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物价持续走高，韩国春节的消费图景也悄然发生变化。一项调查显示，节日期间不断增加的现金支出，正成为韩国成年人最大的经济负担。 韩国第三方支付平台Kakao Pay日前通过旗下金融内容资讯栏目“Pay Attention”开展问卷调查，并于16日发布结果显示，受访者普遍将“压岁钱及各类节日开销”列为春节期间最具经济负担的项目，位居首位。虽然春节是与家人团聚、走亲访友的重要节日，但随之而来的现金支出压力，已成为不少韩国人的现实顾虑。 调查还显示，春节压岁钱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以2025年为基准，在中学生通过转账收到的压岁钱中，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77元）占比最高。相比之下，截至2024年，5万韩元仍以39%的比例略高于10万韩元（37%）；但最近一年，10万韩元占比升至42%，超过5万韩元（37%）。 此外，韩国成年人向父母支付的“孝敬钱”规模也不容小觑。数据显示，成年人春节期间给父母的平均金额为22.7万韩元。从年龄层来看，20多岁人群平均支出约19万韩元，30多岁约22万韩元，40多岁约23万韩元，呈现出年龄越大、支出越高的趋势。

在韩国生活、工作或学习的外国人，往往在租房过程中面临语言不通、合同条款复杂、押金风险等现实难题。为帮助外籍居民安全、顺利完成房产交易，首尔市政府特别推出“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制度，通过指定具备专业能力与外语服务能力的房地产经纪人，为外国人提供更加透明、可靠的租赁咨询服务。 作为韩国合法注册的房地产经纪人，“国际房地产经纪人”由首尔市直接审核与指定，在专业资质与服务能力方面均符合相关标准。与普通中介不同的是，他们不仅熟悉韩国房地产交易流程，还能以英语、中文、日语、越南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提供咨询，帮助外籍居民理解合同条款与权利义务，从源头降低交易风险。目前，在所有指定的国际房地产经纪人中，能够提供中文咨询服务的经纪人共有18人，活跃在首尔各区一线。 首尔市表示，该制度旨在支持外籍居民进行安全的房产交易。随着在韩外籍人口持续增加，租赁纠纷、押金纠纷等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语言差异和制度差异，使部分外国人难以充分理解韩国特有的全租房制度以及复杂的登记与权利关系结构。因此，首尔市通过制度化方式，筛选并指定具备专业性与服务能力的国际房地产经纪人，打造专门面向外国人的咨询平台。 近期，本报记者走访两家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采访了正在一线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房地产经纪人，倾听他们在租赁咨询、合同审核与风险防范中的真实故事，记录他们奔走于社区与客户之间、为外籍居民筑起“安全居住防线”的一线实践。 ▲不只签合同 更管入住后 外籍租客身边的全程中介 在首尔弘大入口站附近经营“弘大入口不动产中介事务所”的代表金俊洙，便是其中之一。与传统房地产经纪人不同，他进入这一行业的时间并不算长。金俊洙坦言，自己正式开业还不到一年，此前曾在制造企业从事海外销售工作，后来又经营过民宿和共享住宅。在寻找房源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如果同时掌握房地产中介业务，将更有利于资源整合，于是考取资格证并创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金俊洙表示，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外国人市场。弘大一带本就是外籍留学生集中的区域，他认为，与其在本地市场与众多中介竞争，不如率先深耕外籍客户群体。凭借中文和英语能力，他主动开设面向华语圈的线上渠道，通过中国社交平台发布房源信息，吸引外籍客户咨询。目前，他的事务所配有一名台湾籍员工和一名日本籍员工，未来还计划分别拓展日语与英语市场渠道，逐步形成多语种服务体系。 谈及成为“国际房地产经纪人”的契机，金俊洙表示：“主要是为了提升专业认可度。外籍客户在咨询时，如果看到我是首尔市指定的国际房地产经纪人，会更安心一些。”他直言，这一认证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客源，但能在沟通中增强信任感。 据他介绍，申请成为国际房地产经纪人需要通过书面考试与面试。书面考试以外语进行，内容围绕房地产交易实务展开；面试则包括专业问题与外语口语测试。 金俊洙感受到外籍租客与韩国本地租客在需求上的明显差异。例如，大多数外籍客户更倾向于月租模式，押金通常控制在500万至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至9.6万元）之间，很少选择高额押金的全租模式。他说：“韩国的押金制度在国际上算是比较高的，很多外籍租客一开始都会觉得压力很大。” 此外，跨境汇款问题也是外籍租客常遇到的难题。尚未办理外国人登录证、无法开设本地银行账户的客户，往往需要通过海外银行或第三方机构转账，手续繁琐且存在时间差风险。他表示：“我通常会提前提醒他们尽早解决汇款问题，避免在签约当天资金不到位。” 