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电动化、智能化、自动驾驶等未来出行技术加速发展，全球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产业竞争格局和全球供应链体系不断重塑，中韩两国汽车产业间的竞合关系也随之迎来新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和亚洲新闻集团共同主办、《亚洲日报》承办的“第六届中韩未来经济合作论坛”于18日在首尔大使铂尔曼酒店举行。本届论坛以“中韩共创未来出行新时代”为主题，中韩两国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企业、研究机构及媒体等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未来出行领域的合作机遇。 亚洲新闻集团会长郭永吉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从电动化、智能化加速迈向自动驾驶和物理人工智能（Physical AI）时代。韩国和中国凭借各自在汽车制造、半导体、电池、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领域的优势，正处于这一产业变革的重要位置。 他指出，未来出行和物理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跨领域、跨国界的合作。过去中韩汽车产业合作主要集中在生产、零部件和供应链领域，今后应进一步将合作拓展至电动汽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新兴领域。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在致辞中表示，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更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特别是去年底今年初两国元首成功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辟新局面，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升温。 他强调，当前中韩经贸合作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由此前的垂直互补分工转向产业链紧密水平协作，“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正成为新常态，但双方合作的战略性、互惠性并没有改变。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新，中韩应在做大做强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充分挖掘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立足各自产业优势，加强优势互补，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中韩经贸合作实现新的跃升。 改革新党党鞭千河岚在致辞中指出：“韩中未来出行产业既存在竞争，也有许多可以通过合作产生协同效应的领域。期待双方通过良性竞争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未来出行产业共同迈向更高水平。” 韩国国会国土交通委员会干事卜箕旺在书面贺词中表示，期待韩中两国在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等未来出行领域共享经验与技术，共同开拓新的市场。 在演讲环节，中韩两国汽车产业专家及企业代表围绕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中韩汽车产业合作及未来出行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韩国大林大学未来汽车工程系教授金必洙、韩国中国汽车协会会长马林营、韩国产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委员赵㯙、奇瑞汽车智能驾驶中心总监赵姝岩围绕“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与中韩合作新机遇”发表演讲。 随后，小米汽车自动驾驶与机器人系统部负责人易彦、STRADVISION研究所所长兼联合创始人全俸辰围绕“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现状与中韩合作前景”，从企业实践和技术发展等角度分享观点与经验。 与会人士结合全球汽车产业趋势与两国产业优势，探讨在竞争与合作并存格局下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的路径。论坛结束后还举行晚餐交流活动，为两国产业界人士搭建进一步交流的平台。 “中韩未来经济合作论坛”已连续举办六届，持续围绕中韩经贸关系及新兴产业热点议题，为两国政界、产业界和学术界人士提供交流意见、探索合作机遇的平台。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国年”系列活动的主要项目之一——亚太媒体高层论坛于9月2日至5日在中国广东省举行。 此次论坛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国内外媒体人、智库、政府机构及各界代表，讨论了媒体领域合作的扩大及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的共识形成方案。 韩国方面，亚洲媒体集团会长郭永吉和《亚洲日报》主编王海娜受邀参加论坛。 在此次活动中，郭永吉会长参加了以“APEC为何选择深圳”为主题的对话。当天的对话中，中国人民大学冲阳金融研究院王文常务院长、马来西亚区域战略研究所陈家兴董事长、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国际合作负责人阿列克谢·乌拉佐夫等人共同探讨了深圳的发展竞争力及APEC合作的意义。 论坛期间，郭会长还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电视台》等中国主要媒体进行了多次采访，称“深圳是改革、开放、包容的城市，是中国的硅谷，也是亚洲的硅谷”，并用中文分享了他对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感受和在当地亲身经历的变化。