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乐天百货成都子公司的出售进展备受业界关注。随着财务结构改善及外部环境转变，相关交易有望加快推进。 据悉，乐天百货于去年实施总额达435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的有偿增资，显著改善了成都法人的财务状况，为出售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市场对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实现全面复苏的预期持续升温，也为交易增添了更多可能性。 业界普遍认为，随着李在明政府上台，韩中关系有望迎来修复契机，外交环境的改善也被视为有助于推动成都法人的出售进程。 据相关业界10日消息，乐天百货自2022年起持续推进成都乐天地产有限公司的出售工作。该公司成立于2009年，乐天百货目前持有其77.6%股份，为最大股东。 成都乐天地产早期曾开展公寓预售及商业设施开发等业务。然而，2016年因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企业在华经营环境趋于严峻，项目运营受到影响。此后又遭遇新冠疫情重创，开发计划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对华业务调整背景下，乐天将成都乐天地产纳入撤资计划。 然而，受限于成都乐天地产财务状况恶化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出售工作进展缓慢，三年来始终未能落实买家。为扭转局面，乐天百货于去年7月实施有偿增资，用于偿还债务并增强资本实力，该举措已在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中初见成效。 财报显示，成都乐天地产今年第一季度资产结构显著改善，去年同期因资本侵蚀出现的2971亿韩元亏空已完全修复，净资产回升至2027亿韩元；同期净亏损由94亿韩元降至42亿韩元，降幅超过五成；负债总额亦从4924亿韩元大幅缩减至约2000万韩元。 市场分析指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趋缓，以及中国政府加码经济刺激政策，成都乐天地产的出售工作有望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零售销售同比增长5.1%，工业生产同比增长6.1%。国家统计局表示，尽管面临外部挑战，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依旧稳步增长，政府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方针，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巩固经济复苏势头。 另一方面，李在明政府提出“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实用外交”政策，韩中关系改善预期持续升温。李在明曾在竞选期间表示，中国不仅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朝鲜半岛安全格局中的关键国家，并承诺将努力修复前政权时期跌至低谷的两国关系。

随着乐天集团对华市场流通业务的战略性撤出接近尾声，旗下乐天建设也决定终止在华经营活动，关闭在华法人。公司经审慎评估后认为，继续维持在华运营已不具备商业可行性。 据业内相关人士2日透露，乐天建设正式启动“乐天城建设（北京）有限公司”的清算程序。，计划年内完成中国政府相关审批流程后正式退出中国市场。目前，该公司已于4月25日至5月9日期间依法在当地媒体发布债权人公告。同时，其下属分支机构“乐天城建设（北京）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也将同步进入清算程序。 乐天城建设成立于2005年，是乐天建设在华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供应链管理业务。该公司设立之初，正值乐天集团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关键时期。中国作为继韩国、日本之后的重要市场，乐天集团曾计划在中国打造完整的商业生态链。随着乐天集团在食品、流通、石化等多个业务领域均实现中国市场布局，乐天建设设立北京法人，主要负责集团在华项目的施工管理等相关业务。 然而，2017年“萨德”事件成为重要转折点。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导致乐天集团在华零售业务遭受重创，旗下超市、百货等零售业态大规模退出市场，使得乐天城建设业务空间被严重挤压。加之中国建筑市场门槛较高，外资建筑企业面临竞争劣势，公司业务拓展难度加大。 乐天建设发布的《可持续经营报告》显示，中国法人的员工规模呈持续萎缩态势，从2017年的51人，逐年递减至2018年36人、2019年27人、2020年13人、2021年10人、2022年6人，2023年则仅剩3人，反映出公司放弃在华业务拓展，转而采取渐进式退出策略。 早在2021年，乐天建设就已决定清算沈阳法人“乐天建设（沈阳）有限公司”。该公司原负责“沈阳乐天城项目”建设，后因“萨德”事件影响，项目最终搁浅。随着此次北京法人启动清算程序，乐天集团在华设立的两家建设法人也将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针对此次战略调整，乐天建设方面表示，此次清算属于基于中国市场环境变化而作出的海外法人体系优化措施。至于未来业务战略，公司称将根据海外市场环境灵活应对。

