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银行新领导层的出现、全球长期利率上升、韩元对美元汇率高企。在内外不确定性层层叠加的情况下，韩国经济该何去何从？李钟恩韩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世宗大学教授）表示：“当前韩国经济的问题并非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解决”，并将财政改革和潜在增长率的恢复列为首要任务。

韩国经济正经历物价、利率和汇率三高的局面。尤其是汇率在外汇当局多次口头干预下仍持续上涨，韩元对美元汇率在1500韩元中间徘徊，表现出极大的疲软。部分人士将原因归结为民间对海外资产的偏好扩大和资本外流，但李会长警惕将其简单归咎于资本外流或老龄化现象。

李会长指出：“资本外流只是结果，根本原因在于韩国经济的吸引力下降”，并强调：“企业监管过度、税负沉重，房地产交易也受到限制。必须解除《黄袋法》和《重大事故处罚法》等副作用严重的监管，停止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韩国经济才能复苏。”

关于外汇储备的防御能力，他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是足够的，但在资本外流压力结构性存在的情况下，也可以认为是不够的。”他对韩美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表示支持，但指出：“在2008年和2020年签署时，韩元对美元汇率立即下降30至50韩元，虽然可以暂时缓解燃眉之急，但并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

经历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顾问和国内政策顾问的李会长表示：“需要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市场友好型结构改革。”他认为，国民应接触优质信息并能够形成财富，才能成为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国民与执政层都能长期受益。

他明确诊断韩国经济危机为“结构性风险信号”。韩国的“K型”两极分化现象日益明显。政府也强调通过结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必要性。李会长将税收和财政改革视为恢复潜在增长率的核心任务。他表示：“应减少和简化税收，同时也要减少支出，取消不必要的任务小组（TF）和委员会，将约80万亿韩元的税收减免转为对弱势群体的现金支持，以最大化政府提供社会安全网的存在理由，并改善财政健康。”

他提到，美国和英国通过劳动激励税制（EITC）使440万人脱离贫困的案例值得借鉴。同时，他还指出将国家债务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60%以下，财政赤字控制在GDP 3%以下的财政规则法制化也是一项任务。

关于韩国经济所需的政策，他提出：“应减少税收和财政支出，同时观察趋势，逐步降低基准利率。”目前，由于物价压力加大，年内基准利率可能会增加两次。然而，考虑到潜在增长率，必须考虑如何为整体经济带来温暖。李会长表示：“目前基准利率为2.5%，可以视为名义中性利率，但对于仅有1.7%增长率的韩国经济而言，仍然是负担。”他强调：“经济增长率最终是未来收益创造能力，而这一能力在经济低迷时仍需承担过去水平的金融成本。在未解决财政问题的情况下，不能将一切寄托于货币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央银行出现了新领导层。李会长指出，凯文·沃什（Kevin Warsh）联邦储备系统（Fed）体制的核心变化是资产负债表的缩减。他表示：“联邦储备的资产中，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约为2万亿美元，未来将逐步减少。通过在偿还债务时不再再投资流动性，而是采取内部吸收的方式（runoff），是对市场冲击影响最小的方法。”

他预测，美元强势和国债利率上升的趋势将在短期内持续。对于韩国、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同时出现的国债利率上升，他认为是地缘政治因素和财政问题的综合作用。李会长指出：“中东战争等地缘政治因素确实刺激了通货膨胀，但财政问题也在影响。”他提到：“美国的通货膨胀因素与国债发行因素的比例为4比1。”他表示：“各国不应仅仅归咎于外部因素，而应通过自救措施改善财政。”

在中东战争使能源安全变得重要的情况下，李会长对能源安全和外交、贸易战略也提出了独立的看法。他认为，外交安全应被视为高于经济政策的概念。他提到中东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长期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使中东原油运输困难，北极航线成为替代方案。”他指出：“韩国在地理上有利于利用北极航线，因此应积极寻求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并在与美国谈判获取原油时争取有利价格。”他补充道：“韩美同盟的加强不仅关乎军事安全，还直接关系到经济业务机会和价格谈判能力。”他特别评价：“国内企业参与美国天然气管道建设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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