此外，他还表达了对韩中合作未来及即将在深圳举行的APEC峰会的期待。 王海娜主编同样与广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佛山电视台等当地媒体进行了多次采访，阐述了对中国制造业发展、韩中经济贸易合作及APEC经济体间交流的看法。 在论坛开幕前，参会者们还访问了广州、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等广东省主要城市，实地考察了当地的高科技企业，亲身体验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发展和城市建设所展现的动态增长。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也出席并致辞。 论坛还安排了多场由中国及亚太地区主要人士参与的深度对话。中方与亚太地区经济体的企业家、媒体人、学术界及思想界人士围绕技术共享、产业现场应用、共同商业及创新模式构建、相互理解与价值交流等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 此次论坛由中国中央宣传部、新华社、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项目之一，亚洲媒体集团及《亚洲日报》在论坛期间积极参与各类官方活动，通过高层对话、当地产业及城市考察、与中国主要媒体的连续采访等，继续与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政、商、媒体、学术及智库人士进行广泛交流。 特别是，基于在中国长期活动的媒体网络及报道经验，再次展示了在中国的媒体合作与交流网络的广泛影响力。

作为APEC“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2日至5日，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中外媒体、智库、政府部门等各界代表，在广东参加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共商深化媒体合作，共筑促进亚太繁荣共识，为共建亚太共同体凝聚前行力量。 亚洲新闻集团会长郭永吉、《亚洲日报》总编王海纳受邀出席论坛。论坛正式开幕前，代表团分赴广州、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等地考察，走访当地高精尖企业，感受大湾区科技发展、城市建设背后的蓬勃活力。 论坛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论坛上组织了多场中外嘉宾深度对谈，来自中国和亚太经济体的企业界、媒体界、思想界代表畅所欲言，从技术共享谈到产业落地，从场景共创谈到理念互鉴。郭永吉会长出席对谈，围绕“APEC为何选择深圳”为主题，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马来西亚区域策略研究所主席陈家兴、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国际合作总监阿列克谢·乌拉佐夫等深度交换意见。 论坛期间，郭永吉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访，用中文点赞深圳：“深圳改革、开放、包容，是中国的硅谷，亚洲的硅谷”，畅谈对深圳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感受见闻，韩中合作前景以及对APEC即将在深圳举行的期待等。 王海纳先后接受了广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佛山电视台等当地媒体的密集采访，就中国制造业发展、中韩经贸合作、APEC经济体之间交流等发表看法。 本次论坛作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宣部、新华社、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 论坛期间，亚洲新闻集团积极参与各项活动，通过高层对谈、实地考察和多场媒体采访，与来自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政界、商界、媒体界和智库人士深入交流，也以自身长期深耕中国、连接中韩及亚太的媒体实践，进一步展现了在华传播与合作网络的广度和影响力。 此次论坛不仅是一次亚太媒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亚洲新闻集团和《亚洲日报》进一步融入中国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推动韩中及亚太交流合作的重要契机。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到APEC框架下的区域合作，亚洲新闻集团和《亚洲日报》以持续、深入的在华报道和交流实践，再次印证了自身在中国市场的媒体影响力及在连接韩国、中国与亚太地区方面的独特作用。未来，亚洲新闻集团和《亚洲日报》将继续发挥媒体桥梁纽带作用，以更加丰富、立体、专业的报道，记录中国发展脉动，讲述亚太合作故事，为促进韩中交流、推动亚太媒体合作与区域共同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信在各方支持下，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 　　 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全方位报道亚太各领域合作进展成效，营造亚太开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要积极宣介APEC系列成果，阐释解读各方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凝聚亚太创新发展的区域共识。要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以媒体交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友好，促进亚太人民相知相亲。 　　 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由中宣部、新华社、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亚洲新闻集团会长郭永吉、《亚洲日报》总编王海纳受邀出席。