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美国开始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后，全球贸易秩序出现剧烈动荡。长期以来由世界贸易组织（WTO）主导的自由贸易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由贸易协定（FTA）原本旨在消除关税壁垒、赋予贸易特惠，但当下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弱。 FTA是指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商品和服务贸易关税，降低贸易壁垒的协议。此前多以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协定为主，称为区域贸易协定（RTA）。韩国并非EU或NAFTA成员，但通过与59个国家签署22项FTA协议，成功拓展经济版图。与韩国缔约的59个国家GDP之和占全球总量的85%，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日在白宫宣布大幅提高关税壁垒，并签署行政命令，对韩国等多国启动对等关税政策，试图通过重新谈判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目前美国对韩国设关税25%，欧盟20%、日本24%、中国台湾32%、越南高达46%。部分国家获得临时关税豁免，但中美之间超过100%的报复性关税战却硝烟弥漫。 为应对美方保护主义，各国纷纷寻求通过谈判降低关税，或考虑实施对等措施。专家指出，即使当前紧张局势最终缓解，多数国家对美出口恐难再享受零关税待遇。长期依赖双边FTA、缺乏区域经济整合支撑的韩国则可能首当其冲。 FTA按经济整合程度可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及完全经济整合五个阶段。相比已经实现第五阶段整合的欧盟，韩国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大多处于最初阶段，全球保护主义氛围高涨无疑削弱韩国的对外贸易优势。 在美国削弱WTO作用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全球自由贸易结构开始裂解。特朗普政府重提对等关税，成为对FTA制度的沉重打击。当前WTO几乎丧失实质争端解决能力，如果FTA失效，韩国企业出口环境可能更加恶化。 此外，美国主导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协定也在单边主义下面临功能弱化风险。专家指出，APEC为非约束性机制，但如果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则会破坏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在此背景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开始受到关注。RCEP涵盖中国、韩国、日本、澳洲及东盟十国，在全球人口总数中约占23亿，GDP与贸易规模约占30%。 韩国尚未加入CPTPP，目前正在推进加入进程来分散出口风险。RCEP标准则相对宽松，缺乏高附加值领域的严格规则，部分专家认为仅可作为补充战略。此外，中国作为RCEP主导国，也可能限制韩国在其中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中日韩三国间自由贸易协定重启谈判的呼声渐涨。三国经贸部长3月30日时隔六年在首尔会面，达成恢复自由贸易秩序、加强三边合作的共同意愿，并在联合声明中支持基于规则、开放、包容、透明和没有歧视的多边贸易体系。 目前中日韩三国间尚无共同经济合作机制，仅有中韩FTA正在运行。三国自2012年起进行16轮FTA谈判，2019年中断。2020年新冠疫情叠加中美关系恶化，协商陷入停滞。直至2024年，三国才再度确认重启意愿。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此前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安德根的会谈中，主张尽快恢复中日韩FTA谈判，并推动中韩FTA第二阶段深化，强调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如果中日韩三国达成FTA，则会形成一个GDP总额高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甚至超过欧盟，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依旧存在诸多挑战。三国均为制造大国，产业重合度高，贸易自由化易触发产业矛盾。此外，政治纷争也难以忽视。韩日在慰安妇赔偿、独岛主权等历史问题下多次出现摩擦，中韩则在“萨德”风波后曾一度陷入文化封锁与外交僵局。 近期，在美方持续强化保护主义的背景下，韩国政府也对中日韩FTA展现出积极态度。安德根强调，面对国际贸易体系不确定性，三国有必要加强经济合作，同时也坦言，合作内容和领域尚存分歧，需要协调。 在美国发起的关税战争中，中日韩开始探索新的合作路径。三国部长的握手，不仅象征东亚经济合作重启，同时也是全球保护主义浪潮中东亚三国对自由贸易承诺的一次重要宣示。如果三国能在互信基础上化解分歧、达成共识，不仅可以为地区创造更稳定的贸易环境，也可能在动荡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为自由贸易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