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手机不断响起。签约后的客户也经常向他咨询汇款、水电费或与房东沟通等问题。尽管按行业惯例，中介服务在签约完成后已基本结束，但他仍会尽量协助解决。 对于未来政策，他认为，外籍租客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是短期租赁市场的完善。金俊洙指出：“很多留学生只需要租四个月到半年，但目前选择不多，只能住考试院或共享住宅。如果政府能对愿意提供短租的房东给予一定激励，或许能改善这种供需错配。” 从海外销售到民宿经营，再到专注服务外籍客户的房地产中介，金俊洙的路径某种程度上也映射出首尔多元化城市发展的缩影。在制度支持与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国际房地产经纪人正活跃在首尔各区，为不断增长的外籍居民提供更具专业性与安全感的居住服务。 ▲国际房地产经纪人为外籍租客撑起‘安全伞’ 在采访完主打外籍留学生市场的年轻经纪人后，记者来到位于大林洞的“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见到了另一位中文国际房地产经纪人朴善化。 与弘大以留学生为主的市场不同，朴善化所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在韩国长期务工、生活的华人群体。她2002年来到韩国，最初在餐饮行业打拼多年，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子女。孩子独立后，她在2019年通过网络课程系统备考，成功取得韩国房地产经纪人资格，并于2020年正式开业。 谈及创业契机，朴善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签署全租房合同的情景。当时，她对“韩国登记证明书”“抵押权”等专业概念一无所知，只能请熟人陪同，帮忙确认合同是否存在潜在风险。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意识到，语言与制度壁垒会让外国人在交易中处于信息弱势。“如果当时有人能用中文完整解释合同内容，我会安心很多。”她说。 目前，她的客户中约九成以上为中国籍。对不少语言能力有限的租客而言，能用母语沟通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朴善化说表示：“只要一听到可以用中文交流，客户表情立刻就放松下来。”除了签约本身，她还经常在合同履行期间协助沟通水电费和维修问题，甚至在租客与房东发生分歧时充当协调者。 在她看来，外籍租客面临的现实难题远不止语言障碍。合同期限、押金风险、提前解约责任、房东对语言沟通的顾虑，都是常见问题。尤其在全租房诈骗事件之后，部分老旧住宅难以办理保证保险，保证金安全成为许多租客最担忧的环节。 她还提到，一些中国客户在选房时会关注风水因素，例如忌讳门口正对卫生间、电线杆靠近住宅、户型不规则等，这与韩国本地买家更重视交通、学区和景观条件的习惯有所不同。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偏好差异，也让她在实际带看过程中更加细致地解释。 对于首尔市“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制度，朴善化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信任背书”。虽然主动因该称号前来咨询的客户并不多，但在沟通中提及获得首尔市指定资格，往往能提升客户信任度。不过，她也坦言，该制度整体宣传仍然不足，许多外籍人士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官方认证渠道。 “做中介不只是签合同，更像是在听每个人的人生故事。”朴善化说。有人为子女教育奔波，有人因工作变动频繁搬迁，也有人因押金难以退回而焦虑无助。在她看来，站在中间协调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正是“国际房地产中介事务所”存在的现实意义。

在AI和半导体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企业不仅重视技术，也在全力争夺人才。从通信和游戏公司到全球半导体设备公司，纷纷加入人才争夺战。SKT精英团队宣布将在政府的独立AI基础模型项目二次评估前，招募研发实习生。SK电信和克拉夫顿计划分别选拔约10名实习生参与AI模型的优化工作。SK电信面向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数学等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开放申请。入选者将参与到6月底的二次评估准备中，负责A.X K1模型的性能评估、数据处理、大规模语言模型训练和模型优化等核心研发任务。克拉夫顿也在招募拥有深度学习相关专业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入选实习生将在3个月内进行多模态LLM学习和前沿研究，并以技术报告、论文或研讨会形式发表研究成果，之后可协商是否继续工作。全球半导体设备公司ASM在半导体韩国活动期间，设立了以招聘咨询、指导和职业发展为主题的展位，旨在分享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并与潜在人才直接交流。