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李在明与夫人金惠景身着韩服，向全国国民致以新年问候。 李在明通过视频发表新年致辞表示，将以包容并服务全体国民的全民总统姿态履职，坚定推进各项国政课题。他强调，将以国民所期待的大韩民国发展方向为指引，稳步前行。他同时指出，过去一年国民彼此鼓励、共克时艰，期待新的一年在团结与信任的基础上继续携手前进，共同开创更加稳定的发展局面。

在写字楼密集的首尔光化门地区，午饭时间后人手一杯咖啡似乎已成职场人的“标配”，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手中奶茶取代了咖啡。在首尔钟阁一家台式奶茶店门口，每到午休时间总是大排长队。中国茶饮品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登陆韩国市场，掀起新一轮的“奶茶中国风”。 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的扩张步伐明显加快。沪上阿姨、喜茶、蜜雪冰城、茶百道等品牌相继在明洞、建大、弘大等年轻人聚集的核心商圈开设门店。在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门店的霸王茶姬也已成立韩国法人加速布局，今年上半年将在韩国开出首店。 这些奶茶品牌在韩国扩张策略各有特色，沪上阿姨去年在建国大学附近试营业后，经过两个月的市场反应测试，正式于11月开出首店。喜茶则采取高端路线，自2024年在江南“寸土寸金”的狎鸥亭商圈开设首店后，已在首尔主要商圈布局六家门店。蜜雪冰城则以大学为中心，开设14家直营店，目前未有开放加盟的计划。茶百道自2024年进军韩国市场后，目前门店已扩展至18家，计划在今年扩张至50家。 去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霸王茶姬韩国法人近期将注册资本从1亿韩元扩大至13亿韩元，人员招聘工作也已全面启动，开店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中国奶茶品牌集体选择韩国作为海外扩张的重要阵地，背后有着深刻的市场逻辑。首先，中国内需市场饱和倒逼品牌出海。 中国茶饮市场已进入高度竞争阶段。根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奶茶（现制茶饮）市场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门店总数超过40万家。一条商业街上聚集十几家奶茶店已是习以为常的景观。一线城市的茶饮门店密度已达饱和状态，新品牌进入门槛极高。 相比之下，韩国茶饮市场仍处于增长期，欧睿国际（Euromonitor）数据显示，韩国茶市场规模从2020年的1.1万亿韩元增长至2024年的1.58万亿韩元，近4年内约增长44%，被流通业界视为咖啡之后的新“蓝海”。 其次，韩国消费者对流行趋势敏感度高，反应速度快，且对亚洲文化产品的接受度较高。对于中国品牌而言，韩国市场不仅是销售渠道，更是产品和文化输出的实验室。如果能在消费者严格、口味挑剔的韩国市场获得成功，将极大增强品牌进军其他国际市场的信心。 第三，韩中两国消费群体的高度重叠与互补。 中国奶茶品牌的主要目标客群为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与韩国主流消费群体高度重合。此外，韩国每年吸引大量中国游客，今年乐观估计将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中国品牌可以利用既有的品牌认知度，快速打开市场。 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并非简单复制中国的成功模式，而是实施了一系列本土化策略。由于韩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中国品牌主动公开卫生管理流程。喜茶弘大店每日在Instagram账号分享闭店清洁后的店内状况，直观展示卫生现状，甚至推出“口味不满意可更换”政策，这在韩国餐饮业中并不常见，有效提升了品牌可信度。 考虑到韩国消费者与中国消费者在甜度偏好上的差异，大多数品牌都增加了甜度选择范围，并提供更多低糖选项。沪上阿姨特别强调“可根据口味调节甜度”的特点，满足韩国年轻消费者对定制化的需求。 部分品牌尝试将韩国本土元素融入产品。在传统珍珠奶茶中加入韩国有名的济州柑橘、柿子等本地水果，或推出限量版韩国特色口味，平衡了中国品牌特色与本地偏好。 此外，在门店选址上，中国奶茶品牌多选择留学生和中国游客集中的区域开设首店，如建大、明洞等地，再利用这些“桥头堡”向主流商圈扩散，降低了初期拓展市场的难度。 韩国素有“咖啡共和国”之称，欧睿国际提供的数据显示，韩国人均每年消费咖啡405杯，是全球平均水平（152杯）的2.7倍。中国奶茶品牌的进入，为韩国饮品市场提供了差异化选择。将茶饮与年轻人的社交、下午茶、探店打卡等场景深度绑定，扩大了茶饮的消费场景和频次。 但部分韩国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仍存在担忧，近期社交媒体上偶尔出现关于中国品牌卫生标准的质疑声音。