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和收入成为影响韩国年轻人婚育选择的重要因素。【图片来源 网络】 “不结婚”的韩国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婚姻登记数量连续回升、社会整体对结婚的认知有所改善，最新统计显示，去年韩国婚姻增长主要由高学历人群和白领阶层推动，收入差距正在成为影响年轻人婚育选择的重要因素。 国家数据处11日公布的数据，去年婚姻登记数量增速最快的群体为白领。男性和女性分别增长18.5%和19.2%，领先全体职业类别。 服务及销售行业从业者也出现较明显增长，男女分别增长11.8%和10.9%。相反，无业、家庭主妇及学生群体的婚姻增长率明显偏低，男性为7.7%，女性仅为2%。从事单纯劳动者男性和女性分别增长9%和7.6%，农林渔业熟练工群体则仅分别增长3.7%和4.6%。 婚姻增长数量随学历水平也呈现明显差异。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婚姻登记数量增长显著，男女分别同比增加11.3%和11.7%。其中，本科毕业群体增长最明显，男性增加12.6%，女性增加12.3%。 而高中学历人群婚姻登记增长相对有限，男女分别增长6.2%和4.1%，初中学历群体甚至出现下降，男女分别减少3%和2.9%。 由于高学历和白领群体通常拥有更稳定的收入与经济基础，而经济能力正在成为韩国青年决定是否迈入婚姻殿堂的核心条件之一。 韩国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此前实施的结婚、生育、育儿及政府低生育政策认知调查显示，青年群体认为影响结婚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拥有大学以上学历、月均家庭收入超过4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人群，对婚姻持积极态度的比例更高。 相反，月均家庭收入不足200万韩元的未婚人群中，有22.3%表示今后也不想结婚，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收入区间，也是唯一超过20%的群体。这一低收入群体中，表示“现在想结婚”“未来想结婚”或“已有具体结婚计划”的比例也均为最低。 专家指出，当前婚姻数据回暖，并不意味着青年整体结婚环境已得到根本改善。首尔大学人口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李相林（音）表示，年轻人很难仅凭自身能力承担婚房租金和结婚费用，有能力获得父母“托举”的年轻人与无法获得支持的人之间的差距，正在婚姻和生育领域进一步扩大，经济基础较弱的青年则可能持续推迟甚至放弃结婚。

【图片来源 韩联社】 近年来，韩国年轻夫妻在举办婚礼后推迟婚姻登记的现象日益普遍，维持虽共同生活却未在法律上确立婚姻关系的“事实婚姻”状态。这一趋势不仅与住房、贷款及税收等制度密切相关，折射出在房价高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选择进行现实性重估。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在韩国举行婚礼的夫妻中，约19%在婚后一年内未完成婚姻登记。同时，延迟登记超过两年的比例亦约达9%，反映出部分轻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应对现行制度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韩国社会普遍将婚礼仪式与婚姻登记视为一体同步的行为，延迟登记通常仅出现在留学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况下。然而近年来，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迟登记的现象迅速扩散，并在过去两三年间显著增加，逐渐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趋势。 年轻夫妻选择推迟登记，与当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资格受限”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在优惠住房申请政策方面，韩国实行“一户一宅”申购制度。婚前，双方作为独立的“单身户”均具备申请资格；而一旦登记结婚，则合并为“单一家庭户”，仅能共同申请一次住房申购，导致婚后购房机会相应减少。 同时，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拥有住房，婚后申购顺位将相应后移，即便成功申购，亦将被视为“一户两宅”，从而面临更高的取得税与财产税负担。使得许多经济能力尚不稳固的年轻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记而被归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畴。 此外，韩国多项面向青年的住房贷款政策以个人收入作为审核标准。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利率较低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而婚后则需合并计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额而丧失相关优惠资格。韩国银行及房地产政策专家指出，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机性购房，却在无意中对首次组建家庭的年轻人构成了结构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续上涨的房价也是推动“事实婚姻”现象扩散的重要原因。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去年首尔公寓平均成交价已突破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0万元），较五年前上涨约40%。以韩国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即便完全不进行消费，仍需要约15年时间方能凑齐购房首付。这一数据被韩国年轻群体视为“现实版结婚压力指数”。专家指出，在高房价、高利率与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年轻夫妻已将“是否登记结婚”视为一项重大财务决策，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确立家庭关系的仪式性环节。 婚姻登记延迟现象直接反映在韩国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儿约为1.4万人，占全体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专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上升不仅与婚育观念转变有关，也与“事实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记程序滞后密切相关。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上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现上升，与年轻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记”的模式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新生儿多数出生于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但在法律统计中仍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从而推高了整体比例。 据悉，过去几年在中国部分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实婚姻”现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为获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规避购房次数限制，选择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待完成购房后再恢复登记。此类“通过调整家庭结构以规避制度性成本”的行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由于处于“事实婚姻”状态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计划，该现象间接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负担显著上升是影响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记成为“经济风险”。韩国国会在相关政策讨论中提出，“不应使结婚成为年轻人的不利选项”。专家普遍认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法定婚姻主导型”向“事实婚姻渐增型”的结构性转变，而住房与金融制度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进而引发登记行为滞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未来，如何有效稳定住房市场预期，并重建对婚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成为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议题。

