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矣岛老旧公寓的重建项目正在同时推进，汉江沿岸的天际线和城市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 根据永登浦区的消息，目前汝矣岛正在进行的整修项目共有15个。虽然各项目进展速度不同，但都在同步推进。 由于汉江沿岸高度限制的放宽，汝矣岛的重建项目加速进行，多个项目计划将现有住宅区改建为最高47至59层的高层住宅区。 大桥公寓和汉阳公寓已完成项目实施计划，正在准备管理处置计划，处于重建项目的领先阶段。大桥公寓计划建成最高49层，912户；汉阳公寓计划为最高57层，992户。 三部公寓和广场公寓28也计划转型为超高层大规模住宅区。三部公寓计划为最高59层，1735户；广场公寓28为最高49层，1314户，将改变汝矣岛以中低层为主的天际线。 制度变化也影响了整修项目的推进。首尔市城市规划条例的修订使得一般商业区的住宅比例可达90%，准住宅区的住宅比例可达100%。 这些整修项目将加速汝矣岛的城市结构变化。随着大规模住宅供应的实现，该地区有望转型为吸引居住需求的理想地点。汉江景观和便捷的交通也将提升其居住吸引力。 有人担心开工时间、供应计划以及交通和教育基础设施的扩充将成为项目成功的变量，尤其是整修项目的程序、居民意见的收集过程和审批时间可能影响项目进度。 永登浦区区长崔浩权表示：“汝矣岛的重建项目是向居住、办公和商业功能协调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将继续提供行政支持，确保各项目按计划顺利进行。”※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刑事司法制度的讨论不断，法律界长期以来的惯例和判断标准也受到质疑。制度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其实际运作过程和影响是否得到充分审视仍不明确。 本系列不在于评判个别制度或立法的对错，而是希望理性地追踪检察、法院、律师构成的法律系统的现实。了解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的感受，有助于理解制度的变化。刑事司法程序的最终判断由法院作出。无论调查方向如何，是否需要逮捕，最终的有罪或无罪判决决定了刑事程序的正当性。 围绕法院判决的争议由来已久。相似案件结论不同，同一指控结果不同的情况并不少见。这种现象与制度的初衷并不无关。 刑事审判采用三审制，旨在让不同法官独立判断。如果判断总是相同，就没有必要设置三审制。证据的解释、证词的可信度、法律适用由各审判庭根据宪法保障的法官独立性来判断。 争议的焦点不在于判断可能不同，而在于同案不同结论时，是否充分解释了差异的标准和逻辑。当判决结果不同，是否以当事人可接受的方式解释了差异。 在判断是否逮捕的阶段也存在类似问题。逮捕令依据犯罪嫌疑的证明和逃跑或毁灭证据的可能性来判断。但实际过程中，嫌疑性质、案件进展、调查情况等也被考虑。同一案件判断可能不同是制度上预设的。 这其中有程序上的原因。逮捕判断和本案审判通常由不同的审判庭负责。逮捕阶段只考虑逮捕必要性，本案审判只判断有罪或无罪。由于判断对象和范围不同，调查阶段为何判断需要逮捕，法院为何接受该判断，常在本案判决书中未充分体现。虽然有制度途径重新审视逮捕判断，但难以在本案审判的背景中形成一体化的解释。 即使无罪判决后，问题仍然存在。调查阶段的逮捕判断在审判过程中有何意义，对最终结论有何影响，常被吸收到判决结论中。判决书说明有罪或无罪的理由，但不回顾之前判断的适当性。 结果是调查和审判的判断停留在不同领域。调查阶段的判断止于调查，审判仅以审判逻辑解释。即使无罪宣判，制度上回答“为何被逮捕”的机制有限。判断过程被记录，但如何形成及变化的解释过程未充分制度化。 法院一直坚持其职责是判断个案的有罪或无罪，而非评估整体调查惯例。司法的角色在于根据法律和证据得出结论。然而，界限越清晰，调查和审判之间的判断断裂也越明显。 判决的可预测性与司法信任直接相关。即使制度允许判断不同，若当事人无法理解差异原因，法律难以作为稳定的规范运作。法官的独立性和判决的说服力不是对立概念，而是应共同发挥作用的要素。 刑事司法程序从调查开始，以判决结束。当最终判断过程未充分解释时，之前所有程序的正当性也受到质疑。如何解释判决标准和判断背景是法院无法回避的课题。※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去年韩国餐饮企业海外门店数量超过4600家。其中，在美国开设的门店数量五年内增长逾一倍，而中国市场门店数量则持续下降。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与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在去年6月至12月期间，面向4156家韩国餐饮企业进行调查，并于近日发布结果显示，共有122家企业正在开展海外业务。 从规模来看，进军海外市场的品牌共计139个，海外门店达4644家，业务覆盖56个国家和地区。与前一年相比，出海企业数量增加1家，品牌数量减少5个，门店数量增加262家，进驻国家数量保持不变。 