如何持续建立信任，仍是中国品牌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在进军韩国市场初期，大部分消费者会抱着“尝鲜”的想法买单，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奶茶品牌在韩国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它们能否超越简单的产品复制，实现真正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但不少韩国朋友却表示“完全不知道冬奥会已经开始了”，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过去，奥运会几乎等同于“全民围观”的重大事件，打开电视就能看到比赛直播、精彩集锦等。如今却成了需要主动搜索、专门寻找播放平台才能看到的内容。 本届冬奥会由JTBC电视台独家转播。地面三大电视台KBS、SBS、MBC未能拿到转播权，这在韩国还是第一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商业竞争，谁出价高，谁就拥有转播版权。但值得思考的是，奥运会究竟只是单纯的商业产品，还是具有公共意义的国际活动？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比想象中更深。体育赛事的意义，不只是奖牌数量，更在于一起观赛时的情感交流和共鸣。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大批“红魔”啦啦队涌上街头为韩国队助威，成为世界杯最具震撼力的球迷文化现象之一。这种情感共鸣也是社会凝聚力的一部分。当赛事被分散在付费平台或特定频道上，观众自然会被分流，话题热度也随之下降。对赛事的关注度下降也必将打击运动员及其他体育从业者的积极性，反过来对体育事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然，也不能简单将责任归咎于转播机构。国际体育赛事版权费用连年攀升，电视台在投入巨资的情况下，必然要考量商业回报与经营风险。但问题在于，像奥运会、世界杯这样具有国际象征意义的重大赛事，是否应完全由市场逻辑主导？如果一切以商业收益为优先标准，公共属性势必被边缘化。 要完全回到地面电视垄断的时代并不现实，但完全可以将部分关键比赛设为强制免费转播，或建立公共频道与付费平台同时播出的机制，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方向。 媒体环境瞬息万变，但公共价值不该被削弱或消失。如何在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是韩国媒体生态界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否则，未来我们可能会对更多的国际重要事件发出同样的疑问——“原来已经开始了吗？”

在韩国低生育率趋势影响下，幼儿园经营环境持续承压。为应对行业结构性挑战，韩国政府近日启动《构建幼儿园合理供需体系方案研究》课题，预计于今年8月提交最终报告及研究成果。该研究旨在完善幼儿园停业支援机制，强化托育服务整体质量监管。 韩国教育部于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影响，幼儿园行业运营压力显著加剧。据韩国保育振兴院统计，全国幼儿园数量自2013年达到4.377万所后，连续12年呈下降趋势。2018年，幼儿园总数降至3.9171万所，首次跌破4万所；2023年进一步减少至2.8954万所，跌破3万所大关；预计到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将缩减至2.6064万所。 在政府强化公共保育服务供给的政策导向下，民办幼儿园及家庭型幼儿园数量减少尤为明显。家庭型幼儿园数量从2013年的2.3632万所下降至2025年的8664所，减少63.3%；民办幼儿园数量则由1.4751万所减至7653所，缩减幅度接近一半。反之，同期公办幼儿园数量从2332所增至6745所，增幅达189.2%。 本次研究的主要目标包括明确构建幼儿园供需体系的必要性、提高供需管理实效性、通过完善民办幼儿园停业支援机制，以强化整体托育服务质量。研究将基于幼儿园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预测，广泛征集各方意见，对政府提供停业支援的必要性及政策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制定停业支持对象的标准与程序，提出具备可操作性的支持方案。 研究还将重点梳理影响幼儿园选择停业的现实障碍因素，围绕各地区托育需求制定适宜的幼儿园供需指导标准，明确公办幼儿园与其他类型幼儿园之间的合理结构比例、适宜新增数量，研究解决区域性供给过剩或服务空白问题的补充方案，并对强制设立标准进行合理调整。 去年，国会通过《婴幼儿保育法》修正案，允许社会福利法人幼儿园在不解散的情况下变更经营目的，并可获得必要的行政与财政支持。