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就业人数已连续两年仅增加十余万人，就业增长动能明显放缓。建筑业和制造业岗位持续减少，30多岁“休息”人口规模创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但在高龄群体就业扩大的带动下，整体就业率仍刷新历史纪录。 据国家数据处（原统计厅）15日发布的《2025年12月及年度就业动向》，2025年全年就业人数为2876.9万人，较上年增加19.3万人。尽管较前一年略有回升，但增幅仍未突破20万人水平。 从年度走势来看，就业增幅在2022年达到81.6万人的阶段性高点后持续回落。2023年增至32.7万人，2024年降至15.9万人，去年虽出现小幅反弹，但整体增长势头依然偏弱。 分行业来看，就业结构分化态势明显。建筑业就业人数减少12.5万人，农林渔业减少10.7万人，制造业减少7.3万人。其中，建筑业降幅创下2013年产业分类调整以来新高，制造业则录得自2019年以来六年最大降幅。 与此相对，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23.7万人，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增加5.4万人，金融及保险业增加4.4万人，相关领域就业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保健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就业规模达31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按年龄结构来看，20多岁就业人数减少17万人，40多岁减少5万人，50多岁减少2.6万人；而60岁以上就业人数增加34.5万人，30多岁增加10.2万人，高龄层就业扩张趋势持续。 就业率方面，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为62.9%，同比上升0.2个百分点，创1963年相关统计开始以来新高。按经合组织（OECD）标准（15至64岁）计算，就业率为69.8%，同样刷新历史纪录。 失业人口为83万人，同比增加7000人，其中30多岁失业人口增加6000人，达到15.5万人。总体失业率为2.8%，与上年持平，但20多岁群体失业率升至6.1%，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处于“休息状态”的人数持续增加，达到255.5万人，同比增加8.8万人。其中，30多岁“休息”人口为30.9万人，创2003年相关统计建立以来新高；15至29岁青年“休息”人口为42.8万人，位居历史第二。 国家数据处社会统计局局长彬贤俊（音）表示，30多岁“休息”人口增加，与低生育率和不婚趋势加剧密切相关。过去因结婚或生育而主要承担家庭责任的人群，如今更多进入“休息”状态。此外，企业招聘方式转向不定期招聘，并更偏向录用有工作经验的求职者，也使部分原本应被归入失业人口的人群被统计为“休息”人口。

随着韩国学龄人口持续减少，围绕“按学生人数削减教师编制”的政策，教育界对此批评不断。业界指出，当前政策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个性化教育需求，亟须改善制度体系。 据教育界13日消息，由教师、师范院校在校生及师范大学校长组成的7个教育团体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立即废除教师缩编政策、推动相关制度改革，以确保合理的编制教师规模。 目前实施的《2024至2027年中长期教师供需规划》核心内容是缩减新聘教师规模。具体来看，2026年和2027年公立小学教师招聘规模控制在约2900人，公立中学教师约4000人左右。各地教育厅还会根据退休情况等因素，逐年调整具体编制规模。 在此背景下，2026年新聘公立中学教师人数最终确定为7147人，高于原规划水平；公立小学新聘教师人数则同比减少27%，降至3113人。 教育界指出，随着情绪及行为异常学生和多文化家庭学生数量快速增加，教育需求日趋多样化，但政府仅仅以学生数量减少而制定相关政策，未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 此外，编制教师减少、合同制教师增加的趋势也引发教育界担忧。韩国教育开发院（KEDI）相关数据显示，过去5年间编制教师数量持续下降，合同制教师人数明显上升。全国中小学编制教师人数从2021年的38.0998万人减少至去年的36.5735万人，下降约4%；同期合同制教师则从5.4584万人增至7.1715万人，增加约31%。 教育界还呼吁，将教师编制分配标准从学生人数转向班级数量。不过，教育部对“按班级数核算教师编制”的可行性仍持谨慎态度。尽管如此，教育部表示，将在听取教育从业者意见，并通过与相关部门协商，灵活调整新聘教师规模。 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学校普遍反映教师不足。以2026学年度为例，虽然已增加新任教师，但中途与行政安全部协商后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因此，今后也将持续完善中长期教师供需规划。”

