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汉堡等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韩国外卖价格高于店内价格的“双重定价制”现象正进一步蔓延。尽管近期外卖平台推行“手续费差异化”的定价政策，部分店主的手续费负担有所减轻，但选择实施双重定价制的餐饮企业仍在增加。 据业界18日消息，咖啡品牌EDIYA COFFEE、炸鸡汉堡品牌Mom’s Touch及炸鸡品牌Goobne Chicken的部分或全部门店近期上调了外卖价格。 EDIYA COFFEE在韩国拥有约3000家门店，该品牌宣布当天正式实行“外卖专用售价”。以“外卖的民族”、Coupang Eats、Yogiyo等外卖平台价格为基准，除美式咖啡外的所有饮品价格上调300韩元（约合人民币1.5元），面包及瓶装饮料价格上涨500韩元。 EDIYA COFFEE表示，受市场环境变化及外卖手续费上涨影响，加盟店运营压力加剧，因此决定上调外卖价格。 韩国消费者公益网络近期对502名餐饮店主的调查显示，外卖平台手续费是店主运营过程中最大的负担。尽管部分炸鸡品牌在总部层面未推行双重定价制，但部分加盟店已自行上调外卖价格。 Mom’s Touch近期有48家加盟店开始实行双重定价制，外卖价格平均上涨约15%。不过，总部担忧价格上涨可能影响销售额，已建议加盟店谨慎调整。Mom’s Touch方面解释称，根据现行《加盟事业法》，总部无权直接干预加盟店的定价政策。 Goobne Chicken近期在首尔、京畿道等地的部分加盟店上调了外卖价格，涨幅在1000至3000韩元不等。Goobne Chicken方面表示，目前总部暂无推行双重定价制的计划。 对于外卖订单占比较高的炸鸡品牌而言，双重定价制实际上等同于产品价格上涨。自去年起，该现象在餐饮行业加速蔓延。乐天利（LOTTERIA）、麦当劳、肯德基、Popeyes等主要汉堡品牌已普遍实行该制度，咖啡品牌Mega MGC Coffee、Compose Coffee的外卖价格也较店内高出约500韩元。 然而，尽管“外卖的民族”自上月26日起推行手续费差异化的定价政策，将中介手续费从9.8%降至2%至7.8%（不含增值税），双重定价制仍在持续扩展。 18日，首尔市内一家EDIYA COFFEE前，外卖骑手正在等候送餐。【图片来源 韩联社】

16日，左图为国民力量党议员进行韩国总统尹锡悦弹劾驳回示威，右图为共同民主党议员敦促尹锡悦罢免示威。【图片来源 韩联社】 韩国政坛从来不缺“精彩戏码“，2025年初“紧急戒严事态”更是把“闹剧”属性拉满。然而，这场风波不仅限于政坛内部的角力，左翼和右翼民众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人数旗鼓相当，难分伯仲。然而，各地的马路和旅游景点却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仅破坏了市容，更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形象。 随着政治立场的对立进一步加剧，极左翼和极右翼势力迅速膨胀，双方的言辞愈发激烈。这种紧张局势不仅影响了中国游客赴韩旅游的意愿，也让韩国民众在言论自由上感到束缚。如今，在韩国无论身处何地，谈及政治话题都需小心慎言。与韩国朋友聊天时，一旦涉及政治，往往需谨慎试探。若双方政治立场相左，轻则引发口角，重则可能升级为肢体冲突。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日前发布的《韩国人对社会矛盾的认知变化及启示》报告显示，超九成韩国人表示政治立场不同不相为谋。政治立场对立不仅影响社交，甚至影响谈恋爱和结婚，部分受访者甚至表示，不愿与政治倾向不同的朋友一起喝酒。 政治的本质不应是权力的争夺与私利的谋取，而应关乎国家的生态与民众的福祉。然而，此前左翼政客以人多势众为筹码，威胁代总统通过各项制度；而右翼政客则大肆散布有关中国介入韩国选举的不实言论，进一步激化两国之间的矛盾。韩国民众在这场政治风波中的表现值得深思。虽然他们在政治参与上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但更应注重道德与操守的培养，以理性判断为导向。民众有责任监督政客的行为，确保他们真正为国家和民众服务。 韩国政坛这场“民主”闹剧，是权力滥用与人性弱点交织的产物。它给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在政治制度建设、政治人物培养及民众政治参与等方面，都需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辙。

根据韩国贸易协会16日发布的《第二届特朗普政府中美贸易争端进展及对韩国企业的影响》报告，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进一步升级，韩国企业需关注可能涉及的中国企业“借道出口”问题，并警惕中国对关键矿产出口的管制措施。 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分两次额外加征共计20%的关税。作为回应，中国也采取了两轮反制措施，包括报复性关税、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及对特定企业的制裁等。 中美贸易战长期化将对韩国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对华出口中间产品的企业，以及依赖中国零部件、原材料的在美投资企业，可能遭受直接冲击。 虽然此前拜登政府延续了对华遏制政策，导致韩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呈现下降趋势，但中国仍然是韩国制造企业的重要投资目的地。截至2023年底，韩国制造业海外投资累计额中，中国占比达31.6%（769亿美元）。 在此次额外关税中，受影响最大的产品类别为机械及电子产品。报告指出，机械及电子产品在美国自华进口中占比高达46.9%，因此，一旦关税负担加重，韩国对华出口的电机、电气等中间产品也将受到间接冲击。