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疫情期间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承受的冲突，即便在社会逐步恢复日常生活后，仍持续对处于青春期的子女产生负面影响。 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5日在其学术期刊《育儿政策研究》最新一期刊登的报告《新冠疫情时期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青少年子女社交媒体成瘾的纵向影响》指出，职场妈妈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会通过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状况，对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产生间接影响。 该研究基于《韩国儿童面板调查》第13至15轮（2020年至2022年）数据展开，分析对象为在第13轮调查中子女年满12岁、且母亲处于就业状态的726户家庭。研究在衡量工作与家庭冲突时，采用包括“工作时担心孩子安全”等在内的15项指标，并将其区分为“工作—家庭生活冲突”和“工作—子女养育冲突”两类。 研究团队指出，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常态化、照料空缺等因素叠加，使职场妈妈在兼顾工作与家庭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心理负担随之加重。 在社交媒体成瘾评估方面，研究采用包含15个问题的青少年互联网成瘾量表，对电脑和智能手机使用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考察育儿压力与家庭沟通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初期职场妈妈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烈，其子女在日常生活恢复阶段表现出的社交媒体成瘾程度也越高。工作家庭冲突通过提升育儿压力，进一步加剧了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倾向。相反，家庭沟通越为活跃，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风险则越低。不过，职场妈妈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家庭沟通本身并未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 研究团队表示，为有效预防和干预青少年的社交媒体成瘾问题，有必要从家庭系统层面改善育儿环境，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提升家庭沟通质量。

去年韩国申请育儿休假的父亲人数首次突破6万人，相当于所有育儿休假者中每10人就有近3人是“爸爸”。 韩国国家数据处近日发布的《2024年育儿假统计》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有20.62万名员工休育儿假，同比增长4%，创历史新高。 育儿假是指父母为照顾8岁以下子女而享有的假期。韩国育儿假申请人数在2022年首次突破20万人，但受新生儿数量减少等因素影响，2023年降至约19.8万人。去年该数字重新回升，再创历史新高。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男性育儿假申请人数明显增加。男性休假者首次突破6万人，达6.01万人，同比大增18.3%，占全体育儿休假者的29.2%，为历年最高水平。女性休假者为14.61万人，同比小幅下降0.9%，占比降至70.8%。 国家数据处表示，夫妻双方同时休育儿假的情况并不常见，多数家庭由一方单独使用或夫妻轮流使用。近期父亲休假人数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母亲休假人数的相应减少。去年新生儿父亲在当年申请育儿假的比例也首次突破10%。 国家数据处进一步指出，男性育儿休假显著增长，主要得益于韩国政府于去年1月实施的“6+6父母育儿休假制度”。根据该制度，在孩子出生后18个月内，若父母双方均休育儿假，各自前6个月的育儿补贴可达正常工资的100%（每月上限450万韩元）。 国家数据处相关负责人指出：“育儿休假的使用率与制度激励密切相关。‘6+6制度’为父亲群体创造了更有利的休假条件，显著提升了男性育儿假参与度。”