一项调查显示，每五家韩国中小企业中就有四家因本土劳动者招聘困难而选择雇佣外籍劳动者。其中，沟通问题被认为是企业在管理外籍劳动者时面临的首要困难。 韩国中小企业中央会面向1223家雇佣外籍劳动者的中小企业进行《2025年外籍人力雇佣相关综合困难现状调查》，并于12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82.6%的受访企业表示，雇佣外籍劳动者的主要原因是本土劳动者招聘困难；另有13.4%的企业则以降低人工成本为主要原因。92.9%的企业指出，本土劳动者招聘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求职回避”现象。 调查数据显示，外籍劳动者人均月平均人工成本为253.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其中包括工资216.5万韩元、加班补贴32.1万韩元以及其他费用4.6万韩元。若计入食宿费用（39.6万韩元），整体人工成本将上升至292.8万韩元。 在薪酬水平方面，66.6%的企业表示支付给外籍劳动者的工资与本土劳动者相当。此外，97.8%的企业表示雇佣的外籍劳动者人数未达到法定上限。企业未满额雇佣的主要原因包括雇佣成本负担（如申请手续费、提供食宿等，占44.2%）、最低工资上调带来的人工成本压力（36.6%），以及经济低迷导致订单减少（34.9%）等。 据调查，97.1%的企业认为雇佣外籍劳动者有必要设置试用期，所需试用期平均为3.4个月。数据显示，在工作未满三个月的情况下，外籍劳动者的生产率约为本土劳动者的66.8%。随着工作年限增长，能够承担高技能岗位的外籍劳动者比例显著上升，相关企业占比从2024年的29.5%提升至去年的48.2%。超过九成的中小企业认为，为确保生产效率，外籍劳动者需具备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在外籍劳动者管理方面，超过半数的中小企业（52.1%）将沟通问题列为最大困难。其中，因作业指示误解导致生产受阻的情况最为突出，占比达63.9%。 企业在招聘外籍劳动者时，主要考虑因素依次为出身国家（59.4%）、韩语能力（56.3%）以及身体条件（32.9%）。关于现行雇佣许可制度的改进方向，受访企业提出多项建议，主要包括建立对不诚信外籍劳动力的制裁机制（41%）、延长外籍劳动者在韩停留期限（31.5%），以及建立一套能反映外籍劳动者实际生产率的薪酬适用体系（25.6%）等。

一项调查显示，韩国大部分求职者仍倾向于大企业与高薪资，但随着就业形势持续严峻，越来越多的求职者下调薪资预期，采取更为现实的就业策略。 韩国招聘平台Jinhaksa Catch面向1204名求职者进行“2026年最想入职企业”问卷调查，并于11日公布的结果显示，62%的受访者将“大企业”作为首选就业目标。其后依次为公共企业及公共机构（12%）、中坚企业（12%）、外资企业（6%）和中小企业（5%）。 就业者在选择企业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仍是薪资待遇。调查显示，53%的受访者将“高薪”列为首位，其后依次为工作生活平衡（16%）、福利待遇（12%）、成长空间（8%）、同事关系（6%）、工作环境（4%）和地理位置（1%）。分析认为，企业报酬水平依然是求职者择业的核心衡量标准。 不过，在就业困难长期化的背景下，求职者期望薪资水平出现下降趋势。今年求职者期望平均起薪约为4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5万元），较去年的4700万韩元减少400万韩元。求职者实际最低可接受年薪标准平均为4000万韩元。 业界分析认为，这一水平低于求职者的理想起薪，但已接近中坚企业的起薪区间，显示出求职者已将中坚企业的起薪水平作为标准线。这一变化也在就业选择中得到印证。 在薪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6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先以正式员工进入中小企业”，高于“边打零工边准备进入大企业”的36%。 Jinhaksa Catch本部长金正贤（音）表示，求职者仍向往大企业和高薪岗位，但随着就业困难长期化，薪资期望正逐步调整。越来越多求职者不再将第一份工作视为终身职业，而是希望尽快摆脱失业状态，以提升自身能力。

韩国500强企业新任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年龄约下降2岁，整体趋于年轻化。其中，内部晋升比例上升，具备技术背景、熟悉一线业务的现场型人才，相较于财务出身高管，更受企业青睐。 企业分析研究机构Leaders Index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韩国500强企业中，自今年6月至年底公布的2026年度新任CEO共计55人，平均年龄为57.7岁，较上一年下降约2.1岁。随着50至52岁CEO人数增加，企业高管层明显年轻化。从年龄结构来看，1960年至1969年出生者最多，为42人，其次1970年至1979年出生者为11人，而1950年至1959年出生者仅1人。 