从长期趋势来看，韩国餐饮企业海外拓展数量曾在2017年达到139家的峰值，随后持续下滑至2021年的123家；同期，海外门店数量也从6001家减少至3409家。2022年起，出海企业数量稳定在120家左右，而2023年为3685家，2024年增至4382家，去年进一步增长至4644家，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回升。 按国家和地区划分，美国是韩国餐饮品牌进驻最多的市场，共有56个品牌；其后依次为越南（43个）、中国（35个）、日本（33个）和菲律宾（31个）。 从门店数量来看，去年美国以1106家居首，占海外门店总数的23.8%，较前一年增加98家，与2020年相比实现翻倍增长。分析认为，美国市场的增长主要由“超级品牌”带动，其中BBQ、Bonchon Chicken引领“韩式炸鸡”热潮，SPC集团旗下的巴黎贝甜和CJ Foodville的多乐之日（Tous Les Jours）通过推出贴合当地口味的产品，持续扩大门店规模。 中国市场方面，尽管去年门店数量增至830家，同比增加110家，但与2020年的1368家相比仍减少约40%。业内分析指出，当地市场竞争加剧是门店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此外，越南以634家门店位居第三，菲律宾294家，泰国231家。越南作为东南亚最大的韩国餐饮据点，自2020年以来门店数量增长37.2%；菲律宾则以炸鸡为主，保持稳定增长。北美市场中，加拿大门店数量增至166家，较前一年增加47家，与2020年的90家相比增幅达84.4%。 日本市场门店数量为143家，虽同比减少161家，但与2020年的85家相比增长68.2%，首次跻身海外门店数量前十，主要得益于炸鸡和饮品业态的发展。 从业态分布来看，炸鸡专门店以1809家居首，占比39%；糕点烘焙类门店1182家，占比25.5%。两大业态合计占海外门店总数的六成以上。 调查还显示，企业在海外门店运营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食材供应不稳定以及当地法律制度壁垒。有意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对当地法律、税务制度相关咨询的需求尤为突出。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表示，将以此次调查结果为基础，强化海外拓展各阶段的定制化支持，同时推动餐饮企业海外布局与食材出口相结合的“一站式”支援方案。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于去年3月至10月，对全球107个国家（地区）各1000名成人实施调查，日前公布结果显示，韩国民众认为政治问题为国家面临的最严重课题，比例在全球位居第5位。 在“当前所在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一问中，共有8个国家（地区）将政治和政府问题列为首要问题，比例最高的为中国台湾（50%），其次依次为斯洛文尼亚（34%）、西班牙（33%）、美国（33%）和韩国（31%）。 盖洛普指出，政治与治理问题在全球本就是常被提及的国家课题，这一现象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尤为明显。基本生活需求得到稳定满足、社会整体富裕后，民众对透明治理、制度公正和政治责任的期待也越高。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在政府、司法、选举、军队或金融体系等制度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中，民众更容易将政治问题视为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次调查还显示，经济问题仍是全球共同关注的首要议题。以受访的107个国家（地区）中位数结算，23%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是本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其后依次为就业与工作（10%）、政治与政府（8%）、安全与治安（7%）、食品与住房（3%）、社会问题（3%）、环境与气候变化（3%）、卫生健康（2%）以及教育（2%）。 其中经济问题在71个国家（地区）中被提及次数最多，主要与生活成本上升、物价上涨以及工资压力等多重因素有关。调查还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民众相比高收入国家居民，更加担忧经济困难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获取问题。 此外，盖洛普指出，就业与工作问题不仅反映失业压力，也折射出对工作质量和劳动环境的不安，已成为全球不少国家民众的重要不满来源。

