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股市迎“超级牛市”推动全球亿万富豪（Billionaire）人数较去年增长近300人。 当地时间4日，瑞士银行发布《2025年亿万富豪报告》显示，以今年第4季度为基准，全球资产规模在10亿美元以上的亿万富豪人数总计2919人，较去年增长8.8%。这些亿万富豪持有总资产规模达15.8万亿美元，较去年增长13%。 今年新晋亿万富豪共计287人，创下自新冠疫情后2021年以来新高。包括美国生物技术企业Colossal Biosciences创始人本·拉姆、中国奶茶品牌“蜜雪冰城”创始人张红超和张红甫兄弟、加密货币公司波场（Tron）创始人孙宇晨等。此外，另有91人通过继承财富跻身新晋亿万富豪。 报告称，基于年龄的人口统计学趋势表明，继承型亿万富豪的数量将持续增长企业家未来的财富难以预测，目前正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韩国的亿万富豪人数为31人，较一年前减少7人，总资产规模为882亿美元，同比缩水16%。报告未具体说明韩国亿万富豪名单或资产波动原因，但指出除个人财富变化外，韩元贬值可能导致部分人士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价值跌破10亿美元大关。此前，《福布斯》发布的韩国富豪榜中，资产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人士为29人。

“江北区泳薰小学、城北区友村小学、中区LILA小学……”每到招生季，这些名字频繁出现在韩国家长的搜索记录中，成为网络社区的关键词。作为首尔最受青睐的私立小学，它们今年再次吸引近三万名家长与学生参与入学抽签。然而，与公立小学“零门槛”就近入学不同，首尔私立小学的入学竞争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根据首尔市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26学年度首尔38所私立小学计划招生3614名新生，但报名人数达2.9488万人，平均竞争率为8.2比1，创下自首尔市教育厅限制报考小学数量后的最高纪录。尽管韩国生育率已多年全球垫底，学龄人口持续下降，但私立小学入学竞争却逐年攀升，摇号概率堪比“中乐透”。 在2024年以前，报考首尔私立小学可同时申请多所学校无上限，导致2023年的平均竞争率高达12.6比1，为了缓解过度竞争，首尔市教育厅从2024年起规定每一名学生最多只能报考三所私立小学。 今年起首尔市教育厅首次上线私立小学入学门户网站，报名、抽签、录取所有环节全程线上操作。抽签摇号方式采用由校长输入随机数，再与系统数据合成的“乱机自动抽签”，较之前学校各自抽签的机制更为透明。整个流程还通过优兔（Youtube）全程直播，完全消除“暗箱操作”嫌疑。 与完全免费的公立小学相比，首尔私立小学学费通常在1500万韩元至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至10万元）之间，但家长仍趋之若鹜，折射出韩国社会教育焦虑与育儿现实的深层结构性矛盾。私立小学人气持续升温的核心原因是满足了双职工家庭的托管需求。韩国公立小学低年级通常放学时间为下午1点至2点，双职工父母需要安排一系列跆拳道、钢琴、美术等课外补习班来填补时间上的空白。而私立小学提供延时至父母下班时的多样化课后课程，完善的校车接送服务、高质量的午餐与点心，在校内基本可以“一站式”覆盖学生的学习需求。 尽管韩国政府多年来推进教育改革，但不少家长仍认为奉行“快乐学习”理念的公立小学课程较为轻松，课后照护服务不足。因此对于时间相对不自由的双职工父母来说，私立小学不仅是学习场所，更是安全放心的日间照护机构，可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但也有专家指出，校车虽然便利，但长距离上下学可能增加孩子疲劳，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不足。 其次，在英语教育领域，私立小学“赢在起跑线”上。按照教育部规定，公立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但私立小学从一年级入学起就开始英语课程，多采用外教沉浸式教学，部分学科使用全英文授课。 教育界普遍认为，私立小学持续走红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学生家长对于公共教育的不信任问题。尤其在韩国少子化趋势下，“只生一个孩子，必须给他（她）最好的教育”的投资心理让家长愿意承担高昂学费来换取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专家指出，人口越来越少，但教育“内卷”却越来越激烈。前光州教育大学校长朴南基（音）称，私立小学竞争率连续走高，背后是家庭结构变化、教育需求提升，以及公共教育体系功能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在教育改革未取得根本突破，公立学校提升吸引力之前，私立小学的“入学大战”将持续升温，或成为韩国教育不平等结构的加速器。公立与私立的教育环境差距将越来越大，这不仅关乎每名学生的择校，也是韩国教育公平的重大隐忧。