值得注意的是，最年轻的新任CEO为汽车零部件企业HL Klemove社长李允行（音），年龄为43岁，是此次统计中有且仅有的1980年至1989年出生者。年龄最大的则是三千里（Samchully）社长全英泽（音），为66岁。 本轮人事调整的最大特点是内部晋升比例显著提高。55名新任CEO中，有52人（94.5%）为本公司出身，较去年（89.5%）明显上升。 具体来看，乐天购物任命前乐天流通部HQ财务支援本部长金元载（音，57岁）为CEO，取代了外部招聘的副会长金尙炫；LG化学任命在公司任职近30年的金东春（音，57岁）社长接替辛学喆副会长；KT则任命前企业事业部门负责人朴胤永（63岁）为下一任CEO候选人。 工作经历方面也出现变化。财务出身CEO比例从28.1%降至23.6%，而生产、制造等现场业务出身比例从1.8%大幅上升至10.9%。Leaders Index分析称，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内部选拔降低组织风险，反映出相对保守的人事策略。 在学历方面，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等顶级高校出身人才仍占较高比重，其次汉阳大学出身CEO人数也有所增加。此外，女性CEO人数由1人增至2人，虽仍偏少，但呈现出增长态势。 此外，迎来2026年丙午马年，属马的新任CEO共有3人，分别为乐天控股社长高正旭（音）、SK Broadband社长金成洙（音）和ABL Life保险公司社长郭熙弼（音），均为1966年出生，年龄为59岁。

近来，韩国多家中型广告公司相继倒闭，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AI）冲击广告行业。不过，业内普遍认为，当前广告行业经营状况并非受AI的影响，而是由于经济疲软、消费心理萎缩导致的广告投放规模缩减。 ▲中型广告公司经营困难 广告从业人员减少1% 据广告业界近日消息，今年eMFORCE、D.BLENT等多家中型广告公司相继关闭。6月宣布停业的eMFORCE是一家拥有25年历史的广告公司，曾为三星电子、大宇建设、NEXON、易买得（E-Mart）等大型企业提供广告与营销服务。 广告费曾位列韩国前十的综合广告公司D.BLENT以及被雇佣劳动部评选为强小企业的Dinomad今年年初相继进入企业重整程序。此外，年销售额高达7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的广告公司DDB Korea，同期曝出拖欠外包公司数百亿韩元款项。 在广告业相关指数上，同样反映出其低迷态势。韩国放送广告振兴公社（KOBACO）公布的12月广告景气展望指数（KAI）为99.1。该指数以每月对韩国560余家广告主进行调查为基础，如果预测支出增加的企业多，指数超过100，反之则低于100。今年6月、8月、10月、11月和12月，KAI均低于100。 ▲广告业困境源于AI？ 中小企业冲击更大 有观点认为，广告行业的经营困境源于AI的飞速发展。业界分析，AI正在冲击工作岗位稳定性。以往视频制作需要策划、编剧、导演、拍摄、灯光、剪辑等多个岗位协作完成，如今借助AI，一人即可完成从策划到后期剪辑的全部工作。 韩国数字广告协会副会长申元洙（音）表示：“拥有充足广告量、健全设备和专业人力的公司，能够提出合理报价，但中小公司却面临单价下滑、业务减少的困境，‘人工创意’优势不再显现。” 分析认为，AI已对广告相关就业产生影响。哈佛商业评论（HBR）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在ChatGPT问世一年内，平面设计和3D建模自由职业者需求下降17%，写作相关岗位招聘公告减少30%。 不过，业界普遍认为，当前广告业的困境更多源于经济低迷、内需疲软、高利率及美元走强等多重因素。尽管AI带来了危机感，但很难将其直接与短期内的营收下滑和岗位减少联系起来。 业内人士表示：“电视等传统媒体广告市场持续萎缩，广告向数字媒体转移，产业结构变化影响显著。近来广告主更倾向于投放超大型全球广告，中等规模广告大量消失，行业整体持续承压。” ▲只有大型企业存活？ AI影响下“强者愈强” 业内普遍认为，AI时代将进一步加剧小型广告公司的生存压力。相比之下，具备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大型公司更容易适应AI环境。 韩国广告协会联合会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十大广告公司的代理额合计为21.461万亿韩元，同比增长3%，占整体广告市场的87%，较前一年增长3.1%。大弘企划、HSAD等大型广告公司已纷纷成立AI专职团队，积极应对产业变革。不过，对于AI是否会全面取代广告与影像领域岗位，业内看法仍存在分歧。 广告业界相关负责人表示：“AI确实会影响部分岗位稳定性，但不至于造成致命冲击。相反，现场制作人员正向AI领域转型，AI制作公司也不断涌现。具备明确竞争力的企业反而可能脱颖而出，行业两极分化或将加速推进。”