日前，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即将迎来百岁之际因病去世。众所周知，朱镕基是20世纪90年代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道，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制度基础的重要人物之一。 我在研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史时，多次遇到朱镕基这个名字。围绕他的评价至今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很难否认：他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权力结构，并为后来中国大规模国家资本动员能力奠定了基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3年以前，中国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仅约22%。大部分税收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中央财政长期捉襟见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重要税源更多向中央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迅速提高。 这项改革后来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大规模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和长期战略投资的重要财政基础。今天中国能够推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巨型产业资金，背后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形成的财政动员能力。 与分税制并行的还有国企和国有银行改革。“抓大放小”改革推动大量中小国企退出，同时强化大型国有企业体系。国有银行改革则切断地方政府对部分信贷资源的过度影响，通过剥离不良资产、银行资本重组等方式，逐步建立由中央掌握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由此，中国形成了一套以中央财政、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为核心的国家资本动员机制。 不过，这套体系也付出了不小代价。财政收入向中央集中后，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支出责任并未同步减少。地方财政由此长期承压，并逐渐更加依赖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和地方融资。 从长期来看，中国近年来面临的房地产低迷、地方债务膨胀等问题，与当年形成的中央—地方财政结构并非毫无关系。换句话说，朱镕基改革一方面增强了中央政府进行长期产业投资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地方财政结构性失衡的种子。 从半导体产业来看，这种制度遗产尤其明显。2014年，中国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此后，中央资本与地方产业基金共同进入半导体产业，形成一种“中央定方向、地方下注”的投资模式。 长鑫存储（CXMT）背后有合肥地方政府支持，长江存储（YMTC）与湖北地方力量密切相关，中芯国际（SMIC）的早期发展也离不开上海地方政府。因此，中国半导体产业并非完全由中央政府单方面打造，而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推动的结果。 这种模式确实创造出一批成功企业，但副作用同样明显。在中央确定重点产业后，各地方政府往往争相进入，容易造成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甚至技术骗局。武汉弘芯等失败案例，就暴露出地方政府在缺乏技术和产业基础情况下盲目投资的风险。 对于半导体这样的产业而言，问题更加突出。先进制程需要持续十年以上的大规模投资，而且必须长期承受亏损。地方政府无论从财政周期还是官员任期来看，都很难独立承担这种“耐心资本”角色。因此，中央财政和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即使掌握税收，也需要有能够把资金转化为长期战略资本的机构。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经过改革后，逐渐承担起这种角色，成为支持大型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的重要金融渠道。 进入AI时代，这套逻辑正在再次上演。近年来，中国大量地方政府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智能算力中心，但部分项目也出现设备利用率不足、重复建设等问题。 这与过去半导体、汽车等领域出现的地方政府投资竞赛非常相似。因此，中国中央政府近期一方面继续加大AI产业基金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另一方面也开始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整治“内卷式”竞争，试图控制地方无序扩张。这意味着， 中国现有产业政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朱镕基时代建立的中央集中国家资本动员体系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仅依靠中央自上而下的资本配置，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半导体和AI这种技术变化极快、创新高度分散的产业。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环境与20世纪90年代已经完全不同。 朱镕基时代，中国处于高速增长期，人口红利明显，西方资本大量进入，外部产业竞争压力也远低于今天。而现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人口下降、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压力，同时还要面对美国在半导体和AI领域的技术限制以及全球供应链重组。