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最大集装箱航运公司HMM因航运市场疲软，去年营业利润同比下降近60%。然而，与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转为亏损不同，HMM仍保持了1万亿韩元的盈利。HMM在11日的公告中表示，去年合并营业利润为1.4612万亿韩元，同比下降58.4%。销售额为10.8914万亿韩元，减少6.9%，净利润为1.8787万亿韩元，营业利润率为13.4%。业绩下降的原因是航运市场疲软。去年全球集装箱船供过于求，加上美国保护关税政策导致贸易萎缩，所有航线运费均下跌。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SCFI）去年平均为1581点，比前年平均的2506点下降了37%。尤其是主要航线如美西（-49%）、美东（-42%）、欧洲（-49%）运费大幅下跌，影响了盈利能力。尽管如此，HMM通过优化航线运营效率和积极吸引高收益货物，成功防御了盈利能力。即使在去年第四季度，全球多家航运公司转为亏损，HMM的营业利润仍比上季度增长6.9%，保持盈利。今年前景不容乐观。新造集装箱船的大量交付将导致供应大幅增加，而需求增长率预计仅为2.1%，供需失衡可能加剧。此外，贸易争端加剧和环境法规的不确定性也是变数。HMM计划通过扩展网络和加强环保服务来提高市场份额，并持续改善成本结构。同时，HMM还计划在散货领域和人工智能产业相关的矿物资源运输等新业务中寻找机会，以多元化其业务组合。※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过去，奥运会一直被视为食品流通行业的重要营销节点。企业通常通过邀请国家队选手代言、推出奥运纪念商品以及开展大规模促销活动，围绕奥运特需展开激烈竞争。然而，随着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的举办，行业整体氛围已出现明显变化。 据流通业界6日消息，从整体趋势来看，大规模奥运营销明显收缩。目前仍持续推进相关营销活动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官方赞助或合作层面，包括希杰（CJ）集团、SPC集团以及OB啤酒等少数企业。 具体来看，希杰集团赞助了速度滑冰选手金旼善和单板滑雪选手崔佳恩，两人均为韩国国家代表队成员，同时也是“TEAM CJ”运动员。此外，希杰欧利芙洋（Olive Young）为海外韩国代表团提供韩国美妆（K-Beauty）套装，并在米兰设立的“韩国之家（Korea House）”集中展示必品阁、欧利芙洋、希杰娱乐等集团旗下品牌，强化集团整体品牌形象。 OB啤酒方面，其旗下品牌Cass作为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推出“Together Olympic”限量版产品，并结合电视广告与体验式活动展开相关营销。作为韩国国家代表队官方赞助商的SPC集团旗下巴黎贝甜，也在全国门店开展应援活动，并持续为国家代表团提供产品支持。除上述企业外，几乎难以看到其他食品流通企业积极参与奥运营销。 业内普遍认为，奥运营销降温的核心原因，在于投入成本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失衡。相关活动往往需要投入数十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73万元），但对消费拉动的效果已明显不如以往。一位业界人士指出：“过去，奥运本身就是极具吸引力的营销资产，但如今仅依靠冬奥会已难以显著刺激销售。” 与此同时，消费趋于谨慎也对相关营销形成制约。在高物价、高利率环境下，由奥运带动的节庆消费明显减少。此外，观赛行为逐渐分散至在线视频服务（OTT）平台、优兔（YouTube）及短视频渠道，奥运转播所具备的集中影响力亦持续减弱。 在此背景下，企业正逐步将营销预算从大规模奥运广告，转向社交媒体网红合作、自主内容制作等更具针对性的精准营销方式。业内分析指出，奥运营销的缩减，并非企业对体育营销关注度下降，而是在成本结构、消费环境及媒体格局变化之下作出的战略性调整。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加速渗透，企业用工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的同时，新人的职业成长通道却明显收窄，部分行业甚至出现岗位整体性收缩。 在软件开发领域，这一变化尤为突出。笔者近日与开发者朋友交流发现，当前的工作模式从传统的“人编写代码”逐步转向“人审核代码”。以往需多人协作完成的编码任务，如今AI能够完成大量基础编程工作，开发者的核心职责转向质量把控与优化调试，单人效率可抵多名新手。因此，多数企业更倾向于采用AI工具而非培养新人。 