富荣集团去年向36名生育员工发放了总计36亿韩元的生育奖励金，比前年增加了约29%。自2024年实施每名员工1亿韩元的奖励制度以来，发放金额逐年增加。 富荣集团表示，自2024年引入该制度后，多子女家庭的数量也在增加。去年有11名员工因多子女或生育两个以上子女获得了2亿韩元的奖励。截至目前，累计发放金额已达134亿韩元。 该制度由富荣集团会长李重根发起，旨在通过企业力量解决低出生率问题。2024年首次实施时，包括2021至2023年的生育案例，共发放了70亿韩元。 富荣集团认为，这一制度不仅是企业福利，还改变了国家低出生率政策的范式，并在推动“生育支持金全额免税”立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重根会长表示：“在低出生率危机中，企业应成为推动力。我们的生育奖励金制度已取得显著成效，希望能像国债偿还运动一样引发更多企业参与。” 此外，李会长在新年仪式上再次呼吁将联合国日（10月24日）重新设为国家假日，以改善与参战60国的外交关系，并提高国家形象。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他对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表示，市场应根据供需原则稳定，而非依赖行政指导或金融、税收等冲击疗法。 关于建筑业低迷，他强调需降低成本以建造高质量住房。李会长还透露，今年将启动首尔龙山区二村洞亚洲公寓和城东区纛岛富荣酒店用地的开发计划。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韩国经济人协会与保健社会研究院于本月5日联合发布的《宅青决定因素及社会经济成本估算》研究报告指出，以2024年为基准，宅青引发的社会经济成本约达5.287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51.1亿元）。宅青是指除怀孕、分娩和残障等特殊原因外，长期近乎足不出户的19至34岁宅家青年群体。 数据显示，2024年宅青规模约为53.79万人，占全体青年人口的5.2%。报告估算，平均每名宅青每年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本约为983万韩元，其中主要包括生产率损失947.2万韩元及政策相关支出35.8万韩元。生产率损失主要源于宅青在生育意愿、经济活动参与度及工作绩效等方面显著低于普通青年，从而造成的潜在经济产出缺口；政策支出则涵盖就业保险相关费用19.17万韩元（包括失业补贴与求职促进津贴）以及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支出16.62万韩元（涉及生活、医疗、住房和教育补助等）。 据调查，休息青年转变为宅青的概率高达17.8%，是就业青年的6.6倍。休息青年指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对近期活动状态描述为“休息”的群体。此外，失业青年求职时间的长短与成为宅青的风险呈正相关。求职超过一个月成为宅青的概率为15.1%；若求职时间延长至14个月，该概率上升至24.1%；若持续失业达42个月以上，成为宅青的概率接近50%。 报告指出，相关政策不应仅停留在事后救济层面，而应向前延伸至休息阶段，从源头上阻断青年向孤立和宅家状态演变的风险。在提升对休息青年及宅青支援水平的基础上，应以青年实际需求为导向，推动不同阶段政策措施的系统衔接，构建全周期干预机制。 报告强调，针对休息青年阶段，相关部门应重点优化青年挑战支援项目、拓展就业导向型实践岗位、加强职场适应指导等举措；对于宅青群体，则需完善个案管理体系、扩大专业服务机构覆盖范围，并通过共同生活支持与社会参与项目，促进作息规律重建与社会交往能力恢复。 韩国经济人协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应依托青年未来中心等现有服务平台提升精细化服务能力，同时增加针对青年求职与实践机会的政策供给，以构建更具协同性与实效性的制度支持体系。

韩国健康保险研究院面向2933名老年人围绕对死亡的认知、临终准备情况以及照护偏好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于5日发布的《韩国老年人近三年对养老及临终偏好追踪调查研究》报告显示，80%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在临终前留在家中接受照护，其中2023年比例为78.2%，2024年为80.3%，2025年为79.7%。同时，选择医院或医疗机构作为临终前照护场所的比例分别为29.9%、31.8%和30.2%。该调查在2023至2025年间分三个阶段进行。 然而，在“临终最后时刻希望离世的地点”这一问题上，受访者的偏好呈现出明显变化趋势。据调查，近三年来老年人对离世地点的选择逐渐由住宅转向医院。具体来看，选择住宅的比例从2023年的67.3%下降至2024年的61.2%和2025年的59%；而选择医院的比例则从2023年的44.3%上升至2024年的50%，并在2025年达到52.7%。 