此外，在美投资、依赖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及电池材料的韩国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关税压力。 报告还特别强调，韩国企业可能被卷入中国企业的“借道出口”问题。若中国企业将几乎完工的产品在韩国仅经过简单加工或更换包装后，以“韩国制造”之名出口至美国，则可能被美方怀疑为“借道出口”，从而面临严查。此外，若产品中中国零部件占比过高，可能无法满足《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规定的原产地标准，导致其无法享受韩国商品的关税优惠。 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通商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韩雅凛（音）表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可能会加强原产地审核，因此韩国企业需要强化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协作，确保供应链管理和原产地证明材料的完善。同时，建议充分利用CBP的原产地预审制度，以尽可能降低美方关税政策带来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完善关键矿产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显示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将关键矿产“武器化”的趋势。一旦中国限制关键矿产出口，国际市场价格可能飙升，而对中国矿产原料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其供应链也可能受到冲击。 事实上，今年2月，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10%额外关税后，中国即采取了针对钨（W）、钼（Mo）、铟（In）、铋（Bi）、碲（Te）等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矿产广泛应用于半导体、二次电池及国防工业等高端领域，而中国在全球生产和精炼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不过，韩国贸易协会也指出，韩国对美出口的铟、钨等关键矿产数量不小，因此，在中国供应受限的背景下，韩国相关企业可能会因替代需求增加而迎来市场机遇。 2月11日，出口车辆与集装箱整齐排列在京畿道平泽港。【图片来源 韩联社】

外国人以地区加入者身份参加韩国健康保险的费用负担逐年增加。尽管国民健康保险公团（以下简称“保险公团”）近年来推出多项措施以减轻地区加入者的保险费负担，但外国人未被纳入相关政策范围，导致对制度公平性的广泛讨论。 据保险公团14日发布的统计数据，过去五年，外国人地区加入者的每户月均保险费持续上涨。2021年为11.81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88.5元），2022年增至12.477万韩元，2023年进一步上升至12.751万韩元，2024年达到13.368万韩元，今年更是攀升至13.528万韩元。 相比之下，包括本国人与外国人在内的所有地区加入者的月均健保费呈下降趋势。2020年为9.0864万韩元，2021年为9.7221万韩元，2022年降至9.5221万韩元，2023年进一步降至8.7579万韩元，2024年则达到8.2186万韩元。因此，外国人地区加入者与整体地区加入者的保险费差距逐年扩大，2024年已达到1.62倍。 外国人地区加入者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团对其实施了更为严格的保险费征收标准。自2019年起，保险公团规定，若外国人地区加入者的个人计算保险费低于上一年度全体健保加入者的平均保险费，则按该平均保险费进行征收。 保险公团对此解释称，由于难以掌握外国人地区加入者的财产和收入情况，因此无法根据实际收入征收保险费。然而，这一政策导致收入较低的移民劳工，即使个人承担的保险费较低，仍需至少承担全体加入者的平均保险费。 此外，外国人地区加入者在家庭成员认定上也面临不公平待遇。韩国本国人的家庭成员认定范围较广，包括直系亲属、未婚兄弟姐妹、配偶及配偶的直系亲属等；而外国人则通常仅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被认定为同一家庭成员。因此，即使移民劳工与父母或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也需按每人标准缴纳地区加入者的平均保险费。 在保险费拖欠问题上，外国移民劳工也面临与本国人不同的待遇。若外国人地区加入者拖欠保险费，其保险给付将被暂停，直到全额缴清；而本国人地区加入者即使存在拖欠情况，只要拖欠次数少于6次，或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至少偿还一次欠款，仍可继续享受保险给付。 专家指出，健康保险制度中的歧视性政策可能对移民劳工这一医疗弱势群体的健康、经济状况及居留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专家呼吁，应减少对外国人的歧视性规定，提升健康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以保障所有参保者的合法权益。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图片来源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

