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圣诞节临近，韩国食品饮料行业加快推出季节限定商品和促销活动，力图抢占年末消费高峰。尽管经济放缓对整体消费产生影响，蛋糕、饮料、甜点等品类的需求依然稳健。 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数据显示，去年12月线上购物交易额达到21.214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18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餐饮服务增长17.5%，食品类增长14.7%，显示年末食品饮料需求持续旺盛。移动购物占比约76%，便捷的即兴消费方式，如蛋糕预订和季节限定饮品购买，成为拉动需求的重要动力。 在蛋糕市场，SPC集团旗下巴黎贝甜自11月末推出的“浆果炸弹（Berry Bomb）”蛋糕，以独特的视觉设计和口味迅速吸引消费者，同时推出可搭配蛋糕的“高脚杯套装”，面向家庭聚会和派对拓展周边联动商品。芭斯罗缤（Baskin Robbins）也将冰淇淋蛋糕产量提升约10%，推出迪士尼动画《疯狂动物城》主题蛋糕，并与英国品牌Hunter合作推出联名周边，增强产品的视觉趣味和收藏价值。 饮料市场方面，星巴克通过季节性菜单拉动年末消费。今年圣诞主题与经典绘本知识产权（IP）《威利在哪里》（Where’s Wally）联动，推出“威利樱桃布丁奶油星冰乐”等新品，并重推冬季热饮“经典热红酒木槿花茶”，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同时，公司将周边商品阵容扩充至12种，并通过积分奖励及礼品活动增强消费者购买体验。 今年年末，食品饮料行业呈现明显“玩乐型消费”趋势。降临节日历、DIY甜点等产品瞄准成人与儿童共融的“中年儿童（Kidult）”市场。海太制果推出15格降临节日历，内含17种饼干，最后一格附可自行装饰的圣诞眼镜，同时兼顾社交媒体（SNS）晒图需求；好丽友则推出“布朗尼鲁道夫小屋制作”“Fresh Berry小企鹅制作”等DIY套装，并以火车和烟囱屋为主题设计日历，抢占居家体验型甜点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年末食品饮料消费依然保持稳健增长。相比外出就餐，更多消费者倾向在家通过蛋糕、饮料等甜点营造温馨氛围。尤其是MZ世代（1980年初至2000年出生）消费者，更喜欢通过开箱和晒图享受购物乐趣。未来两周，企业将通过多渠道全力推动节日销售。

一项调查显示，首尔正面临青年人口减少、老龄化及生产年龄人口急剧下降的“三重压力”。 据首尔研究院25日发布报告，首尔少年儿童人口减少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首尔进入老龄社会与超级老龄社会的时期以及老龄人口激增的情况与全国水平相当，但自2000年以来，首尔0至14岁少年儿童人口减少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均值。 首尔15至64岁生产年龄人口较全国提前10年进入下降阶段。首尔生产年龄人口自2009年达到峰值（779万人）后开始减少，预计2030年为629万人，2040年为534万人，到2052年降至439万人，累计下降43.5%。 首尔青年人口下降与中年人口增长速度均快于全国水平。以1970年至2025年的年均增减率为准，韩国15至24岁青年人口年均下降0.9%，首尔地区则下降1.19%， 老龄化问题同样严峻。首尔和全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均快速增长，但首尔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凸显。预计2052年首尔整体老龄人口为295万人，总量低于全国，但8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4.3%（71.7万），75岁以上人口占整体老龄人口的62.4%。在老龄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首尔养老与医疗需求或进一步扩大。 首尔研究院指出，首尔老龄化率增长速度较全国有所放缓，但人口下降与结构性压力交织，使老年抚养压力加剧。分析指出，首尔中年和老年抚养费用与全国增长趋势相似，但首尔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严峻。 首尔研究院表示：“首尔面临的不仅是老龄化率问题，更是在老龄化速度加快及劳动力结构不均衡的综合作用下，导致诸多压力。换言之，首尔正面临青年人口减少、劳动力老龄化及生产年龄人口急剧下降的‘三重压力’。”