现代汽车集团一位高管近日在非正式场合坦言，中国市场已成为现代汽车的一块“心病”。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市场在现代汽车和起亚全球销量中占比高达23%。但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骤降至3%。销售量也由2016年的180万辆降至去年约43万辆，市场占有率从接近10%滑落至1.6%。 业内普遍认为，现代汽车在华销量大幅下滑始于2017年的“萨德事件”。当时，中方对韩企在华业务设限，民间反韩情绪高涨，致使现代汽车市场份额遭受重创。随后，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中国本土车企加快了电动车转型步伐，趁机快速崛起。相较之下，外资车企全球工厂大规模停产，而中国工厂基本维持运转，加之本土消费者倾向于支持国产品牌，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迅速占领市场。2024年，现代汽车和起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降至1%。 然而，回顾历史可发现，现代汽车在华市场份额下滑的征兆早在2015年前后就已显现，并非始于“萨德事件”。分析人士指出，导致现代汽车失去竞争力的原因更为复杂多元，亟需深度剖析。 自2002年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以来，现代汽车曾一路高歌猛进。与北京汽车集团（BAIC）成立的北京现代，持续多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并在2013年突破年销百万辆大关，创下外资车企最快纪录。至2014年，北京现代销量一度攀升至176万辆，但2015年起出现8年来首次下滑，销量跌至167万辆，同时丢掉了中国市场前五名的位置，被长安汽车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土车企自2015年起快速成长。该年中国乘用车整体市场增幅为6%，而本土品牌增长率高达15%。此后，依托政府保护政策和外资技术转移，中国车企在产品研发、制造水平、设计创新等方面迅速追赶，逐步赢得本土消费者认可，特别是在价格适中、功能丰富的SUV领域攻城略地。2015年中国最畅销的SUV前十中，有四款来自本土品牌。 反观当时的现代汽车，全球SUV布局薄弱，主力产品仍以伊兰特（朗动）、索纳塔等轿车为主，尽管也推出了ix35、ix25等本地战略型SUV，但在竞争力和价格方面，均不敌本土新兴SUV品牌。价格方面，当时现代新途胜起售价为约15万元人民币，而本土品牌SUV价格多在6万至7万元区间，优势明显。 品牌定位方面，现代汽车一度以“外资品牌中的高性价比代表”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然而，随着本土SUV品质提升，现代汽车在价格、品牌、技术等方面腹背受敌——价格上输给本土品牌，品牌力拼不过德系车，耐用性又逊于日系车，市场地位日渐尴尬。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现代汽车在华失利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本地化战略失败”。2010年代中期，现代汽车在中国大举扩张，设立五家工厂，产能达到165万辆（含起亚工厂则达250万辆）。彼时，全球销量中，中国市场占比超过23%，贡献利润更为可观。 然而，随着“萨德事件”爆发、销量急剧下滑，现代汽车依赖韩系零部件供应体系的问题暴露无遗。由于韩国零部件供应商利润过高，北京汽车方面曾多次要求扩大本地供应链，但未获响应，最终导致双方矛盾激化。2017年，北京汽车甚至要求韩国供应商降价20%，并拖延货款支付。 分析认为，问题根源在于现代汽车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失灵，对供应链优化与中方合资伙伴关系维护重视不足。中国市场虽讲究“关系”，但在资本利益面前，博弈远比想象中激烈。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市场结构变化也加剧了现代汽车的困境。中国政府自1990年代起大力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至2023年，新能源汽车年销量已达950万辆，占新车市场的31%。相比之下，现代汽车和起亚在电动车领域的布局明显滞后。尽管早在2015年上海车展上展示了部分新能源车型，但当时并未将电动化作为核心战略。 而中国本土企业如比亚迪（BYD）则在新能源布局上抢占先机，逐渐确立了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领先地位。面对市场剧变，现代汽车集团正加快在华业务调整和新能源转型。未来能否逆势而上，仍需观察。 【图片来源 北京现代官网】