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与蝴蝶艺术中心馆长卢素英在历经十年婚姻纠葛后，正式确定离婚。目前财产分割问题尚待法院最终判决，但这段1988年结婚并维持37年婚姻的夫妻关系，最终画上句号。 随着两人离婚尘埃落定，韩国财界的目光也随之转向崔泰源的事实婚姻对象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崔泰源在法律上已经可以重新办理婚姻登记，因此外界预测两人之间的关系与角色也可能出现变化。 据韩国财界20日消息，大法院（最高法院）本月16日就崔泰源与卢素英的离婚诉讼上诉案作出判决，除卢素英提出的财产分割请求部分外，其余部分维持原判并予以确定。 两人的矛盾可以追溯至十年前。2015年12月，崔泰源公开承认与正在同居的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之间育有一名婚外子，并表示与卢素英的婚姻已经破裂，希望离婚。 对此，卢素英回应称要坚定守护家庭，拒绝协议离婚。2017年7月，崔泰源正式向法院提出离婚调解申请，法律攻防由此展开。2019年12月，卢素英反诉，要求分割包括SK集团股票在内的财产。 诉讼过程中，金熙英在长达十年期间一直被世人称为“同居人”。由于崔泰源与卢素英的法律婚姻关系尚未解除，她的社会地位与活动范围难免受到限制。 两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被拍到同框，还是在2023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场晚宴上。随后，金熙英在去年7月，即离婚案二审宣判后不久，辞去T&C基金会理事长职务。 韩国财界普遍认为，金熙英在可预见的未来依旧会保持“低调”行事。目前财产分割案件尚在发回重审阶段，加上舆论关注度高，她短期内不会急于以“SK女主人”的身份亮相。 金熙英本月6日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欣赏法国艺术家巴尔蒂斯与美国摄影师曼·雷作品的照片后，再未更新任何动态。 崔泰源与金熙英共同创立的T&C基金会，在今年4月把办公室迁入SK集团旗下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大楼，但金熙英目前仅担任非专职理事，并不需要定期到岗。 财界相关人士分析称，即使外界期待总裁配偶承担一定角色，但崔泰源与金熙英也暂时不会立即办理结婚登记或公开同台亮相。他们可能会在权衡时机与顺序后，谨慎推进接下来的安排。 SK集团会长崔泰源与T&C基金会理事金熙英【图片来源 韩联社】

过去十年间，韩国选择结婚但暂不办理婚姻登记的新婚夫妇显著增加。专家指出，这一现象与住房贷款、购房申请机会等制度带来的不利因素密切相关。 韩国统计厅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所属共同民主党议员郑日永提交的资料显示，过去十年间，举办婚礼后延迟一年以上办理婚姻登记的比例，从2014年的10.9%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19%。也就是说，截至去年，平均每五对新人中就有一对选择推迟一年以上登记结婚。 与此同时，婚外出生比例也创下新高。去年，韩国婚外出生婴儿占全部出生人数的5.8%（13827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分析指出，这一现象与婚姻登记后住房相关福利减少密切相关。结婚象征两个个人与家庭的结合，但在现实中，办理婚姻登记反而可能导致在购房贷款、住房申请及税收方面遭遇不利。 在韩国住宅金融公社的“购房支援贷款”制度下，未婚人士年收入在6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万元）以下时，最多可贷款2亿韩元；但如果是新婚夫妇，则夫妻合计年收入须低于8500万韩元才有资格申请贷款。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婚时两人可分别申请，但一旦进行婚姻登记，则仅能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一次。 此外，在不动产取得税方面，如果未婚状态下各自持有一套住房，仅适用1%至3%的普通税率；婚姻登记后则成为“一户两房”，如果住房位于调控地区，则适用高达8%的重税税率。也就是说，从现实角度来看，“法律上的婚姻”可能在置业方面成为不利条件。 郑日永议员表示：“婚姻登记延迟与收入两极化的统计数据，反映出年轻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他同时指出：“为了让结婚不再成为一种经济负担，而是自愿的选择，企划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应该重新设计住房、税制及金融制度。” 【图片来源 GettyImages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