据韩国财政学会25日消息，为扩大地方大学毕业生进入公共机构就业、推动地区均衡发展，实施“地方人才招聘义务化”制度。然而，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反而出现下滑态势。 一项调查分析显示，制度实施后，地方大学毕业生整体企业就业率较实施前下降约4.1个百分点。即便在实施政策的公共机构，地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比制度实施前低约1.5个百分点。 从工作地点上来看，地方人才招聘义务化制度实施后，地方大学毕业生无论是在毕业大学本地就业，还是跨地区就业，其就业率均出现下降趋势。 分析指出，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公共机构在制度法定化之前，已经开始大量招聘地方人才。数据显示，2018年规定的法定地方人才招聘比例为18%，但截至2017年，公共机构新招聘人员中非首都圈人才占比已高达53.9%。在此背景下，制度正式实施对招聘结构带来的变化相对有限。 其次，地方大学毕业生与首都圈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准备方面的差距也成为重要因素。自2017年起，随着，“盲聘”(blind hiring)和地方人才招聘同步扩大，首都圈大学毕业生在准备国家职业能力标准（NCS）或资格证书等就业事项上更为积极，导致地方大学毕业生在公共机构招聘竞争中未能形成相对优势。 此外，公共机构岗位被视为优质工作岗位，不仅吸引所在地区人才，其他地区求职者也纷纷涌入，整体竞争率上升，加剧了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负担。 分析强调，为提升地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同时，切实提高制度成效，有必要重审现行政策。应从长期视角出发，制定强化地方大学生能力的系统性政策。

在Coupang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引发消费者对隐私保护担忧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在韩中资电商平台的用户规模出现回落。随着市场对个人信息风险的敏感度不断上升，中资电商企业正加快制定应对方案，力图稳固其在韩国市场的经营基础。 市场分析平台IGAWorks旗下Mobile Index于16日发布数据显示，在Coupang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发生前的11月28日，希音（Shein）的日活跃用户数（DAU）约为28万人，截至本月8日已降至25万人；同期，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的用户数也由173万人减少至161万人。相比之下，在主要中资电商平台中，仅有Temu的用户规模保持增长，由135万人小幅增加至140万人。 业内普遍认为，此前持续扩张的中资电商增长势头近期有所放缓，主要在于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接连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不安情绪，并对平台信任度造成冲击。 在此背景下，中资电商企业开始着手推进风险应对措施，其中一项重点是调整韩国本地组织架构。希音已启动在韩国招聘公关、对外事务及法律负责人，这是自去年正式推进韩国业务以来，首次在相关领域引入正式人员；Temu方面也被确认近期已聘请韩国公关负责人。 与此同时，全球速卖通于本月8日修订个人信息处理方针，在各项条款中明确标示个人信息收集与使用的法律依据。与此前版本相比，新政策依据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逐条细化对应条款，被业内视为重要调整。 业内人士指出，此举旨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个人信息相关争议或监管审查提前确保法律正当性，属于企业层面采取的最低限度防御措施。 整体来看，中资电商近期的一系列动作，被解读为在个人信息保护担忧升温的背景下，为降低经营不确定性而采取的前置应对。尤其是在政府与国会对个人信息议题关注度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企业普遍认为有必要提前采取更为主动的措施。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Coupang事件发生后，消费者对个人信息问题的敏感度明显提升。对于中资电商来说，若要在韩国市场持续开展业务，无论在组织层面还是制度层面，相关调整都已迫在眉睫。”

随着韩国就业形势持续严峻，越来越多未能实现就业的青年选择放弃求职，被劳动力市场边缘化的趋势日益凸显。青年群体的经济活动参与率自相关统计以来首次低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出现了近26年来的首次倒挂，引发社会各界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的深切关注。 国家数据处于16日发布的《2025年11月就业动向》报告显示，上月，15至29岁青年就业人口为349.1万人，同比（366.8万人）减少17.7万人，下降4.8%。青年就业率为44.3%，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自去年4月以来连续19个月呈下滑态势。 