《天空新闻》的虚假新闻报道【图片来源 网络】 位于首尔西大门地铁站附近的青阳大厦是本报原址所在地，这座外观上不起眼的小楼近来成为了舆论漩涡的中心地。总部位于此的韩国极右翼媒体《天空日报》（SkyDaily）在今年1月16日的报纸头条上刊登题目为《韩国抓捕99名中国间谍押送至美军日本基地》报道，文中称，前总统尹锡悦在去年12月3日宣布“紧急戒严”当天，戒严部队与驻韩美军联合对韩国选举研修院进行突然袭击，逮捕了99名中国间谍，并押送至位于冲绳的驻日美军基地。 虽然驻韩美军随即发表声明进行辟谣，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也表示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虚假谣言。但尝到了流量甜头的《天空日报》并未对报道进行更正，这一荒唐至极的假新闻在优兔（Youtube）上被别有用心的博主添油加醋如真相一般迅速传播，甚至尹锡悦的律师团队在宪法法院上也多次提及。 本月9日，警方对《天空日报》办公室进行了扣押搜查，并对炮制假新闻的记者下达禁止出境令。经调查，这则假消息的爆料来源是此前试图非法闯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美国队长”安某，他自称是前美国军人，但实际上一次也没去过美国，持有的美军证件均为伪造，目前他已被逮捕起诉。 警方正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和损害名誉对《天空日报》进行调查，诸如“99名中国间谍”这种荒唐至极的“阴谋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远不仅限于法律层面。这类虚假谣言的最大危害是动摇媒体的公信力，模糊人们辨别是非，应以何种依据做出判断的认知基础。 韩国社会曾不止一次经历过类似的谣言风波，2008年的“疯牛病”、2014年的“‘世越’号客轮与美军潜艇相撞沉没”、2016年的“萨德辐射”等等现在听起来荒诞至极，但在当时这些谣言却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疯牛病”的谣言还令大批无辜的养牛农户“背锅”蒙受巨大损失。 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对这些谣言的炮制者并未采取有震慑力的严惩措施，即使启动调查也未能给予处罚。虽然韩国《宪法》第21条保障所有国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但伪装成事实的谣言不应被纳入言论自由的范畴，呼吁有关部门加强对虚假信息的治理力度，确保“言论自由”不沦为假新闻的保护伞。媒体的职责是传递真实，而非迎合猎奇心理制造恐慌；公众的责任是保持清醒，而非被情绪裹挟助长谣言。唯有如此，才能防止虚假谣言一再重演，侵蚀民主社会的根基。

中国自2016年“萨德”风波后实施的所谓“限韩令”近来出现明显松动迹象。K-POP专辑对华出口大幅增长，韩国偶像艺人的在华官方活动也开始逐渐获批。在“限韩令”解除的期待下，韩国娱乐公司股价显著上涨，增长放缓的K-POP企业正在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国市场。 据韩国关税厅（海关）日前公开数据，今年1至2月韩国对华音像制品出口规模达到925万美元，是去年同期261万美元的3.5倍。音像制品月度出口数据波动较大，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去年9月至今年2月的6个月间，对华出口规模累计达到3152万美元，同比（1365万美元）增长两倍以上。同期对日本出口从5017万美元降至4173万美元，对美国出口也从3019万美元降至2585万美元，形成鲜明对比。 与此同时，韩流艺人的在华活动也正在恢复。本月12日至13日在海南举行的Waterbomb Hainan 2025音乐节，几乎成为一场K-POP盛宴。出演阵容包括SM娱乐打造的华语偶像团体威神V（WayV），以及朴宰范（Jay Park）、Ailee、Tiger JK、尹美莱、Tablo、pH-1、前少女时代成员Jessica、前miss A成员孟佳等。上述艺人多数并非韩国国籍，但都是韩国流行音乐产业的代表人物。 Waterbomb Hainan 2025音乐节出演阵容【图片来源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此外，韩国国籍K-POP偶像也陆续开始现身中国。知名女团TWICE与IVE近一两个月先后在上海举办粉丝见面会，尤其TWICE是在2015年底中国台湾成员周子瑜在综艺节目中挥舞中华民国国旗引发争议后，时隔九年首次在中国与粉丝线下见面。 “限韩令”解禁预期在资本市场上早已显现。韩国四大娱乐巨头HYBE、SM、JYP与YG的股价自去年9月以来上涨50%至100%。其中，HYBE股价在本月4日收于26.4万韩元，较去年9月最低点上涨52%；SM表现尤为突出，股价飙升至10.98万韩元，涨幅高达99%。业内人士表示，SM拥有aespa、NCT、EXO等在华人气极高的组合，因此SM有望成为“限韩令”解绑后最先受益的公司。 韩国娱乐公司最期待的还属中国演出市场的巨大潜力。2016年男团BIGBANG在中国巡演29场，共吸引超50万人次观众。业内预测，一旦“限韩令”全面解除，BTS、Seventeen等顶级组合吸引类似规模的观众群体并非难事。 以演出门票每张约500元人民币计算，50万人次观众即2.5亿元人民币的直接收入。作为对比，SM娱乐去年全年演唱会收入也仅约为12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亿元）。