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51岁韩国男星郑雨盛与35岁模特文佳庇之间曝出隐秘关系和意外的私生子，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郑雨盛回应称愿意承担父亲的责任，却拒绝与文佳庇结婚。对此，社交媒体上网友们的讨论热火朝天，不乏调侃称，“生娃可以，结婚不行”的逻辑既荒诞又高深。 在多数人看来，成为父亲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与孩子的母亲组成家庭。郑雨盛的选择却打破这一常识，他试图把“父亲”这一角色与“丈夫”这一身份分开，仅承担生物学意义上的责任，却不愿进入婚姻关系。究竟是出于对婚姻的畏惧，还是对自由的渴求？这一切让公众对婚姻观开始更深的思考。 郑雨盛（左）与文佳庇【图片来源 网络】 当下韩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单人家庭数量、低结婚率和低出生率挑战，但年轻一代之间不乏对于“建立关系”的渴望。他们即使不想结婚，也不代表愿意孤独终老；即使放弃婚姻，也并不等于拒绝养育。数据分析机构PMI日前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婚姻意愿与建立关系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如果同居关系能够享受类似婚姻家庭的社会经济福利，5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选择这种制度，支持率达到一半以上。 在1000名受访者中，459人目前单身、离异或丧偶，其中仅31.6%有意在未来缔结合法婚姻，而44.9%无婚姻意愿。在无意结婚的受访者中，有7.1%表示支持制定《生活伴侣法》。在韩国，想要组建家庭但又不愿结婚的人群正在增加，传统婚姻制度难以满足日渐多样化的需求。 同居关系在体感上可能与事实婚姻相似，但在有子女的情况下，法律上的差异就十分明显。如果同居伴侣可以在育儿方面享受法定父母的权利，合法休产假和育儿假、在育儿机构登记为合法监护人，或者在年度所得税申报时享受税收优惠，这种《生活伴侣法》就能有效支持非传统形态的家庭。 在有制度保障同居状态下生育和抚养权利的情况下，1000名全体受访者中的40.7%表示即使不结婚也愿意生育，还有35.1%的受访者对非婚生育持积极态度。非婚生育包括未婚个人生育和未婚伴侣共同生育，通过精子捐赠手术生育的在韩活动日本艺人藤田小百合就是未婚个人生育的典型案例。 藤田小百合与通过精子捐赠诞下的儿子Zen【图片来源 网络】 韩国统计厅此前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3.6万多名13岁以上受访者中，67.4%认为男女可以不结婚而同居，37.2%认为可以非婚生育。尤其是在20多岁群体中，42.8%认为无需结婚即可生育，较2014年的30.3%显著提高12.5个百分点。 目前韩国社会依旧习惯视婚姻为生育的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女性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都不考虑生育。与合适的人一起生活到双方同意分开为止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把情感纽带固定在婚姻制度中并需要同通过法律手续来改变关系，难免会有人对此感到抗拒。 韩国法律并未明令禁止非婚生育，但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诸多限制。根据《生命伦理与安全法》第24条，医疗机构在实施胚胎生成技术时须获得配偶同意。未婚女性接受精子捐赠并不违法，但现行法律尚无明确保障相关权益的条款。此外，韩国妇产科学会的《辅助生殖伦理指南》规定仅允许法律婚姻或事实婚姻伴侣接受精子捐赠，因此未婚女性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无法实现生育。 在韩国社会逐渐开始接受多元家庭形式的背景下，婚姻和生育的传统关系正在面临转型。与此相比，韩国的法律与政策至今从未认真考虑过未婚女性生育的可能性，更未意识到应该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韩国生育率已经多年全球垫底，尊重个体选择权，接纳多样化的家庭形式，也许会是提高出生率的一条有效途径。

结婚作为人生的重大选择之一，总能激发人们深沉的思考。众多人士怀揣着与心爱之人共度一生的美好憧憬，然而，在面临婚姻的重大决策时，却常常感到犹豫和恐惧。这种犹豫并非仅仅源自婚姻本身，而是个人经历与价值观交织而成的复杂情感。 笔者想谈谈自己对婚姻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这完全基于笔者的个人经验和主观看法。 第一，源于“父权主义原则”。韩国目前的子女姓氏选择制度仍存在父权主义偏见。依据韩国民法，子女通常应随父姓。如果要随母姓，需在结婚登记时签订相应的协议书。相反，若跟随父姓，则无需额外协商或程序。 而在当今社会，个人认同感的表达形式日趋多样化，这使得子女的姓氏拥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父母渴望将自己的姓氏传承给孩子，这背后反映了对个人身份和家族传承的强烈认识。这种需求可能会与传统的婚姻制度发生冲突，引发对婚姻的犹豫。 第二，对儿媳这一角色的负担。在韩国社会，儿媳的角色常常伴随着重重责任与期望。包括维系家庭关系、家庭节日庆典的筹备、家务和育儿等普遍被视为儿媳的职责。这一角色有时可能带来过重的负担和压力，从而对婚姻产生负面影响。个人不愿承担如此沉重“儿媳”角色的想法，可能成为对结婚犹豫不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拒绝传统的母亲形象。笔者的家庭关系十分和谐，与父母的关系也很良好。然而，我从小见证了母亲为家庭所做的无数牺牲，这使我时常思考，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重蹈覆辙。现代女性，尤其是年轻一代，正追求更加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渴望打破传统的家庭生活模式。而将婚姻视为对个人独立性和自由的潜在限制，这加深了对婚姻的犹豫和考虑。 总之，对婚姻的犹豫不决是个人经验、价值观以及社会结构和习惯综合作用的结果。近期，越来越多的韩国女性选择“不婚主义”，这不仅是韩国社会的一大转变，也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应对的课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消除“男权社会”的主导，同时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为女性提供更平等的机会。 【图片提供 Gettyimagesbank】

