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从先知到哈里发，从阿里与侯赛因到逊尼与什叶，在大马士革与巴格达的辉煌知识文明中……当信仰与人类权力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在伊斯兰教故事的第一部分中，我们来到了阿拉伯沙漠的希拉山洞。这里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接受的第一道启示的起点，随后我们跟随他走过麦加和麦地那，了解古兰经、乌玛以及伊斯兰的五大支柱。在这段漫长的旅程结束时，留下了一个问题。 “人类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穆罕默德传达的答案是明确的。神是唯一的，人不是神。人类必须在真主面前放下自己的傲慢。金钱、权力和贫困都不能成为人类崇拜的绝对者，人类也不应坐在神的位置上。 然而，当人类被教导在神面前放下傲慢的教义进入人类历史的那一刻，另一个问题开始出现。 谁来解读神的意志？社区由谁来领导？领导者的权威来自哪里？信仰与政治能融合到何种程度？而那些以神的名义获得权力的人又该如何使用这份权力？ 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这些问题不再是哲学上的疑问，而成为了现实。 先知已去，社区仍在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信仰中的最后一位先知。因此，在他去世后，不可能再出现另一位先知来领导社区。然而，尽管先知离去，社区依然存在。信仰共同体乌玛需要有人来领导。 在这里，伊斯兰历史上最古老、最深刻的问题开始了。谁将继承穆罕默德的地位？ 在早期社区中，阿布·巴克尔被选为第一位哈里发，随后是乌马尔、乌斯曼和阿里。逊尼伊斯兰通常将他们称为“正统哈里发”。 然而，问题并不简单。 穆罕默德的表弟、女婿阿里与他的女儿法蒂玛结婚，形成了一种认为社区的领导权应当传承给先知的家族及与其有特殊关系的阿里及其后代的思潮。 “什叶”这个名字也源于“阿里的党派”，即追随阿里的人。相对而言，逊尼传统则重视先知的逊拿和社区的传统，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领导权的正当性。今天的逊尼与什叶并不是在穆罕默德去世的那一天就完成的。关于继承与政治权力的冲突经过数十年和数个世纪的演变，因神学、法律和宗教记忆的差异而加深。 最初的问题是政治性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问题变成了宗教问题。 “谁应成为领导者？”这一问题转变为“谁拥有正当性来领导信仰共同体？” 这是宗教与权力相遇的第一个分水岭。 阿里，权力的中心 阿里是穆罕默德非常亲近的人物。他是穆罕默德的表弟和女婿，也是最早接受伊斯兰的人之一。 然而，阿里成为哈里发的过程并不顺利。他经历了阿布·巴克尔、乌马尔和乌斯曼，直到656年才终于成为第四位哈里发，但他继承的社区已经因政治冲突而动荡不安。 围绕乌斯曼之死的责任问题和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导致伊斯兰共同体内部发生武力冲突，阿里的统治在内战中持续。 最终，阿里于661年被刺杀。神是唯一的，古兰经也是唯一的，先知也是一位。 然而，人类却分裂了。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宗教史上一个古老的悖论。信仰是统一的，但人类的利益却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阅读同一本经典，政治判断也未必相同。 在基督教中，信仰同一位耶稣的人因教义和权力而分裂，佛教也分为多个宗派，儒教则根据时代和地区形成不同的学派。 宗教宣扬统一，但人类却不断分裂。问题不在于差异本身，而在于将差异转化为敌意和暴力的人类欲望。 卡尔巴拉，死亡成为记忆 阿里去世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乌马亚王朝，首都设在大马士革。然而，支持阿里家族正统性的人们的问题并没有结束。 680年，伊斯兰历史上发生了一起不可磨灭的事件。 卡尔巴拉。 在今天的伊拉克卡尔巴拉，阿里与法蒂玛的儿子、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被乌马亚军队杀害。侯赛因及其随行人员的死亡不仅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更成为形成什叶伊斯兰信仰和集体记忆的决定性事件。卡尔巴拉在什叶传统中成为象征压迫与正义抗争的牺牲之地，侯赛因的死至今通过阿舒拉节被铭记。 一个人的死亡成为了一种宗教记忆。 历史并非仅由胜者的记录存活，有时失败者的死亡更为长久。 拥有权力的人留下了王朝，而被牺牲的人则留下了精神。 因此，卡尔巴拉在伊斯兰历史中不仅仅是一场古老的战斗。它是权力与正义、正统性与牺牲的记忆的浓缩。为什么在以神的名义建立的共同体中，神的先知的外孙必须死去？ 这个问题在1300多年间从未消失。 逊尼与什叶，两个大流派 此后，逊尼与什叶发展成为构成伊斯兰的两个主要流派。然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两个不同的宗教”。 这两个传统都以古兰经为核心经典，信仰穆罕默德为先知，并承认阿拉的唯一性。在祷告、禁食、施舍和朝觐等基本信仰生活中也有许多共同点。 