KB证券研究员李善华（音）指出，中国大陆目前拥有36座可以容纳5万人以上的演出场馆，如果韩流艺人重返中国舞台，韩国娱乐公司有望额外吸引超过100万人次的观众。 上月20日，人气女团IVE在上海举办粉丝见面会，与到场粉丝合影。【图片来源 IVE官方X账号】 在此背景下，韩国顶级演员李政宰与郑雨盛近日现身北京，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据悉，两人在北京访问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娱乐公司，并与高层进行会面。目前，娱乐业务是阿里巴巴集团正在培育的六大核心板块之一，包括视频平台优酷、影视公司阿里影业，以及票务平台大麦网。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影业曾经参与制作2019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美国电影《绿皮书》。 实际上，李政宰与郑雨盛不仅是演员，两人还共同创办经纪公司Artist Company，因此本次访华可能意在推动中韩之间的影视合作。对此，Artist Company方面回应称，此行是为了与一直保持交流的中国娱乐企业进行业务会谈。 另外，李政宰与郑雨盛此次北京之行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也迅速传播开来。两人与中国知名女演员周冬雨共同现身北京知名雪茄吧，引发粉丝热议。本次三人会面成为中韩娱乐行业互动频率正在迅速提升的一大象征。 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步开放，韩流文化终于迎来久违的回归契机。从音像出口、现场演出，到影视合作、明星交流，韩国娱乐产业正在全面作好重返中国舞台的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或迎来一个新的活跃周期。

韩国总统弹劾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流通行业形势却日益严峻。与八年前朴槿惠前总统遭弹劾时相比，当前在长期经济低迷与消费疲软的背景下，同时叠加高汇率和高利率压力，整个行业几乎陷入全面危机。 韩国统计厅8日公布数据显示，去年韩国零售销售同比减少2.2%，为2003年“信用卡危机”后21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相比之下，朴槿惠弹劾前的2016年零售销售则增长1.8%。 此前，大型超市等线下流通企业的销售尚能保持稳定，但目前在经济低迷与消费疲软的双重打击下也出现衰退。新世界旗下易买得和乐天玛特2016年合计营业利润（独立财报为准）为536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6.73亿元），而去年仅为3303亿韩元（扣除临时成本），几近腰斩。Homeplus则在今年2月申请企业重整程序。 电商行业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16年至2017年，电商平台尚处于成长阶段，目前则在消费低迷与竞争加剧下陷入困境。去年爆发TMON与薇美铺欠款事件，近期又有奢侈品平台Balaan爆出大规模欠款问题。与此同时，全球速卖通、Temu、希音等中国电商巨头纷纷进军韩国市场，加剧行业竞争压力。除Coupang外，11街、SSG.com、Gmarket、Lotte ON等主要电商企业去年均录得营业亏损。 不仅如此，外部经营环境也异常动荡，去年的戒严及弹劾等政治事件进一步推高汇率。2016年美元兑韩元的年均汇率为1161韩元，去年则升至1363韩元。截至本日，汇率达到1471韩元，为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 汇率上涨导致进口食品材料价格随之上涨，食品企业成本压力陡增，最终传导至消费，形成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从2016年的91.9点升至今年3月的127.1点。近期，韩国主要食品企业已陆续上调方便面、面包、咖啡、啤酒等各类产品价格。 高汇率叠加高利率冲击，消费者信心进一步萎缩。朴槿惠弹劾当时（2017年3月）基准利率为1.25%，而上月已升至2.75%，翻了一倍以上。同期，韩国银行（央行）的消费者信心指数（CCSI）从96.7下滑至93.4，在去年12月戒严事件当时一度跌至88.4。 免税行业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韩国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2016年访韩中国游客约为800万人次，但经历“萨德”风波（2017年）及新冠疫情（2020年）后，去年减至460万人次，几近腰斩。受此影响，各大免税店业绩大幅下滑，经营困难持续。现代免税店已在本月1日关闭东大门店，并启动申请退职计划。新世界免税店1月关闭釜山门店，乐天免税店也缩减乐天世界塔店和釜山店的规模。 目前来看，未来形势依旧严峻。出生率低导致人口持续减少，以内需市场为基础的流通企业发展空间愈发受限。韩国银行预测今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1.5%，政府预测为1.8%，远低于2017年3.4%的水平。更令人担忧的是，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强关税政策，专家预计这会进一步拉低韩国经济增长预期。 