近年来，韩国年轻夫妻在举办婚礼后推迟婚姻登记的现象日益普遍，维持虽共同生活却未在法律上确立婚姻关系的“事实婚姻”状态。这一趋势不仅与住房、贷款及税收等制度密切相关，折射出在房价高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婚姻与生育选择进行现实性重估。 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在韩国举行婚礼的夫妻中，约19%在婚后一年内未完成婚姻登记。同时，延迟登记超过两年的比例亦约达9%，反映出部分轻夫妻采取策略性方式，以应对现行制度结构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观念中，韩国社会普遍将婚礼仪式与婚姻登记视为一体同步的行为，延迟登记通常仅出现在留学或海外居住等特殊情况下。然而近年来，在本土生活的普通新婚夫妻中，推迟登记的现象迅速扩散，并在过去两三年间显著增加，逐渐演变为不容忽视的社会趋势。 年轻夫妻选择推迟登记，与当前住房及金融制度中“婚后资格受限”的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在优惠住房申请政策方面，韩国实行“一户一宅”申购制度。婚前，双方作为独立的“单身户”均具备申请资格；而一旦登记结婚，则合并为“单一家庭户”，仅能共同申请一次住房申购，导致婚后购房机会相应减少。 同时，若夫妻中一方在婚前已拥有住房，婚后申购顺位将相应后移，即便成功申购，亦将被视为“一户两宅”，从而面临更高的取得税与财产税负担。使得许多经济能力尚不稳固的年轻夫妻不愿因婚姻登记而被归入多套住房持有者范畴。 此外，韩国多项面向青年的住房贷款政策以个人收入作为审核标准。婚前，只要各自收入符合条件，即可申请利率较低的政策性金融产品；而婚后则需合并计算夫妻收入，往往因超出限额而丧失相关优惠资格。韩国银行及房地产政策专家指出，这些制度本意在于抑制投机性购房，却在无意中对首次组建家庭的年轻人构成了结构性限制。 除制度性因素外，持续上涨的房价也是推动“事实婚姻”现象扩散的重要原因。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去年首尔公寓平均成交价已突破1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750万元），较五年前上涨约40%。以韩国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即便完全不进行消费，仍需要约15年时间方能凑齐购房首付。这一数据被韩国年轻群体视为“现实版结婚压力指数”。专家指出，在高房价、高利率与就业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年轻夫妻已将“是否登记结婚”视为一项重大财务决策，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确立家庭关系的仪式性环节。 婚姻登记延迟现象直接反映在韩国出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中。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非婚生新生儿约为1.4万人，占全体出生人口的5.8%，首次突破5%。专家指出，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上升不仅与婚育观念转变有关，也与“事实婚姻”模式下法律登记程序滞后密切相关。 报告进一步指出，传统上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非婚生比例之所以出现上升，与年轻人普遍采取“先生活、后登记”的模式密切相关。尽管这些新生儿多数出生于稳定的伴侣关系中，但在法律统计中仍被归类为非婚生子女，从而推高了整体比例。 据悉，过去几年在中国部分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事实婚姻”现象。在上海、深圳等地，部分夫妻为获取更低首付比例或规避购房次数限制，选择暂时解除婚姻关系，待完成购房后再恢复登记。此类“通过调整家庭结构以规避制度性成本”的行为，反映出家庭策略在制度激励下呈现出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由于处于“事实婚姻”状态的夫妇普遍推迟生育计划，该现象间接加剧了生育率下降的趋势。韩国近年来总和生育率维持在0.7，位居全球末位。婚后制度性负担显著上升是影响韩国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婚姻登记成为“经济风险”。韩国国会在相关政策讨论中提出，“不应使结婚成为年轻人的不利选项”。专家普遍认为，韩国社会正经历从“法定婚姻主导型”向“事实婚姻渐增型”的结构性转变，而住房与金融制度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进而引发登记行为滞后、非婚生子比例上升及婚育意愿下降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未来，如何有效稳定住房市场预期，并重建对婚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将成为韩国人口政策调整中的关键议题。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单人家庭规模持续扩大，去年在全体家庭中所占比例首次突破36%。 韩国保健福祉部于30日发布的《2024年社会保障统计》报告显示，全国单人家庭规模达804.5万户，占全体家庭的36.1%。数据显示，2015年单人家庭为520万户，占27.2%，2017年突破600万户，2020年达664万户，占比首次超过30%，达31.7%，此后持续保持上升态势。 