然而，在理解宗教权威、领导力和历史记忆的方式上却存在重要差异。 在逊尼传统中，古兰经、先知的逊拿、社区的传承和法学传统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什叶传统中，则发展出赋予阿里及其后代伊玛目特殊宗教权威的思想。尤其在今天最大的什叶派流派——十二伊玛目派中，阿里所传承的十二位伊玛目的谱系具有核心意义。 但在这里也需要注意。 逊尼世界并非只有一种思想，什叶世界也并非只有一种思想。伊斯兰内部存在多种法学派、神学派、哲学传统和灵性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14世纪的伊斯兰无法用一个词来描述的原因。 乌马亚，信仰成为帝国 当穆罕默德在麦加首次传达启示时，他的共同体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派。 然而，仅仅几十年后，情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在乌马亚王朝时期，伊斯兰的政治领域扩展到阿拉伯以外，覆盖了西亚、北非、中亚和伊比利亚半岛等广阔地区。 一个起源于沙漠的宗教拥有了帝国。 在这里，我们再次面对在基督教历史中遇到的问题：一个被迫害的宗教获得权力后会发生什么？ 早期基督教长期处于罗马帝国的边缘和权力之外，经过君士坦丁时代后获得了帝国的保护，随后面临着帝国与教会关系这一重大问题。 伊斯兰的过程则有所不同。穆罕默德本人在麦地那既是宗教领袖也是社区的政治领袖，因此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更加紧密。 然而，问题是相同的。获得权力的宗教将如何使用这份力量？ 阿巴斯，巴格达的崛起 8世纪中叶，乌马亚王朝崩溃，阿巴斯王朝崛起。阿巴斯王朝以穆罕默德的叔叔阿巴斯的后裔自居，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转移到东方。 新的中心是巴格达。 巴格达成为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的城市之一。 伊斯兰不再局限于阿拉伯人的世界。波斯、中亚、希腊和印度等多种文明的知识与文化开始在伊斯兰世界中相遇。阿巴斯时代的巴格达成为不同语言、宗教和学术交汇的巨大知识市场。阿巴斯王朝在8至9世纪迎来了政治与文化的鼎盛时期。 剑可以扩展领土，但创造文明的并不仅仅是剑。书籍是必要的，问题是必要的，翻译是必要的，谦逊地向其他文明学习也是必要的。 巴格达，知识的汇聚 在阿巴斯时代，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波斯的行政与文化、印度的数学与天文学等多种知识传统被翻译并研究成阿拉伯语。 通常被称为“智慧之屋”的巴伊特·阿尔-希克马象征着这一时期巴格达的翻译与学术活动。然而，今天的学术界也讨论，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现代国家翻译大学。重要的是在巴格达及整个伊斯兰世界形成的翻译、研究和资助的巨大知识生态系统。 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传统、医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与波斯和印度的知识相结合。 伊斯兰文明的力量不仅在于接受其他文明的知识，还在于对所接受知识的再发展。 阿尔-卡瓦里兹米，算法的远祖 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天使用的一个词是“算法”。这个词的历史背后有9世纪学者阿尔-卡瓦里兹米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传入拉丁语的过程中，成为了“算法”一词的词源，而他数学著作中的“代数(al-jabr)”则演变成了今天的“代数学(algebra)”。 1400年前起源于沙漠的宗教，几世纪后成为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哲学发展的文明土壤之一。 这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宗教如果阻止问题的提出，知识就会枯竭。然而，当宗教与人类理解世界的问题相遇时，文明才能得以发展。 不仅仅是阿尔-卡瓦里兹米。伊本·西那在医学和哲学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后来伊本·鲁西德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对伊斯兰世界以及拉丁中世纪哲学产生了影响。伊本·鲁西德也是一位同时学习法学、医学和哲学的人。 信仰与理性一定要对立吗？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并未简单地允许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 知识无国界 在希腊产生的知识被翻译成阿拉伯语，这些知识经过伊斯兰学者的研究后又被翻译成拉丁语传入欧洲。 印度的数字体系也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文明并不是某个民族的专属物，知识没有国界。 从东方流向西方，再从西方回到东方。一个时代的学生成为下一个时代的老师，一个文明的翻译者成为下一个文明的创造者。 