韩国私立幼儿园与托育机构总联合会代表全镐淑（音）表示，多数幼儿园园长多年来凭借教育使命与社会责任感维持运营，部分机构甚至以近乎以公益的方式艰难支撑。他强调，应为那些在现实压力下被迫维系运营的从业者，提供合理的停业路径与制度支持。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于去年3月至10月，对全球107个国家（地区）各1000名成人实施调查，日前公布结果显示，韩国民众认为政治问题为国家面临的最严重课题，比例在全球位居第5位。 在“当前所在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一问中，共有8个国家（地区）将政治和政府问题列为首要问题，比例最高的为中国台湾（50%），其次依次为斯洛文尼亚（34%）、西班牙（33%）、美国（33%）和韩国（31%）。 盖洛普指出，政治与治理问题在全球本就是常被提及的国家课题，这一现象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尤为明显。基本生活需求得到稳定满足、社会整体富裕后，民众对透明治理、制度公正和政治责任的期待也越高。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在政府、司法、选举、军队或金融体系等制度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中，民众更容易将政治问题视为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次调查还显示，经济问题仍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首要议题。以受访的107个国家（地区）中位数结算，23%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是本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其后依次为就业与工作（10%）、政治与政府（8%）、安全与治安（7%）、食品与住房（3%）、社会问题（3%）、环境与气候变化（3%）、卫生健康（2%）以及教育（2%）。 其中经济问题在71个国家（地区）中被提及次数最多，主要与生活成本上升、物价上涨以及工资压力等多重因素有关。调查还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民众相比高收入国家居民，更加担忧经济困难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获取问题。 此外，盖洛普指出，就业与工作问题不仅反映失业压力，也折射出对工作质量和劳动环境的不安，已成为全球不少国家民众的重要不满来源。

自今年起，美国和欧洲乳制品关税陆续下调，叠加原材料价格高企与需求萎缩，韩国乳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 据韩国关税厅5日消息，美国牛奶关税已由此前的2.4%降至0%，欧洲牛奶关税也由此前最高4.8%逐步下调，降至0%，并将于今年7月起全面取消。相关进程源于韩美、韩欧自由贸易协定（FTA）框架下的阶段性降税安排。 关税下调后，进口乳制品，尤其是保质期较长的灭菌奶，加速流入韩国市场。数据显示，灭菌奶进口量从2016年的1214吨增至2024年的4.87万吨，约增长40倍。仅去年1月至11月，进口量便已达到4.57万吨。 与此同时，国内乳企承受的经营压力并未缓解。消费端结构性下滑与高位运行的原奶采购价格并存，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每日乳业相关负责人指出，韩国原奶价格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成本竞争力相对不足，使企业在与进口乳制品的价格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业内也注意到，近期韩元走弱及物流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进口乳制品价格，对关税下调带来的影响形成部分抵消。不过，在烘焙店、咖啡馆等餐饮渠道中，价格优势更为明显的进口灭菌奶需求仍在持续扩大。 从消费端看，国内市场基础的收缩趋势同样明显。酪农振兴会数据显示，人均纯牛奶消费量已从2021年的26.6公斤降至2024年的25.3公斤。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KREI）的调查显示，在购买进口灭菌奶的消费者中，60.9%因保存便利作出选择，26.4%则出于价格因素。业内普遍认为，纯牛奶市场已由阶段性低迷转入结构性萎缩，回到以往增长轨道的空间有限。 在此背景下，主要乳企正通过差异化和多元化战略应对压力。首尔牛奶合作社选择强化高端产品线，其“A2+牛奶”自2024年上市以来累计销量已超过8250万瓶，并计划向调制乳、发酵乳及高端甜品领域延伸。 每日乳业则加快提升“非牛奶业务”比重，将植物性饮料、功能营养食品和咖啡等培育为核心增长引擎，同时通过对中国、美国等市场的出口，持续扩大海外布局。南阳乳业同样聚焦海外市场，其蛋白饮料和婴幼儿配方奶粉已在中国香港、蒙古、柬埔寨及越南等地稳步拓展销售网络。 业内人士指出，关税下调与消费结构变化叠加，正推动乳制品行业价格竞争呈现结构性加剧。在稳住国内市场的同时，通过产品多元化与海外市场开拓寻找新增量，已成为韩国乳业共同面对的课题。

