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大型企业合作开设的大学“企业合同制专业”，报考人数同比大幅增长，增幅接近40%。 据钟路学院18日消息，在2026学年度大学定期招生中，与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7家大型企业合作设立的16个合同制专业共吸引2478名考生报考，较上一年度的1787人增加38.7%。 随着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的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其竞争也日益激烈。相关专业的定期招生计划人数从2022学年度的78人，增至2023学年度的140人、2024学年度的178人、2025学年度的183人，至2026学年度进一步增至194人。 从具体专业来看，与三星电子合作的大邱庆北科学技术院（DGIST）半导体工程系竞争最为激烈，报考竞争率高达89比1；同样与三星电子合作的蔚山科学技术院（UNIST）半导体工程系以59.2比1位居其后。 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的火爆，与医学院、牙医学院、韩医学院等传统医药类专业的“降温”形成鲜明对比。钟路学院此前于本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学年度全国109所大学医药学类专业定期招生报考人数为18297人，较前一年减少24.7%。 钟路学院院长林成浩（音）表示：“随着高校持续推动设立大型企业合同制专业，这类专业正逐渐在自然科学顶尖考生中形成一个独立且特殊的报考领域。未来，随着企业经营表现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理工科高分段学生的关注度可能还会进一步集中于这些专业。” 【图片提供 韩联社】

韩国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8日发布的《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去年20多岁就业人数为344.2万人，同比减少17万人。该年龄段就业人数已连续3年下滑，且降幅持续扩大。 业内普遍认为，人口规模缩小是20多岁就业人数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该年龄段人口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5年减少。不过，从数据对比来看，就业人数的降幅明显高于人口减幅，显示除人口因素外，就业环境等结构性影响正在加重。 数据显示，去年20多岁人口同比减少3.5%，而就业人数降幅达到4.7%。就业率同样呈现下行态势，去年20多岁人群就业率为60.2%，较前一年下降0.8个百分点。这也是自新冠疫情冲击就业市场的2020年以来，该年龄段就业率首次出现同比下降。 对此，韩国加图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梁俊晳指出，尽管20多岁人口持续减少，但就业者数量下滑的速度更快。他表示，过去多数人在20多岁阶段完成就业，而近年来，为寻找更理想岗位而将就业时间推迟至30多岁的趋势正在增强。 与此同时，青年群体中处于“休息”状态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持续扩大。去年，20多岁“休息”人口增至40.8万人，占该年龄段人口的7.1%，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30多岁人群中，“休息”人口也增至30.9万人，同样刷新统计纪录。 这一变化也可从去年8月公布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补充调查中得到印证。调查显示，在回答“休息”的15至29岁人群中，34.1%表示因“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岗位）”而选择暂时休息，反映出青年群体期望岗位供给不足的问题。30多岁人群中，32%因“身体状况不佳”而处于休息状态，另有27.3%同样因“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而暂停求职。 从就业行政统计来看，对工作经验较少或缺乏经验的青年而言，大企业的就业门槛近年来并未明显放宽。2024年，大企业岗位总数为442.6万个，同比仅增加1.7万个，其中由同一劳动者持续占据的岗位比例上升0.8个百分点，达到84.4%。 相较之下，由离职或退休产生的替代性岗位占大企业岗位总数的11.5%，而因企业扩张或新设所创造的新增岗位仅占4.1%，显示面向青年群体的新增就业空间依然有限。 14日，在首尔麻浦区的首尔西部就业福利Plus中心，求职者们正在查看招聘信息。【图片来源 韩联社】

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是课外补习班最集中的地区。【图片提供 韩联社】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据业界16日消息，自今年初以来韩国特许经营行业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严峻局面。围绕差额加盟金的司法风险逐步显现，加之《加盟事业法》监管趋严、外卖平台手续费争议持续发酵，业界普遍担忧经营环境将进一步趋紧。 韩国大法院于15日就韩国必胜客加盟店主要求返还2016至2022年期间所缴纳的差额加盟金，向总部提起的不当得利返还诉讼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根据判决结果，韩国必胜客需向94名加盟店主返还共计21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差额加盟金。 业内认为，此次判决可能对整个特许经营行业产生影响。原因在于不少加盟总部在合同中并未明确差额加盟金，而将其视为流通利润或行业正常收益，这一疏忽今后极有可能引发法律纠纷。 同时，上月11日在国会通过的《加盟事业法》修正案被视为加重行业负担的重要因素。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引入加盟店主团体登记制度，并强制加盟总部与已登记团体进行协商。随着加盟店主团体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加盟总部在重要事项上需采取更正式、更持续的协商。 尽管业界普遍认同制度初衷，但对一线执行层面的混乱仍存担忧。业内人士表示：“在协商事项和程序标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仅强化义务要求，核心经营决策可能被迫延后，最终导致决策效率下降，进而削弱企业竞争力。” 此外，外卖平台手续费问题同样影响特许经营行业。去年就外卖平台收费制度讨论不断升温，但随着韩美关税谈判正式启动，相关监管讨论有所减少。不过，近期政府和国会释放出推动“外卖手续费限制”的立法意愿。 也有观点指出，过去，开店和品牌扩张是发展核心动力，但如今已进入仅凭品牌难以成长的阶段。由于需要同时考虑监管环境变化、司法风险和社会要求，在韩国做特许经营并非易事。 首尔市内的连锁炸鸡门店 【图片来源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