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韩国“国军日”（建军日）被指定为临时公休日，因此适用于“周六、夜间和公休日诊疗调剂费加收”制度。根据该制度，患者在公休日或夜间就诊时通常需要支付比工作日更多的自付费用。具体而言，医疗机构在公休日、工作日夜间（周六下午1点后至次日上午9点）接诊时，基本诊查费可加收30%。若使用急诊室，则加收50%。 然而，韩国保健福祉部于27日宣布，对于被指定为临时公休日的10月1日，即便医疗机构按工作日标准收取诊疗费，也不会因诊查费折扣行为受到处罚。这一决定是为应对临时公休日可能给已预约患者带来的额外经济负担。 根据韩国《医疗法》第27条第3项，医疗机构提供折扣费用可能被视为以营利为目的诱导患者，进而受到处罚。但在10月1日这一特殊情况下，即使医疗机构减少诊查费，也不会被视为违法行为。 按照原有规定，患者在这天就诊时本应支付额外的30%至50%的自付费用，药店配药时也需在配药基本费用上额外加收30%的费用。为避免医疗现场的混乱，保健福祉部决定，即便医疗机构选择不向已预约患者等额外收取自付费用，也不会被视为违反医疗法。 首尔市内某家大学医院的急诊室。【图片来源 韩联社】

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26日发布的202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健康统计》（Health Statistics 2024）摘要，2022年韩国每千人临床医生数降至OECD成员国的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韩国每千人临床医生数为2.6人，低于OECD成员国3.8人的平均值。2021年，墨西哥的2.5人曾排名倒数第一，但最新数据显示，韩国与墨西哥均为2.6人，处于最低水平。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的临床医生数为2.7人，加拿大为2.8人，均未达到3人。而奥地利为5.4人，挪威4.9人，德国4.6人，瑞士、丹麦均为4.5人，显著高于韩国。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临床医生数量中还包括了韩医师，如将其排除在外，实际数量可能更低。尽管韩国医学院毕业生数量为每10万人7.6人，略高于以色列（7.2人）、日本（7.3人）和加拿大（7.5人），但远低于OECD的平均值14.3人。自2017年以来，OECD成员国的医学院毕业生人数已从13.1人增至14.3人，而韩国这一数字始终保持在7.6人未变。 与此同时，韩国医生收入水平在OECD国家中位居前列。专科医生年均收入为19.4857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高于OECD平均12.8368万美元，仅次于荷兰和德国。 韩国的护理人员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22年，韩国每千名护理人员数为9.1人，专业护理人员为7人，均低于OECD平均值9.7人和9人。然而，护理专业毕业生数量为每10万人44.9人，远高于OECD平均值33.5人。尽管如此，护理人员的年均收入为5.2602万美元，低于OECD平均的6.0431万美元。 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每千人总医院床位数为12.8张，远高于OECD的平均4.3张。然而，公立医院床位数仅为1.2张，不到OECD平均2.7张的一半。与2017年相比，总医院床位数有所增加，而公立医院床位数则从1.3张减少到1.2张，显示出公立医疗资源的相对不足。 在医疗服务使用频率方面，韩国每人每年平均门诊就诊次数为17.5次，位列OECD首位，远超平均6.3次。患者平均住院天数为19.6天，仅次于日本（27.3天），居OECD第二位。急性期住院的平均天数为7.2天，排名第七。 韩国的医疗支出占GDP的9.4%，略高于OECD平均的9.2%，但韩国家庭直接负担的医疗费用占比达38.8%，远高于OECD平均的18.9%，凸显出医疗费用对家庭的经济压力。 韩国人均预期寿命为83.6岁，位列OECD第三，仅次于日本（84.1岁）和瑞士（83.7岁）。婴儿死亡率为每千名新生儿2.4人，低于OECD平均4.1人。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主要疾病的死亡率也均低于OECD平均水平，避免性死亡率排名倒数第四。 然而，韩国的自杀率高居OECD榜首，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每10万人24.3人，是OECD平均的两倍多。同时，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率为76.9人，明显高于OECD的64.2人。仅有52.4%的韩国人认为自身健康状况良好，低于OECD平均67.6%。 韩国吸烟率已从2017年的17.5%下降至14.7%，但仍高于OECD平均的13.8%。酒精消费量按纯酒精计算为8升，低于OECD的平均8.9升。超重或肥胖人口比例为36.7%，显著低于OECD平均的57.5%，其中男性超重或肥胖率为44.3%，女性为29%。 在长期护理方面，韩国每百名65岁以上人口中的护理从业人员数量为4.8人，低于OECD平均的5.6人。65岁以上老年人中，居家护理接受率为8.1%，机构护理接受率为2.6%，均低于OECD平均的10.2%和3.5%。 【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过去十年间，韩国可提供分娩服务的妇产科数量锐减超三成。目前，全国超70个市、郡面临妇产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困境，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无妇产科”或“难分娩”现象。