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韩商工会议所（以下简称大韩商会）11日发布的《韩国理工科人才短缺现状与改善方案》报告显示，韩国在人工智能（AI）、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正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 报告指出，到2029年，预计韩国新技术领域的中级人才将短缺约29.2万人，高级人才将短缺约28.7万人，合计约58万人。报告警告，由于全球AI投资呈现指数级增长，这一规模的人才短缺将削弱韩国AI相关企业的增长动能。 微软、亚马逊、谷歌（Alphabet）、Oracle等全球科技巨头明年的AI投资规模预计将达5200亿美元。对此报告指出，投资的爆发式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对核心技术人才的需求，而韩国的人才供给能力却在急剧萎缩。 报告分析指出，理工科人才不足的主因不仅是低生育率导致的学龄人口下降，更在于优秀学生过度集中于医学领域。 2025学年度自然科学领域的招生趋势显示，成绩排名前1%的学生中，76.9%报考医学院，理工科比例仅为10.3%。甚至在理工科顶尖大学内部也出现“逃离理工科”现象。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过去三年（2021年至2023年）共有182名学生退学转投医学院或牙医学院。报告认为,这一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若不及时出台必要政策措施，将持续削弱韩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报告进一步指出，韩国理工科人才的薪酬水平与其他职业相比差距显著，也是导致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韩国理工科从业者在取得最高学历十年后的平均年薪仅为974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6.8万元），而同期选择海外就业的理工科人才平均年薪高达3.9亿韩元，是本土从业者的四倍。相比之下，韩国医生的平均年薪约为3亿韩元，也远高于理工科从业者。 报告分析称，这种结构性收入差距正在不断削弱理工科职业的吸引力，使得年轻一代更愿意选择收入更高、社会认可度更强的职业，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科技人才的外流趋势。 为从制度层面根本改善韩国理工科人才环境，报告提出三项核心改革方案。首先，在薪酬体系上，应推动绩效导向型改革，引入更能体现成果价值的奖励机制，包括绩效奖金制度。其次，应改善科研成果奖励的税收优惠政策，使研究者的努力能够转化为实质性的经济回报。最后，必须提升科学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通过改善薪酬与工作环境、强化对青年研究者的职业支持等措施，使理工科职业具备更高的吸引力和可持续性。 大韩商会产业创新本部长李钟明（音）表示：“如果不在AI领域全力以赴，韩国制造业将失去未来。必须尽快建立能够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投身新技术领域的激励机制。”

“我可是梨花女大毕业的女人。”2006年电影《老千》中金惠秀所饰郑女士的一句台词，掀起巨大社会反响，甚至引发她是否真的出身梨花女大的讨论。实际上金惠秀毕业于东国大学，但梨花女大与她紧密绑定，源于金惠秀的强烈气场与梨花女大的精英形象相互叠加。直到1970年代，梨花女大出身在韩国上流社会一直是“新娘首选”，象征绝对优越的社会地位。 历代韩国第一夫人中，从全斗焕夫人李顺子到金大中夫人李姬镐、李明博夫人金润玉都是梨花女大出身，政界与财阀更不乏韩明淑、李明熙、玄贞恩、辛英子等人物。“梨花溢价”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达到巅峰。 民主化后韩国女性整体教育水平提升，高校竞争格局生变，梨花女大与所有女子大学一样，开始面临地位下滑与招生压力。自1978年首都女子大学转为男女共学以来，1990年代多所女子大学相继放弃单一性别体制。低生育率造成学龄人口骤减、社会对男女共学与理工科偏好上升、性别意识变化，都在推动女子大学改革。 特惠争议进一步冲击女子大学的地位。首尔八所药学院中，梨花、淑明、德成、同德四所女子大学占据一半以上招生名额，引发男性考生不满。梨花女大法学院作为唯一禁止男性入学的法学院，也在多达百人的招生名额下引发公平争议。甚至在女大内部，也出现为何特别保障部分女性的反思。 近日，同德女子大学决定转为男女共学，成为女子大学在身份与生存之间挣扎的象征案例。学校方面意识到，如果继续固守“女性专属大学”的边界，则会面临惨遭时代淘汰的危机。女权主义关于“保护社会弱者”的主张值得尊重，但无法自动转化成为制度存续的保证。 女子大学问题的实质并非是否共学，而是在急剧变化的教育环境中何去何从。大学的生存，取决于能否读懂时代并主动调整。如果女子大学能够勇于突破身份框架，构建新型教育模式，“女子大学的时代”或许不会终结，而是以更新颖、更开放的形式继续存在。