作为韩国现代政治史的见证人，亦是韩国进步阵营足以倚重的参天巨木，前国务总理李海瓒于上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因病逝世，享年74岁。他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政治家，更是上世纪70年代投身反独裁斗争的钢铁斗士，是1980年代屹立于民主化运动中心的革命家。进入1990年代以后，他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先后主导了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李在明这四届民主党系政府的诞生，被誉为韩国政坛的顶级战略家（Kingmaker）。 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他毅然以此生最后一份公职——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简称“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的身份，为疏通极度僵化的韩朝关系而东奔西走。正是在这为国操劳的旅途中传来的噩耗，不仅震撼了韩国政坛，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沉的悲痛。本报将回顾这位以“剃刀”般的锐利剖析时代、以“锥子”般的质询刺破不公的政治巨擘长达50年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历程。 ▲青阳之子 从广场书店主人到“革命家”的蜕变 李海瓒1952年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深受曾在“4·19”革命时期担任面长的父亲刚正不阿的公职观影响，自幼便怀揣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在就读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1974年，正值朴正熙政权宣布“十月维新”，企图永久执政的黑暗时期。李海瓒因反抗维新独裁而卷入“民青学联事件”并遭受逮捕入狱，从此踏上了布满荆棘的苦难之路。当时在狱中遭受的长达一年的残酷拷问所留下的后遗症，虽然终身折磨着他的肉体，但这反而成为了他将绝不与独裁权力妥协的钢铁意志铭刻于骨髓的契机。 出狱后，身为受监视对象的他选择了一条为当时窒息的社会开辟“思想解放区”的道路。1978年，他在首尔新林洞开设了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次年又创办了出版社“石枕”。即便在军部独裁政权严酷的审查与监视之下，他仍坚持出版了《全泰壹评传》、《解放前后史的认识》等揭露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时代必读书籍。这里不仅是书籍流通的场所，更成为了当时渴望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交换信息、讨论时局的“革命根据地”，为1980年代波澜壮阔的民主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从“听证会明星”到掌控国政的“实权总理” 1987年“六月抗争”胜利后，他加入和平民主党正式步入政界。在1988年举行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他于首尔冠岳乙选区出马，虽然资金和组织处于劣势，但他以“清算独裁”的口号力克执政党重量级人物掀起当选狂潮。随之而来的“第五共和国听证会”更是让他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明星。他手持光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照片，以缜密的逻辑和犀利的言辞，义正词严地追问全斗焕政权实权人物，那如“锥子”般刺痛当权者痛处的风采，给国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此后，他作为卓越的政策专家与行政家，亲自重新设计了韩国的国家系统。作为金大中政府的首任教育部长官，他推行了缩短教师退休年龄、废除强制晚自习等破格改革。特别是为了打破应试教育弊端，他提出了“只要有一项特长就能上大学”的口号。虽然这一政策初衷良好，但也因引发学生学历下降的争议，诞生了所谓“李海瓒一代”（1983年生人）的社会名词，留下了毁誉参半的评价。 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他作为获得总统全权委托的“责任总理”，展现了惊人的行政掌控力。