从11日起为期三天的活动中，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将进行小组招聘和问答环节。ASM的工艺工程师还将通过演讲向约700名大学生分享实际工作经验和职业发展历程，介绍半导体行业的具体案例。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企业不再将招聘视为“支持部门”。他们将人才招聘计划置于战略项目和全球展会的核心位置，认为技术竞争力的基础在于人才。SK电信基础模型负责人金泰允表示：“通过此次实习生招聘，我们希望为下一代AI人才提供在最前沿技术开发现场成长的机会，年轻有为的实习生加入精英团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开发动力。”※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奈飞（Netflix）动画电影《K-POP：猎魔女团》OST《Golden》在第68届格莱美奖上获“最佳视觉媒体歌曲”奖，再次将K-POP推上全球聚光灯中心。同时，BLACKPINK成员朴彩英（ROSÉ）凭借与布鲁诺·马尔斯合作演唱的流行歌曲《APT.》在海外主流榜单与颁奖礼上屡创佳绩。这些成果无疑值得肯定，也再次证明K-POP在全球音乐产业中的存在感在不断强化。 但在赞叹“闯美成绩”的同时，也有必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K-POP的终极目标，是否真的只是被欧美市场认可？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市场仍是全球流行音乐工业的制高点。公告牌榜单、格莱美奖项，长期以来被视为“成功”的象征。然而，当“闯美”逐渐演变为一种荣誉感，甚至成为评价艺人价值的标准时，K-POP反而可能陷入混沌。音乐不再是文化输出，而更像是一场针对市场的“定制竞争”。 回望K-POP的发展史，或许能找到另一种答案。笔者仍清晰记得学生时代追过的二代、三代K-POP团体。那时的舞台和概念包装并不精美。除少数大型娱乐公司外，多数团体靠的是现场舞台的爆发力、成员之间真实的化学反应，以及青春热血力量。没有所谓“闯美”的宏伟目标，但当时的K-POP也风靡于亚洲乃至全世界。 如今，这样的时代或许难以重现，但K-POP产业至少要记得是从哪里出发。K-POP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并非因为符合欧美市场，而是在体系化制作之下，仍保有鲜明的本土文化底色。 防弹少年团（BTS）的发展轨迹，恰恰成为经典案例。BTS并非从一开始就以“闯美”为目标，而是在稳固本土粉丝基础、持续与全球粉丝建立连接的过程中，持续扩展影响力。这种力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稳固的文化基石上持续积累，最终迎来全面释放。因此，BTS将于下月21日晚8点在光化门举行免费演出，引发国内外粉丝的高度关注。这种号召力，源自长期积累，而非短期的市场突破。 笔者认为，《Golden》的成功、朴彩英的成绩，以及BTS的国际影响力，或许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K-POP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是否被某个市场“认证”，而在于能否在坚实的本土基石之上，实现多中心的全球发展。放下对“闯美荣耀”的执念，重新理解全球化含义，或许正是K-POP走向下一个阶段的关键。

作为韩国现代政治史的见证人，亦是韩国进步阵营足以倚重的参天巨木，前国务总理李海瓒于上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因病逝世，享年74岁。他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政治家，更是上世纪70年代投身反独裁斗争的钢铁斗士，是1980年代屹立于民主化运动中心的革命家。进入1990年代以后，他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先后主导了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李在明这四届民主党系政府的诞生，被誉为韩国政坛的顶级战略家（Kingmaker）。 在李在明政府成立后，他毅然以此生最后一份公职——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简称“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的身份，为疏通极度僵化的韩朝关系而东奔西走。正是在这为国操劳的旅途中传来的噩耗，不仅震撼了韩国政坛，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沉的悲痛。本报将回顾这位以“剃刀”般的锐利剖析时代、以“锥子”般的质询刺破不公的政治巨擘长达50年的波澜壮阔的政治历程。 ▲青阳之子 从广场书店主人到“革命家”的蜕变 李海瓒1952年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深受曾在“4·19”革命时期担任面长的父亲刚正不阿的公职观影响，自幼便怀揣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在就读首尔大学社会学系的1974年，正值朴正熙政权宣布“十月维新”，企图永久执政的黑暗时期。