这就是我们将“亚洲的灵性”视为宗教故事同时也是文明故事的原因。 一旦认为真理是独占的，文明就会闭合。然而，一旦认为他人也有值得学习的东西，文明就会开放。 沙里亚，法律还是生活之道 谈论伊斯兰时，沙里亚是不可或缺的。 如今，在非伊斯兰世界中提到沙里亚，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惩罚或严格的宗教法。然而，从历史上看，沙里亚的涵盖范围远比这要广泛。 它是涵盖礼拜、禁食、婚姻与家庭、继承与契约、商业与施舍、个人伦理与共同生活的生活规范之道。 古兰经是最重要的基础，穆罕默德的言行传承的逊拿和哈迪斯也是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共识（伊智玛）和推理（基亚斯）等法学方法得以发展，逊尼伊斯兰内部也形成了多个法学派。 在这里必须区分的是，沙里亚与法学（菲克）并不完全相同。 沙里亚指的是神所指示的正确之道的理想与规范层面，而法学则是指人类法学家对经典和传承的解读所形成的具体判断及其结果。 虽然沙里亚表达了神的意志，但解读的人是人类。 这正是宗教法的伟大与危险同时存在的地方。一旦将人的解读与神本身等同，问题就会停止。 信仰与理性 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更困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当启示与理性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处理？哲学的界限在哪里？人类的自由意志有多大？神是否预先决定了一切？ 人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围绕这些问题，许多神学家和哲学家展开了辩论。 有的人强调理性，有的人则更重视启示与传统。阿尔-加扎利与伊本·鲁西德等伟大思想家的争论也可以在这种紧张关系中理解。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谁最终获胜，而是提出了问题。伟大的文明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文明，而是一个不惧怕好问题的文明。 文明的光芒背后的阴影 然而，我们不应仅仅浪漫化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帝国就是帝国。 围绕权力的暗杀与清洗、王朝之间的战争，以及宗教与政治少数群体并不总是享有平等地位的情况都存在。知识与宽容的时代存在，但压迫与冲突的时代也同样存在。 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兰统治下被承认为“圣经之人”，在某些时期和地区能够维持自己的共同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公民平等。不同的时代、王朝和地区条件与待遇各不相同。 用今天的标准简单地审判历史是危险的，但美化过去同样不是事实。 光明应当如实看待，阴影也应当如实看待。这是基本原则与常识。 刀与书 在观察伊斯兰文明的历史时，两个象征浮现出来。刀与书。 刀扩展了帝国的领土，而书则拓宽了文明的世界。用刀获得的领土可能会在某天失去，但用书获得的知识则会流向其他文明，重新复兴。乌马亚的领土消失了，阿巴斯的帝国也消失了。 然而，阿尔-卡瓦里兹米的数学在今天的计算机中留下了痕迹，伊本·西那和伊本·鲁西德提出的问题成为世界智慧史的一部分。 那么，文明真正的力量在哪里？ 是征服的力量吗？还是思考的力量？ 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我们面前依然存在。 再次回到人类身上 在结束伊斯兰教的第二个故事时，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服从神意味着什么？是以神的名义使他人服从，还是在神面前先降低自己？是以宗教的名义获得权力，还是在拥有权力时克制这份力量？” 借用达锡克的话，问题变得更加简单。 是“自我”掌握权力，还是“真我”来管理权力？ 当人类开始将自己的欲望误认为是神的旨意时，宗教就变得危险。相反，当承认存在比自己拥有的权力更高的真理与正义时，权力才能得到克制。 从沙漠的希拉山开始的第一个故事是从傲慢走向谦卑的道路。 第二个故事则展示了在权力面前谦卑是多么困难。 那么，第三个故事该走向何方？ 应该从权力回归心灵，从法律走向灵性，从帝国回归到一个人的内心。 在那里，我们将遇到苏菲们。 与拉比亚相遇，与阿尔-加扎利相遇，最终与鲁米相遇。问自己是否可以不仅仅以恐惧来侍奉神，重新审视圣战的意义，穿越殖民主义与现代化、女性与人权、极端主义与战争，最终与今天的伊斯兰相遇。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将再次提问。 在一个创造出比人类更了解更多、判断更快的机器的时代，人的灵性在哪里？ 在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故事中提问：“人类能在什么面前放下自己？” 在第二个故事中提问：“当信仰与人类权力相遇时，会发生什么？” 现在在第三个故事中，最后要问的是：“服从神的信仰，最终能否使人类更加和平？” 从沙漠开始的道路，经过帝国，再次指向人类的内心。 在那里，我们将遇到伊斯兰的第三个面孔，灵性。