他不仅圆满解决了历届政府都棘手的核废料处理场选址问题（最终定址庆州），更将因宪法法院裁定违宪而面临搁浅危机的新行政首都建设方案修正为“行政中心复合都市（世宗市）”并最终贯彻落实。世宗市的诞生，是李海瓒追求国土均衡发展政治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20年执政论”与系统政党的完成 李海瓒生前多次强调：“为了纠正被保守既得利益集团倾斜的运动场，进步阵营必须实现长期执政。”这一信念在他2018年当选执政党代表后，具体化为著名的“20年执政论”。他认为政策的生根发芽至少需要20年乃至50年的连续执政。为此，他致力于构建以党员为中心的“平台政党”，并引入了旨在杜绝派系私相授受的透明“系统公推”机制。这套系统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助推民主党创纪录地以此获得了180个席位的压倒性胜利，彻底改写了韩国国会版图。 即便经历了2022年大选的失利以及随后的政治激变期，他依然自愿担任非主流出身的李在明总统最坚实的后盾与政治导师。作为一手促成李在明政府诞生的头号功臣，他将人生的最后一份公职留给了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一职。 ▲“中国通”：构筑韩中信任桥梁的外交家 李海瓒不仅是国内政治的高手，更是韩国政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博览历史书籍，崇尚将政治哲学与历史潮流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与中国领导层的理念多有共鸣。除了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个人渊源外，他与中国领导高层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李海瓒曾于2003年作为卢武铉的特使访华，搭建了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沟通桥梁。2017年他再次作为文在寅总统特使访华，为因“萨德”而陷入冰点的韩中关系打开了恢复的突破口。 2020年，他与访韩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深入交谈，被认为是最受中国方面信任的韩国元老政治家。他深知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协作，因此始终强调“均衡外交”的重要性。 ▲留下的课题：开启“后李海瓒”时代 上月25日，李海瓒在出席民主平统亚太地区会议后，准备从越南胡志明市启程回国前夕，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倒下。据悉，他在出国前就已身体不适，但以“不能打破公职约定”为由强行推进了最后一次出访行程，试图通过第三国接触朝鲜方面，寻找半岛和平的线索。越南政府对其给予“特A级”的最高礼遇，中国政府亦表达深切哀悼。 如今，韩国政坛特别是进步阵营，面临着名为“后李海瓒时代”的巨大考验。曾经统摄亲卢、亲文、亲明等各派势力，稳固掌握党内重心的离去，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他毕生心血浇灌的行政首都世宗市的最终完成，以及尚未竟全功的半岛和平体制构建，如今已成为留给后辈政治家们的沉重而神圣的使命。 他在独裁的监狱中度过了苍翠青春，在议事堂的讲坛上呐喊着民主，作为行政部的首长经营了国家。战略家李海瓒，虽然他的肉体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所设计的政策蓝图与系统，依然深深地烙印在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将持续呼吸、跳动。 1952 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 1974 在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期间，因“民青学联事件”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 1978 开设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与出版社“石枕”，传播民主思想。 1988 在第13届国会选举中当选（首尔冠岳乙），在“第五共和国听证会”上大放异彩，获“听证会明星”美誉。 1997 担任金大中总统候选人企划本部引长，促成DJP（金大中-金钟泌）联合，实现首次政权水平交替。 1998 就任第38届教育部长官，推行果断的教育改革（引发“李海瓒一代”争议）。 2004 就任第36届国务总理，行使总统赋予的内政全权，确立“责任总理制”，推进世宗市建设。 2009 担任故卢武铉前总统葬礼执行委员长，后任卢武铉财团理事长，团结亲卢势力。 2012 当选第19届国会议员（世宗特别自治市首任议员）。 2018 当选共同民主党代表，确立不可逆转的“系统公推”制度，提出“20年执政论”。 2020 亲自指挥第21届国会选举取得180席压倒性胜利后，宣布退出政坛一线，致力于培养后进。 