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重新分配资本和产业决策权，很可能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经济政策的重要课题。这一变化对韩国而言并不是“别人的故事”。韩国正在重点投入的半导体、AI、制造业AX、Physical AI等领域，也正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的领域。 中国产业政策出现的成功与失败，都值得韩国认真观察。如果中国在AI和半导体领域出现重复投资、资本效率下降或地方财政难以承受等问题，这不仅可能反映中国自身制度的局限，也可能意味着相关产业存在结构性的过度投资风险。 对韩国来说，这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预警信号。越是半导体、AI以及所谓“七大SEED产业”这样的国家战略领域，韩国越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过去数十年的产业政策演变。 不能只关注中国又成立了多大的基金、建设了多少座工厂，更应该关注这些资金如何筹集、由谁配置、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担风险，以及这种资本动员模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镕基时代留下的制度遗产，不仅解释了今天中国半导体和AI产业为何能够获得如此庞大的资本支持，也为韩国思考下一代产业投资战略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9日，韩国外国语新闻协会在韩国媒体中心举行成立11周年纪念活动。韩国外国语新闻协会会长兼本报社长梁圭铉、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美国驻韩国商工会议所会长詹姆斯·金（James Kim）、改革新党党鞭千河岚、首尔市政务副市长朴灿求以及韩国新闻媒体界人士出席。 梁圭铉在致辞中表示，过去11年来，韩国外国语新闻协会与各媒体成员携手走过了纸媒转型、数字革命、人工智能（AI）兴起以及国际秩序变化等诸多挑战，始终坚持发挥连接韩国与世界、沟通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桥梁作用，为韩国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作出了积极贡献。 梁圭铉表示，人工智能时代既给媒体行业带来挑战，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兼具准确性、公信力和国际视野的外国语媒体价值将进一步凸显。协会将继续扩大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发掘共同发展项目，争取更多政策支持，为会员媒体共同成长打造更加坚实的发展平台。 戴兵发表致辞称，外文媒体是跨越国界、连接当地社会与世界的重要桥梁。韩国外国语新闻协会通过旗下四种不同语言的报纸，向国际社会介绍韩国，同时也帮助韩国社会更好地了解世界，为促进韩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兵还表示，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习近平主席与李在明总统成功实现国事互访，为中韩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从韩国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也感受到两国友好氛围更加浓厚，双方深化合作的意愿更加坚定。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韩国媒体朋友们更多地访问中国、开展采访，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也将积极为中外媒体之间开展更多有意义的交流合作提供支持。 当天的纪念仪式上，本报营销次长李载贤获得韩国外国语新闻协会会长奖，本报记者傅璐瑶荣获首尔市长奖。 韩国外国语新闻协会成立于2015年7月，旗下有《韩国时报》、《韩国先驱报》、《Korea Joongang Daily》三家英文媒体和《亚洲日报》一家中文媒体，在韩影响力广泛。

3日，中国驻韩国使馆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共话新时代中韩关系发展”座谈会。 戴兵大使出席并致辞。韩国前国会议长金振杓、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会长金汉圭、国民力量党前临时党首黄祐吕、《亚洲日报》社长梁圭铉等各界代表人士，以及中国驻韩国使馆包旭辉公使、王治林公参等出席。 戴兵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光辉历程，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读懂中国首先要读懂中国共产党。期待韩方客观认识中国的制度和道路，共同推动中韩关系更好发展。 双方围绕多个议题深入交流。韩方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对韩中元首互访引领双边关系改善发展感到鼓舞，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理解、促进友好、加强合作。 梁圭铉在发言中表示，韩中两国是拥有数千年文明交流历史的重要邻邦，也是彼此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当前双边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影响东北亚和平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梁圭铉认为，面对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重构等挑战，韩国的先进制造业与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具有较强互补性，双方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深化合作，将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他表示，中韩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不仅有利于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也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 梁圭铉还强调，文化、青年、教育、旅游和媒体交流是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的重要纽带。