自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号角吹响以来，这片承载着国家改革开放厚望的热土，在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征程上勇立潮头。 五年来，从企业“走出去”的坚实后盾到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节点，从供应链集群的跨境布局到资产服务的国际延伸，浦东用一系列突破性实践，诠释着“开路先锋”的深刻内涵。 “如果没有浦东走出去中心的全力支持，我们的泰国工厂建设不可能如此顺利。”上海山崎电路板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邬晶祺的感慨，道出了众多浦东企业“出海”的心声。 这家成立于1992年的国家级“小巨人”企业，于2023年启动泰国工厂建设、为拓展全球市场时，却在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时遭遇难题。关键时刻，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介入，以“快速响应、专业解决、闭环跟踪”的服务准则，全程护航问题解决，让企业得以顺利推进一期9500万元投资达产，更安心筹备二期1亿元增资。 企业出海的成功实践，根源在于浦东在服务企业国际化方面的制度性创新。2025年3月成立的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作为全国首家以参事组织形式注册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甫一亮相便展现出独特的生态优势。 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总经理王玥介绍，该平台已构建起“11家理事单位+90余家战略合作伙伴”的服务矩阵，涵盖法律、金融、咨询、会计等全专业领域，更打造了覆盖欧美、亚太、中东等重点区域的270余个全球站点，为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对接到项目落地、风险预警的全流程一站式服务。 如果说“走出去”服务体系是浦东开放的“硬支撑”，那么“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赋能的产业生态构建，则是其发展的“软实力”核心。 这种协同效应，在正创集团的发展轨迹中尤为鲜明。作为名创优品等龙头企业的生态载体，正创集团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造的新零售供应链产业集群，集智能制造、研发中试、装配分拨等功能于一体，既承载着国内零售产业升级的需求，又通过东亚资管的海外布局，将供应链基础设施延伸至东南亚市场，形成“国内集群赋能+海外节点支撑”的全球网络。 同样在创新领域，2025年拜耳、辉瑞、索尼等5家国际领军企业的加入，让浦东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GOI）成员突破100家，一个赋能超6000家企业的“创新生态矩阵”正式成型。这一于2021年推出的创新机制，正成为浦东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 在张江生物医药前沿产业创新中心，拜耳Co.Lab共创平台的实验室里一派忙碌景象。作为拜耳全球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吸引锐正基因、益杰立科等多家中国初创企业入驻。 “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质量与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拜耳处方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肿瘤研究及早期开发全球负责人Dominik Ruettinger道出了跨国企业扎根浦东的深层逻辑——这里不仅是生产基地，更是创新策源地与全球链接点。 这种“双向赋能”的生态效应在浦东各处不断上演。五年来，浦东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重点领域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从全国首家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的设立，到GOI全球创新网络的成型；从“专精特新”企业的扬帆出海，到跨国巨头的深度扎根；从新零售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到生物医药的创新协同，浦东的开放已从“要素流动型”向“制度型”“生态型”全面升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浦东的开放之路仍在延伸。当“走出去”的企业带着浦东印记走向全球，当“引进来”的创新在这里开花结果，当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精准对接，这片热土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创新的精神，续写着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先锋故事。