在首尔某医院出生的新生儿。【图片提供 韩联社】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只有半数韩国成年男女有意向结婚。预计今后有意向结婚的男女将减少至不到半数。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于去年8月8日至25日以全国2千名19岁至49岁成年男女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7日发布的结果显示，不包括还在维持婚姻状态的1059人受访者中，仅51.7%的受访者表示“有结婚的想法”。调查结果显示，24.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结婚的想法”，19.1%的受访者表示“还未决定”。 从性别来看，男性受访者（56.3%）较女性（47.2%）更想结婚。从年龄段来看，表示想结婚的受访者比率从20多岁逐渐上升，30岁至34岁（58.7%）触顶后呈减少趋势。从最终学历来看，研究生以上学历（65.9%）想结婚的受访者最多。 目前同居或有事实婚姻关系的受访者中，71.5%的受访者表示有结婚意向。因离婚等再次单身的受访者中，仅26.9%的受访者表示有结婚意向。 关于是否有意向生孩子的问题，46%的受访者表示“不打算”，28.3%的受访者表示“有打算”。在还没有孩子的已婚受访者中，打算生孩子的比率最高（46.5%），“还未决定”和“不打算生孩子”的回答分别占26.4%和24.7%。养育1名以上子女的已婚受访者中，回答不想再生育的受访者最多，占76.1%。只有9%的受访者表示会还想生孩子。 当被问及低出生率现象是否属于社会问题时，51.9%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同意”，42%的受访者表示“同意”。93.1%的受访者表示，低出生率现象将会对下一代人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问卷调查中，对导致低出生率的原因进行了打分，“工作和育儿难以平衡”的原因分数最高，达8.72分。 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李素英（音）表示，国家政策对结婚和生育产生影响，因此需多采纳国民意见，推出更多民众满意的政策。

【图片提供 GettyImageBank】 一项调查显示，认为“一定要结婚” 的韩国青年不到10年前的一半，只有三成人认为有必要结婚。 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于去年5月至7月以全国7718名中小学生为对象（男学生3983名，女学生3735名）进行问卷调查，并于14日发布的《2023青少年价值观调查研究》相关结果报告显示，只有29.5%的受访学生认为“一定要结婚”，且只有19%的受访学生认为“结婚后应该生孩子”。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当代年轻人价值观变化显著。 在2012年，73.2%的受访者认为“一定要结婚”，时隔11年骤减了一半。女生占比（63.1%→18.8%）较男生（82.3%→39.5%）减少更为明显。研究组解释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婚姻不是必选项，而是个人的选择。” 据悉，虽然仅有19.8%的受访者认为“结婚后应该生孩子”，但60.6%的受访者表示“不结婚也可以生孩子”。分析称，多数青少年认为结婚已不再是生育的必要条件。 调查显示，“男女不结婚也可以一起生活”和“可以和外国人结婚”的回答分别占81.3%和91.4%。特别是“应该允许同性结婚”的回答占全体的52%。 认为“机器人或机器人宠物也可以成为家人”的受访者占61.4%,，认为“可以领养子女”的受访者占89.4%。 关于选择配偶时什么最重要问题（多项选择），82%的受访者选择了“性格”。自2008年开始相关调查以来，“性格”一直都是选择配偶时的最优先因素。 但一直保持第二位的“经济”选项被挤至第三位，而“外貌和魅力”跃升第二位。关于好父母的条件，98.4%受访者选择了“父母进行自我健康管理”。 研究组分析称，当代年轻人的价值观逐渐多元化，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念。因此，应基于时代变化调整生育政策，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同时还认为，半数以上受访者表示赞同非婚同居或同性结婚等问题，意味着现社会需要重塑“家庭”界限，应该效仿欧洲国家，制定没有歧视的生育、养育政策和补贴项目，为所有家庭提供平等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