媒体应成为增进理解、促进沟通的桥梁，而非加剧分歧的工具。《亚洲日报》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原则，积极发挥韩中交流桥梁作用，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推动韩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亚洲不仅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宗教与精神文化最为丰富的大陆。从印度河流域到黄河流域，从波斯高原到朝鲜半岛，一系列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宗教与思想在这里诞生，并在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不断塑造着东方文明的精神底色。 15世纪末，在印度西北部旁遮普地区，一种诞生于社会动荡与宗教对立中的新宗教应运而生——锡克教。它既没有否定既有宗教，也没有试图建立新的对立，而是在冲突之中寻找和解，在分裂之中倡导团结，在信仰之中强调劳动、奉献与勇气。五百多年来，锡克教始终坚持一个朴素而坚定的理念：真正强大的不是刀剑，而是信念；真正伟大的不是征服，而是服务。 锡克教诞生于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当时的印度，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长期对立，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宗教身份往往成为区分彼此、制造隔阂的标签。1469年出生于旁遮普的锡克教创始人古鲁·那纳克，在广泛研习印度教经典、接触伊斯兰苏菲思想，并长期游历印度、中亚和中东之后，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思想：上帝只有一位，人类也是一个整体。 古鲁·那纳克曾说：“没有印度教徒，也没有穆斯林，只有追寻真理的人。”这并非否定任何宗教，而是在强调，宗教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名称，而在于人是否能够以诚实、善良和奉献回应造物主。他将诚实劳动、关爱他人、谦逊服务置于信仰的核心，使宗教从仪式回归生活，从教义回归实践。 “锡克”（Sikh）一词源于梵语“弟子”“学习者”之意。这意味着，锡克教徒不是拥有真理的人，而是一生不断学习真理、实践真理的人。信仰因此成为一种持续成长的人生，而不是静止不变的教条。 锡克教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永远铭记创造者、诚实劳动、自愿分享所得。在锡克教看来，劳动本身就是信仰，奉献本身就是礼拜，分享本身就是修行。一个人工作的方式、对待他人的态度，比口头上的虔诚更能体现真正的信仰。 这种理念最生动的体现，就是延续至今的“兰格尔”（Langar）制度。兰格尔是锡克教寺庙向所有人免费开放的公共厨房，无论贫富、种族、国籍、宗教，每个人都席地而坐，共享同样的食物，没有任何身份差别。 五百多年前，当印度仍深受种姓制度束缚时，这种做法无疑是一场安静而深刻的社会革命。锡克教没有停留于宣扬人人平等，而是通过一张餐桌，让平等成为可以看见、可以体验的现实。一碗热饭、一份共享的食物，成为消除偏见最有力量的语言。 随着历代古鲁不断完善教义，锡克教逐渐形成成熟的宗教共同体。第二代古鲁整理了古木基文字，为锡克教经典的记录奠定基础；第三代古鲁进一步制度化兰格尔制度；第五代古鲁主持修建了今天闻名世界的阿姆利则金庙，并编纂了锡克教最早的圣典。 后来形成的《古鲁·格兰特·萨希卜》不仅是宗教经典，更被锡克教奉为“永恒的古鲁”。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经典不仅收入锡克教历代导师的赞歌，也收录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圣贤的诗歌与思想。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体现出锡克教始终坚持的理念：真理从来不属于某一个宗教，而属于所有追求真理的人。 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宗教迫害，锡克教逐渐形成了“圣人与战士”（Saint-Soldier）的精神理想。第十代古鲁古鲁·戈宾德·辛格于1699年创建“卡尔萨”（Khalsa）共同体，并确立了著名的“五K”传统：不剪发、木梳、钢手镯、短剑和特制短裤。 其中最容易被误解的是象征性的短剑——基尔潘（Kirpan）。它并非鼓励暴力，而是提醒每一位锡克教徒，在面对不公与压迫时，有责任保护弱者、维护正义。锡克教所理解的武力，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守护；不是为了攻击，而是为了承担责任。 正因如此，人们今天看到的锡克教，并不是一个以武闻名的宗教，而是一个以奉献著称的共同体。 从新冠疫情到重大自然灾害，从战争地区到难民营，世界各地总能看到锡克教志愿者搭建流动厨房、免费发放食物、参与医疗救援的身影。对于他们而言，慈善不是额外的善举，而是每一位信徒理所当然的责任。帮助陌生人，并不是施舍，而是在侍奉上帝。 如今，锡克教已经传播到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在英国、加拿大、美国，还是澳大利亚、东南亚、非洲，只要有锡克教社区，往往首先建立的是寺庙，其次便是免费开放的兰格尔厨房。宗教场所与公共厨房并存，也成为锡克文化最鲜明的象征。 与此同时，锡克教还强调诚实劳动的重要价值。锡克教教义中的“基拉特·卡尔尼”（Kirat Karni），要求信徒依靠正当劳动获得财富；“万德·查克纳”（Vand Chhakna）则强调，将所得主动分享给家庭、邻里和社会。财富因此不只是个人成功的象征，更意味着承担社会责任。 这一理念，也使不少锡克企业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他们之所以受到认可，并不仅仅因为商业成功，更因为长期坚持诚信经营、积极回馈社会，将企业视作服务社会的平台，而非单纯追求利润的工具。