招聘数据显示，市场对“即战力”的需求走高，三年经验已难满足门槛要求，五年以上资深人才更受青睐。随着AI逐步覆盖更多工作环节，企业招聘进一步向成熟人才倾斜，导致初级岗位持续萎缩，应届毕业生简历面临投递无门，发展受阻的困境。 产业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AI导入后，国内约13.1%、共327万个岗位面临替代风险，其中专业技术岗位的可替代比例达59.9%。生成式AI能够直接完成文案、代码、分析等知识型任务，对依赖初级岗位培养人才的行业冲击尤为突出。 同时，劳动关系也在重塑。部分企业引入AI时，缺乏与员工的充分协商，引发“无声裁员”的担忧。劳动者的话语权或面临逐步失衡，尽管AI能够“赋能”“提效”“智能化转型”，但若无制度约束，技术进步可能导致劳动价值的系统性贬值。为此，劳动界呼吁建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技术落地前系统评估对岗位及技能转型等方面的潜在冲击，并为受影响劳动者提供再培训与职业过渡支持。 笔者认为，若职业起步机会也被算法接管，年轻人的职业起跑将面临更高门槛。技术革命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会创造新机会；而本轮AI变革却直接抬升入门要求，压缩成长空间。如果企业普遍追求短期成本最优，社会可能面临经验断层、技能极化、青年失业等长期风险。 AI并非洪水猛兽，但也不应被盲目神化。它理应成为辅助人类的工具，而非筛选生存与发展资格的门槛。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保障之间取得平衡，是政企面临的课题。若任由市场单向决定，技术创新的光环之下，留下的或许是一代人无处安放的青春。

本月首尔全租供需指数升至163.7，创下4年4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全租市场供应紧张态势持续加剧。全租供需指数以100为基准线，数值越高意味着“供应不足”的比重越大。自去年7月起，该指数已连续6个月呈现上升趋势。 据KB不动产29日发布的《月度住宅价格动向》数据，1月首尔全租供需指数环比上升3.9点，达到163.7，为2021年9月（167.7）以来的最高值。回顾走势，首尔全租供需指数在去年1月录得125.2后一度反复波动，但自“6·27对策”实施后的7月起，已连续6个月上涨。 尤其是在将首尔及京畿道12个地区纳入“三级调控”的“10·15对策”出台后，全租房源进一步减少，供需失衡状况持续扩大。分析指出，随着土地交易许可区域的指定，新购住房须履行2年实际居住义务，导致“夹带全租购房”的所谓“Gap投资”模式受限，租赁房源至少在两年内难以重新流入市场。 不动产大数据企业“阿实（Asil）”的数据显示，截至前一日，首尔公寓全租房源为2万2079套，较上月（2.3263万套）减少5.1%，较去年同期（2.9566万套）更是锐减25.4%。 在房源持续减少而需求稳定流入的情况下，首尔公寓全租价格已连续30个月上涨。KB不动产数据显示，1月首尔公寓全租价格环比上涨0.47%，延续30个月的上行走势。其中，广津区（0.88%）、江东区（0.84%）、城北区（0.83%）、松坡区（0.70%）、江南区（0.61%）等地涨幅尤为明显。业内认为，供需失衡正推高全租及月租价格压力，而下月新公寓交付量将进一步减少，租赁市场不安态势恐将持续。 直房（Zigbang）数据显示，2月全国公寓入市量预计为1.2348万套，为今年上半年最低水平，较前月（2.1136万套）减少约9000套，同比也减少6000套以上。其中，首都圈公寓计划入市量为5192套，环比减少32%。首尔仅有483套新房入市，且以小规模小区为主。 直房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各季度公寓平均入市量约为4.3万套，明显低于去年季度均值超过6万套的水平。”他指出，“地区间供需不平衡可能导致需求向热门小区和区域集中，进而成为部分地区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 ※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并经《亚洲日报》编辑。