李海瓒因反抗维新独裁而卷入“民青学联事件”并遭受逮捕入狱，从此踏上了布满荆棘的苦难之路。当时在狱中遭受的长达一年的残酷拷问所留下的后遗症，虽然终身折磨着他的肉体，但这反而成为了他将绝不与独裁权力妥协的钢铁意志铭刻于骨髓的契机。 出狱后，身为受监视对象的他选择了一条为当时窒息的社会开辟“思想解放区”的道路。1978年，他在首尔新林洞开设了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次年又创办了出版社“石枕”。即便在军部独裁政权严酷的审查与监视之下，他仍坚持出版了《全泰壹评传》、《解放前后史的认识》等揭露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时代必读书籍。这里不仅是书籍流通的场所，更成为了当时渴望民主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们交换信息、讨论时局的“革命根据地”，为1980年代波澜壮阔的民主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从“听证会明星”到掌控国政的“实权总理” 1987年“六月抗争”胜利后，他加入和平民主党正式步入政界。在1988年举行的第13届国会选举中，他于首尔冠岳乙选区出马，虽然资金和组织处于劣势，但他以“清算独裁”的口号力克执政党重量级人物掀起当选狂潮。随之而来的“第五共和国听证会”更是让他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明星。他手持光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照片，以缜密的逻辑和犀利的言辞，义正词严地追问全斗焕政权实权人物，那如“锥子”般刺痛当权者痛处的风采，给国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此后，他作为卓越的政策专家与行政家，亲自重新设计了韩国的国家系统。作为金大中政府的首任教育部长官，他推行了缩短教师退休年龄、废除强制晚自习等破格改革。特别是为了打破应试教育弊端，他提出了“只要有一项特长就能上大学”的口号。虽然这一政策初衷良好，但也因引发学生学历下降的争议，诞生了所谓“李海瓒一代”（1983年生人）的社会名词，留下了毁誉参半的评价。 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他作为获得总统全权委托的“责任总理”，展现了惊人的行政掌控力。他不仅圆满解决了历届政府都棘手的核废料处理场选址问题（最终定址庆州），更将因宪法法院裁定违宪而面临搁浅危机的新行政首都建设方案修正为“行政中心复合都市（世宗市）”并最终贯彻落实。世宗市的诞生，是李海瓒追求国土均衡发展政治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20年执政论”与系统政党的完成 李海瓒生前多次强调：“为了纠正被保守既得利益集团倾斜的运动场，进步阵营必须实现长期执政。”这一信念在他2018年当选执政党代表后，具体化为著名的“20年执政论”。他认为政策的生根发芽至少需要20年乃至50年的连续执政。为此，他致力于构建以党员为中心的“平台政党”，并引入了旨在杜绝派系私相授受的透明“系统公推”机制。这套系统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助推民主党创纪录地以此获得了180个席位的压倒性胜利，彻底改写了韩国国会版图。 即便经历了2022年大选的失利以及随后的政治激变期，他依然自愿担任非主流出身的李在明总统最坚实的后盾与政治导师。作为一手促成李在明政府诞生的头号功臣，他将人生的最后一份公职留给了民主平统首席副议长一职。 ▲“中国通”：构筑韩中信任桥梁的外交家 李海瓒不仅是国内政治的高手，更是韩国政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博览历史书籍，崇尚将政治哲学与历史潮流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这与中国领导层的理念多有共鸣。除了女儿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个人渊源外，他与中国领导高层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李海瓒曾于2003年作为卢武铉的特使访华，搭建了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沟通桥梁。2017年他再次作为文在寅总统特使访华，为因“萨德”而陷入冰点的韩中关系打开了恢复的突破口。 2020年，他与访韩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深入交谈，被认为是最受中国方面信任的韩国元老政治家。他深知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协作，因此始终强调“均衡外交”的重要性。 ▲留下的课题：开启“后李海瓒”时代 上月25日，李海瓒在出席民主平统亚太地区会议后，准备从越南胡志明市启程回国前夕，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倒下。