这与当今世界越来越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对于今天的亚洲乃至世界而言，锡克教的价值并未随着时代变化而褪色。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经济竞争愈发激烈，但社会信任却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却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资本可以创造财富，却无法自动孕育共同体精神。 在这一背景下，锡克教提出的问题值得每一个现代社会思考：衡量一个人的标准，究竟是拥有多少，还是分享多少？ 这一理念与东亚文化中强调的“兼济天下”“弘益人间”等价值观不谋而合。不同文明虽然表达方式各异，却都强调个人应当超越狭隘的自我，将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福祉联系起来。文明能够延续，并非因为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因为始终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守护他人，服务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锡克教早已超越了一种宗教的范畴，更像是一种关于文明如何维系共同体的哲学。它提醒人们，真正的信仰，不止于殿堂中的祈祷，更体现在工作岗位上的诚信、灾难现场的援手、陌生人面前的一碗热饭，以及面对不义时挺身而出的勇气。 五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比刀剑更强大的，从来不是力量本身，而是正义；比正义更持久的，则是爱、奉献与责任。这或许正是锡克教留给当代世界最宝贵的文明启示。

当世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当气候变化、资源危机、贫富分化和伦理困境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仅凭科技进步无法回答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技术可以改变世界，却不能决定世界应当走向何方；算法可以提高效率，却无法赋予社会真正的公平、慈悲与责任。 正因如此，一种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古老思想——耆那教（Jainism），正在以令人惊讶的方式重新进入现代文明的视野。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套关于生命、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体系，其核心理念与当今全球倡导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 ▲一种改变经济伦理的古老智慧 衡量一种宗教的价值，不应只看寺庙的规模，也不应只看信众的数量，而应看它是否塑造了社会伦理、影响了经济秩序、推动了文明进步。 公元前6世纪，摩诃毗罗（Mahavira）系统化了耆那教思想。两千多年来，耆那教虽然始终属于印度的少数宗教，却深刻影响了印度商业文化的发展。 耆那教认为，人最重要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信誉。 财富可以失去，信誉却难以重建。因此，诚信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一种修行方式。诚实交易、遵守契约、不谋取不义之财，被视为修行的重要内容。这种价值观长期塑造了耆那教群体在商业、金融、珠宝、纺织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卓越信誉。 直到今天，耆那教徒虽然仅占印度总人口极小比例，却在企业经营、金融投资和珠宝产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影响力，并非源于人口优势，而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诚信文化和商业伦理之上。 更重要的是，耆那教并不否定财富本身，而强调财富获取的方式与使用的目的。 财富若来自贪婪，只会束缚人的精神；财富若建立在诚信之上，并用于回馈社会，则能够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因此，长期以来，耆那教社区广泛支持教育、医疗、慈善救助和奖学金事业，将财富视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工具。 这一理念，与今天企业社会责任（CSR）和ESG治理理念高度一致。 ▲ESG，其实早已有答案 近年来，ESG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和企业治理的重要标准。环境（Environment）要求企业尊重自然、减少环境破坏；社会（Social）强调维护劳动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治理（Governance）则要求企业诚信经营、提高透明度和责任意识。 事实上，这些理念在耆那教中早已有完整的伦理基础。 耆那教认为，自然不是供人无限索取的资源，而是人与万物共同生存的生命共同体；企业不仅要创造利润，更要承担社会责任；真正的治理，不只是制度建设，更源于诚信、自律与责任。 换言之，今天许多企业视为“创新管理理念”的ESG，在耆那教那里，早已成为持续实践两千多年的生活方式。 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经济高速增长，却也带来了生态危机。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下降、森林减少、海洋污染等问题，无不提醒人类：无限制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 耆那教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提出，自然不是征服对象，而是共生伙伴。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伤害自然，最终伤害的是自己。 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耆那教著名的非暴力原则（Ahimsa）和严格素食传统之中。 