2025 就任李在明政府的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首席副议长，致力于改善韩朝关系。 2026 1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执行公务途中逝世，享年74岁。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格陵兰岛持续施压，有专家建议，韩国有必要提前布局，以保障北极航线的安全，并推进军事部署与经济开发。 韩国国防研究院（KIDA）研究员李在俊（音）3日发布题为《美国试图合并格陵兰岛及北极周边强国竞争深化》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近期公开表态谋求将格陵兰岛纳入版图，主要由于气候变化使格陵兰岛地位显著提升，以及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 报告分析指出，气候变暖使北极航道逐步解冻，格陵兰岛作为连接欧洲与北美的关键枢纽，地缘政治价值明显上升。同时，美国在格陵兰岛部署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并研究将其作为太空基础导弹防御体系的支援基地。此外，格陵兰岛蕴藏的丰富稀有矿产资源是未来战略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 分析指出，美国预测到格陵兰岛的稀有矿产对战斗机、激光武器、电动汽车等尖端产业至关重要。在中国主导全球稀有矿产生产与供应的背景下，确保对格陵兰岛资源掌控，有助于削弱中国在该领域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报告还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也是美国强化格陵兰岛战略布局的重要考量。报告指出，俄罗斯于2014年成立俄罗斯北极战略司令部，以保护部署在北极航道沿线的军事设施。此外，俄罗斯为保护西北部科拉半岛周边海域，在北冰洋部署战略核潜艇（SSBN），并致力于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 中国并非北冰洋沿岸国家，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延伸，正聚焦于开发被称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北极航道。中国通过加入北极海事设备委员会等相关国际组织，并与北冰洋沿岸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持续增强外交影响力。分析指出，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提出的“北极强国”构想一致。 报告指出，美国早在2019年发布的北极战略中，明确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构成的安全威胁。俄罗斯持续强化在北极的军事影响力并扩充相关资产，中国则通过建造破冰船等方式扩大影响力，因此美国强调有必要提出应对方案。 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台后，韩国将北极航道开发列为主要国家课题之一，显示出对格陵兰岛经济价值的高度关注。报告建议，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韩国若要提升北极地区的利用能力，应与同盟国美国及北欧国家推进紧密合作。 报告强调，在韩国难以在北极航道直接部署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为确保北极航道安全，有必要通过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争取保障；从长远来看，还需增强在北冰洋执行作战任务的海军力量，并制定符合北冰洋这一特殊作战环境的战略计划。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加速渗透，企业用工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的同时，新人的职业成长通道却明显收窄，部分行业甚至出现岗位整体性收缩。 在软件开发领域，这一变化尤为突出。笔者近日与开发者朋友交流发现，当前的工作模式从传统的“人编写代码”逐步转向“人审核代码”。以往需多人协作完成的编码任务，如今AI能够完成大量基础编程工作，开发者的核心职责转向质量把控与优化调试，单人效率可抵多名新手。因此，多数企业更倾向于采用AI工具而非培养新人。 招聘数据显示，市场对“即战力”的需求走高，三年经验已难满足门槛要求，五年以上资深人才更受青睐。随着AI逐步覆盖更多工作环节，企业招聘进一步向成熟人才倾斜，导致初级岗位持续萎缩，应届毕业生简历面临投递无门，发展受阻的困境。 