【图片来源 AI】 韩国现行的继承税制度日益成为制约企业传承和发展的重大障碍。目前，执政党提出将继承税最高税率从50%下调至40%的改革方案，但在野党对此持反对意见，此举可能仅为少数富人谋利。 韩国继承税最高税率达50%，仅次于日本（55%）。若最大股东持股率超过50%时，还需额外缴纳“最大股东附加税”，税率高达6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韩国位居前列，相比之下，法国（45%）、美国（40%）、英国（40%）、西班牙（34%）等发达国家的税率均低于韩国，且有14个成员国已完全废除继承税。即便是富人较多的中国，其继承税率也仅为0.5%至3%之间。 韩商工会议所指出，过高的继承税负严重阻碍了企业经营权的顺利传承，削弱了经济活力。多数发达国家均建立了包括税收优惠、法律支持等在内的企业继承支持政策体系，旨在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维护经济稳定并保障就业。大韩商工会议所强调，降低继承税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激发经济活力的关键举措。对于在野党将减税政策视为“对富人的差别化特惠”的观点，认为是固守陈规的思维模式。当前，激活经济才是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因此，政府应采取实质性措施，包括放宽继承税率、消除双重课税等制度性障碍，以营造有利于企业传承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 在韩国的家业继承制度中，若继承人的个人资产（包括房产、存款、投资等）超过可扣除税额的2倍，则无法享受家业继承扣除制度的税收优惠。该政策原本旨在防止高资产群体滥用税收优惠，确保政策红利切实惠及需要支持的中小企业。然而，随着韩国社会老龄化加剧，许多80至90岁高龄企业主仍在职，而其子女也已步入60至70岁，"老人传承给老人"的现象日益普遍。由于子女年龄偏大，个人资产积累丰厚，实际上能够满足该政策条件并享受优惠的企业寥寥无几。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未能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严重偏离。 据韩国税收财政研究院于去年12月发表的《纳税人认知及偏好分析》报告显示，韩国国民普遍认为最高继承税率应控制在40%以下，并支持累进税率制度，即继承财产越多，税率相应提高。具体而言，受访者认为合理的税负水平应随继承财产规模递增：1亿韩元以下税率为0至5%，10亿韩元为5至15%，20亿韩元为5至20%，50亿韩元为10至30%，100亿韩元为15至35%，500亿韩元以上为20至40%。 在全球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韩国现行税收体系正成为制约未来竞争力的绊脚石。国际投资移民咨询机构Henley&Partners最新报告显示，韩国高净值人群净流出量位居全球第四，预计一年间流失约1200人，仅次于中国（1.52万人）、英国（9500人）和印度（4300人）。按人口比例计算，流失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美国、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为吸引跨国企业和高端人才，纷纷推出包括废除继承税在内的企业友好型政策，相比之下，韩国的继承税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现任企业主去世后，继承人不得不抛售股份以支付高额继承税，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经营权弱化，甚至面临被外部企业收购的风险。这种不确定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继承人的创新投资意愿，还加剧了人才流失。 此前，韩国中坚企业联合会、大韩商工会议所、中小企业中央会、韩国经营者总协会、韩国经济人协会、韩国贸易协会等六大经济团体联合向政府提交《敦促修订继承及赠与税制度联合声明》并指出，当前过高的继承税负担已对韩国企业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沉重的税负迫使本土企业纷纷将业务转移至海外，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因无力承担继承税而被迫出售给外资或直接关闭。这不仅加剧了企业经营压力，更导致韩国企业价值严重流失。 经济团体强调，韩国亟需摒弃根深蒂固的政治思维，将继承税负调整至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以维护本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界普遍认为，企业继承的本质是技术传承和就业岗位的延续，而非单纯的财富转移。随着企业传承至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能力持续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对韩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