素食在耆那教并非单纯的饮食选择，而是尊重生命、减少伤害的伦理实践。今天，人们倡导动物福利、绿色饮食、低碳生活和可持续消费，其价值基础与耆那教长期坚持的生命观高度一致。 现代社会正在努力寻找的可持续生活方式，对于耆那教而言，不过是延续了数千年的日常修行。 ▲AI时代，比技术更重要的是伦理 如果说工业时代考验的是生产能力，那么AI时代考验的则是文明的价值判断。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经济、教育、医疗、传媒乃至政府治理，但与此同时，一系列新的伦理问题也随之浮现：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替代人的判断？效率是否可以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算法能否代替良知？ 面对这些问题，耆那教提供了清晰而坚定的答案。 技术必须服务于生命，而不是支配生命；科技发展的目标，应是提升人的尊严，而非放大人的欲望。 无论人工智能多么先进，它都无法替代人的良知。机器能够计算，却不能真正理解慈悲；算法能够预测，却不能主动承担责任；AI能够生成答案，却无法决定何为善恶。 因此，文明真正的竞争，不在于技术速度，而在于伦理高度。 ▲文明的未来，需要节制而非无限扩张 今天，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技术，却也比任何时代都更容易焦虑。 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却越来越空虚；信息传播越来越迅速，人际关系却越来越疏离。 耆那教对此提出了一种看似朴素却极具现实意义的回答：幸福，不来自拥有更多，而来自减少执着；自由，不来自掌控世界，而来自克服自己的欲望。 非暴力不是软弱，而是真正的勇气；无占有（Aparigraha）不是贫穷，而是不被欲望奴役；节制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可持续未来的前提。 未来社会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聪明的人工智能，更是更成熟的人类文明。 企业不仅要创造利润，更应承担社会责任；政治不仅要追求权力，更应服务人民；媒体不仅要追逐速度，更应守护真实；教育不仅要培养知识，更要塑造人格；科技不仅要提升效率，更应守护生命尊严。 ▲最古老的智慧，也是未来文明的灯塔 2500多年前，摩诃毗罗曾提出："欲改变世界，先战胜自己。"这句话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不会仅由芯片算力决定，也不会仅由GDP增长决定，而将越来越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保持克制、尊重生命、坚持诚信、承担责任。 在人工智能不断突破人类能力边界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思考一个古老的问题：文明究竟是为了拥有更多，还是为了活得更好？ 耆那教之所以历经两千多年依然焕发生命力，并非因为它属于过去，而恰恰因为它不断提醒现代社会：真正决定文明高度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人类的品格；真正通向未来的道路，不是无限扩张，而是人与自然、科技与伦理、发展与责任之间的和谐共生。 站在AI时代的新起点，人类或许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盏跨越2500年的文明之灯。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总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旧秩序逐渐瓦解、新时代呼之欲出之际，人类总会重新追问生命的意义、社会的秩序以及文明的发展方向。 公元前六世纪，正是这样一个影响世界文明走向的重要时代。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这一时期称为人类精神史上的“轴心时代”（Axial Age）。在东方，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等思想家，探索人与社会的新秩序；西亚出现了一批先知，倡导正义与信仰；古希腊哲学开始摆脱神话束缚，迈向理性思辨。而在印度，两位几乎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分别开创了影响世界至今的两条精神道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摩诃毗罗（Mahavira）则完成了耆那教（Jainism）的思想体系。 今天，佛教早已成为世界性宗教，而耆那教在国际社会却鲜为人知。然而，如果希望真正理解印度文明乃至东方哲学的发展脉络，耆那教无疑是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源流。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印度精神世界，更以对生命的尊重、对非暴力的坚持以及对欲望的克制，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一份极具现实意义的精神遗产。 耆那教不是新的宗教，而是古老智慧的延续 与许多宗教不同，耆那教并不认为自己是由某一位创始人凭空创立的新宗教。 按照耆那教传统，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出现二十四位“渡世导师”（Tirthankara），他们引导众生跨越烦恼与欲望之河，走向精神解脱。摩诃毗罗并非第一位导师，而是第二十四位，也是这一传统的最终完善者。 因此，与其说摩诃毗罗是耆那教的创始人，不如说他是这一古老思想体系的完成者。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在摩诃毗罗之前，第23位导师帕湿伐（Parshva）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摩诃毗罗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进一步建立起更加严谨的修行制度和完整的非暴力思想体系，使耆那教最终形成成熟宗教。 与佛教同样诞生于社会变革时代 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城市迅速发展，商业不断繁荣，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崛起。 