产业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AI导入后，国内约13.1%、共327万个岗位面临替代风险，其中专业技术岗位的可替代比例达59.9%。生成式AI能够直接完成文案、代码、分析等知识型任务，对依赖初级岗位培养人才的行业冲击尤为突出。 同时，劳动关系也在重塑。部分企业引入AI时，缺乏与员工的充分协商，引发“无声裁员”的担忧。劳动者的话语权或面临逐步失衡，尽管AI能够“赋能”“提效”“智能化转型”，但若无制度约束，技术进步可能导致劳动价值的系统性贬值。为此，劳动界呼吁建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技术落地前系统评估对岗位及技能转型等方面的潜在冲击，并为受影响劳动者提供再培训与职业过渡支持。 笔者认为，若职业起步机会也被算法接管，年轻人的职业起跑将面临更高门槛。技术革命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会创造新机会；而本轮AI变革却直接抬升入门要求，压缩成长空间。如果企业普遍追求短期成本最优，社会可能面临经验断层、技能极化、青年失业等长期风险。 AI并非洪水猛兽，但也不应被盲目神化。它理应成为辅助人类的工具，而非筛选生存与发展资格的门槛。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保障之间取得平衡，是政企面临的课题。若任由市场单向决定，技术创新的光环之下，留下的或许是一代人无处安放的青春。

随着中国汽车企业加速扩张，现代汽车集团去年在欧洲、中国等主要汽车市场表现承压。业内认为，尽管该集团依靠美国市场的良好表现稳住业绩，但在对美出口不确定性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加快市场多元化已成为迫切课题。 韩国汽车移动出行产业协会（KAMA）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现代汽车与起亚在欧洲市场的合计市场份额为7.9%，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汽车为4%，下降0.1个百分点；起亚为3.8%，下降0.3个百分点。两家企业去年在欧洲的合计销量为104.25万辆，同比减少2%，连续两年出现下滑。 分析指出，销量下滑主要与中国汽车企业近年来以电动汽车为突破口，持续加大对欧洲市场的攻势密切相关。包括比亚迪、上汽集团、沃尔沃在内的中资品牌去年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24.2%，达到82.65万辆，市场份额由5.1%上升至6.2%。其中，比亚迪表现尤为突出，全年销量达18.77万辆，成为中资品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受此影响，不仅韩国品牌，欧洲、日本和美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也不同程度下滑。欧洲品牌由64.9%小幅降至64.8%，日本品牌由14%降至12.6%，美国品牌由5.8%降至5%。 在中国市场，中国汽车企业进一步巩固主导地位。数据显示，去年比亚迪、吉利汽车、奇瑞汽车等车企在中国市场合计销售2089.42万辆，同比增长16.7%，市场份额由65%上升至69.5%。中国汽车全年销量突破3005万辆，创历史新高。这意味着平均每10辆新车中约有7辆为中国品牌。 业内分析认为，在新能源车型领域，中国车企通过价格竞争不断扩大优势，导致包括韩国、欧洲、日本在内的进口品牌市场空间逐渐压缩。数据显示，现代汽车与起亚去年在中国市场销量同比增长7.6%，达到46.39万辆，但市场份额仍由1.6%降至1.5%。同期，欧洲品牌销量同比下降7.7%，至398.30万辆；日本品牌下降6.3%，至292.94万辆，市场份额分别降至13.3%和9.7%。 随着在欧洲和中国市场的存在感减弱，现代汽车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持续上升。去年，现代汽车与起亚在美国市场销量同比增长7.5%，达183.62万辆，市场份额由10.8%提升至11.3%，创历史新高。从全球销量结构来看，美国市场在现代汽车全球批发销量中的比重从2023年的25.5%升至2024年的25.9%。其后依次为韩国（17.3%）、欧洲（15.6%）、印度（11.7%）、非洲和中东（7.6%）、中南美洲（6.6%）和中国（2.9%）。 专家指出，在美国关税政策不确定性长期存在、全球汽车市场增长承压的背景下，现代汽车亟需加快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大林大学教授金必洙表示，美国优先政策在特朗普政府之后仍可能持续，出口市场多元化已成为必然课题，需要针对不同地区推出更具本土适应性的车型和营销策略。 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京裕（音）认为，中国车企虽然以价格竞争力见长，但汽车产业并非仅凭价格取胜，在耐久性、质量和品牌价值等方面实现差异化，仍是外资品牌的关键竞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