韩国青少年健康相关指标随年级升高呈恶化趋势，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高二女生液态电子烟使用率首次超过普通香烟，显示青少年吸烟形态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亟需有关部门制定应对措施。 疾病管理厅29日发布《2025青少年健康调查最终结果报告》，报告中对同一群体进行长期追踪调查显示，吸烟、饮酒、不良饮食及体育活动不足等问题随年级升高日益突出。本次调查以2019年时就读小学六年级的5051名学生为样本，计划追踪调查至高中毕业后3年，共计10年，目前已完成第6年（2024年就读高二）的数据分析。 报告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吸烟行为的变化，至少吸过一次烟的比重从小学六年级时的0.35%上升至初三的3.93%和高一的6.83%，高二进一步攀升至9.59%。其中高二女生的香烟使用率中，液态电子烟（1.54%）首次超过普通香烟（1.33%），反映出在青少年、尤其是女生中，电子烟的接受程度更高。 饮酒经历同样呈直线上升趋势，以“至少喝过一两口”为标准的饮酒经验高达60.8%，意味着每10名学生中有6名接触过酒类。以“至少喝过一杯以上”为标准的饮酒经验为33.7%。调查发现，饮酒经验在升入初一时最高，达15.6%，显示从小学到初中的环境转变期是青少年最容易接触酒精等有害物质的阶段。 身体健康各项指标也不容乐观。每周5天以上不吃早餐的比例为33%，较上一年上升4个百分点。水果、蔬菜、牛奶等乳制品的摄入率全面下降，营养失衡问题加剧。每天进行60分钟以上体育活动的比例仅为13.5%，学习时间增加、运动时间减少的现象在高年级学生中尤为明显。 此外，过度依赖智能手机的比重为35.1%，中度以上焦虑障碍比例达8%，青少年心理健康亮起红灯。 分析称，周围环境对青少年健康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若朋友对吸烟、饮酒持宽容态度，或身边有吸烟的同伴，青少年开始不良行为的概率显著提高，家庭中若存在吸烟或饮酒者，且父母对孩子饮酒持宽松态度，子女更容易较早接触烟酒。 疾病管理厅表示，将在剩下的3年内继续对该调查群体进行精密追踪。尽管是长期项目，调查维持率仍高达80.7%，将为研究青少年时期生活习惯与成年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重要依据。此次调查结果将成为制定政策和完善制度的重要基础资料，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健康习惯直接影响终身健康，学校、家庭及社区需要开展协同合作，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近期，以社交媒体（SNS）为中心迅速扩散的“迪拜糯糯曲奇”热潮，已不再局限于甜点潮流本身，甚至开始撼动原材料流通市场的价格秩序。随着原材料需求在短时间内激增，原本稳定的供需结构被打破，部分原材料出现供不应求、加价交易等现象。 “迪拜糯糯曲奇”是一款以迪拜巧克力核心原料——卡达伊夫和开心果酱为内馅，再以混合可可粉的棉花糖包裹而成的甜点。自去年9月起在社交平台上逐渐走红后，随着韩国女团IVE成员张员瑛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相关照片，人气迅速爆发。 迪拜风格甜点持续走红，也带动了开心果等原料价格快速上涨。目前，几乎所有主要原料价格都出现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大量商家和消费者争相跟风，使需求在极短时间内集中释放。 完全依赖进口的开心果相关原料价格持续走高，短期需求集中正在扰乱正常的流通节奏，甚至扭曲原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根据韩国关税厅资料，韩国开心果进口量从2020年的833吨增至去年的2001吨，五年间增长了2.4倍；卡达伊夫进口量也从1.0107万吨增至1.4953万吨。开心果进口单价在一年内上涨84%，可可粉价格也出现两位数涨幅。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现象与SNS驱动型消费趋势的结构性特征密切相关。当某一商品在短时间内被集中传播并迅速放大需求时，流通体系往往难以及时消化，短期出现供需失衡，并可能形成“供应不足—价格上涨—囤货与溢价交易—进一步推高价格”的循环。 随着原料成本上升，甜点价格也受到影响。部分门店上调高端甜点售价，或通过限量销售、预约制等方式提升稀缺性。业内认为，这是一种精准瞄准年轻消费群体“轻奢消费”心理的定价策略。 但也有声音担忧，若SNS驱动的短期流行反复制造价格扭曲，不仅会加重消费者负担，也可能削弱市场稳定性。业内人士表示，潮流消费一旦迅速降温，企业往往同时面临库存与价格波动风险，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近期，韩国经济复苏迹象逐步显现，但青年就业前景持续走弱。韩国银行（央行）调查显示，未来6个月青年群体对就业机会改善的预期已降至所有年龄段中的最低水平。分析认为，青年就业困境已不只是求职周期长等问题，大量放弃求职的“休息“人口快速增加，使青年就业市场面临结构性失衡。 按照央行经济统计系统（ECOS）21日公布数据，上月就业机会展望消费者动向指数（CSI）仅为92。