分析指出，青年群体就业率持续承压，主要原因在于大量青年集中涌向以大企业为代表的所谓“优质岗位”，而企业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不断压缩新增招聘规模。此外，企业更倾向于聘用具备工作经验的人才，以及曾吸纳大量青年就业的制造业持续表现疲软，也被视为影响青年就业的重要因素。 从就业率与失业率同步回落的现象反映出，长期且反复的求职失利导致部分青年放弃进入劳动力市场。通常情况下，即便未能就业，只要持续进行求职活动，失业率往往呈上升趋势；然而近期却出现就业率下降的同时失业率不升反降的异常走势。 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自今年3月达到7.5%的高点后持续回落，4月降至7.3%，5月至9月依次为6.6%、6.1%、5.5%、4.9%与4.8%，连续六个月保持下行。尽管10月与11月小幅回升至5.3%和5.5%，但在就业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失业率未同步上升，反而呈现下降或停滞态势，表明就业市场疲软并未完全转化为持续求职的失业人口，而是导致部分青年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 据调查，今年11月青年经济活动参与率降至46.8%，创自2020年11月（46.1%）以来近五年新低。该指标自今年5月（49.5%）起已连续六个月下滑，下降趋势趋于长期化。经济活动参与率降低，意味着完全不参与求职的非经济活动人口持续增加。 随着青年就业市场困境加剧，自今年6月起，青年群体与60岁以上老年群体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出现逆转。这是自1999年6月开始相关统计以来，26年来首次出现青年经济活动参与率低于老年群体的情况。以上月为基准，60岁以上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率为48.5%，较青年群体高出1.7个百分点，该倒挂现象已持续五个月。 分析指出，受大型企业及公共部门招聘规模收缩影响，面向青年的稳定性岗位显著减少，经济活动参与率大幅下降。而60岁以上人群在就业需求与保健及社会福利相关行业岗位扩张推动下，经济活动参与率持续提升。 专家强调，为促进青年稳定就业，相关政策不应仅停留在短期就业支持，而需从制度层面系统加强其职业发展与实践经验积累，以有效应对日益凸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一项调查显示，正在准备就业的人群中，每10人中有6人虽在进行求职活动，但对就业不抱太大期望，处于“消极求职”状态。 韩国经济人协会10月至11月面向2492名全国四年制大学在校生及毕业生实施就业认知调查，自称正在找工作的受访者中，有60.5%属于消极求职者。其中无实质性就业准备及计划，只是浏览招聘信息的“象征性求职者”占比32.2%，几乎不进行求职活动者占比21.5%，处于休息状态占比6.8%。 当被问及求职态度消极的原因时，超过半数（51.8%）的受访者归因于岗位不足，随后依次为即使积极求职也无法就业（22%）、专业对口或感兴趣领域岗位不足（16.2%）、符合期望的薪资水平及工作条件岗位不足（13.6%）等。另有37.5%的受访者表示因自身能力、技术和知识不足，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 37.1%的受访者认为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较去年更为严峻，仅5.1%认为今年情况将好于去年，但仍在所有选项中占比最低，表明求职准备者对就业形势的负面认知仍在持续。 调查显示，积极进行求职活动的就业准备者今年平均投递13.4次入职申请书，但平均通过简历筛选的次数仅为2.6次。相比去年调查中平均投递6.3份申请、通过1.4次筛选的结果，今年的平均申请次数增加了1倍以上，简历平均通过率为19.4%，较去年调查的通过率（22.2%）下降了2.8个百分点。, 每10名受访者中，有6人预测求职准备期将超过6个月，预计将超过一年的比重为32.5%。根据国家数据处的调查，以今年5月数据为准，20-34岁的未就业人员中，失业一年以上的占比为55.2%，较3年前上升2个百分点。 对于解决青年就业难题的政策方向，29.9%的受访者中选择通过放宽管制等改善企业雇佣环境。其次还有加强职业指导、扩大实习支持等解决人岗不匹配问题（18.1%），以及扩大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新产业、新技术领域的职业培训机会（14.9%）等。 经济人协会经济产业本部长李相浩（音）表示，在高汇率、高物价、贸易秩序重组等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存在的背景下，韩国劳动力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导致企业的招聘能力下降。政府和国会需要通过放宽管制、提供税制及投资支持来提振企业活力，同时对于可能如延长退休年龄等挤压青年就业空间政策的推进，有必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