研究分析指出，尽管多数老年人仍倾向于将住宅作为临终前的主要照护场所，但在生命最终阶段却更偏好于在医院离世。这一现象可能与医疗安全保障、疼痛管理需求以及身后事务处理的复杂性等因素有关。因此，报告建议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使老年人在居家环境中也能获得必要的医疗处置，从而确保其能够安然离世。此外，为支持老年人持续居家生活，扩大上门护理服务被视为当前最迫切的需求。 在维持居家生活所需服务与资源方面，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是更长时间的上门护理服务，占48.6%；其次为外出交通及陪同服务，占45.1%；上门供餐及营养管理服务，占38%。仅15.3%的老年人认为现有照护与公共服务已能满足需求。 照护者的反馈与老年人基本一致。47.1%的照护者认为最需要延长上门护理时间，43.5%认为应加强外出交通及陪同服务，37.6%关注上门供餐与营养管理；仅有10.9%的照护者认为目前所提供的服务已充分。

韩国迈入超高龄社会的背景下，创业活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然而，随着劳动力持续短缺、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工资水平上升及创业成本提高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风险的加剧，企业家精神可能面临结构性弱化，整体创业活力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近日发布的《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及提高财政可持续性的对策》报告中指出，若当前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减少趋势持续，未来五十年内韩国的创业率较目前可能下降超过25%。报告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将推高工资水平并加剧劳动力短缺，从而增加创业的机会成本，创业意愿或将被削弱。 据国家数据处未来人口推算，韩国总人口将从2020年的5184万人减少至2070年的3766万人，五十年间下降27.4%。同期，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15.7%上升至47.5%，增加约3.7倍，意味着届时全国近半数人口为老年人。同时，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将从72.1%下降至46%，减少超过三分之一；其中，25至44岁的核心经济活动人口占比更将从28.3%显著降至16.7%。至2070年，劳动供给总量预计较2020年减少约31.3%。 相比之下，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本总量（包括机器、设备和建筑等）同期预计仅减少27.1%，劳动力降幅明显高于资本。到2070年，经济结构将呈劳动力相对稀缺的趋势。报告进一步指出，随着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持续加深，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实际工资水平在长期内将呈上升趋势。劳动力人口快速萎缩将导致企业面临用工困难，进而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并留住员工。 在此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价值上升，预计到2070年实际工资水平将较2020年高出约6%。报告预测，随着工资持续上涨，选择稳定高薪就业岗位的人数将增加，而选择需承担风险的创业则会相应减少。 据报告，创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20年的2.84%降至2070年的2.12%，下降0.72个百分点，意味着五十年间创业率将减少25.4%以上。从年龄结构看，40至49岁人群所受影响最为显著，创业率将从3.39%下降至2.37%，降幅达30.1%；30至39岁和50至59岁人群创业率分别下降25.1%和22.3%；60岁以上及20至29岁人群的创业率也预计分别减少20.1%和19.9%。 报告指出，工资水平越高，意味着就业所带来的预期回报越大。个人在选择职业时，通常会将劳动收入与创业可能获得的预期利润进行比较。在这一过程中，工资上涨会提高创业所需的“最低预期收益门槛”，使得潜在创业者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劳动力市场，而非承担创业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创业活动减少将削弱中小企业发展基础，并加剧经济结构向大型企业集中的趋势。