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4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时任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与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这里签署《中韩建交联合公报》，韩中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是冲破冷战最后一道藩篱、开启东北亚新格局的历史性时刻。尽管韩国与台湾当局断交所引发的反弹以及“嫌韩”情绪曾一度席卷街头，但韩国依然坚定推进北方外交，打通了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通道。彼时，人们普遍期待，韩中建交不仅将成为韩国经济腾飞的新引擎，也将为朝鲜半岛和平与南北关系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然而，34年后的今天，昔日的热烈欢呼已逐渐转化为冷静而深刻的反思。日前访韩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半岛问题发表有关“两个不同国家”的表述，引发外界对当前韩中关系以及半岛局势的重新审视。这也使人不得不思考：34年前韩国社会对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所抱有的期待，与今天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现实立场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距离。 当然，过去34年韩中关系取得的成果不容否认。双边贸易的迅猛增长，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两国人民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达到了建交之初难以想象的广度与深度。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 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不会自然而然转化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相互信任。萨德问题所造成的冲击，已经深刻证明了这一点。对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高度依赖，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韩国经济的结构性脆弱性。随着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韩国所面临的战略选择压力也日益增大。回望这34年，既是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34年，也是战略互信与政治认知存在差异的34年。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有与无相互依存，难与易相互成就。韩中关系同样如此。经济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但如果只看到合作的“有”，却忽视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这一客观存在的“难”，就难以建立真正稳定、成熟、可持续的双边关系。忽视差异，容易把合作变成单方面的期待；而当期待落空时，失望又可能转化为对立。 面对今天的韩中关系，需要的既不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也不是情绪化的排斥。对中国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应以简单的情绪化思维将其拒之门外。韩国应当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以理性务实为原则，在可以合作的领域积极合作，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和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保持清醒与坚定。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试图改变对方的制度与道路，更不是以自己的标准简单评判对方，而是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扩大共识、维护合作。 《道德经》又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以喧嚣的声音证明自己的正确。外交同样如此，比声音更重要的是战略，比一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长远的判断。处理中韩关系，既要避免不必要的刺激和误判，也必须清晰维护自身原则与国家利益。这需要的是克制，更需要的是智慧。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分歧，不应成为阻断两国民间交流的理由。两国应进一步提升经济合作的质量和层次，在供应链多元化、先进产业以及新兴技术等领域寻找新的合作空间；同时持续扩大文化交流，加强青年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思想交流，为两国关系培育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政府间关系出现波折之时，更需要人民、企业、青年和文化之间的纽带发挥作用。国家关系真正持久的财富，从来不只是外交场合的一张合影，也不仅仅是某一份协议，而是经过多年积累形成的人民之间的理解、信任与友谊。 《圣经·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今天的韩中关系，也到了重新审视过去34年、重新寻找相处之道的时候。我们既没有必要美化过去，也没有理由否定过去。建交并不意味着双方从此没有分歧，出现分歧也绝不意味着两国必须走向对抗乃至彼此疏远。 韩中关系新的出发点，不应是简单的“亲中”或“反中”，而应当是坚定维护韩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对华合作可以深化，但不能形成过度依赖；彼此存在差异可以承认，但不能因此放弃原则；矛盾可以管控，但民间交流的大门不应关闭。 34年前，我们曾把韩中建交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并对此充满期待。34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应以理性和成熟重新审视那份期待。历史已经证明，真正稳固的国家关系，不是建立在对彼此改变的幻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差异的尊重、对利益的平衡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塑造之上。 韩中关系的未来，不在于谁改变谁，也不在于谁压倒谁，而在于两个拥有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能否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到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承认差异，是智慧；求同存异，是胸襟；互利共赢，则是面向未来的选择。 站在建交34年的历史节点上，韩中两国更应从过去的风雨中汲取经验，以更加理性、成熟和务实的态度处理分歧，以更加开放、包容的精神扩大合作，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这或许正是34年韩中关系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两国走向下一个34年所应共同选择的“大道”。

在中韩建交34周年之际，赵正熙国会议长强调：“在即将于11月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等契机下，国会将发挥作用，推动中韩合作的进展。”这表明他希望国会能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成熟发展做出贡献。 赵正熙在当天的脸书上表示：“作为代表人民的机构之间的沟通，是将正常外交成果转化为民众生活的最直接通道。” 他强调，自1992年建交以来，韩国与中国在经济、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的关系不断发展，并指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信任是支撑今天中韩关系的坚实基础。” 他还主张，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的正常外交及两国外长会谈等关系恢复的进程，必须转化为两国人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实际成果。 赵正熙表示：“希望在经济、民生、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扩大互惠和均衡的合作，并在尚存的议题上，尊重彼此人民的情感，共同寻求智慧。”他还期待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24日，韩中两国迎来建交3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韩联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天是中韩建交34周年纪念日。中韩是友好近邻，34年来，两国在政治、经贸、人文交流等领域实现全面快速发展，成为密不可分的战略合作伙伴。事实证明，中韩关系发展符合时代潮流和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林剑指出，当前，中韩关系正在按照两国元首指明的方向持续改善和发展。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访问韩国，同韩方就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始终将韩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韩方携手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民。 不过，在中方释放积极信号的同时，中国国内也存在另一种声音。有中国媒体和专家认为，尽管两国关系已经从前一阶段的低谷逐步回暖，但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等方面，尚未完全恢复至过去的水平。 观察者网当天发布题为《建交34周年，中韩关系的“温差”从何而来》的文章称，中韩关系经历尹锡悦政府时期的急剧降温后，目前已进入恢复阶段，但距离全面恢复仍有一定距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表示，如果与尹锡悦政府初期相比，中韩关系确实有所恢复——毕竟双方已实现两次领导人互访，高层互动增多。但若与历史上的较好时期相比，显然尚未达到全面恢复的程度。在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均未回到过去的常态。 文章将韩国总统李在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访以及两国高层交流增加，视为双边关系回暖的重要信号。但同时指出，中美战略竞争以及经济、科技领域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交织，仍可能限制中韩关系进一步改善。 詹德斌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正在对韩国形成压力，使韩国在安全、经济和科技等政策领域整体向美国倾斜，从而限制韩国改善对华关系的空间。在经济领域，中韩两国传统产业分工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主要是韩国提供核心零部件和技术、中国负责加工和组装的垂直分工模式，而近年来两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逐渐转向双向连接的水平合作模式。 不过，半导体、人工智能（AI）等尖端技术领域与国家安全问题的联系日益紧密，也成为制约两国进一步扩大合作的因素。 人员交流方面，两国往来也正在快速恢复。观察者网报道称，自中国于2024年11月对韩实施免签政策后，韩国赴华人数明显增加，中国游客赴韩人数也有所上升，但两国民众对彼此的正面认知并未同步改善。 詹德斌表示，尽管中韩人员交流不断增加，然而人员往来的升温并未有效转化为相互认知的改善。尤其是韩国社会对中国的正面认知仍未明显提升。 文章还指出，随着两国民众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交流的机会增加，一些短文和视频中的片段性表达可能脱离原有语境迅速传播，反而引发文化摩擦和社会舆论对立。 对于未来10年的中韩关系，文章认为，两国能否在经贸竞争中寻找新的合作空间，在政治分歧存在的情况下维护相互信任基础，并在民众认知差异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的桥梁，将成为决定双边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