“江北区泳薰小学、城北区友村小学、中区LILA小学……”每到招生季，这些名字频繁出现在韩国家长的搜索记录中，成为网络社区的关键词。作为首尔最受青睐的私立小学，它们今年再次吸引近三万名家长与学生参与入学抽签。然而，与公立小学“零门槛”就近入学不同，首尔私立小学的入学竞争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根据首尔市教育厅公布的数据，2026学年度首尔38所私立小学计划招生3614名新生，但报名人数达2.9488万人，平均竞争率为8.2比1，创下自首尔市教育厅限制报考小学数量后的最高纪录。尽管韩国生育率已多年全球垫底，学龄人口持续下降，但私立小学入学竞争却逐年攀升，摇号概率堪比“中乐透”。 在2024年以前，报考首尔私立小学可同时申请多所学校无上限，导致2023年的平均竞争率高达12.6比1，为了缓解过度竞争，首尔市教育厅从2024年起规定每一名学生最多只能报考三所私立小学。 今年起首尔市教育厅首次上线私立小学入学门户网站，报名、抽签、录取所有环节全程线上操作。抽签摇号方式采用由校长输入随机数，再与系统数据合成的“乱机自动抽签”，较之前学校各自抽签的机制更为透明。整个流程还通过优兔（Youtube）全程直播，完全消除“暗箱操作”嫌疑。 与完全免费的公立小学相比，首尔私立小学学费通常在1500万韩元至2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万元至10万元）之间，但家长仍趋之若鹜，折射出韩国社会教育焦虑与育儿现实的深层结构性矛盾。私立小学人气持续升温的核心原因是满足了双职工家庭的托管需求。韩国公立小学低年级通常放学时间为下午1点至2点，双职工父母需要安排一系列跆拳道、钢琴、美术等课外补习班来填补时间上的空白。而私立小学提供延时至父母下班时的多样化课后课程，完善的校车接送服务、高质量的午餐与点心，在校内基本可以“一站式”覆盖学生的学习需求。 尽管韩国政府多年来推进教育改革，但不少家长仍认为奉行“快乐学习”理念的公立小学课程较为轻松，课后照护服务不足。因此对于时间相对不自由的双职工父母来说，私立小学不仅是学习场所，更是安全放心的日间照护机构，可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但也有专家指出，校车虽然便利，但长距离上下学可能增加孩子疲劳，有关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不足。 其次，在英语教育领域，私立小学“赢在起跑线”上。按照教育部规定，公立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但私立小学从一年级入学起就开始英语课程，多采用外教沉浸式教学，部分学科使用全英文授课。 教育界普遍认为，私立小学持续走红并非偶然，而是折射出学生家长对于公共教育的不信任问题。尤其在韩国少子化趋势下，“只生一个孩子，必须给他（她）最好的教育”的投资心理让家长愿意承担高昂学费来换取更优质的教育环境。 专家指出，人口越来越少，但教育“内卷”却越来越激烈。前光州教育大学校长朴南基（音）称，私立小学竞争率连续走高，背后是家庭结构变化、教育需求提升，以及公共教育体系功能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在教育改革未取得根本突破，公立学校提升吸引力之前，私立小学的“入学大战”将持续升温，或成为韩国教育不平等结构的加速器。公立与私立的教育环境差距将越来越大，这不仅关乎每名学生的择校，也是韩国教育公平的重大隐忧。

韩国经历12·3紧急戒严事态和前总统尹锡悦遭罢免后，通过提前举行大选成立的李在明政府，在绝不让反民主事件重演的信念驱动下，把“清算与改革”视为宿命般的历史任务，在过去半年间同步推进调查与制度改革。 其中，大型调查团队组成的“三大特检”（内乱、金建希、殉职海兵）担纲调查前线。尤其是赵垠奭内乱特检，对在争议中获释的前总统尹锡悦以滥用职权等嫌疑重新拘捕并追加起诉，另以内乱嫌疑陆续起诉前总理韩德洙、前行政安全部长官李祥敏等人，同时就外患疑案起诉尹锡悦及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等。然而，针对当时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涉嫌阻挠戒严解除表决的调查，在对议员秋庆镐的拘捕令遭法院驳回后暂时放缓。 负责调查尹锡悦夫人金建希各种不当行为的闵中基特检，深入追查德意志汽车股价操纵、明泰均公推干预、建真法师·统一教请托等疑案，对金建希实施拘捕起诉，并把调查范围扩大至尹锡悦的共谋嫌疑。调查海军陆战队蔡上兵殉职事件外压与隐瞒的李明铉特检则确认所谓“VIP震怒传闻”实情，最终起诉尹锡悦等33人，宣布结束调查，但对“营救游说”等部分疑点未能完全查明。 在制度层面，政府围绕人事清洗与制度改革双线推进。李在明为推动对深度卷入戒严事态的国军体系进行改革，自5·16军事政变以来时隔64年首次任命非军人出身的安圭伯担任国防部长官。安圭伯上任后立即更换全部四星上将，大规模调整军方高层，并推动反间谍司令部改组等国防改革措施。 政府同时还对“尹锡悦系”检察体系开刀。共同民主党在9月通过《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废除检察院直接侦查功能，调整为仅负责起诉与公诉维持的公诉厅。担任法务部长官的李在明长期政治盟友郑成湖则通过大规模检察高层人事调动引领检察内部改革。此外，政府成立“尊重宪法政府创新专项小组”，试图清除调查未能触及的政府组织内部戒严残留。 如果说过去半年的工作基本完成清算与改革的底层构架，接下来则会进入需要更加精细化和制度化的深化阶段。如何在“尊重宪法政府创新专项小组”等行动中避免外界担忧的人权侵害，实现“仅切除病灶的精密外科手术”，成为改革能否延续的关键。确保权力机关政治介入不再重演，同时维持既有国家安保与治安能力，也成为制度设计的考验。 初期推进改革过程中的党政分歧可能会重新浮现，因此维持协调与共识以保持动力依旧属于重要课题。与此同时，随着特检调查指向包括首尔市长吴世勋在内的国民力量党政治人物而引发强烈反弹，如何在改革推进与在野党关系处理中实现国民统合，也是未来一段时期的重大变量。