其中，40岁以下青年群体指数为91，与40至59岁人群（101）及50至69岁人群（102）对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态度形成对比。 这种悲观情绪源于一系列指标。去年青年就业率为45%，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失业人数则以30多岁群体为中心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放弃求职活动的“休息”人口迅速攀升。去年，30多岁“休息”人口达到30.9万人，创统计以来最高纪录。 对于青年求职中断现象，部分观点将原因归结为青年“眼光过高”，但事实并非如此。韩国银行发布的《BOK议题笔记》显示，“休息”人口所期望的最低年薪平均为3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甚至低于中型企业高中学历职员平均起薪（3200万韩元）。 分析认为，青年并非眼高手低，而是长期处在“预期与现实不符”的状态。数据显示，在“休息”人口中，回答“完全没有就业意愿”的人数已从2019年的28.7万人增至去年的45万人，5年间增长56%。 优质岗位过度集中于大企业与公共部门，将青年推向长期求职或彻底放弃的处境。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与短期就业体验项目相比，更应优先推进劳动市场灵活性与企业投资环境改善。 政府方面严肃看待就业率下滑及“休息”人口相关统计数据，并正着手制定对策。

随着韩国非首都圈人口持续减少，地方人口衰减问题日益凸显，已逐步演变为全国性的结构性危机。 非首都圈地方政府中，超过七成认为当地面临较高的人口减少与地方消亡风险。其中，就业岗位不足与产业基础薄弱被视为人口长期外流的主要原因。尽管各地持续推进旨在改善定居条件的多样化政策，但实际成效有限。舆论普遍认为，仅依靠人口政策已难以应对当前危机，亟需转向以强化产业基础和扩大就业为核心的综合治理路径。 韩国经济人协会（以下简称“韩经协”）于19日发布一项针对非首都圈地方自治团体的调查报告，题为“人口减少及地方消亡现状与课题”。结果显示，77%的受访地方政府认为当前本地面临的人口减少和地方消亡风险处于较高水平。多数地方政府对未来人口形势持悲观态度，预计相关危机将进一步加剧，社会整体的危机意识持续上升。 在导致地方消亡的各项因素中，“就业岗位不足”被提及频率最高，其次依次为教育条件欠缺、居住环境落后，以及医疗与福利基础设施不足。同时，产业基础弱化与青年人口持续外流相互叠加，加速人口减少。多数地方政府表示已着手实施应对地方消亡的相关政策，其中97%的受访政府称正在推进吸引人口流入或改善定居环境的各类项目。 然而，对于政策成效的评价存在明显分歧。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应对措施的效果仅处于“中等或以下”水平，反映出政策实际落地成果与体感成果之间仍存在差距。在应对策略方面，引导婴儿潮一代在地方实现再就业与长期定居被视为可行路径之一。超半数地方政府认为，引进中老年劳动力有助于缓解人口减少压力，并促进地方经济活力提升。 韩经协强调，地方消亡属于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结构性难题，有必要在延续现行人口政策的同时，同步推进产业与就业扶持政策。韩经协经济产业本部长李尚浩（音）指出，因产业与就业机会的区域失衡，地方消亡危机正进一步深化。加强地方产业基础建设、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及推动首都圈退休的婴儿潮一代在非首都圈再就业，将成为激活地方经济和扩大内需市场的重要举措。

新冠疫情期间，育儿负担高度集中于女性，导致养育婴幼儿的母亲经济活动参与度显著下降。分析指出，尽管双职工家庭趋于普遍，且政府持续推动旨在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政策，但在特殊社会情境下，育儿责任仍主要由母亲承担。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与明知大学教授基于韩国育儿政策研究所（KICCE）发布的消费实态调查数据，对养育0至7岁子女的家庭进行分析，并于15日联合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婴幼儿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报告显示，每千人中新冠病例每增加一人，母亲参与经济活动的概率便下降2.02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间亦减少2.49%。