世界主要宗教的领袖每三年聚集一次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自2003年开始至去年已举行八届，下一届大会定于2028年召开。 此次会议名为世界及传统宗教领袖大会（Congress of Leaders of World and Traditional Religions），设有常设秘书处并颁发自设奖项，同时制定了持续到2033年的计划。大会通过的宣言将作为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文件保存。 这一系列会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911恐怖袭击。2001年9月22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恐怖袭击发生11天后访问哈萨克斯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宗教会导致世界分裂，而哈萨克斯坦在此期间提出了让主要宗教领袖聚集一堂的构想。 第一次大会于2003年9月23日举行，来自13个国家的17个代表团齐聚阿斯塔纳。与会者明确表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与宗教无关，并决定每三年再次聚会。 会议规模逐渐扩大。去年9月举行的第八届大会吸引了来自约60个国家的100多个代表团，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道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神道教的代表齐聚一堂。 最引人注目的是2022年第七届大会，教皇方济各亲自到访阿斯塔纳，与阿尔阿兹哈尔大伊玛目艾哈迈德·阿尔塔耶布、耶路撒冷总主教西奥菲洛斯三世、以色列首席拉比等人并肩而立。然而，原定出席的莫斯科总主教基里尔最终未能到场。 每届大会都会设立一个新机构。第一次大会后成立了秘书处，2006年第二届大会上通过了至今仍作为基本规范的宗教间对话原则。随后成立了宗教领袖委员会并设立了两个奖项，2019年则开设了专门机构，目前运营为国际宗教间对话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Interfaith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秘书处在没有大会的年份也会每年召开会议，会议地点设在阿斯塔纳为此大会而建的金字塔形建筑和平与和谐宫。秘书处下属机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尔阿兹哈尔、教皇宗教间对话部、莫斯科总主教区等签署了30多项谅解备忘录。 讨论的问题也日益广泛。2022年制定的持续到2033年的发展计划中，贫困、不平等、环境危机和宗教设施保护等问题被列为重要议题。计划中甚至包括可以介入解决争端的条款，这在对话会议中较为少见。 大会的宣言将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注册为大会的正式文件。2022年的宣言也通过哈萨克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处于当年9月被记录在案。 去年，主办方表示联合国的官方活动首次在此次大会的舞台上举行。由联合国文明联盟（United Nations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主办的特别会议讨论了如何保护宗教设施，这是米格尔·安赫尔·莫拉蒂诺斯主导的联合国行动计划的延续。 大会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主持，教皇利奥十四世发来了信息。作为主宾的穆斯林世界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卡里姆·阿尔伊萨在演讲中提到了加沙地区的局势。 大会的成果是阿斯塔纳和平宣言。该宣言包含34项条款，根据规定通过多数票而非全体一致通过。秘书处被要求制定有关信仰和气候变化的文件，并指出需要基于人权的国际人工智能规范，同时强调不应使用核武器。宣言中还支持托卡耶夫总统提出的全球和平运动构想，并将哈萨克斯坦定义为宗教间对话的全球中心。 这一大会明确显示出其延续性。自哈萨克斯坦提出这一倡议以来，20多年过去了，世界主要宗教领袖依然每三年聚集一次于阿斯塔纳。 与会者在去年大会结束时决定再次相聚。第九届大会将于2028年在阿斯塔纳举行。※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2027年首尔世界青年大会将在1995年菲律宾马尼拉之后，成为亚洲举办的第二届大会。组委会表示，首尔大会是“在非基督教文化圈国家举办的首次世界青年大会”，这意味着教皇与全球青年将在一个天主教徒并不占多数的城市相聚。 然而，区分“天主教国家”和“非天主教国家”的官方国际标准并不存在。一般而言，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并且天主教传统对历史、文化和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被称为天主教国家或天主教文化圈。 相反，信徒比例较低，或佛教、伊斯兰教、新教、土著宗教等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则被称为非天主教或非基督教文化圈。这种分类并不是基于宪法中是否有国教的法律定义，而是对人口构成和历史背景的惯用表达。 