然而，当时主导社会的婆罗门宗教依旧强调祭祀仪式和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将人生来划分高低贵贱，宗教也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 面对这一现实，无论是佛教还是耆那教，都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人的价值究竟来自出生，还是来自自身的修行？ 真正决定一个人的，不应是种姓身份，而应是道德实践和精神成长。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摩诃毗罗本人出身王族。据传，他在三十岁左右放弃优渥生活，成为苦行修行者，在漫长岁月中经历饥饿、寒冷、酷暑与孤独，坚持不伤害任何生命，最终获得彻底觉悟，并建立起耆那教共同体。 这一人生经历，与释迦牟尼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都出生贵族家庭，都放弃财富和权力，都试图寻找解除人类痛苦的方法。 然而，他们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释迦牟尼在经历极端苦行之后，提出了“中道”思想，认为真正的觉悟应当避免纵欲与苦行两个极端。而摩诃毗罗则认为，唯有彻底克服欲望、实行严格自律，才能真正净化灵魂，实现最终解脱。 正因为如此，两大宗教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精神特征。 佛教强调慈悲、中道与普度众生，因此传播范围更广；耆那教则以严格戒律、自我克制和绝对非暴力著称，虽然信众规模较小，却形成了极具凝聚力和实践精神的宗教共同体。 非暴力，不只是“不伤害别人” 理解耆那教，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阿希姆萨”（Ahimsa）——非暴力。 但耆那教所说的非暴力，并不仅仅意味着不伤害人类。它认为，一切生命，无论大小，都具有同等尊严。动物、植物、昆虫，甚至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命，都应受到尊重。 在人类仍普遍以自身为中心理解世界的时代，这种思想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耆那教僧侣行走时会仔细观察脚下，以免踩伤昆虫；部分修行者口覆白布，以避免误吸微小生命。 在今天看来，这种修行方式或许显得极为严格，甚至近乎苛刻。但它所体现的，并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一种对生命近乎绝对的敬畏。这种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印度文化，并成为现代非暴力思想的重要源泉。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圣雄甘地正是深受耆那教非暴力理念影响，将其发展成为现代政治哲学中的“非暴力抵抗”，证明良知与真理同样能够改变历史。 真正的文明，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克制更多 耆那教认为，人之所以不断轮回，并非因为外部世界，而是因为自身欲望。它提出了独特的“业”（Karma）理论。 佛教通常将“业”理解为行为带来的结果，而耆那教则进一步认为，人的贪婪、愤怒、欺骗和执着，会像微小物质一样附着于灵魂，使灵魂越来越沉重，无法获得自由。 因此，修行并不仅仅是“做好事”，更重要的是不断洗净灵魂上的“业”，最终恢复灵魂本来的纯净。 耆那教提出五项基本戒律：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妄语；第三，不偷盗；第四，节制欲望；第五，无所有。 其中，“无所有”尤其值得现代社会深思。今天，人们普遍相信，占有越多，生活越幸福。然而，耆那教却提出相反观点：拥有越多，执着越深；执着越深，自由越少。真正束缚人的，不是贫穷，而是欲望。 这一思想，与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形成了鲜明呼应。 在人工智能时代，耆那教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进入21世纪，人类再次站在文明转型的重要关口。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生态系统不断退化，消费主义和无限竞争不断挑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技术究竟应服务于什么？经济增长是否就是文明进步？人类如何与自然重新建立健康关系？ 这些问题，与2500年前耆那教提出的问题惊人相似。今天广泛讨论的ESG理念、可持续发展、动物福利、生态文明、绿色经济、伦理消费以及人工智能伦理，其共同核心其实都是同一个价值——尊重生命。 正因如此，耆那教虽然诞生于两千多年前，却依然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重要启示。 它并不要求人们创造奇迹，而是倡导从日常生活开始：少一点无谓的欲望，多一点节制；少一点伤害，多一点善意；少一点占有，多一点分享；少一点征服自然，多一点与自然共生。 文明的高度，最终取决于伦理的高度 纵观世界文明的发展，每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都不仅来自科技突破，更来自价值观的提升。 今天，无论国家治理还是企业经营，都应当从耆那教所倡导的精神中汲取启示。 企业追求利润，更应承担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政治应超越对立，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媒体应坚持事实与真相，而不是制造情绪和冲突；每一个人也应学会克制欲望，以善意和责任面对他人与自然。 真正伟大的文明，从来不是无限扩张，而是懂得边界；不是不断索取，而是学会节制；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完善自身。 佛教告诉世人，以慈悲化解痛苦；耆那教则提醒人类，以克制净化灵魂。 两条精神道路虽然不同，却共同构成了轴心时代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当世界再次站在文明转折点时，这份跨越两千五百年的智慧，依然值得人类认真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