根据当前趋势推测，单人家庭规模预计将在2027年达到855万户，2037年增至971万户，2042年或将进一步上升至994万户。同时，去年韩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首次突破10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1%，标志着韩国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 全国托儿所数量则持续减少，从2013年的4.377万家降至2022年的3.0923万家，2023年为2.8954万家，去年进一步降至2.7387万家。尽管整体数量呈下降趋势，公立托儿所的比例却在持续上升，去年占总体的23.8%。 在教育领域，去年韩国学生参与校外补习的比例首次达到80%，同比（78.5%）上升1.5个百分点。学生人均月均补习费用为47.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280元）。其中，高中生平均每月支出52万韩元，初中生为49万韩元，小学生为44万韩元。 医疗领域方面，去年韩国执业医生数量为10.9274万人，同比（11.4699万人）减少4.7%。据2023年统计数据，韩国国民年均就医次数为18次，约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6.7次）的2.7倍。此外，国家在社会福利与保健领域的支出总额达237.6万亿韩元，占国家总支出的36.2%。 韩国保健福祉部依据《社会保障基本法》，每年整合国家统计及多项实态调查数据，发布《以数据看社会保障》报告，对家庭与生命周期、就业与收入保障、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展开综合分析。

韩国9月结婚人数同比大增20.1%，创相关统计启动以来同月最大增幅，结婚登记量亦刷新近10年新高。作为出生的前置指标，婚姻数量显著回升，被视为韩国出生人口有望在短期内继续增长的积极信号。 韩国国家数据局26日发布的《9月人口动态》显示，今年9月全国共登记结婚1.8462万对，较去年同期增加3005对，同比增长20.1%，为1981年开始统计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自2024年3月起，韩国结婚登记已连续18个月增加，规模创2015年以来同月最高水平。 今年前三季度累计结婚人数达到5.8305万对，同比增加6600对（12.8%）。按地区来看，全国所有市道的结婚登记均呈增长趋势。分析指出，适婚人口规模回升、社会对婚姻观念的变化，以及因中秋节日期差异导致的行政统计增加等因素，共同推动结婚数量上升。 出生指标同样回暖。今年9月全国出生人数为2.2369万人，同比增加1780名（8.6%），创下2020年以来同月最高纪录。今年累计出生人数达19.104万人，同比上升7%。女性一生预期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总和生育率）则为0.85。 同月死亡人数为2.8101万人，同比减少1136人（3.9%）。由于死亡人数仍高于出生人数，9月人口自然减少5732人。 另一方面，10月人口迁移规模为44.2万人，同比减少15.2%（7.9万人）。从地区流动情况看，仁川（净流入2512人）、京畿道（2495人）等10个市道呈净流入，而首尔（净流出4705人）、釜山（1244人）等7个市道则出现人口净流出。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析韩国人口结构与劳动力现状，并于26日在官网发布的《韩国的健康老龄化与劳动参与》（Healthy Aging and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Korea）报告显示，建议将韩国现行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并将国民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提高至68岁。 IMF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成果指出，若在2035年前将国民养老金领取年龄推迟至68岁，韩国总就业人数有望增长14%。在假设高龄劳动力生产率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改革预计将在2070年推动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提升12%。分析指出，这意味着韩国需同步推进退休年龄延长与养老金制度改革，方能确保养老金体系在中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 此外，IMF还建议韩国对现行工资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改变目前以资历为主导的薪酬晋升机制（seniority-based）。报告强调，若不能将工资体系转向以岗位价值和绩效表现为核心的架构，仅单纯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IMF就某一国家的退休制度与工资结构提出如此具体而明确的主张，在国际政策讨论中实属罕见，反映出其对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高度关注。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26日表示，为激发地方经济活力，正式向政府提议推动实施“婴儿潮一代地方经济振兴计划”（Boom Up项目）。 