韩国是一个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的多宗教社会。根据韩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发布的《韩国天主教会统计2025》，截至2025年底，全国16个教区的教籍信徒为600万6832人，占总人口的11.4%。其中，平均参加主日弥撒的信徒为92万8195人，占所有信徒的15.5%；神职人员人数为5797人。65岁以上的信徒占28.9%，而20岁以下的信徒仅占6.2%，显示出信徒老龄化与青年群体减少的明显趋势。 韩国天主教的独特历史在于，平信徒在传教士之前就接受了信仰并建立了共同体，并在经历迫害后不断成长。首尔的世界青年大会不仅是分享韩国教会的经验与全球青年，同时也是天主教信徒与其他宗教人士、无宗教公民在同一城市相聚对话的重要场合，这具有重要意义。

五月的汉江迎来了急促的夏天。在没有细颗粒物的蓝天之下，耀眼的阳光洒在银色的水波上。刚刚发芽的嫩绿新芽将汝矣岛的河岸染成鲜明的绿色。在那个下午，河风中飘来了陌生的香气，混合着藏红花、姜黄和豆蔻的气味。这在首尔市中心是闻所未闻的气味。 人们的脚步停了下来，耳朵也被吸引了过去，大家不自觉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这是驻韩印度大使馆首次举办的“印度日（India Day）”活动。活动现场两侧摆满了展位，象征着印度的28个州。北印度和南印度、东西部、喜马拉雅山脉的文化与孟加拉湾沿岸的文化在同一条河岸上展开。藏红色、钴蓝色、深红色和金色的布料在五月的微风中摇曳，舞台上来自各地区的印度人表演着传统舞蹈和歌曲。 随着香料的气味飘来的人们，某一刻开始鼓掌。身体对初次听到的节奏自然而然地做出了反应。 驻韩印度大使高朗拉尔·达斯（Gauranglal Das）开玩笑说：“今天特别为这个活动订制了印度的天气。”实际上，汝矣岛的河岸更像是某个印度城市的节日广场。骑摩托车而来的游客，牵着狗的夫妻在徘徊后找到了位置，带着孩子排队体验美黑（Mehndi）的家庭，陌生人在帐篷下自然地混在了一起。 然而，仅用香料的气味和华丽的舞蹈来解释汉江的意义是不够的。 印度是一个拥有14亿7千万人口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28个州、数百个部落、数十种官方语言，数千年的文明在同一个国界内共存。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锡克教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文明之一正是在这个国家诞生。 我们至今是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国家的呢？ 咖喱和瑜伽，宝莱坞和IT开发者，韩国社会对印度的认知长期停留在这些层面。反之亦然，印度人眼中的韩国是三星电子、现代汽车和K-pop的国家。两个伟大文明之间的理解在这些关键词中被简化了。 这种距离在数字上也得到了体现。居住在韩国的印度人约有1万8千名，而在印度生活的韩国侨民则更少。尽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彼此之间理解的语言和人才仍然不足。最近在韩印首脑会议上，由于没有印地语翻译，会议以双重翻译的方式进行，这一现实静静而清晰地暴露了出来。经济已经握手，但人和文化尚未实现真正的交流。 在全球重心转移的当下，印度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国家。 作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平衡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韩国企业在未来十年将进入的市场，印度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已经成为韩国的核心伙伴。然而，真正的伙伴关系并不仅仅通过协议和贸易统计来完成。彼此理解历史，品尝对方的美食，体验彼此的节奏，这些经历是建立在伙伴关系之上的基础。 因此，汉江的风景创造了比外交文件更持久的记忆。 在树荫下聚集的市民们聆听着印度传统乐器的声音，第一次闻到香料气味而睁大眼睛的孩子，手背上画着美黑图案而微笑的年轻情侣，面前摆着一碗比里亚尼（Biryani）与印度展位经营者笨拙对话的中年男性，这些场景以更深刻的方式铭刻在两国之间。 文明与文明初次相遇的方式总是如此朴素。通过气味、声音、味道和动作开始。比起宏大的宣言，一碗咖喱，甚至比起首脑间的握手，画美黑的手更早架起了桥梁。 高朗拉尔·达斯大使当天表示：“就像心灵相通一样，今天这个场合是韩国和印度两种文化心连心的时刻。”而阿久媒体集团的会长郭永吉也表示：“这不仅仅是一次文化活动，而是两国理解彼此历史和文化，共同创造未来创新与友谊的时刻。” 汉江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任何人都可以经过、停留、交融。这不仅是首尔市民的河流，也是所有经过这座城市的人们的河流。在这条开放的河岸上，首尔与德里、釜山与孟买、泡菜与咖喱、K-pop与宝莱坞象征性地并肩流淌。 也许这两种文明才刚刚开始发现彼此。有人可能会说为时已晚。然而，想到那个在五月的汉江第一次闻到香料气味而停下脚步的孩子长大后会去印度的那一天，今天并不是一个太晚的开始。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