一项调查显示，受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及生育率持续走低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30多岁女性逐渐成为推动就业率增长的主要群体。即便育有子女仍选择继续就业的女性规模不断扩大，低龄子女对女性就业的抑制作用趋于减弱。同时，韩国政府持续加大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的支持力度，并强化针对因育儿经历职业中断女性的就业支援措施。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于18日发布的《女性劳动市场主要特点及启示》报告显示，去年15至64岁女性就业率达62.1%，创自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具体来看，25至29岁女性就业率自2016年超越同年龄段男性以来持续保持领先，去年达74.5%；30至34岁女性就业率亦攀升至73.5%，刷新历史最高水平。35至39岁女性群体就业率自2022年起呈显著回升，去年达68.9%。该年龄段女性就业率通常呈“M型曲线”特征，即因生育和育儿等因素在30多岁期间出现回落，至40多岁再度回升。 2019至2024年间，25至39岁女性就业率累计上升7.51个百分点。其中，广播通信业（1.92%）、专业科学技术服务业（1.6%）、公共行政（1.59%）、制造业（1.11%）、保健社会福利业（1.04%）等行业拉动整体女性就业率上升。分析指出，女性就业率持续上升主要受育有学前年龄（0至6岁）子女的女性比例下降、经济独立女性数量增加、未婚女性比例上升以及高学历女性群体扩大等方面因素推动。 尽管子女因素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但影响程度已有所减弱。调查显示，2016年，低年级小学生子女使母亲就业率下降的可能性为9.7%，而到2023年该比例降至9%。此外，高年级小学生子女对母亲就业已不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显著负面影响，中学生及高中生子女亦未表现出对母亲就业的抑制作用。 韩国政府也根据劳动市场结构变化强化相关政策支持。目前，女性就业政策的主管部门已由雇佣劳动部移交至性别平等家族部（原女性家族部），旨在从性别平等角度进一步强化女性就业政策体系。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韩国育儿假使用人数达14.1909万人，超过去年全年13.2535万人的水平。 政府在2026年度预算案中将与育儿假相关的预算同比增加1.3%，达4.728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9.14亿元）。其中，育儿假津贴预算最多，达3.3935万亿韩元，其次为产前产后休假津贴（3791亿韩元）和育儿期工时缩减津贴（2680亿韩元）。 韩国国会预算政策处指出，政府应结合女性劳动市场环境的变化趋势，制定符合长期职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并构建将短期育儿休假与长期育儿期工时缩减等弹性工作制度相结合的综合体系。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多数父亲最为向往的形象是“像朋友的爸爸”，然而现实中，他们往往不得不扮演“忙碌的爸爸”。 韩国人口保健福祉协会面向418名育有未成年子女的男性进行问卷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的“育儿前后父亲认知与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在育儿前所设想的理想父亲形象中，“像朋友的爸爸”回答最多，占19.4%，其次为陪伴孩子玩耍的爸爸（14%）、愿意共度时光的爸爸（9.9%）、温柔的爸爸（9.1%）以及善于沟通的爸爸（6.5%）等。 然而，在现实育儿生活中，父亲们认为自身最常呈现的形象则是忙碌的爸爸，占15.1%，其次是只有周末有空的爸爸（8.3%）、困倦的爸爸（7%）、疲惫的爸爸（6.5%），以及责备的爸爸（5.4%）。关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受访者普遍反映，繁忙的工作令人身心俱疲，难以全身心投入育儿；实际育儿过程比预期更为复杂，常面临各种突发状况；缺乏休息时间，心理上难以获得真正的放松。 在成为父亲之前，他们认为自己最擅长的育儿活动是陪孩子玩耍，占44.3%，其次是教育（13.4%）、做饭（11.7%）以及与孩子一起运动（10.5%）。但在实际育儿过程中，他们最有信心的领域却转变为育儿以外的家务劳动，例如打扫、洗碗等，占22.5%，随后才是陪玩，（21.1%）、做饭（13.6%）和给孩子洗澡（10.7%）。 关于最具挑战的育儿活动问题，多数受访者回答教育，占32.1%，做饭（19.6%）、陪玩（17.7%）以及哄睡（10.5%）紧随其后。在育儿支持政策方面，受访者最期待经济补贴，占33.5%，其次是育儿休假等制度性支持（28.5%）、心理咨询及相关教育（20.4%）以及保育服务（16.3%）等。 人口保健福祉协会会长李三植（音）表示：“调查反映出父亲们对参与育儿抱有较高期待，但在现实中受制于时间与情绪上的压力，面临诸多困难。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相关支持体系，提升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实际参与能力与效能感，使父亲也能真正成为育儿的主体。”

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荣训20日在首尔外媒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座谈会上，就李在明政府的劳动与就业政策方向发表演讲。 金荣训在主题演讲中指出，韩国劳动市场正面临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李在明政府将以“尊重劳动、促进增长”为核心方向，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劳动市场结构，积极应对就业形态变化等新课题。 金荣训补充称，政府将重点推进青年、女性、中老年人及外籍劳动者等群体的就业政策，确保不同群体能够广泛参与经济活动。 在青年就业方面，金荣训表示，政府将针对选择“躺平”的青年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同时扩大优质中小企业的岗位供给，帮助青年迈好职业第一步。在女性就业方面，金荣训称，政府将继续推进性别薪酬平等，并通过扩大制度和财政支持，让职场父母能够安心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针对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950万名“婴儿潮”一代，金荣训表示，政府计划通过职业培训和生涯规划，推动社会层面延迟退休年龄的实施。 针对外籍劳动者，金荣训强调，在劳动人口减少和地区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外籍劳动者是韩国社会的重要伙伴。政府将建立系统化的外籍劳动者管理和保障体系，强化劳动安全和权益保护。 金荣训还提及近期在柬埔寨发生的就业诈骗案件，表示政府将与警方密切合作，封堵非法招聘网站和社交媒体诈骗渠道，同时从根本上为青年创造优质就业机会，防止求职者被虚假信息误导。