韩国社会自杀问题日益严峻。根据最新统计，40多岁人群自杀数量超过疾病致死人数，自杀首次成为中年群体第一大死因。 韩国统计厅近日发布的《2024年死亡原因统计结果》显示，去年10至49岁群体排在首位的死因均为自杀。50多岁人群死因自杀则位列癌症之后，位居第二。专家指出，在中年群体中，死亡通常以疾病为主，自杀成为主要死因的现象极为罕见。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国家自杀率统计，韩国每10万人中有24.1人自杀，在会员国中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是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日本、比利时及匈牙利等国家。韩国与日本的40至59岁中年群体自杀率尤为突出。 OECD成员国中自杀率排名前十的国家中，韩国和日本在过去五年间，40至59岁群体中自杀始终是主要死亡原因。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2023年日本40多岁男性死亡原因首位为自杀。 数据显示，韩国去年40多岁人群自杀占总死亡原因的26%，位居首位；50多岁群体自杀比例为12.2%，居第二位。而日本40至44岁人群死亡原因中，癌症占27%，自杀占22.3%，比例相近；但45至49岁及50多岁群体中，癌症占比持续上升，自杀占比下降至10%以下。由此可见，日本中年之后自杀比例呈缓慢下降趋势，而韩国40至59岁中年自杀率仍居高不下。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2023年34至44岁人群自杀人数为8533人，在全部死亡原因中排第四，约为首位“意外事故”（3.6159万人）的四分之一；45至54岁自杀人数为7653人，也仅为癌症（3.2867万人）的四分之一。 分析指出，韩国中年自杀率高企不仅由于个人心理问题，更是经济不稳定、就业压力和社会孤立等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专家表示，社会各界需正视中年群体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问题。

“Young Forty”是近年来在韩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引发广泛讨论与争议的词汇。该词最早出现于2015年，最初用以形容虽已步入不惑之年，但仍保持20至30岁年轻群体心态与审美取向的中年人。然而，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其语义逐渐发生显著转变，从原先带有积极色彩的“年轻心态”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装嫩中年”。在社交媒体中，“Young Forty”日益成为被讽刺与调侃的标签，甚至进一步衍生出“Sweet Young Forty”等新梗，用以戏谑那些被认为刻意迎合年轻女性的中年男性群体。 面对“Young Forty”这一新兴网络标签，40岁群体难掩困惑与愤懑。他们表示，好不容易摆脱“油腻”等刻板印象，又陷入新一轮的年龄框架束缚。他们的不满并非毫无缘由，不少人仅仅是延续自己从年轻时便已形成的穿着风格与品牌偏好，却频频被指责为“不合时宜”。年轻时尚似乎被视为20至30岁世代的专属，任何跨越年龄界限的审美表达都可能招致嘲讽，被解读为“拒绝承认衰老”。 表面上看，这似乎仅是不同世代之间的审美分歧，然而其背后实则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讽刺“Young Forty”的往往是20至30岁的MZ世代，他们的攻击并非单纯源于审美优越感，更多是经济失衡与结构性焦虑的情绪投射。 就40岁一代而言，他们多属于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X世代，曾在外汇危机、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社会波动中寻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在经济趋于稳定时期逐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数据显示，该年龄层在劳动收入、净资产及消费能力方面均处于社会主力地位。 