一项调查显示，女性越认为生育后仍能继续工作，其生育意愿就越高。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恩智（音）4日在首尔LSW会议中心举行的“2025面板调查学术大会”上公布了这一研究结果。研究团队基于2024年“世代与性别（GGS Korea）”预备调查，对19至44岁男女共1059人的生育意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女性群体中，若预期生育后能够继续工作，其生育意愿将显著提高；相反，若认为难以维持就业，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尤其在无子女及中低收入女性中表现更为明显。 相比之下，男性虽普遍表达出更高的生育意愿，但“生育后能否继续工作”的预期对其意愿影响不大，与女性表现出明显差异。 金恩智表示，这一结果表明，生育意愿并非单纯源于个人价值判断，而是与生育后能否获得稳定的就业条件密切相关。她强调，韩国社会亟须摆脱传统家庭模式，建立一种既能保障持续就业、又能支持家庭组建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另一项研究也显示，生育正逐步成为女性在劳动市场受阻的关键时点。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李瑞贤（音）表示，生育后男性的劳动市场表现并无明显下滑，而女性的就业率、收入和工作时长却持续下降。尤其在就业率与收入方面，生育后的跌幅最为显著，且即使经过10年也难以恢复至生育前水平。 她补充说，持有传统性别观念的群体在生育后经历的就业与收入下降幅度更为突出，说明性别角色规范正在强化“母职惩罚”的程度和持续性。 在低生育率问题加剧的背景下，学界指出，重建社会信任、提升性别平等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副研究员金恩贞（音）基于2008年至2024年的女性家庭面板调查数据，从年龄、时期与世代三个维度分析女性对婚姻与生育必要性的认知变化。分析显示，以2014年为分界点，25至35岁女性对婚姻和生育必要性的认知出现显著下滑。 金恩贞指出，这一时期恰逢“世越号”沉船事故、性别冲突加剧等多重社会因素叠加，社会不安情绪与对政府的不信任同步上升，深刻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育观与生活选择。她表示，应顺应1990年代出生群体更为务实的价值取向，通过系统性改革，减轻婚育带来的职业中断等不利影响，营造使婚育不再被视为社会或经济负担的环境。