流通行业相关人士表示，过去八年来，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看不到任何好转的希望。仅凭单个企业努力，已经无法应对当前的困境，现在亟需新政府上任后积极出台相关支援政策。 上月31日，首尔汝矣岛一家饭店无人光顾。【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政府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临时免签政策，引发免税行业的高度关注。作为免税店销售的核心消费群体，中国游客的回流或将成为刺激消费复苏、改善业绩的重要契机。 据相关业界2日消息，韩国政府将在本月内正式公布有关中国团体游客免签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这将是韩国首次对团体游客大规模实行免签政策。此前，韩国政府已在3月20日于庆州召开的民生经济检查会议上决定，为提振国内消费，将对由指定旅行社组织的中国游客实行第三季度临时免签政策。 中国游客长期以来在韩国旅游市场占据重要地位。韩国旅游发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韩国免税店约70%的销售额来自中国游客。然而，受“萨德”事件及新冠疫情的影响，2016年高达8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数量至2024年已降至460万人次。 免税行业相关人士表示，此次免签政策将为短期内吸引中国游客提供重要机遇，业界对此抱有较高期待。 面对政策利好，各大免税店已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韩国乐天免税店目前正针对团体游客、自由行（FIT）游客及VIP客群推进精细化市场营销。今年年初，由于韩国政府结束对“代购”的手续费优惠政策，乐天免税店加大了对团体及自由行游客的吸引力度，使得该店的团体游客占比从去年的20%上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40%。 乐天免税店计划与中国旅行社合作，推出涵盖免税店购物的韩国旅游套餐，并加强与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中国移动支付平台的合作，以提升中国游客的消费便利性。 新罗免税店则依托中国当地办事处，重点吸引企业会议、奖励旅游、会展等团体游客，并策划了结合K-POP粉丝见面会的大型团体旅游营销活动。同时，该店还在开发适用于小规模自由行游客的定制化商品，并通过与银联合作提供更多支付优惠。 新世界免税店则将高端商务出行、奖励旅游及会议参会者等小众高端客群作为目标，推行差异化战略。该公司上月成功吸引2000多名来自中国和泰国的团体游客，并计划在年底前将这一数字提高至5万人。 尽管韩国免税行业对中国游客的回归充满期待，但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可能成为影响市场复苏的不确定因素。 近来，赴韩中国游客的出行目的日趋多元，商务考察、医疗美容旅游等逐渐占据一定比重。此外，部分中国游客更倾向于前往首尔圣水洞、弘大、江南等地的本土品牌门店购物，而非仅限于传统的免税店消费模式。 一位免税行业相关人士表示：“中国游客的增加对免税行业而言无疑是利好，但他们的消费模式已不同于以往。因此，在与其他零售渠道竞争的过程中，免税店需要挖掘自身的独特优势。” 另一位业内人士则指出，为了实现长期稳定的旅游复苏，韩国政府应确保免签政策的持续性，并适当延长中国游客的停留期限，同时开发符合中国游客兴趣的特色旅游产品，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购物体验和政策支持。 乐天免税店明洞店入口【图片来源 韩联社】

去年到访济州岛的外籍游客数量超越疫前水平，但人均消费水平有所下降。据济州观光协会与济州旅游发展局1日数据，去年访问济州岛的游客数量总计1378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13.8%，达190.7608万人次。 访问济州岛的外籍游客数量在2016年达到360.3021万人次的峰值后，受“萨德”风波影响，2017年骤降至123.0604万人次，2018年为122.4832万人次，2019年回升至172.6132万人次，去年超越新冠疫前水平。 济州旅游发展局面向1.2万名国内外游客进行的调查显示，访问济州岛的外籍游客中，自由行占比90.1%，部分跟团游2.9%，全程跟团游7%。 外籍游客在济州岛停留时长平均为4.73天（五天四晚），其中男性游客平均4.72天，女性游客4.73天。从年龄来看，40多岁游客停留时间最长，为5.48天，而20多岁和50多岁游客停留时长相对较短，为4.63天。此外，自由行游客平均停留4.77天，而再访济州三次的游客停留时间最长，达9.17天。 访客数量增长的同时，外籍游客的人均消费水平降至961.3美元，较2023年（1033.9美元）减少72.6美元。其中，自由行游客人均消费943.7美元，同比减少95.39美元。消费结构方面，国际机票及船票费用为267.8美元，占比最高，其次是购物（230.5美元）、住宿（151.9美元）和餐饮（136.9美元）等。 过去三年内，外籍游客再访济州的比率为10.1%，其中二次访问占比5.8%，三次访问占比2.2%，四次及以上占比2%。此外，乘坐邮轮到访的游客停留时长平均为5.04小时，较2023年增加0.8小时。从客源国来看，中华地区游客的停留时间较长，平均为5.31小时。 