与2020年相比，2070年创业及中小企业部门的产出预计将锐减50.4%，而大型企业部门的产出仅减少15%。国内生产总值（GDP）中中小企业所占比重将从44.95%大幅下降至32.26%，大型企业比重则从55.05%上升至67.74%。 经济活动整体萎缩最终也将对国家财政状况产生负面影响。由于经济规模收缩和企业活动放缓，预计2070年税收总收入将较2020年减少约24.7%。其中，劳动所得税减少27.2%，资本所得税减少25%，消费税减少28.3%，主要税源整体呈现弱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创业及中小企业部门萎缩，中小企业税收将骤降50%，而大型企业税收仅减少15.1%，导致整体法人税收入中大型企业占比进一步提升。 报告强调，为缓解因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减少、工资上升及创业意愿弱化等问题，亟需制定中长期结构性应对策略。鉴于工资上涨推高了创业机会成本，应通过税收优惠、融资支持与放宽管制等措施，增强对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创新创业活动的激励。 同时，有必要建立对高风险、高收益创业活动的回报机制，并营造能够降低创业失败成本的制度环境。此外，还应借助人工智能（AI）、自动化等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单位劳动力生产率，以缓解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在产业结构层面，报告亦提出有必要避免经济过度向大型企业集中，通过加强对创业及中小企业的金融与技术支持，改善相关监管环境，从而保持产业生态的多样性与内在活力。

韩国雇佣劳动部于4日发布的《高龄就业动向》报告显示，2025年韩国55至64岁高龄人口的就业率达70.5%，同比（69.9%）小幅增长。在人口结构持续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这是自1983年开展相关统计以来首次突破70%。高龄就业率反映55至64岁人口中从事有收入劳动的人口比例，是观测高龄群体经济参与程度的重要依据。 数据显示，自2007年起，韩国高龄就业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水平。2013年该比率上升至64.4%，2022年进一步达到68.8%，此后保持稳步攀升态势。雇佣劳动部指出，随着高龄就业规模整体扩大，高龄就业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同时，高龄人口失业率由2024年的2.4%下降至2025年的2.1%，下降0.3个百分点，延续近年来的下行趋势。2025年高龄者经济活动参与率也升至72%，同比（71.6%）小幅提高，创历史最高纪录。经济活动参与率涵盖范围包括已就业人员及正在积极求职的失业人口，全面反映该群体参与劳动市场的意愿。 从人口结构来看，2025年15岁以上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中，55至64岁高龄者所占比例达18.4%，相当于每五名劳动年龄人口中就有一名为高龄者。雇佣劳动部进一步指出，随着第二次婴儿潮世代（1964年至1974年出生者）逐步进入退休阶段，未来韩国经济活动人口不足的担忧持续加剧。该世代人口规模约为954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18.6%。 面对高龄劳动者数量持续增加的背景下，韩国国会就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至65岁展开讨论。尽管劳资政三方均普遍认同延长退休年龄具有必要性，但在具体实施方案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劳动界主张退休年龄应与养老金领取年龄挂钩，统一上调至65岁；资方则倾向于由企业自主采用“退休后再雇用”等弹性聘用机制。共同民主党在“退休年龄延长特别委员会”中提出了三套阶段性推进方案，建议逐步实施法定退休年龄延长制度，并对在65岁前达到原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辅以1至2年的再雇用过渡安排。然而，因劳资双方反对意见持续，折中性立法方案至今未能形成。 共同民主党提议在今年6月地方选举结束后，于6月底前继续推动相关讨论，使得原定去年完成的立法进程前景趋于不明。共同民主党表示，后续将通过实务协商努力缩小各方分歧。