据悉，他在出国前就已身体不适，但以“不能打破公职约定”为由强行推进了最后一次出访行程，试图通过第三国接触朝鲜方面，寻找半岛和平的线索。越南政府对其给予“特A级”的最高礼遇，中国政府亦表达深切哀悼。 如今，韩国政坛特别是进步阵营，面临着名为“后李海瓒时代”的巨大考验。曾经统摄亲卢、亲文、亲明等各派势力，稳固掌握党内重心的离去，留下了难以填补的巨大空白。他毕生心血浇灌的行政首都世宗市的最终完成，以及尚未竟全功的半岛和平体制构建，如今已成为留给后辈政治家们的沉重而神圣的使命。 他在独裁的监狱中度过了苍翠青春，在议事堂的讲坛上呐喊着民主，作为行政部的首长经营了国家。战略家李海瓒，虽然他的肉体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所设计的政策蓝图与系统，依然深深地烙印在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将持续呼吸、跳动。 1952 出生于忠清南道青阳郡。 1974 在首尔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期间，因“民青学联事件”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 1978 开设社会科学专业书店“广场书店”与出版社“石枕”，传播民主思想。 1988 在第13届国会选举中当选（首尔冠岳乙），在“第五共和国听证会”上大放异彩，获“听证会明星”美誉。 1997 担任金大中总统候选人企划本部引长，促成DJP（金大中-金钟泌）联合，实现首次政权水平交替。 1998 就任第38届教育部长官，推行果断的教育改革（引发“李海瓒一代”争议）。 2004 就任第36届国务总理，行使总统赋予的内政全权，确立“责任总理制”，推进世宗市建设。 2009 担任故卢武铉前总统葬礼执行委员长，后任卢武铉财团理事长，团结亲卢势力。 2012 当选第19届国会议员（世宗特别自治市首任议员）。 2018 当选共同民主党代表，确立不可逆转的“系统公推”制度，提出“20年执政论”。 2020 亲自指挥第21届国会选举取得180席压倒性胜利后，宣布退出政坛一线，致力于培养后进。 2025 就任李在明政府的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首席副议长，致力于改善韩朝关系。 2026 1月25日，在越南胡志明市执行公务途中逝世，享年74岁。

28日，成均中国研究院（前身为成均中国研究所）在成均馆大学举行中国未来战略产业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主题为“量子技术时代中国的追赶战略”，来自首尔大学教授物理天文专业的教授朴济根阐述了量子计算通信等主要技术的科学原理、当前技术成就水平以及未来发展潜力。长期研究中国产业通商战略的世宗大学中国通商专业教授崔弼洙分析中国以国家主导的量子技术发展战略在国际技术环境和产业竞争格局中的意义，并综合探讨其给韩国带来的政策启示。发表结束后，两位教授还和在座学生进行了互动提问环节。 据成均中国研究院院长李钟赫介绍，中国未来战略产业学术研讨会共10场，将系统对中国未来战略产业进行研究和分析。 成均中国研究院成立于2012年，是韩国顶尖的中国研究智库和学术机构，专注于建立具有韩国特色的中国研究体系，曾连续多年入选韩国百大智库。

一项数据显示，去年进入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合称“SKY”）的新生中，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来自首尔。 根据韩国大学信息网23日公布的数据，2025学年度，SKY三校共录取新生1.3475万人，其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4337人，占比32.2%。相比之下，全国四年制大学新生中来自首尔的比例仅为16%，SKY三校的这一比例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 从各校来看，首尔大学新生中来自首尔的比例最高，为36.6%，在3775名新生中有1381人来自首尔。延世大学4525名新生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1358人，占比30%；高丽大学5175名新生中，来自首尔的学生为1598人，占比30.9%。 三校中，来自首尔的新生比例较前一年均有所上升。尤其是高丽大学，从2024学年度的29.1%升至2025学年度的30.88%，首次突破30%，同比上升1.78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邑面地区的新生比例明显偏低。三校共有中小城市出身学生5817人，占比31.9%；乡村邑面地区学生占比11.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4和2个百分点。 在三校中，延世大学来自中小城市和乡村邑面地区的新生比例最低，中小城市占31.1%，乡村邑面地区占10.4%；首尔大学分别为32.0%和12.1%，高丽大学为32.4%和11.5%。 从毕业高中类型来看，SKY三校新生构成与全国整体情况差异明显。全国四年制大学新生中，73.4%毕业于普通高中，而SKY三校中这一比例仅为58.3%。 在SKY三校的新生中，非普通高中毕业的新生里，自主型私立高中比例最高，为12.1%；其次是外国语高中与国际高中，占10.1%；科学高中占2.2%，英才学校占0.7%。