到访济州岛的韩国游客中，自由行比例高达97.2%，部分跟团游仅占0.3%，全程跟团游2.5%。自由行占比较2023年上升1.3个百分点，而全程跟团游则下降1.4个百分点。 韩国游客在济州岛的停留时长平均为3.74天（四天三晚），较前一年增加0.09天。男性游客平均停留3.7天，女性为3.77天。年龄方面，60多岁游客停留时间最长，为4.58天，20多岁年轻游客停留时间最短，仅3.53天。 韩国游客人均消费金额为66.9979万韩元（约合500美元），较2023年的66.5843万韩元增加4136韩元。其中，自由行游客人均消费66.6809万韩元，较前一年增长3104韩元。 此外，韩国游客再访济州的比率高达86.5%，其中二次访问占比37.6%，三次访问占比29.9%，四次及以上占比19%。 外籍游客对济州旅游的整体满意度为4.15分（满分5分），好评率达88.4%。交通工具使用方面，外籍游客乘坐出租车的比例为36%，公交车为32.2%，租车为19.5%。值得注意的是，济州引入移动支付系统等便捷服务后，游客使用公共交通的比例有所上升。此外，邮轮停靠次数增加，旅客停留时间延长，也推动整体满意度的提高。 相比之下，韩国游客的整体满意度为4.04分，较前一年下降0.04分。济州旅游发展局表示，计划继续推进差异化旅游产品开发、提升济州旅游的普及性，并通过“与济州的约定”旅游活动，提高游客旅行满意度，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济州岛西归浦柱状节理带【摄影 记者 陈姗娜】

在韩国政府计划于第三季度对中国团体游客实施限时免签政策的背景下，济州旅游业界对该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存在不同看法。 据济州旅游业界30日消息，政府于本月20日在庆尚北道庆州市召开的民生经济检查会议上宣布，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对由指定旅行社组织的中国团体游客实施限时免签政策。政府将在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后，于下月公布具体实施方案。 此消息一经公开，济州旅游业界立即高度关注。由于济州岛是韩国唯一允许外国游客免签入境的地区，而济州的外国游客大部分来自中国，此政策的推行或将对当地旅游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数据显示，2024年访问济州的外国游客共计190.5696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占72.5%（138.3013万人次）。今年1月，中国游客比例更是高达80%。济州的中国游客数量曾在2016年达到峰值，达到306.1522万人次，但因韩国部署“萨德”（THAAD，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导致中国实施“限韩令”，2017年游客数量骤降至74.7315万人次，几乎减少四分之三。 随后，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游客仅有10.3288万人次，2021年骤减至6381人次，2022年也仅恢复至9891人次。随着疫情结束，2023年中国游客数量回升至41.0535万人次，2024年更是突破100万，恢复至138.3013万人次。然而，与“限韩令”前的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业界部分人士对此政策表示担忧，认为济州原本独享的免签优势一旦扩展至全国，势必会削弱济州的吸引力，导致游客分流。济州某市区免税店负责人表示：“虽然中国游客数量在回升，但真正的‘大客户’——中国团体游客仍未大规模回归，导致免税店销售持续低迷。许多知名品牌已相继撤出，而高汇率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即便目前中国团体游客来到济州，他们也往往会安排首尔和济州的联程旅行，主要的购物消费仍然集中在首尔。如果免签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团体游客进一步分散，济州的免税店业务恐怕会更难。” 济州观光协会相关人士也表示：“中国游客选择济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免签政策。虽然自由行游客比例有所上升，但团体旅游的市场需求依然存在。此次政策实施后，各地方政府可能会投入更多资源吸引中国游客，济州的竞争力势必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也有业界人士认为，当前韩中关系正趋于缓和，韩国政府此举可视为对中国去年11月宣布对包括韩国在内9个国家的普通护照持有者实施免签政策的回应。因此，此次措施有望进一步推动中国游客赴韩旅游，使整个中国游客市场“蛋糕”变大，济州反而可能受益。 济州旅游发展局相关人士表示：“韩国政府的这项政策与中国此前的免签措施相互呼应，可能带来中国游客整体规模的扩大。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延续，将有助于恢复因疫情而低迷的中国游客市场。政策实施后，可以开发适合团体游客的新旅游产品，比如涵盖济州和其他城市的联合旅行路线，这或许能为济州旅游市场带来新的机遇。” 参观龙头岩的中国团体游客【图片来源 济州岛摄影记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