作为韩国现代政治史的见证人，亦是韩国进步阵营足以倚重的参天巨木，前国务总理李海瓒于上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因病逝世，享年74岁。他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政治家，更是上世纪70年代投身反独裁斗争的钢铁斗士，是1980年代屹立于民主化运动中心的革命家。进入1990年代以后，他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先后主导了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李在明这四届民主党系政府的诞生，被誉为韩国政坛的顶级战略家（Kingmaker）。 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他毅然以此生最后一份公职——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简称“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的身份，为疏通极度僵化的韩朝关系而东奔西走。正是在这为国操劳的旅途中传来的噩耗，不仅震撼了韩国政坛，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沉的悲痛。本报将回顾这位以“剃刀”般的锐利剖析时代、以“锥子”般的质询刺破不公的政治巨擘长达50年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历程。 ▲青阳之子 从广场书店主人到“革命家”的蜕变 李海瓒1952年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深受曾在“4·19”革命时期担任面长的父亲刚正不阿的公职观影响，自幼便怀揣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在就读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1974年，正值朴正熙政权宣布“十月维新”，企图永久执政的黑暗时期。李海瓒因反抗维新独裁而卷入“民青学联事件”并遭受逮捕入狱，从此踏上了布满荆棘的苦难之路。当时在狱中遭受的长达一年的残酷拷问所留下的后遗症，虽然终身折磨着他的肉体，但这反而成为了他将绝不与独裁权力妥协的钢铁意志铭刻于骨髓的契机。 出狱后，身为受监视对象的他选择了一条为当时窒息的社会开辟“思想解放区”的道路。1978年，他在首尔新林洞开设了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次年又创办了出版社“石枕”。即便在军部独裁政权严酷的审查与监视之下，他仍坚持出版了《全泰壹评传》、《解放前后史的认识》等揭露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时代必读书籍。这里不仅是书籍流通的场所，更成为了当时渴望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交换信息、讨论时局的“革命根据地”，为1980年代波澜壮阔的民主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从“听证会明星”到掌控国政的“实权总理” 1987年“六月抗争”胜利后，他加入和平民主党正式步入政界。在1988年举行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他于首尔冠岳乙选区出马，虽然资金和组织处于劣势，但他以“清算独裁”的口号力克执政党重量级人物掀起当选狂潮。随之而来的“第五共和国听证会”更是让他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明星。他手持光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照片，以缜密的逻辑和犀利的言辞，义正词严地追问全斗焕政权实权人物，那如“锥子”般刺痛当权者痛处的风采，给国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此后，他作为卓越的政策专家与行政家，亲自重新设计了韩国的国家系统。作为金大中政府的首任教育部长官，他推行了缩短教师退休年龄、废除强制晚自习等破格改革。特别是为了打破应试教育弊端，他提出了“只要有一项特长就能上大学”的口号。虽然这一政策初衷良好，但也因引发学生学历下降的争议，诞生了所谓“李海瓒一代”（1983年生人）的社会名词，留下了毁誉参半的评价。 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他作为获得总统全权委托的“责任总理”，展现了惊人的行政掌控力。他不仅圆满解决了历届政府都棘手的核废料处理场选址问题（最终定址庆州），更将因宪法法院裁定违宪而面临搁浅危机的新行政首都建设方案修正为“行政中心复合都市（世宗市）”并最终贯彻落实。世宗市的诞生，是李海瓒追求国土均衡发展政治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20年执政论”与系统政党的完成 李海瓒生前多次强调：“为了纠正被保守既得利益集团倾斜的运动场，进步阵营必须实现长期执政。”这一信念在他2018年当选执政党代表后，具体化为著名的“20年执政论”。他认为政策的生根发芽至少需要20年乃至50年的连续执政。