相比之下，父亲在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劳动时间方面均未出现显著变化，就业率仅微降0.66个百分点。 在传染病危机的冲击下，照护责任与生计维持的角色分工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母亲所承受的就业冲击，因岗位特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形态。具体而言，从事可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劳动时间仅减少2.46%；而从事难以远程办公岗位的母亲，其经济活动参与率与就业率则双双下降约3.2个百分点。分析认为，可远程办公的母亲主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弥补照护空缺，而在缺乏灵活工作条件的情况下，照护需求的激增则直接导致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 报告分析称，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育儿负担不均衡。随着新冠疫情导致托儿所、幼儿园等保育设施使用受限，照护责任更多地转移至母亲而非父亲。据调查，在确诊病例较多的地区，父亲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始终维持在90%以上水平，而母亲的相应参与率和就业率则出现明显下滑。母亲相比暂时休职或处于求职状态，更多地直接转为不参与经济活动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凸显出育儿负担与女性退出劳动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报告指出，育儿责任仍是制约女性持续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有必要在系统性地缓解母亲过度集中的照护负担的同时，着力构建能够实质性扩大父亲育儿参与度的政策与社会基础。

韩国广义货币（M2）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重明显高于主要国家，由此引发市场对货币供应是否偏多的关注。最新数据显示，韩国广义货币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不仅显著高于美国，甚至超过其两倍。 据韩国银行（央行）14日向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提交的资料显示，截至去年第三季度，韩国M2对GDP的比率为153.8%。该数据基于调整后的统计口径计算，在剔除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等收益证券后得出。即便如此，该指标仍处于历史高位；若按此前统计标准计算，比率则高达167.5%。 从长期走势来看，韩国M2对GDP比率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新冠疫情期间首次突破150%，并于2023年第一季度升至157.8%的高点。此后虽一度回落，但去年再度反弹，显示货币规模扩张趋势尚未出现明显逆转。 与主要国家相比，韩国的货币比重明显偏高。美国截至去年第三季度的M2对GDP比率为71.4%，不足韩国的一半；欧元区（以M3计）和英国（以M4计）分别为108.5%和105.8%，均显著低于韩国。日本同期该比率虽高达243.3%，但其长期低增长与超低利率的经济环境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殊性。 从货币增速来看，韩国同样高于主要国家水平。去年10月，韩国M2同比增长率为5.2%，高于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若按旧统计口径计算，该增速甚至达到8.7%。 在此背景下，部分专家指出，政府发放消费补贴以及央行长期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偏多，进而推高汇率和房价水平，并对韩元价值形成下行压力。近期围绕M2等货币与流动性统计口径调整的讨论，也被部分舆论解读为政府与央行试图淡化相关政策责任。 对此，央行表示，近期汇率波动主要源于个人投资者扩大海外股票投资，导致外汇市场供需失衡，并非货币过度扩张所致。央行同时强调，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供给并未出现异常增加，单纯以货币规模变化难以解释韩元走弱或资产价格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