相比之下，20至30岁年轻一代正面临高房价、高失业率与低增长环境的多重压力。购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职业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未来前景日益模糊。此外，随着结婚年龄普遍推迟，40岁未婚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无形中成为年轻一代的竞争者。 当年轻一代感到希望被剥夺，便容易将不满情绪投射至那些“稍早一步获得机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40岁一代是“在机遇之门关闭前幸运挤入的幸存者”，不仅享有相对优渥的经济红利，还试图在文化话语权上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心理落差使得他们对“Young Forty”产生强烈反感。然而，将整个四十岁群体一概视为“既得利益阶层”并不公允。他们同样承受着子女教育、养老压力与职业竞争等多重负担，实则是夹在代际与结构之间的“被挤压的一代”。 年龄歧视并非新鲜议题。过去诸如“老顽固”“老古董”等标签的流行，曾不断激化代际隔阂；而在性别议题中，“绿茶”“直男癌”等歧视性用语也在无形中撕裂公共舆论空间。标签化的恶意最终将侵蚀社会信任，使理性对话陷入疲惫与对立。 要缓解当前争议，必须正视背后的结构性问题。青年就业不足、财富分配失衡、房价持续高企，才是“代际怨怼”的真正根源。数据显示，韩国青年就业率已连续六个月低于老年群体。今年八月，青年就业率仅为45%，低于60岁以上群体的48%。在难以获得稳定工作的情况下，不少年轻人转向创业，然而去年30岁以下创业者中，超过20%在一年内倒闭，这一比例是40岁创业者的两倍。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就业优先”政策导向，但青年议题在政策实践中屡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延迟退休年龄、缩短工时等偏向中老年群体的议题。同时，房价飙升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世代的剥夺感。几十年前仅需数千万韩元即可购置的住宅，如今动辄上亿韩元。养老金改革亦呈“多缴多得”的结构性倾向，使年轻一代再次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红利之外。 那些以“玩笑”形式传播的网络梗，若长期缺乏引导与疏解，可能不断发酵，可演变为激烈的“世代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社会内部的割裂。当结构性问题长期悬而未决，社会情绪容易转化为群体敌意。若不及时缓解青年的焦虑与不公感，“Young Forty”现象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韩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的激烈对立，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前车之鉴。

一项调查显示，受经营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韩国百强企业高管总数由去年的约7400人降至今年的约7300人，同比减少约百人。同时，高管团队的代际结构亦呈显著变化，60年代出生的高管比例持续下降，而7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高管人数则呈上升态势，代际更替趋势预计将保持延续。 全球专业猎头机构Unico Search以2024年营收为基准，对韩国前100家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并于27日发布的分析结果显示，今年百强企业高管总数为7306人，同比（7404人）减少98人。Unico Search分析指出，企业在制定本年度经营计划时普遍预期经营环境趋于严峻，因而采取缩减高管层为核心的紧缩型经营策略。 高管层的年轻化趋势亦愈发清晰。在过去一年中，出生于1970年及以后的百强企业高管人数增加约500人，而60年代出生的高管则减少约600人。同时，80年代出生的高管人数首次突破200人，显示出年轻一代正逐步进入企业决策层。目前，出生于1971年的高管人数最多，共计808人。 