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2日发布的消息，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可提供分娩服务的妇产科数量较2013年锐减34.4%，由706家缩减至463家。这一数据源于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对申请分娩相关酬金的住院明细单件数进行的计算和分析。 值得关注的是，诊所级医疗机构的减少幅度尤为显著，可提供分娩服务的诊所级妇产科从2013年的409家锐减至去年年末的195家，数量几乎腰斩。政府分析认为，妇产科数量锐减的背后，是新生儿数量减少带来的运营成本上升、医疗事故风险攀升等工作环境恶化所致。 截至去年年底，全国250个市、郡、区中，有72个市和郡没有妇产科或虽有妇产科但难以进行分娩。其中，22个地区没有妇产科医疗机构，50个地区虽有妇产科但没有分娩室。具体来看，缺失妇产科医疗机构的22个地区均为郡，其中庆尚北道6个、江原道5个、全罗北道4个、全罗南道3个、庆尚南道2个、忠清北道1个、大邱1个。尽管设有妇产科，但实际上无法提供分娩服务的50个地区中，全罗南道10个、京畿道8个、忠清南道6个、庆尚南道6个。 目前，为了改善和维持分娩基础设施，政府自2011年起对分娩薄弱地区进行筛选，并对上述地区的妇产科设置与运营提供设施、装备及运营费用等支持。此举旨在提升该地区的产科医疗水平，确保孕妇和新生儿能够获得及时且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自今年起，政府对分娩薄弱地区医疗机构的设施、装备费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将设施、装备费由去年的1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24.5万元）提高至今年的12亿韩元，此外还将提供5亿韩元的运营费用支援。 为保障高危产妇安全就医，政府在持续推进分娩脆弱支援项目的同时，还制定了加强补偿的方案，大幅提升分娩酬金。自本月1日起，政府新设“高危孕妇综合诊疗政策”，对集中治疗室住院患者每天提供20万韩元支援，最多可享受7天。此次政策调整预计将投入2600亿韩元。 空空如也的医院新生儿室。【图片提供 韩联社】

24日，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批准各家高校提出的2025年度招生计划变动事项，韩国医学院将正式实现27年来的首次扩招。 韩国自1998年医学院最后一次进行扩招后，因2000年实行医药分离制度，医学生招生人数已连续19年冻结。2010年以后，韩国社会老龄化现象加剧，出现医生严重不足的呼声，历届政府虽多次尝试扩招医学生，但因遭到医生团体的强烈反对而搁浅。 虽然此次敲定医学院扩招，但未能与医疗界达成一致，政府计划以本次扩招为起点，为全面医疗改革注入动力。 1990年以后，韩国各家高校纷纷开设医学院，医学院招生名额不断增加。直至1998年济州大学新设医学院完成最后一次扩招，医学院招生人数增至3300人。2000年实施医药分离制度后，扩招也随之结束。 医药分离制度的实施导致医疗界收入减少，政府提出了缩减医学院招生人数的协商方案。医疗界以担心医学院教育质量下降为由，要求政府将招生人数缩减至70%。双方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决定先减少10%，成立总统直属特别委员会，负责与医疗界协商。由此韩国医学院招生计划从2003年的3253人逐步减少至2005年和2006年的3097人和3058人，并一直连续冻结19年。 2010年以后，大量研究认为急剧恶化的老龄化将导致医生缺口扩大，历届政府曾多次推进医学院扩招计划。2012年，李明博政府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和延世大学共同研究的《医生人力报告》为基础，着手同大韩医生协会、大学医院协会、市民团体等就医学院扩招进行讨论。政府、市民团体及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就扩招达成共识，但医疗界态度强硬坚持称“单纯增加数字只是权宜之计”。政府最终未能说服医疗界，扩招计划不了了之。 文在寅政府先后于2018年和2020年先后两次推进医学院扩招计划。政府提出新设公共医学院的《公共医学院法》，但因医疗界拒绝出席公开听证会，导致最终未能在国会提出该法案。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扩充医疗人力迫在眉睫，政府再次提出扩招400人的建议。但遭到医生的集体反对及罢工，最终政府妥协表示待疫情结束后，重新就扩招问题进行讨论。 历届政府的扩招计划均以失败告终，主要是由于医生团体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每次打出的“罢工牌”直接关系到国民的生活健康，令政府倍感压力不得不妥协。 2000年6月，医疗界发起大规模长期罢工，约95.8%的社区医院参与罢工，对市民看病造成极大不便。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时，大韩医生协会发起总罢工，医学院学生拒绝上课和实习，实习医生也加入罢工队伍，政府不得不再次退让。 因此敲定明年医学院扩招计划本身可看做取得重大成果，但政府在扩招过程中最终未能说服医疗界达成协议，医生的集体行动给患者造成的损失不可避免。医疗界称，在讨论扩招的过程中，政府和医生缺乏充分的沟通和讨论，预计政府下一步将以扩招为基础，推动全面医疗改革。 24日，首尔市某高校医学院附近的行人。【图片提供 韩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