11日，韩国雇佣信息院在首尔中区职业能力审查评价院召开2025年度青年雇佣论坛第一次会议，会上发布一项面向3189名拥有一年以上“躺平”经历青年的实态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平均“躺平”时长为22.7个月，其中约11%休息4年以上，首都地区大学毕业生与非首都地区大学毕业生“躺平”比例差异并不大。 从受访青年的上一份工作来看，制造业（14%）、餐饮住宿业（12.1%）等小型企业和个体商户占比最高，达42.2%。工作经验越少、失业时间越长，以及曾经从事低薪资、低技能、不稳定工作的青年，更容易持续处于“躺平”状态。 受访青年选择“躺平”的最主要原因为缺乏合适的工作岗位，占比38.1%（多选），其后依次为接受教育与自我提升（35%）、职业倦怠（27.7%）和心理及精神问题（25%）。调查还显示，77.2%的受访青年认为“躺平”状态令人不安。 随着“躺平”时间的延长，越来越多的青年认为这是一段“煎熬期”而非“充电期”，并逐渐丧失求职意愿。同时，也有84.6%的受访青年认为工作对人生非常重要，57.3%相信未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对于希望政府提供的就业支援，受访青年更倾向于职业教育与培训（59.3%）和就业推荐与信息提供（54.7%），生活补助（50.6%）相对次要。 韩国劳动研究院指出，首都地区与非首都地区的青年就业差距正在加剧“躺平”现象。数据显示，自2018年起，首都地区青年就业集中度明显上升。受庆南造船业等制造业衰退及首都地区知识型产业崛起的影响，2020年首都地区与非首都地区的就业差距扩大至31.7%。 近年来，青年就业逐渐向首都地区知识型产业和线下服务业集中，而曾经从事上述行业的青年也成为“躺平”群体的主要构成。此外，首都地区青年的平均工资也更高，自2016年以来，首都地区与非首都地区的工资差距已超过7%。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应该扩大面向青年群体的心理咨询支援，尽早介入，防止“躺平”状态长期化。韩国政府计划通过全国120所大学就业中心全面调查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服务需求，对（预）毕业生提供更早期、更全面的就业支援。 研究表明，毕业后4个月以上未就业的青年更容易进入“躺平”状态，政府计划为这一群体提供就业体验、职业培训及国民就业支援制度等综合援助。韩国雇佣劳动部雇佣政策室长李政翰表示，根据本次青年就业论坛的调查结果，政府会优化相关政策，帮助青年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在劳动力市场中稳定就业。 上月14日，在首尔麻浦区首尔西部雇佣福祉中心，一名青年正在查看招聘信息。【图片来源 韩联社】

一项调查显示，近5万名韩国老年人每月领取超过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949元）的国民年金（养老金），生活节奏相对悠闲。 韩国国民年金公团于11日发布的《国民年金统计报告》显示，以去年11月末为基准，月领取超过200万韩元的高额养老金领取者达4.9374万人，占全体（699.5544万人）领取者的0.7%。反映出国民年金制度逐年完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高福利受益群体。 从性别分布来看，高额养老金领取者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性占比高达98.2%（4.8489万人），而女性仅占1.8%（885人）。据分析，这是由于过去女性参与经济活动比例较低，且多从事薪资水平较低的岗位，加之婚姻、生育等因素影响，导致符合高额养老金领取条件的女性人数相对较少。 自1988年国民年金制度首次实施以来，高额养老金领取者数量呈显著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18年首次出现月领取额超过200万韩元的领取者（10人）后，逐年递增，2019年为98人，2020年437人，2021年1355人，2022年5410人，2023年激增至1.781万人。 这一增长趋势与国民年金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参保年限的累积以及基础年金金额随物价指数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以2022年标准为例，参保269个月可领取70万至80万韩元，285个月为80万至90万韩元，300个月为90万至100万韩元，341个月为100万至150万韩元，385个月可达150万至200万韩元。随着参保年限累积，养老金待遇也随之提高。 所属于国民年金公团的国民年金研究院日前面向8736名全国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并于去年12月公开的《第10次国民养老保障小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健康状态下，单人养老所需最低生活费为月均136.1万韩元，适当生活费为192.1万韩元。 以去年11月末为基准，国民年金最高领取金额达289.355万韩元，月领取额超过100万韩元的领取者达86.4398万人，但全体领取者的平均月领取额仅为65.6494万韩元，仍难以满足基本养老生活需求。

【图片提供 韩联社】 三星集团于9日宣布，旗下16家子公司将于今年上半年正式启动大规模招聘计划。 此次参与招聘的公司涵盖三星电子、三星显示器、三星电器、三星SDI、三星SDS、三星生物制药、三星Bioepis、三星物产、三星重工业、三星E&A、三星生命、三星火灾、三星证券、第一企划、S1及三星Wellstory等16家集团主要业务板块。 作为韩国首家引入公开招聘制度的跨国企业，三星集团自1957年实施公开招聘制度以来，已持续推行逾70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三星集团始终秉持人才优先战略，成为韩国主要大企中唯一坚持实施年度公开招聘制度的企业，持续为就业市场提供大量优质岗位。同时，为强化研究开发（R&D）实力，本次招聘还面向全球优秀留学生开放申请通道。 三星集团此次扩大招聘规模，充分体现了三星会长李在镕“加大投资力度，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战略方针。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企业普遍缩减招聘规模的背景下，三星集团仍坚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持续的人才引进为国家就业市场注入活力。