从具体年龄结构来看，1960年至1964年出生的高管比例自2018年达到34.4%的高点后持续回落，今年仅占3.4%。1965年至1969年出生的高管比例在2020年达到46.2%的峰值后，今年亦下降至25.5%，人数从去年的2317人减少至1859人。 反之，1970年至1974年出生的高管人数今年达3343人，占45.8%，在各年龄段中居首。若加上1975年至1979年出生的1531人（占21%），70年代出生的高管占比高达66.8%。此外，80年代以后出生的高管比例亦呈持续上升趋势，从2022年的1.5%（105人）、2023年的1.8%（131人）增至2024年的2.6%（189人），今年进一步攀升至3.5%（256人）。 Unico Search指出，尽管韩国企业在2021年至2023年间连续三年扩大高管规模，但今年这一增长趋势明显放缓。预计在2026年的高管人事调整中，多数企业仍将延续紧缩管理层策略，整体高管数量或将略低于当前水平。此外，在年底即将展开的大规模人事调整中，1975年至1977年出生的中年管理层以及80年代出生的年轻高管的晋升机会将显著增加。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企业正积极推动年轻技术型人才进入高管梯队，预计该趋势在未来将愈加显著。

苹果公司近日发布全新iPhone 17系列产品，机型整体变化不大，但Pro橙色机型成为融合苹果独特美学的“大胆之作”。然而，这款颜色在韩国却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响。韩国网络社区中掀起一股“年轻的40多岁中年人（young forty）”风潮，他们戴棒球帽、穿印有英文Logo的T恤、手持橙色iPhone 17的形象广泛传播。二三十多岁年轻一代则以此制作出“装年轻的中年人”讽刺表情包，这也同时让iPhone在韩国从“潮流单品”变成“大叔手机”。 长期以来，“iPhone＝潮/Galaxy＝中年”几乎是韩国年轻一代心中选择手机的定律。《韩国经济BUSINESS》对1749名二三十多岁群体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这一认知正在逐渐崩塌。对于“换手机时会选择哪个品牌”这一问题，59.1%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三星Galaxy，而选择苹果iPhone的仅占40.7%。其余0.3%的受访者则表示会根据品质或价格来决定。 从性别来看，男性中有70.6%选择Galaxy；女性中iPhone（51%）略高于Galaxy（48.8%），但差距并不明显。这一结果导致韩国智能手机市场出现“结构地震”。自苹果进入韩国以来的15年间，iPhone一直都是年轻的象征，而这一趋势正在出现逆转。 分析认为，三星近期面向MZ世代的营销策略功不可没。三星推出与奈飞（Netflix）动画电影《K-POP猎魔女团》合作的Galaxy Z Fold/Flip 7广告，通过作品中的场景巧妙展现产品特性。剧中三只眼睛的喜鹊角色与手机后置三摄设计的联动尤其引发热议。 此外，Galaxy S25系列的持续热销与7月推出的折叠系列大受欢迎，也对品牌形象趋向年轻起到催化作用。超薄机身、广角镜头、AI图像编辑等功能，正好契合注重设计与社交媒体使用体验的年轻群体需求。 销售数据同样印证这一变化。据全球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数据，三星在今年第二季度的韩国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达84%，创下历年第二季度最高纪录。反观苹果，市场占有率仅为16%，较去年第四季度的39%大幅下滑。韩国盖洛普调查也显示，18至29岁iPhone用户比例下降4个百分点，而Galaxy用户则上升6个百分点。 在笔记本电脑领域，LG超越苹果成为年轻一代首选品牌。39%的受访者表示最想购买LG gram，其次是三星Galaxy Book（34.3%），苹果MacBook则以26.8%位列第三。整体市场份额上，三星以37%居首，但LG在网络渠道的增长尤为显著。据市场调研机构GfK统计，LG笔记本销量同比增长18%，而三星线上销售疲软导致份额下降。 综合来看，韩国年轻一代的电子产品消费趋向“品牌分化”与“理性选择”。品牌忠诚度不再是决定因素，他们更倾向于根据产品功能与使用需求来选择品牌，手机用三星、笔记本选LG成为一种全新趋势。专家认为，由此可见年轻群体的实用主义消费特征，他们不再遭品牌生态束缚，而是追求好用划算的智能设备。