为此，他致力于构建以党员为中心的“平台政党”，并引入了旨在杜绝派系私相授受的透明“系统公推”机制。这套系统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助推民主党创纪录地以此获得了180个席位的压倒性胜利，彻底改写了韩国国会版图。 即便经历了2022年大选的失利以及随后的政治激变期，他依然自愿担任非主流出身的李在明总统最坚实的后盾与政治导师。作为一手促成李在明政府诞生的头号功臣，他将人生的最后一份公职留给了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一职。 ▲“中国通”：构筑韩中信任桥梁的外交家 李海瓒不仅是国内政治的高手，更是韩国政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博览历史书籍，崇尚将政治哲学与历史潮流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与中国领导层的理念多有共鸣。除了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个人渊源外，他与中国领导高层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李海瓒曾于2003年作为卢武铉的特使访华，搭建了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沟通桥梁。2017年他再次作为文在寅总统特使访华，为因“萨德”而陷入冰点的韩中关系打开了恢复的突破口。 2020年，他与访韩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深入交谈，被认为是最受中国方面信任的韩国元老政治家。他深知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协作，因此始终强调“均衡外交”的重要性。 ▲留下的课题：开启“后李海瓒”时代 上月25日，李海瓒在出席民主平统亚太地区会议后，准备从越南胡志明市启程回国前夕，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倒下。据悉，他在出国前就已身体不适，但以“不能打破公职约定”为由强行推进了最后一次出访行程，试图通过第三国接触朝鲜方面，寻找半岛和平的线索。越南政府对其给予“特A级”的最高礼遇，中国政府亦表达深切哀悼。 如今，韩国政坛特别是进步阵营，面临着名为“后李海瓒时代”的巨大考验。曾经统摄亲卢、亲文、亲明等各派势力，稳固掌握党内重心的离去，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他毕生心血浇灌的行政首都世宗市的最终完成，以及尚未竟全功的半岛和平体制构建，如今已成为留给后辈政治家们的沉重而神圣的使命。 他在独裁的监狱中度过了苍翠青春，在议事堂的讲坛上呐喊着民主，作为行政部的首长经营了国家。战略家李海瓒，虽然他的肉体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所设计的政策蓝图与系统，依然深深地烙印在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将持续呼吸、跳动。 1952 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 1974 在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期间，因“民青学联事件”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 1978 开设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与出版社“石枕”，传播民主思想。 1988 在第13届国会选举中当选（首尔冠岳乙），在“第五共和国听证会”上大放异彩，获“听证会明星”美誉。 1997 担任金大中总统候选人企划本部引长，促成DJP（金大中-金钟泌）联合，实现首次政权水平交替。 1998 就任第38届教育部长官，推行果断的教育改革（引发“李海瓒一代”争议）。 2004 就任第36届国务总理，行使总统赋予的内政全权，确立“责任总理制”，推进世宗市建设。 2009 担任故卢武铉前总统葬礼执行委员长，后任卢武铉财团理事长，团结亲卢势力。 2012 当选第19届国会议员（世宗特别自治市首任议员）。 2018 当选共同民主党代表，确立不可逆转的“系统公推”制度，提出“20年执政论”。 2020 亲自指挥第21届国会选举取得180席压倒性胜利后，宣布退出政坛一线，致力于培养后进。 2025 就任李在明政府的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首席副议长，致力于改善韩朝关系。 2026 1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执行公务途中逝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