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8日，在釜山海云台BEXCO举行的“求职博览会”上，青年求职者在积极参与面试。【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社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幸福鸿沟”现象，国民忧虑、压力等负面情绪同比显著上升。尤其是，受学费、房租等经济压力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韩国行政研究院对全国8251名19岁以上成年人进行实态调查并发布《国民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去年韩国国民的幸福指数平均为6.8分（满分10分），与去年几乎持平（6.7分），“生活满意度”为6.06分，低于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6.69分）0.63分。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绪指标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担忧”指标从3.4分升至4.1分，“忧虑”指标从2.8分升至3.5分。 幸福感指数还出现富者愈愉，贫者愈郁的现象。调查数据显示，最低收入群体（月收入不足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052元）的幸福指数从去年的6.1分降至6分，而最高收入群体（月收入超过600万韩元）则从6.8分升至7分，两者差距扩大至1分，创历史新高，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凸显。 从年龄维度分析，19至39岁群体幸福指数为7分，40至59岁为6.8分，60岁以上群体为6.6分，呈随年龄增长而递减的趋势。8.6%的受访者表示“身体不适时无人照料”，8.3%的受访者反映“情绪低落时无人倾诉”。 此外，家庭收入水平与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呈正相关，家庭收入越低，越认为“社会地位水平越低”。去年最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分数为4.9分，虽较去年微升0.1分，但与最高收入群体的差距从0.9分扩大至1.2分。最高收入群体认知从5.7分升至6.1分，上升0.4分。 在国民认同感方面，“国家自豪感”平均得分为3.1分（满分4分），与去年持平，其中50岁以上群体评分最高。但“社会支持”（第83位）和“社会自由度“（第99位）等指标均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调查显示，韩国社会歧视现象最严重的领域依次为雇佣歧视（2.8分）；残疾、学历、经验、经济地位歧视（2.7分）；年龄、国籍、种族歧视（2.6分）等。社会矛盾方面，“保守与进步的理念冲突”以3.1分位居首位，但较去年（3.3分）有所缓和。其他主要矛盾包括贫富矛盾（2.9分）、劳资矛盾（2.8分）、代际矛盾（2.7分）以及性别矛盾（2.6分）等。 此外，经济压力指标呈现恶化趋势。表示经历经济困境的受访者比例显著增加。为筹集学费而借款者从2.5%升至4.7%；因房租上涨被迫搬家者从2.3%升至4.6%；因医疗费负担放弃治疗者从2%升至3%；拖欠公共费用者从2.1%升至2.5%。 值得反思的是，尽管韩国在人均GDP（第25位）和预期寿命（第3位）等指标上表现优异，但其幸福指数在143个国家中仅排名第52位。专家指出，收入水平固然影响幸福感，但社交关系、社会活动等非经济因素同样至关重要。数据显示，韩国自杀率持续攀升，每10万人中自杀率从2022年的25.2人升至2023年的27.3人，在OECD国家中居首。对此，专家认为，韩国政府应当着力构建保障个人自由与平等权利的社会环境，持续改善劳动条件，通过综合性政策干预来缩小社会分化，提升国民整体福祉水平。

调查显示，韩国民众认为在各项社会矛盾中，最严重的为进步和保守势力间的政治矛盾。 社会矛盾泛指在分配稀缺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各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立和紧张，以及利害关系、信念、价值观冲突的分裂状态。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5日发布《韩国人对社会矛盾的认知变化及启示》中，引用2023年社会融合现况调查的原始数据分析称，9成韩国人认为在众多矛盾中，政治领域的矛盾最为严重。 保健社会研究院自2014年后每年对社会矛盾及融合现况进行调查，2023年6月至8月期间面向3950名年龄在19至75岁的民众实施面对面调查。参与调查的受访者认为，在各类型社会矛盾中，进步与保守阵营间的政治矛盾十分严重，但男女之间的性别对立严重性相对较低。 具体来看，92.3%的受访者将进步与保守阵营间的矛盾视为最严重的社会矛盾，其次还有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矛盾（82.2%）、劳资矛盾（79.1%）、贫富矛盾（78%）、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矛盾（71.8%）、地域矛盾（71.5%）等。 调查还显示，成年人认为政治领域的对立会对与他人交往的意愿产生负面影响。71.4%的受访者认为，不愿同政治倾向不同的人共同参与社会团体活动，58.2%的受访者不愿与政治倾向不同的人恋爱或结婚，甚至有33.2%的受访者称不愿与政治倾向不同的朋友一起喝酒。 有关未来韩国社会矛盾的前景展望，65.09%的受访者认为将维持现状，28.5%认为将更加严重，仅6.66%的受访者认为会有所改善。 认为10年后韩国社会将加剧的矛盾类型，87.66%认为仍是进步与饱受阵营之间的政治矛盾，其次还有贫富矛盾（79.95%）、劳资矛盾（75.84%）等。 对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加剧”和“社会阶级流动难度较大”，其次还有社会领导层道德责任缺失、媒体发展导致假新闻泛滥、仇恨与歧视情绪扩散、相互缺乏信任、自私的集体主义蔓延等。 受访者认为，应以政府、国会和政党为中心解决矛盾。受访者认为解决问题的主体依次为中央及地方政府（56.01%）、国会及政党（22.04%）、国民个人（9.16%）、媒体（4.45%）、公民团体（3.34%）、企业（3.05%）、教育界（1%）和宗教界（0.96%）等。 解决社会矛盾需要公正透明的执法（22.31%）、社会领导层的以身作则（21.81%）、加强社会安全网络（15.44%）、架构供阶级间流动的桥梁（15.04%）、加强反仇恨歧视教育及宣传（13.6%）、开展批判性媒体使用教育（8.75%），建立冲突调解系统（3.06%）等。 但遗憾的是，民众对于解决社会矛盾的各主体信任度并不高。研究团队称，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有必要健全法律和制度基础，使冲突当事人、利益相关者和公民共同参与社会矛盾的调解和管理过程。特别需要通过内部管制和清廉文化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为化解政治倾向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对立、紧张和矛盾，必须建立和激活各种沟通渠道，让不同思想和立场的人相互交流和沟通。 反对和支持弹劾总统尹锡悦的民众在首尔光化门一带发起集会。【图片提供 韩联社】