据统计，三星集团国内员工总数从2019年12月的10.5257万人增至去年6月的12.8169万人，增加2.2912万人（21.7%）。三星集团计划在2022年至2026年五年间招聘逾8万人，延续2018年至2020年累计招聘4万余人的良好态势。 此前，李在镕在视察三星人力开发院时强调："自创立以来，三星始终将人才和技术视为最核心的竞争力。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人才理念，不分性别国籍，广纳贤才，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创新人才。" 为构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三星集团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提供全方位就业支持服务。此外，还面向职业高中毕业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建立优秀技能人才引进机制、完善在职培训体系等。三星集团表示，将持续推进招聘制度创新和人事管理改革，以吸引各领域顶尖人才，充分激发员工潜能，为集团未来发展储备优质人才资源。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被羁押51天后重获自由，这一消息无疑在韩国政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首尔中央地方法院7日裁定取消对尹锡悦的羁押，理由是拘留期限已届满且羁押程序存在瑕疵，并质疑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越权办案，本质上是《宪法》人权原则与司法惯性的较量。 检方按“自然日”坚称程序合法，法院却以“实际时间”认定超期羁押。这种技术争议背后，实则是韩国司法对“程序正义”与“侦查便利”的价值抉择。法院选择严格解释《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直指公调处无权调查叛乱罪却与检方“共享”羁押期的制度漏洞——权力监督机构的设计缺陷，反让程序正义陷入自相矛盾。 更值得玩味的是“叛乱罪”的定性。尹锡悦被控动用军队“破坏宪法秩序”，但其戒严令是否属于《戒严法》允许的紧急权限？这恰是韩国保守与进步阵营的核心分歧：前者强调总统危机处置权，后者警惕军事力量介入政治。当司法程序被政治立场所裹挟，审判便成了意识形态的角斗场。 尹锡悦成为又一位卷入刑事指控的韩国总统，延续了“青瓦台魔咒”，但此案的特殊性在于：法院罕见地在审判初期便以程序问题叫停羁押，试图打破“有罪推定”的恶性循环。这或许标志着韩国司法开始正视“程序正义比结果更重要”的法治真谛——权力斗争再激烈，也必须在制度牢笼中运行。 韩国民主化三十余年，总统却总在“英雄”与“罪人”间轮回。此案若能让社会意识到：即便面对最高权力者，程序瑕疵比罪名本身更危险，或将成为韩国宪政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7日，在首尔站候车室大厅，旅客们正在观看法院批准总统尹锡悦撤销拘捕令的相关新闻。【图片来源 韩联社】

本月4日，首尔大学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学生们走在雪中的校园里。【图片提供 韩联社】 首尔大学自2011年完成法人改制后，首次对终身教授（tenure）实行绩效年薪制。期待通过对僵化的年薪体系进行改革，提升教授团队的竞争力，在新一轮人工智能（AI）等尖端产业竞争中吸引人才。 据悉，首尔大学上月完成以引入绩效年薪制为主要内容的《首尔大学教职员工薪资规定》修订，计划在完成进一步的评估后，最早于今年内开始实行。 本次引入的绩效年薪制仅适用于通过终身教职评审的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将继续沿用现有年薪制度。目前首尔大学2344名全职教师中，正教授为1596人占比68%。 这是首尔大学自2011年从国立大学转换为法人后进行的首次尝试，作为韩国顶级高等学府，首尔大学在待遇方面缺乏竞争力，导致人才流失危机加剧。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报告，以2021年为基准，首尔大学正教授的平均年薪为1.217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1万元），仅为年薪水平排名国内前五名高校的73%。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和浦项科技大学（Postech）正教授平均年薪分别为1.4094亿韩元和1.6409亿韩元，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分别为 1.847亿韩元和1.5831亿韩元，成均馆大学为1.9027亿韩元，均大幅高于首尔大学。 与中美等主要国家高校相比差距更大，首尔大学2022年发布的政策课题报告显示，首尔大学教职员工的工资水平与QS排名全球前列的顶尖高校相比不到一半。中国从2008年起实施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不惜砸重金吸引海外人才。 不少开出天价年薪的海外高校纷纷向首尔大学教授抛出橄榄枝，导致优秀教师相继离职，首尔大学内部要求改善落后僵化工资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此次引入绩效年薪制虽只是打破教授“铁饭碗”的第一步，但被评价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将有助于提升首尔大学的科研水平，为教授提供积极从事学术活动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