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与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ISTEP）4日消息，忠南大学国家政策大学院科学技术政策专业姜泰元教授在《科学技术&ICT政策·技术动向》期刊上发表《尖端R&D竞争时代：全球科技政策动向与韩国战略》报告指出，过去国家技术差距主要通过专利与知识产权形成进入壁垒，而现在拥有隐性知识的关键人才已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显性知识是指可以通过文档、手册等清晰表达并共享的知识；而隐性知识则来源于个人经历、经验积累、诀窍与直觉，难以复制与传递。姜泰元教授强调，韩国必须通过提供更优的研究环境与回报机制，以及加强全球人才吸引政策，加速人才竞争力的提升。 他指出，韩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平均每1万人中的AI人才净流入排名倒数第三，为-0.36人，处于最低水平。对此，他建议通过强化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全生命周期教育、吸引国际人才以及整合国家人才政策治理体系，构建国家层面的科技人才战略。 此外，他还表示，需要建立能够把个人隐性知识转化并沉淀为组织能力的知识管理体系，实现组织层面的内在积累。 姜泰元教授还提出投资、政策与结构创新的必要性。他指出，政府与民间应该共同分担风险，在战略领域最大化社会影响力，建立新的投资模式。他建议积极利用公共部门缓解高风险、高成本技术领域的不确定性、带动民间资本参与，再由民间主导市场扩散和商业化的“混合金融”模式。 在政策创新方面，他呼吁通过战略情报与政策试验提升政策反应速度，并扩大快速通道、事后监管与监管沙盒制度，以提高对新技术与新产业的适应力；同时，为增强实证效果和数据共享，应该扩大公共R&D成果与数据开放，推动开放科学。 他进一步强调，国家战略需要从单纯技术开发转向连接国家难题与科学技术的结构创新，为解决重大挑战设定明确目标，通过任务导向型R&D体系统一规划研发、监管、基础设施与人才结构，并强化地方政府、大学、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协作机制，以支持地方问题解决模式。

3日晚，在首尔汝矣岛的国会议事堂一带举行“‘12·3’内乱清算社会大改革市民集会”，参加集会的市民手持各色应援棒，纪念“12·3紧急戒严”一周年。

3日，国民力量党25名议员在“12·3紧急戒严”一周年之际举行记者会，对国民发表道歉声明。 李成权、金龙泰等议员在声明中表示，紧急戒严是否定并践踏了国民以血汗铸成的自由民主主义，是反宪法、反民主的行为。作为当时执政党的一员，未能提前阻止紧急戒严，置国民与巨大痛苦和混乱之中，再次向国民低头道歉，并尊重宪法法院将紧急戒严界定为违宪、违法的决定。我们将与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在内的主导戒严的势力进行政治切割，对过去进行反思和审视，以勇敢的决裂面向新的未来。通过刮骨疗毒式的变化和改革，重新成为能够带给国民希望的政党。 在道歉声明上签名的议员，包括党内被归类为“亲韩派”（亲韩东勋）、“四届元老”安哲秀等25名议员。 当天，国民力量党党首张东赫在脸书发文称：“戒严与随后引发的弹劾引发韩国政治连续的悲剧，令国民与党员感到失望、陷入混乱，作为党首我深感责任重大。”张东赫的发声，被视为在戒严事件一周年之际，对党内“道歉并与尹锡悦决裂”的要求的回应。

一项调查显示，韩元持续走弱，不仅削弱家庭实际收入，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尤其低收入群体及中小企业影响显著，或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不均。 分析认为，韩国需在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应为韩元兑美元汇率升至1500韩元（约合人民币7.22元）区间提前制定相关政策。 当前汇率持续走强，可能将助推已升至2%区间的物价涨幅。8月韩国消费者物价涨幅一度降至1.7%，但9月回升至2.1%，10月进一步升至2.4%，创下近一年三个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物价涨幅为2.2%，但接近体感物价的生活物价指数已连续两个月维持在2.5%。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分析显示，韩元兑美元汇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当季消费者物价上升0.04个百分点。韩国银行（央行）相关负责人也指出，汇率每上升1%，消费者物价大约上涨0.03%。 物价上涨最终将导致家庭实际收入下降与消费萎缩。食品及燃料价格上升推高体感物价，而韩国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冻结状况，使借贷利息负担无法得以缓解。尤其是生活必需品支出占比高的低收入群体将受到更直接的冲击，且承受的利息压力更为沉重。韩国银行近期也对汇率上升可能带来的物价影响保持高度警惕。 高汇率同样给企业带来压力。进口原材料及零部件价格上涨将推升生产成本，导致企业盈利能力恶化。如果企业将这部分成本转嫁至最终消费价格，或进一步推高消费者物价涨幅。 特别是汇率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薄弱的中小企业，预计将受到较大冲击。以价格竞争力为核心的中小企业很可能难以将成本上涨部分反映在供货单价上，预计将承受更多负担。 分析指出，韩国亟需通过结构改革提升韩国经济体质，并提高资本市场吸引力。同时，政府应制定应对汇率进一步上升的政策预案，以防范潜在冲击。