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全球垫底，但仍被冠上“补习班共和国”的名号。日前一项统计显示，尽管过去10年韩国学生总数持续减少，但全国私教育（校外补习）费用总额却不降反升，累计增幅超过60%。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私教育的“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小学生乃至学龄前儿童，正成为私教育市场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韩国私教育市场规模达到29.1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80亿元），较10年前的2014年大幅增长60.1%。2015年短暂回落后自2016年起，私教育支出重新进入上升通道，疫情期间虽一度下降，但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4年增长。这表明，私教育的扩张并非偶发，而是嵌入韩国社会结构之中的长期现象。 从理论上来说，学生数量减少理应压缩教育支出规模，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其背后是多重社会经济因素的叠加。 首先，教育服务价格持续上涨。补习班学费、教材费用、个性化课程成本不断提高，即便学生数量下降，总体支出仍持续水涨船高。其次，家庭收入结构变化也不可忽视。随着双职工家庭比例上升，家庭在教育上的可支配支出能力增强，私教育被视为高回报投资。 此外，家庭结构变化对教育消费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孩家庭成为主流后，“集中所有资源投向一个孩子”的理念更为普遍，教育被视为决定阶层流动的关键手段。这种高度竞争的社会心理，使得家长更难主动拒绝私教育。 在所有学段中，尤以小学私教育支出增长最为迅猛。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费用总额达13.22万亿韩元，比10年前增长74.1%，不仅增幅最高，规模也远超初高中。这意味着，韩国私教育的重心正在明显前移。从“升学补习”转向“提前布局”，成为家长群体的共识。英语、数学、编程等被认为是“起步越早越好”的科目，推动小学阶段的私教育高度普及。数据显示，2024年小学生私教育参与率高达87.7%，几乎成为“全民现象”。 其中，艺术、体育、兴趣类课程的参与率甚至高于普通学科。这并非单纯的素质教育需求，而与双职工家庭增加密切相关，补习班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课后托管”的功能，弥补家庭照护空缺。 低龄化趋势势近年来韩国最具争议的表现，因此衍生出所谓的“4岁高考”“7岁高考”。这些名词指的是幼儿为进入知名英语幼儿园或小学前补习班而参加的选拔性测试。原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时光，却被提前卷入竞争轨道。 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升学制度的不确定性和频繁调整。家长普遍担心“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从而选择将压力前置。结果是，教育焦虑不断向更低年龄层传导，形成恶性循环。 从人均支出看，问题同样严峻。2024年，小学生月均私教育支出达44.2万韩元，较10年前翻近一倍。中学生和高中生的个人支出增幅更大，尤其是高中阶段，人均月支出已超过52万韩元。这意味着，尽管高中生总人数大幅减少，但家庭往往承受着更沉重的经济负担。私教育正在从“辅助”演变为“刚需”，对家庭消费结构产生挤压效应，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面对社会批评和人权争议，韩国政府与国会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近期通过的《学院法》修正案，明确禁止针对3岁至小学入学前儿童的选拔性考试，并对违规机构施以行政处罚。这被视为对“4岁高考”“7岁高考”的禁令。国家人权委员会亦多次指出，极端早教和超前学习侵害儿童的休息权、游戏权和幸福追求权，甚至可能构成结构性儿童权利侵害。 然而，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若缺乏严格执法，或升学制度本身的不确定性未得到缓解，私教育需求可能只是转入“地下化”或“隐性化”，难以真正消失。 从根本上看，私教育费用飙升并非单一教育问题，而是就业竞争、阶层固化、人口结构变化等多重焦虑的集中体现。只靠限制补习班或禁止考试，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真正的出路，在于提升公共教育质量与信任度，减少升学路径的不确定性，并为儿童提供不以竞争为核心的成长环境。否则，即便学龄人口继续下降，私教育的“内卷化”仍可能不断加深。