韩经协指出，若已退休或即将退休的首都圈婴儿潮一代选择返乡定居，并在地方中小企业就业，将有望构建“人才（婴儿潮一代）—空间（地方中小城市）—企业（地方中小企业）”三方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体系。 据统计，韩国1955年至1974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规模约为1600万人。其中，55岁至64岁（1961至1970年出生者）人口约850万人，若将45岁至54岁（1971至1980年出生者）群体也纳入考量，预计未来20年内将有约1700万人陆续步入高龄阶段。 韩经协分析认为，婴儿潮一代返乡有助于缓解首都圈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同时可促进地方消费增长、拓宽地方税基。而因青年外流而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地方中小企业，则可通过吸纳具备较高学历与专业技能经验的婴儿潮一代人才，来弥补人力空缺并提升经营稳定性。 为有效推动首都圈婴儿潮一代返乡，韩经协强调，有必要在就业、居住及生活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系统性支持，并提出跨部门协作的三大领域共八项政策任务。在就业领域，建议构建人才匹配平台、提供返乡就业激励措施以及开展定制化就业培训。在居住领域，提议推动就业与居住联动的长期住宿型住宅供应、扩大公共住房入住特例适用范围，并放宽住房年金申请条件。在生活支持方面，则提出应保障返乡人员稳定收入，并加强医疗、教育及文化等生活配套设施的覆盖与质量。 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镐（音）表示，在低生育率与高龄化加剧导致人口结构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前瞻性地应对地方衰退风险。他强调，政府应更加积极关注并支持推动首都圈退休婴儿潮一代赴地方企业就业的相关计划。

最新数据显示，韩国老年人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作最久、就业比例最高的群体。这一高就业率并非源于“工作的乐趣”，更多的是“为生存而挣扎”的现实。仅靠国民年金（养老）难以维持基本生活，退休后至开始领取年金的所谓“收入断层”（Income Crevasse）迫使本该享受晚年生活的老年人再次涌入劳动市场。 国民年金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吴幼贞（音）26日发布《国民年金与高龄劳动力供给》报告显示，韩国今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0.3%，已进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高达37.3%（2023年基准），远超经合组织平均水平（13.6%），也远远高于率先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日本（25.3%）。 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高龄群体希望工作的平均年龄为73.4岁。希望继续工作的最主要原因为补贴生活费（54.4%），远高于工作带来乐趣（36.1%）和打发无聊（4%）。 报告将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杯水车薪的公共年金水平，以2024年为基准，国民年金平均领取额仅为66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不及当年单人家庭月最低生活保障134万韩元的一半。在养老金制度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开始领取养老金后开始退休，但韩国仅凭养老金无法维持生计，导致许多人即使开始领取养老金也无法告别工作。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导致的“收入空白期”，目前韩国法定退休年龄虽为60岁，但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平均年龄仅为52.9岁。而1961至1964年出生者开始领取国民年金的年龄为63岁，1969年后出生者则逐步提高至65岁。这意味着，从离开工作岗位到拿到养老金，至少需要经过10年以上的“收入空白期”。 报告分析，尽管提高养老金领取起始年龄可能有助于年金财政的稳定，但对于当前的高龄群体而言，却成了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涌入劳动力市场的强烈诱因。 现行年金制度的矛盾点也备受诟病，政府虽倡导扩大高龄者就业，但制度内部却存在根据收入水平减免养老金的制度。若年金领取者月收入超过一定标准（2025年标准为月收入308万韩元），其领取的养老金最高可被削减50%。这一制度一直被批评可能灌输“工作即吃亏”的观念，挫伤工作热情。 此外，报告指出“延迟年金制度”（每推迟一年领取，年金额增加7.2%）对增加高龄者劳动力供给起到积极作用。这表明，若健康状况允许且有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为了将来领取更多年金而推迟退休，而非着眼于眼前的少量收入。 