MZ世代逐渐对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模式失去热情，对职业的认知逐渐发生改变。曾经“铁饭碗即意味着跻身大型企业”几乎是普遍共识，而如今，年轻人越来越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在韩国，以往被视为中老年群体主导的乳酸菌销售员与清洁工岗位，正吸引越来越多MZ世代的加入。在中国，则出现“铁人三项”与“吉祥三保”等新兴就业热点。经济下行与就业压力叠加，以及职业价值观的转变促使中韩年轻群体重塑劳动市场格局。 1971年，韩国乳酸菌企业hy（原韩国Yakult）为家庭主妇创造就业机会，首次招聘50至60岁女性担任销售员，由此诞生了“乳酸菌大妈”（现称“Fresh Manager”）这一岗位。长期以来，该职位主要面向中老年女性。然而近六年来，申请这一职业20至30多岁年轻人数量急剧增加，激增约30倍，目前已有约600名年轻从业者。在首尔江南、公德等年轻人聚集地，这一趋势尤为显著。 对MZ世代而言，该岗位的吸引力在于弹性工作时间与绩效分配的薪酬制度。此外，由于团队成员多以中老年为主，职场中不仅缺乏排挤现象，反而形成了“家庭般的氛围”，这也成为一大优势。更重要的是，该职业入职门槛低、初期几乎无需投入成本。公司提供制服与电动车辆，甚至协助考取驾驶执照。新员工可直接接手现有客户群，收入相对稳定，且无需特殊技能即可胜任。对于一边备考证书、一边需赚取生活费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理想选择。有门店经理表示，部分年轻员工最初认为乳酸菌行业过于传统，却出于好奇尝试工作后最终选择留下。目前，越来越多20至30多岁的年轻人晋升为门店经理，推动整个行业形象迅速走向“年轻化”。 类似转变也出现在清洁行业。某清洁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员工中MZ世代占比达80%，以20多岁居多，其次为30多岁，男女比例接近1:1。”清洁工作虽然体力负荷较大，但年轻人适应能力更强，成为吸引其加入的重要原因。以往鲜见年轻人的清洁行业，如今20至30多岁从业者数量迅速上升。该类工作不需固定坐班时间，多采用项目制，时间灵活、性别限制小，反而契合当下年轻人对“职业自由度”的追求。 相比之下，以往被视为“铁饭碗”的公务员职业竞争激烈程度显著下降，报考人数大幅减少。韩国国家公务员7级考试的竞争比率从2017年的66.2:1降至2024年的40.2:1。由此可见，大企业与公务员等传统“稳定职业”的吸引力正在减弱，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能够提供弹性工作时间与更高生活质量的工作。韩国智库研究亦指出，年轻一代在选择职业时，不仅关注薪资水平，更重视“工作中的自主权”，如弹性出勤与业务决策空间。 类似的趋势在中国同样显现。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就业压力持续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转向所谓的“铁人三项”与“吉祥三保”类职业。“铁人三项”指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这类工作通常具有高强度、高灵活性和低门槛的特征，收入水平与劳动量紧密相关。随着外卖和电商行业的迅速发展，相关职业需求大幅上升，成为许多年轻人应对现实压力的普遍选择。“吉祥三保”则包括保安、保洁与保姆。工作稳定，风险低。由于职业上升空间有限，以往多见于中年群体的岗位，如今也逐渐迎来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尤其对于那些更追求“生活稳定”而非高额收入的群体。 韩国的乳酸菌推销员和清洁工，与中国的“铁人三项”和“吉祥三保”，表面上看似乎差异显著，但背后反映出共通的逻辑，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就业压力增大，以及年轻一代价值观的深刻转变。韩国青年试图摆脱“职场内卷”和超长工时的束缚，而中国年轻人则更多出于应对生活成本与生存压力的现实考量。尽管动机存在差异，双方均转向非传统职业以寻求出路，公司白领已不再是年轻世代的唯一选择。在韩国，“乳酸菌大妈”已逐渐褪去中老年专属的标签；在中国，大街小巷中外卖员、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 20slab研究所研究员李在昕（音）表示：“如今，‘读好书、进好公司’已不再是年轻人唯一认可的道路。他们越来越重视个人兴趣与天赋的发挥，木工、室内设计、视频创作等新兴职业正受到广泛欢迎，深刻反映出职业认知的转变。” 