根据韩国国会环境劳动委员会所属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渭相于18日从人事革新处获取的资料，去年中央行政机关共有10.4937万名符合育儿假条件的公务员，其中实际休假的为5.8921万人，整体使用率为56.1%。 公务员整体育儿假使用率自2020年的44.8%、2021年的45%、2022年的48.8%逐步上升至2023年的52.2%，呈持续增长趋势。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如子女未满12岁或在小学六年级及以下，可按每名子女享最长三年的育儿假，且休假期间也将计入晋升考核。 数据显示，女性公务员育儿假使用率高达96.2%，绝大多数符合条件者都选择休假。相比之下，男性公务员去年共有7.3674万人符合条件，但仅有2.885万人（39.2%）选择休假。尽管男性育儿假使用率自2020年的22.1%逐年上升至2023年的34.1%，仍有大部分符合条件的男性未选择休假。 部门间差异明显，农村振兴厅男性公务员休假率最低，仅为24.6%；国务总理秘书室为26.7%，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为30.8%，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为32.3%，警察厅为32.6%。 业内分析认为，男性育儿假使用率偏低，主要受到社会对男性休育儿假观念的偏见以及薪酬因素影响。一位中央行政机关公务员表示：“虽然情况相比以前有所改善，但同事之间仍会有所顾虑，而且休育儿假期间工资会减少，因此难免犹豫。” 为提升男性公务员育儿假使用率，人事革新处自今年起将育儿假津贴上限由每月1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680元）提高至250万韩元，旨在减轻经济负担，鼓励更多男性休假。

韩国政府近期宣布将分阶段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然而专家指出，该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有效缓解持续低迷的出生率问题。 韩国女性家族部日前在“202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妇女经济会议”上，就提升女性经济参与度的政策方案进行了专题研讨。当天默克医疗保健全球执行副总裁李分辉（音）在演讲中指出，当前全球范围内仍有24亿女性无法获得平等的经济参与机会，且全球76%的无偿照护工作由女性承担。她强调，必须通过公共部门与私营企业的协同合作，不断完善社会照护基础设施，构建家庭友好工作环境。 默克集团在性别平等领域表现卓越，不仅入选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最佳女性企业”榜单，更连续四年在企业平等指数评估中获得满分。针对近期热议的“四天工作制”政策，李分辉表示，单纯缩短工作时长并非解决低出生率问题的有效方案。即便实施周一至周四上班、周五至周日育儿制度，也无法确保儿童仅在周末出现健康问题。她建议政府部门与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在工作家庭平衡政策方面的经验交流。 默克韩国代表克里斯托夫·哈曼（Christoph Hamann）指出，尽管韩国已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但受传统“察言观色”文化影响，许多政策福利未能充分发挥实效。他表示，即便是已晋升至高管的韩国女性，当子女患病时往往不会直接向上级说明情况，而是选择以个人病假形式处理。这种文化现象亟待改变，应当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职场环境，使员工能够坦然表达需求并充分享受既有政策福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瓦莱丽·弗雷（Valerie Frey）分析认为，当“工作与生活平衡”被打破，女性往往被迫在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做出抉择，直接加剧出生率下滑趋势。工作时间过长还会剥夺父母与子女共处的晚间时光。 她还表示，应当重新审视并提升社会对照护劳动的价值认知。虽然卡车司机等职业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照护工作者，但后者实际上需要具备更高程度的共情能力、专业耐心以及精准的时间管理技能。目前，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正在积极推进照护行业薪资改革。同时，鉴于该行业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高达九成，也应着力推动更多男性投身照护服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