报告建议，为解决因人口减少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应积极利用高龄人群劳动力。这需要超越单纯讨论延长退休年龄，迫切需要改善50岁出头便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下的现实，并制定能填补养老金领取前收入空白的优质工作岗位政策。正如日本立法要求企业确保雇佣至70岁以引导高龄者稳定就业一样，韩国也亟需打造一个能让老年人基于“安稳的晚年”，而非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的环境。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随着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出生人口数量可能随之减少。 24日，受韩国企划财政部监管的非营利基金法人——Fighterch研究院发布了题为《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对出生率影响》的研究报告。该研究院专注于经济政策的整体研究，由资深研究员韩元石主持该项研究。 研究指出，过去10年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增加了17.8%，导致出生人口减少超过3万人。报告通过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6个国家2008年至2020年的数据发现，若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增加1%，出生率将下降约0.005人。 韩元石研究员将上述分析结果应用于韩国过去10年的实际数据，通过剔除国家差异后，分析了工资差距与出生率之间的纯粹效应。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统计，2015至2024年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累计增加17.8%。国家数据中心数据显示，2015年韩国出生率为1.24，出生人口为43万8420人。 基于这些数据，报告预计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扩大17.8%后，出生率将从1.24降至1.15，减少0.09人，换算为出生人口约减少3万1467人。研究还发现，工资差距与出生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数据显示，大·中小企业工资差距从2011年的185万韩元增加至2024年的258万韩元；同期出生率从1.24下降至0.75。两项指标计算出的相关系数为-80%，表明工资差距越大，出生率越低。 韩元石研究员指出：“随着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工资差距扩大，出生率呈下降趋势。应采取措施减轻中小企业员工的育儿负担，并改善其薪资水平，以应对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一项调查显示，首尔正面临青年人口减少、老龄化及生产年龄人口急剧下降的“三重压力”。 据首尔研究院25日发布报告，首尔少年儿童人口减少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首尔进入老龄社会与超级老龄社会的时期以及老龄人口激增的情况与全国水平相当，但自2000年以来，首尔0至14岁少年儿童人口减少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均值。 首尔15至64岁生产年龄人口较全国提前10年进入下降阶段。首尔生产年龄人口自2009年达到峰值（779万人）后开始减少，预计2030年为629万人，2040年为534万人，到2052年降至439万人，累计下降43.5%。 首尔青年人口下降与中年人口增长速度均快于全国水平。以1970年至2025年的年均增减率为准，韩国15至24岁青年人口年均下降0.9%，首尔地区则下降1.19%， 老龄化问题同样严峻。首尔和全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均快速增长，但首尔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凸显。预计2052年首尔整体老龄人口为295万人，总量低于全国，但8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4.3%（71.7万），75岁以上人口占整体老龄人口的62.4%。在老龄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首尔养老与医疗需求或进一步扩大。 首尔研究院指出，首尔老龄化率增长速度较全国有所放缓，但人口下降与结构性压力交织，使老年抚养压力加剧。分析指出，首尔中年和老年抚养费用与全国增长趋势相似，但首尔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严峻。 首尔研究院表示：“首尔面临的不仅是老龄化率问题，更是在老龄化速度加快及劳动力结构不均衡的综合作用下，导致诸多压力。换言之，首尔正面临青年人口减少、劳动力老龄化及生产年龄人口急剧下降的‘三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