专家普遍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暂时的就业风向，更代表了职业观念的“结构性转变”。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通过多次职业转换来积累多元经验，而非终身服务于单一企业，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已不具吸引力。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MZ世代都更加重视对自我生活的掌控与个人生活品质，而非父辈所推崇的“稳定职业”。强调自主性和个人成就感的就业趋势已不可逆转。

首尔市基于统计厅人口普查、人口动向调查等统计数据，对婚姻与离婚趋势、家庭价值观及家庭结构的变化进行系统分析，并于15日发布的《首尔市民婚姻与家庭形态变化》报告显示，自2023年新冠疫情趋缓以来，首尔市民结婚数量连续两年呈增长态势，而离婚数量则持续下降。 自2000年（7.8745万件）以来，结婚数量长期处于下行通道，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急剧减少，从2020年的4.4746万件下降至2022年的3.5752万件。然而，这一趋势自2023年起出现逆转。尽管2022年结婚数量创下历史新低，但2024年回升至4.2471万件，较2023年（3.5324万件）增长16.9%，实现连续两年正增长。同时，初婚平均年龄进一步推迟，男性为34.3岁，女性为32.4岁。 国际婚姻在整体婚姻中占比约10%。2024年首尔市登记的国际婚姻共计4006件，其中韩国丈夫与外籍妻子的组合为2633件，外籍丈夫与韩国妻子的组合为1373件。目前，多元文化家庭总数约7.8万户，家庭成员人数超过20万。外籍配偶主要来自中国、越南、日本等，来自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比例亦呈上升趋势。 离婚方面，整体数量呈下降趋势。2000年离婚件数达3.2499万件，自2010年代中期起降至2万件以下，2024年进一步减少至1.2154万件。此外，离婚平均年龄显著提高。2024年男性离婚平均年龄为51.9岁，女性为49.4岁，较2000年（男性40.8岁，女性37.4岁）上升超过10岁。60岁以上“黄昏离婚”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3%上升至2024年的25%左右。 截至2024年，在首尔所有家庭类型中，单人家庭数量约166万户，占39.9%，成为最主要的家庭结构形式（两人家庭占26.2%，四人家庭占12.3%）。随着首尔于今年7月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20.02%），老年人家庭比例也突破30%。 “非亲属家庭”数量从2016年的6万余户增至2024年的12万余户，增幅超过一倍，反映出由朋友、同事、生活伴侣等非婚姻、非血缘关系构成的共同居住模式正逐渐普及，尤其在20至30岁年龄段人群中增长显著。 同时，有婴幼儿的家庭及单亲家庭数量呈减少趋势。有婴幼儿的家庭从2016年的35万余户下降至2024年的20万余户，八年间减少超过40%。同期婴幼儿人数也从44万余人降至24万余人，体现出持续的低出生率态势。单亲家庭数量从2016年的32万余户减少至2024年的28万余户，其中“母亲与子女”家庭占比达68%，“父亲与子女”家庭占比达16%。 首尔市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针对单人家庭和老年家庭的定制化照护、居住与福利政策，并积极研究将多元文化家庭与非亲属家庭纳入制度保障范围的方案。在政策方向上，将为青年群体提供住房与就业支持，推动中年群体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并强化老年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首尔市数字都市局局长姜玉贤（音）表示：“通过此次分析，我们确认了新冠疫情后家庭结构与价值观正在发生迅速变化。首尔市将积极推动防止社会孤立与孤独、保障青年住房稳定、营造育儿友好环境等一系列政策，确保所有市民均不被边缘化。”

