压力。奈良所唤起的，正是日本通过吸收外来文明而成长的历史记忆。在这里举行会谈，意味着日本必须正视自身历史形成的真实过程，而非选择性叙述。 韩日关系无法仅由冲突史来定义；东亚曾经是一个相互学习、共同建构的秩序体系。这种秩序不可能简单复原，但至少，人们仍可以选择从何处重新开始对话。 此次在奈良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其价值不在于即时成果，而在于方向的选择。而这一方向，早已由地点本身作出了提示——在冲突的历史之外，东亚曾是一段共同书写的文明经验。 奈良，正站在那段记忆之上。

友利银行9日宣布，为满足济州外籍居民的资产管理需求，正式开设“济州全球PB营业网点”。 在济州外籍居民的金融咨询需求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友利银行设立“济州全球PB营业网点”，为外籍客户提供资产管理、外汇业务、海外汇款、税务咨询等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 为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该营业网点设置了独立私密的咨询空间，相比其他网点更加注重客户隐私保护与服务品质，让外籍客户能在舒适稳定的环境中获得金融咨询。 针对通过房地产投资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现居住在济州的外籍客户，银行特别配置了经验丰富的外籍员工，不仅提供多语言支持，还充分考虑文化差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定制化金融咨询。 当天举行的开业仪式上，友利银行渠道战略部门负责人表示：“济州全球PB营业网点是专为济州外籍居民多元化金融需求设立的专属网点，不仅提供语言支持，还提供资产管理、外汇及投资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今后，友利银行将持续推出符合地区特点与客户需求的金融服务，与济州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