韩国江陵原州大学多文化学副教授金圭灿（音）及其研究团队于本月16日在《韩国移民政策学会报》发表题为《留学生居留资格转换与地区定居经验研究》的学术报告并指出，外籍留学生在韩国高校完成学业后，虽尝试通过就业在韩长期定居，但往往因签证转换面临制度性障碍，进而导致居留状态不稳定。 研究团队于2024年9至12月期间，对12名毕业于韩国四年制及以上高等院校，或尝试将留学签证转换为专业人才（E-7）、地区特化（F-2-R）或永久居留（F-5）等类型的外国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者国籍涵盖哥伦比亚、越南、喀麦隆、尼泊尔、蒙古等八个国家。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在毕业后普遍遭遇多重制度性阻碍与较高的不确定性。 其中，面向毕业生求职准备阶段的D-10签证制度受到较多批评。受访者反映，该签证不允许持有者从事兼职或小时制工作，导致在求职期间难以维持基本生计；同时，续签所需账户存款金额亦构成显著经济压力。一名受访者指出，D-10签证有效期仅为六个月，且要求账户中始终持有5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6万元）以上的存款，这对于刚步入社会的毕业生而言往往难以承担。 被多数留学生视为目标的专业人才签证（E-7）同样存在较高的申请门槛。该制度对职位与所学专业的相关性要求较为严格，并设置了相对较高的收入标准，收入条件甚至超出许多韩国应届毕业生的薪资水平，且申请过程高度依赖用人单位的主动配合。 此外，研究人员的E-3签证持有者失业时可能立即丧失居留效力，且需每1至2年办理续签，这种短期化的居留安排使得留学生难以进行长远的人生规划。报告指出，当前签证体系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某种程度上向外界传递出韩国移民政策在实质上并不鼓励留学生长期定居的矛盾信号。受此影响，部分留学生并未选择在韩定居，而是将在韩经历作为跳板，转而积极筹划移民至美国、欧洲等第三国。 报告强调，当前亟需建立一套稳定且可预期的居留资格转换体系，地方高校、政府及相关企业应加强协同合作，共同构建支持留学生就业与签证转换的制度化机制。此外，对于在母国仍有家庭的毕业生，若能扩大其家属随行或共同居住的机会，将有助于提升他们在韩国长期定居的意愿。

一项调查显示，在韩国就读大学或语言学院的外籍留学生中，每十人便有一人以上最终沦为非法滞留者。专家分析指出，以引进优秀人才为初衷、侧重于规模扩张的留学生政策已显现局限性，亟需扩大留学生就业渠道、构建综合性信息管理系统等方式。 韩国江陵原州大学多文化学副教授金圭灿（音）基于法务部公开数据进行分析，并于15日在韩国移民学会学术期刊上发表《在韩留学生非法滞留的政策性争点与应对》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在韩外籍留学生中，非法滞留者达3.4267万人，较十年前的2014年（6782人）增长逾五倍。 具体来看，持大学留学签证（D-2）的非法滞留者为9580人，持语言研修签证（D-4）的非法滞留者为2.4687万人。非法滞留者占全体留学生的比例亦持续攀升，从2014年的7.8%升至2018年的8.7%，2022年进一步扩大至15.7%；尽管2023年该比例回落至11.6%，但仍显著高于往年水平。金圭灿分析认为，留学生规模虽持续扩大，但在韩停留的质量与稳定性却呈恶化趋势。 从国籍分布来看，截至2024年，非法滞留的D-2签证留学生中，越南籍占比最高，达69.7%，其次依次为乌兹别克斯坦（13.0%）、蒙古（6.9%）和中国（3.4%）。在D-4签证持有者中，越南籍所占比例更是高达88.9%，几乎占据绝大多数。 数据显示，D-2签证越南籍非法滞留者的比重从2014年的15.1%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69.7%；同期，D-4签证越南籍非法滞留者的比重也从13.4%激增至88.9%。分析指出，在韩国高校持续扩大语言研修生招生规模的背景下，特定国籍留学生的非法滞留问题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此前，韩国教育部在2023年提出“Study Korea 3.0”政策，旨在吸引30万名留学生；法务部也在《第四次外国人政策基本计划（2023至2027）》中将留学生视为潜在人才，决定推进扩大引进规模并促进定居。然而，与政策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现实中非法滞留规模依然庞大，留学生在韩定居成效亦远未达预期。 金圭灿强调，应转变仅将留学生视为弥补学龄人口减少的权宜性思路，而应将其作为新的定居人口与重要人力资源加以看待。他指出，应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将留学生政策纳入国家人才引进和移民政策的核心战略框架，并据此对相关制度进行系统性重构。 金圭灿建议，应构建一个整合法务部、教育部及高校分散管理的留学生信息实时联通综合平台，对毕业生去向进行系统化跟踪与管理，以提升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他还补充表示，可考虑设立专门的留学生职业发展支持机构，或对在与地方企业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成效的高校，在政府相关扶持项目的评选中给予倾斜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