本月19日凌晨，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批准对总统尹锡悦的拘留令后，情绪激动的尹锡悦支持者为泄愤闯入法院。从媒体公开的照片来看，完全丧失理智的他们对法律最高权威机关法院进行无差别的打砸破坏。有人使用灭火器或投掷石块砸碎法院的门窗玻璃，大肆破坏公共物品，有人手持钢管大喊：“（签发拘留令的）法官在哪里？”，暴力踹开一间一间办公室试图报复，场面混乱长达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是2025年发生在民主发达国家的场景。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警方抓捕的参与暴动的90人中，有46人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虽未公开性别但推测大部分为男性。2016年，前总统朴槿惠面临弹劾危机时，所谓“太极旗部队”首次登场，大部分为中老年群体。但这次，同时举着太极旗和美国星条旗的年轻男性站在了反对弹劾尹锡悦集会的最前方。这群人自诩“爱国青年”，共同的特征有桎梏于油管上极端保守频道的信息茧房，对韩国社会近年来渐趋尖锐的性别对立、贫富差距等心存不满，打着“爱国”、“守护民主自由”的旗号来泄私愤等等。 订阅人数超过72万和接近80万的油管频道“Ground C”、“新男性连带”近来在极端保守年轻人中十分受欢迎，这些频道上传的《一起去总统官邸战斗吧！》《参加尹锡悦弹劾集会的中国人》等视频题目极具煽动之能事，博主们将“爱国”当做一门生意，靠流量赚得盆满钵满。 英国思想家塞缪尔·约翰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这次南部地方法院暴动是极右翼势力对司法体系公信力赤裸裸的挑战，对宪法秩序根基的重大挑衅，决不能被容忍，调查机关和执法部门应依法严惩，拨乱反正，尽快平息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

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36个国家的民众进行调查，并于当地时间9日公布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下一代的经济状况会不如父辈。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调查显示，发达国家对未来经济的悲观情绪更为明显。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法国有81%的受访者认为下一代会比父辈更贫穷，位居首位。英国和意大利分别以79%紧随其后。此外，加拿大（78%）、日本（77%）和美国（74%）等七国集团（G7）成员国的受访者也对未来经济持悲观看法。 韩国受访者的悲观情绪占比66%，与荷兰（69%）和南非（66%）相近。相比之下，印度的受访者对未来经济表现出高度乐观，75%认为下一代会比父辈更加富有。类似情况还出现在孟加拉国（73%）、印度尼西亚（71%）和菲律宾（70%）。 调查还显示，各国民众普遍视贫富差距为一项重大问题。在36个国家的受访者中，认为本国贫富差距“非常大”或“较大”问题的受访者占比高达84%。其中，德国和土耳其的比例均为92%，希腊和阿根廷也同为91%。 在韩国，82%的受访者认为本国贫富差距大，这一比例与澳大利亚（82%）、美国（83%）和日本（80%）接近。其中，47%的韩国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问题“非常大”，35%认为“较大”。 韩国受访者对经济两极分化问题的看法受政治倾向影响显著。自称左派的受访者中，有66%认为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问题”，而自称右派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仅为31%。两者相差35%，在36个受访国家中，差距仅次于美国（46%）和澳大利亚（40%）。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

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7至2022年收入流动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韩国低收入群体（收入下游20%）中仅有31%在一年内成功脱贫，其余69%依旧处于最低收入水平。这是韩国首次公开根据劳动收入追踪个体阶层变动情况的统计。 收入下游20%群体中，近七成在一年内未能改变贫困状态，并且处于贫困状态时间越长，脱贫难度越大。连续一年属于低收入群体的人中，脱贫比例为32.3%；而连续六年属于低收入群体的人中，脱贫比例骤降至4.6%。 统计还表明，低收入者成功改变收入阶层需要较长时间。其中47.8%花费三年（2017至2019年）成功脱贫，约68.7%则耗时长达六年（2017至2022年）。 相比之下，高收入群体（收入上游20%）的收入稳定性明显较强。2022年高收入群体中86%在一年内保持原有收入水平，2017年至2022年六年间63.1%的高收入者依旧处在最高收入阶层。 从性别和年龄来看，男性和青年更易脱离贫困状态。15至39岁男性中，89.1%在六年内脱贫。65岁以上老年女性的处境则最为艰难，仅14.7%在六年内成功提升收入水平，其余85.3%依旧处于贫困状态。 对此，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正熙分析称，2020至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老年个体商户收入缩水严重，年轻群体则有更多提升收入的机会，因此老年人生活质量下降的可能性更大。 统计厅计划每年通过人口住宅普查和国税厅的收入数据更新收入流动统计，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统计开发院社会统计研究室长崔保罗表示，收入流动统计在超过1000万人的大规模样本基础上，追踪个人六年的连续收入变化，为分析社会收入流动趋势与原因，以及制定政策优先事项成功提供基础数据。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