曾风靡一时的时尚品牌，如今正显露复活迹象。2000年代初，也就是所谓的“Y2K”世代，几乎每个衣橱或鞋柜里都有的经典品牌，如今通过全新单品重新获得关注。“Y2K”意指“2000年”，其中“Y”代表“Year”（年），“K”则代表“Kilo”（千）。业内人士指出，这类品牌在延续自身独特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感与潮流元素，不仅吸引怀旧的中年消费者，也逐渐赢得年轻群体的喜爱。 以锐步（Reebok）为例，今年推出了纪念“Club C 85”跑鞋诞生40周年的限量款，并与复古美式休闲品牌Khakis合作，在鞋内衬加入独特图案。自2022年起，LF时装集团负责锐步在韩国的流通业务，通过重新推出经典产品并融入Y2K风格，推动品牌重建，目标锁定MZ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者）。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购买“Club C 85”的消费者中，10至30多岁的年轻群体占比达70%。 与此同时，Who.A.U今年也全面启动复兴计划。该品牌由衣恋集团于2000年推出，曾以美式复古休闲风格风靡一时，被誉为“学院风”代名词。当年在明洞等核心商圈开设大型门店。但随着潮流更迭，品牌自2010年代起逐渐沉寂。 自2020年起，Who.A.U围绕小熊角色重新进行品牌定位，并通过快闪店逐步赢回关注。今年，品牌入驻乐天、新世界、现代百货等主要线下卖场，全面推进复兴计划。销售数据也显示其复苏势头明显：2021年销售额为55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8亿元），2022年增至750亿韩元，2023年达到900亿韩元，2024年有望突破1000亿韩元。今年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20%，免税店销售额同比增幅更超过50%。衣恋集团表示，原本以中国游客为主的消费群体，如今正逐渐扩展至泰国、越南等市场。 此外，街头时尚代表、连帽卫衣“鼻祖”Champion也重新亮相。今年1月起，时尚电商平台MUSINSA负责该品牌在韩国的流通业务，策略是优先在网络渠道布局。凭借逾百年的运动传统，Champion瞄准对嘻哈和街头文化感兴趣的MZ世代，推动品牌再造。 业内分析认为，这一轮复兴不仅凸显经典品牌的文化价值，也反映年轻消费者对复古风格的持续热情，为韩国时尚产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

首尔研究院于11日发布的《2024年首尔福利实态调查》报告显示，收入分布中位于前20%的首尔家庭平均总收入达1.248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是后20%家庭收入（2704万韩元）的4.6倍。受访家庭的平均总收入为6423万韩元，高于中位数收入5800万韩元。该研究基于对首尔地区3004户家庭的问卷调查。 调查指出，7.3%的受访者曾因经济困难而面临未能按时缴纳房租、水电费或教育费用，冬季无法正常取暖，或生病时未能及时就医等问题。另有2.3%的家庭因无力承担度假费用、难以维持均衡饮食或缺乏休闲活动，被归类为“贫困层”。这一现象在7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尤为显著，该比例达到5.3%。 在生活支出方面，非贫困层家庭的月均生活费为286万韩元，是贫困层（115万韩元，即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50%）的2.3倍。然而，月均医疗支出方面，贫困层为4.2万韩元，高于非贫困层的3.5万韩元。认为医疗支出构成沉重负担的比例在贫困层中达37%，显著高于非贫困层的16.7%。 家庭资产方面，受访家庭平均总资产为6亿韩元，平均负债为4500万韩元，平均净资产为5.6亿韩元。整体来看，38.9%的家庭存在负债情况，家庭平均负债规模为1.1565亿韩元，其中超过半数（58.3%）表示承受还款压力。数据显示，收入房价比（PIR）为11.4，即房屋总价约为家庭年收入的11.4倍；收入租金比（RIR）平均达37.7%，住房负担依然沉重。 在心理健康方面，过去一年内感到抑郁的受访者达23.6%。分年龄段看，老年群体抑郁比例为32.6%，中年为25.8%，40多岁群体为25.1%，青年群体为17.9%。7.7%的受访者表示感到社会孤立，46.6%的受访者表示感到孤独。孤独感在老年群体中最为普遍，达62%，其次为中年（54%）、40多岁（44.9%）和青年群体（36.5%）。此外，在15至29岁青年中，“既不就业、也不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尼特族”（NEET）比例达4.6%，较2022年的3.6%有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